我国的灯具从何时开始出现，一直都未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孙机先生认为：“大约出现于春秋”；熊传新则认为：“至迟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和使用了灯”……而汉代的灯，是什么样的呢？《西京杂记》中有一段令人回味久长的描述：“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汉高祖刘邦在咸阳宫中所见金玉珍宝不计其数，最为惊异的竟然是盏青玉五枝灯，可见此灯的取材、设计与制作必定非凡。而这一记载似乎又如一粒火种，点燃了汉代人对灯的痴迷，照亮了两汉制灯的热忱。那么，汉代的灯具究竟面貌如何，且一探究竟。
（战国晚期—西汉早期）玉勾云纹灯 玉质 高12.8厘米 盘径10.2厘米 足径5.9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豆形灯是汉代最常见的灯的类型，由模仿豆形器而来，陶豆灯更是获得了这一时期最高的普及度。豆形灯的所有者无论贵贱，不分贫富，仅材质与制作精美程度有别。故宫博物院所藏玉勾云纹灯，灯座、灯柱、灯盘三部分由榫卯嵌合而成，三部分皆由白玉琢成。灯座琢柿蒂纹；灯柱下半部分为圆柱形且收腰，上镌勾连云纹，上部为三棱形，连接一直壁浅盘，浅盘外壁亦是满布勾云纹，内凸雕一五瓣团花灯芯座。汉墓几乎没有出土玉质灯，此灯研究者将时代定为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无法完全肯定，概因同类型参照物较为稀缺，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它原本的主人身份地位非常之高，才得以与之相配。
玉灯珍贵，汉代的青铜灯具也并非普通人所能拥有。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出土青铜灯具的汉墓墓主大多非富即贵：他们或是各地的诸侯王，或是地方的官吏，亦有可能是富庶的地主阶层。就出土的比例来看，国力相对强盛的西汉时期，青铜灯具的出土数量也较多，而某些特定类别的青铜灯，所流行的时间也有所差异。青铜灯中有较为简约者，试以雁足灯为例。此灯目前最早见于公元前三世纪的遗址中，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达到巅峰。雁足灯的所有者大多为汉室贵胄，有一些还镌刻铭文，铭文内容涉及重量、尺寸、制作年代、制作者、督造者、所有者等信息，是官方制作灯具的最佳典范，展现了彼时严格的品控标准。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中宫雁足灯主要构造即为灯座、灯柱、灯盘。灯座通常类雁爪仿生，上顶一圆凹形灯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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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宫雁足灯 高24厘米 盘径13.8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中宫雁足灯出身高贵，灯盘外底即已自镌来处—皇后之宫（中宫），此灯造于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细辨雁足灯，可见灯座雁爪前面三爪较长，后面小爪隐后的细节均刻画到位，灯柱关节起伏之势拿捏无虞，整体透露出一种形态把握的科学与准确感，展现出皇家之器的庄重与大气。作为一件标准的官方作坊所制铜灯，此灯盘底部的一系列铭文很好地记载了当时的材料所耗、制作与监管官员等信息，是汉代物勒工名制度的见证。
大雁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忠义与诚信的象征，良缘的缔结与士大夫的相交，都喜执雁为礼，以示珍重。这种对雁的热爱即使到了宋代，都一直热烈，在如火如荼的金石学研究的影响下，吕大临的《考古图》中留下了汉代雁足灯的痕迹，陆游的诗里吟起了“眼明尚见蝇头字，暑退初亲雁足灯”的欢喜。
汉代雁足灯的结构简约而不失庄重，是将动物造型元素巧妙融于汉灯设计的一个代表。除去鸿雁，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铜质的羊、牛、犀牛、凤凰、鹿、鱼形灯等也有发现。这类灯自西汉早期至东汉中后期都有出土，并无太多地域限制，各具特色，每一件都凝聚了匠人的心血。相较于雁足灯，此类铜灯多以完整的动物形态为主，使用时将灯盘打开，注入灯油即可点燃，不用时熄灭后，灯油流入动物造型的腹腔中储存，以待下次启用。此类灯具在巧用动物身体结构的同时又兼顾节省燃料，体现了汉灯设计的自然之趣与节约意识。
1982年陕西凤翔县出土的羊灯是汉代常见的一种羊灯类型，类似的羊灯在河北满城汉墓1号墓也有出土。该灯以羊背为灯盘，羊颈处有活钮，尾部有一提钮。使用时仅需揭开羊背翻转向上置于羊头，注入灯油即可，不用时则让灯盘里的油脂流入羊的腹腔贮存。羊温顺安详，自古以来即为吉祥与和美的象征，广受喜爱。此羊身形饱满，羊角弯曲，肌肉线条有力，匍匐的姿态被刻画得生动写实，几乎可视作一件羊形雕塑，集观赏性与实用性为一体，是汉代动物造型铜灯的代表之作。
（汉）鎏金铜鹿灯 盘径22.2厘米 盘深2.1厘米 通高45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目前可见的汉代动物类青铜灯大约十几件，数量并不多，大多与羊灯类似，呈一种沉静的蹲踞之态，鲜有捕捉动物活动之状的作品。而江都王刘非墓所出的一组鎏金铜鹿灯，则显得有些特别。这组铜鹿灯有两件，通体鎏金，整体由鹿形灯座、灵芝灯柱、圆形灯盘组成。灯座的刻画最为生动：鹿昂首屈膝，张口衔芝，身体肌肉的起伏展现衔芝一瞬的整体张力。此灯圆凹形灯盘中另有三个烛钎，鹿角另铸，通体可以拆卸，体现了汉灯设计的美观与实用性。
自古以来鹿就是祥瑞、长寿的象征，鹿衔灵芝的形象也多表长寿安康，到了明清时期鹿更因谐音为“禄”，而成为象征“福禄寿”的吉祥纹样，自宫廷至民间广为流行。当然，鹿的非凡寓意不止于此。沈约的《宋书》有载： “天鹿者，纯灵之兽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备则至。”沈约是南朝人，《宋书》载刘宋事，可见即使是两汉后，灵鹿的出现与否依旧是帝王是否施行仁政的一个象征，故而鹿广受统治者喜爱，成为权力、财富的象征。
鎏金铜鹿灯出土于江都王刘非墓中，刘非是汉武帝同父异母之兄。《汉书》载： “非年十五，有才气，上书自请击吴。”可见刘非十五岁就已参与平定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期更请缨参与抗击匈奴。刘非为人好气力且礼贤下士，尊重并采纳董仲舒的治国意见，是一位有着较高治国理想的诸侯。他的墓中出土的这组鎏金铜鹿灯足以表明其非凡的地位及其对自身较高的要求。
同样是在刘非墓中，另有一组青铜灯具也非常引人注目。该灯由蟾蜍形灯座、灯枝以及灯盘组成。灯枝曲转仿树木曲枝，每一枝头均连圆形浅灯盘，蟾蜍身形扁平，四足蹲踞撇向外侧，圆眼阔嘴若含笑，身体上的颗粒起伏展现无遗。一组灯分两件，两件灯的蟾蜍座公母有别，背部中央有銎，可与灯枝榫卯相合。这种由灯座、多个曲枝与灯盘组成的树状灯具，是汉代的多枝灯中较为简单的一类，多枝灯多用灯盘或灯枝数量来命名，有三、四、五、七、八、九、十、十二、十三枝等，材质分陶、青铜、铁等，流行的时间跨度较大，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晚期都备受人们青睐。
青铜多枝灯因使用者社会地位较高，故出土并不多，目前仅见十余件。刘非墓所出的青铜五枝灯造型优雅简洁，并无冗杂装饰，典雅中透出清新趣味。久久凝视，试想其点燃时的场景，曾几何时，它也如火树银花般装点了江都王的宫殿，照亮并温暖了每个漆黑的寂夜。
彩绘陶百花灯 高110厘米 底径39厘米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藏
相较于江都王刘非墓中所出的青铜五枝灯的简雅，汉代另有一类多枝灯—百花灯（百枝灯）则显得热闹非凡了。陶百花灯较集中发现于黄河流域，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地区多有出土。得益于陶质材料的天性自由，可塑性极强，百花灯的制作充满了各种生机与可能。
以河南济源轵城桐花沟M10出土的彩绘陶百花灯为例：该陶灯为泥质红陶地，由覆盆形灯座、灯柱、灯盘、曲枝灯盏、龙形灯饰等组成，通体施红、白等色。底部的灯座为覆盆状，上塑山峦、河流，亦有猪、羊、鹿、独角兽、犬、兔、人等穿梭其间，生机勃勃。覆盆状的山似是汉代传说中仙山昆仑的形象，据《海内十洲记》的记载，昆仑山“方广万里，形如覆盆”。该灯底座上分成三层的动物、人物，又与《尔雅》中“三山为昆丘”的记载相合。灯盘分三层，下面两层口沿处插乘龙羽人、曲枝灯盏，两层灯盘间的灯柱上亦有曲枝灯盏，灯盏塑成飞鸟状，最顶部灯盏塑成展翅天鸡（有学者认为是朱雀、凤凰或金鸟）。这一盏生机满布的百花灯背后蕴含的是汉代厚葬之风盛行，谶纬之学、神仙方术风靡的社会状态。济源轵城地区在汉本就富庶，该地曾先后成为惠帝之子刘朝、文帝之舅薄昭的封地，而后侯国渐被中央政府削弱，沦为食邑，却因土壤肥沃、农业生产繁荣而成为“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的乐土。就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大型百花灯的主人不是高官贵族，就是地主豪绅，显然此灯也非豪门贵户不出。
富庶地区的豪门贵户用以随葬的百花灯，一般灯座是传说中的仙山昆仑，灯沿附引魂升天的羽人仙使，灯盏顶部为“常明”的天鸡，灯柱则是连接天地阴阳的天柱。如此一来，一幅热闹非凡的逝后升仙之况便出现在了眼前，仙山昆仑自是云雾缭绕、神禽瑞兽毕集，一派祥和之境。羽人乘龙相迎，引魂登天之路即为一条永生长明之途。如此一来，汉人崇尚的“事死如生”的厚葬观，死后登仙的追求，也就可以在百花灯上一一点明—这一世的富贵到另一个世界也将永续永存，世世常青，代代长明。
（汉）红绿釉长明陶灯 高27.8厘米 1969年河南济源泗涧沟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长明、长青是汉人的追求，相较于百花灯的满目繁华，寄托重重，另一类长明灯的寓意则显得更加直接明了：一只憨态可掬的蟾蜍灯座上立一灯柱，灯柱顶端是乖巧的蹲踞状的玉兔，玉兔上方则为一翘首舒羽的金鸟。陶灯红陶质地，红绿釉色施于周身，虽不见富丽之气，却也平添了几分韵味。蟾蜍、玉兔是汉代月亮的象征，金鸟则为太阳，日月相加即为一个“明”字，长明之灯由此得名，朴素的意象组合寄托着平凡的愿景，一灯长明即为凡人之愿。
从江都王刘非墓中的鎏金铜鹿灯、青铜五枝灯到济源地区的陶百花灯（百枝灯）、长明灯，汉代贵族豪绅墓所出的灯具从不乏令人惊叹的作品，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掘所发现的灯具，总能刷新我们对汉代制灯工艺的认知。此处不能略过一个汉灯宝库的发掘记忆—满城汉墓。广为人知的满城汉墓发掘经过不再赘述，这座1968年发掘出土金、银、铜、铁、玉石、陶漆等文物万余件的汉墓，主人为中山靖王刘胜与妻窦绾。作为一位史书明确记载的“乐酒好内”的快活诸侯， “中山王但淫奢，不佐天子抚循百姓……”其与妻子墓中所出的大量随葬品也足以佐证武帝这位异母兄长的豪靡日常。仅以灯具来看，目前广为人知的就有长信宫灯、西汉带罩铜灯、西汉羊尊铜灯、西汉组合式铜灯、西汉带铭铜卮灯、西汉当户铜灯、西汉椒林明堂豆形铜灯，等等。
（汉）长信宫灯 通高48厘米 河北博物院藏
素有“中华第一灯”之誉的长信宫灯，是汉代制灯的巅峰之作。“长信”之名得于灯上的铭文。该灯器身九处铭文计65字，记载了灯的重量、容量与流转信息。这盏制作于约公元前151年的作品，通体鎏金，主体为一跪坐执灯侍女形象，侍女神情恬静，身体内部中空，侍女的头部、身躯、右臂和灯罩、灯盘、灯座均可拆卸，便于清洗组合。最为巧夺天工的是，此灯以侍女衣袖与右臂为通烟管道，将燃烧后的灰烬沉淀于侍女体内，如此一来，燃烧时就不会产生大量污染环境的烟烬。该灯因极为超前的环保意识、巧妙的匠心与丰富的铭文信息，成为目前所见汉灯之最。
长信宫灯的构造思路，是西汉一类特定灯的品种—釭灯的设计构思。关于釭的解释，《释名》载：“釭，空也，其中空也。”《广雅·释器》记： “凡铁之中空而受枘者，谓之釭。”简单理解即为有空腔或空管构造的一类灯，这类灯据目前考古发现，东汉不见，西汉多见，形状各异，有鼎形、雁鱼形、牛形、人形等。此类青铜灯具结构巧妙，制作精美，为汉代贵族所喜爱。
(汉) 当户铜灯
有意思的是，还有一类以人俑为灯座的汉灯见于满城汉墓。该灯名当户铜灯，灯座为一身着直襟短衣，手套臂鞲的匈奴当户形象（当户为匈奴的官名）。当户左手抚膝，右手擎一圆形、直壁灯盘，盘内有烛钎。在诸侯的墓中发现半跪的匈奴形象，也足以反映出当时汉廷与匈奴的关系。俑座灯的灯座多为外族形象，外族或单膝或双膝跪地，头顶或手擎灯盘。这样的灯，陕西、湖南、广东、广西地区多见，且每件均有一定的个性。
也许从汉高祖刘邦在秦宫见到那盏青玉五枝灯开始，便点燃了一个时代对灯具四百余年的痴迷火种。汉代是一个灯具蓬勃发展的时代，当时宫殿广建，耳熟能详的宫殿如长乐宫、长信宫、未央宫、椒房殿、建章宫等，每个歌舞升平、豪饮欢愉的夜里都少不了一盏应景灯的装点。汉代也是独尊儒术，官学、私学兴盛的时代，每一位儒生苦读的夜里，也总少不了一盏灯的陪伴。
汉代的各个场合—读书、沐浴、宴饮、夜行等，都缺不了灯。彼时的人也因“鸣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销”而将灯烛的燃烧奉献提升到了精神自勉层面。
汉人对灯的喜爱催生了一系列以材质与品种的灯具创作，材料最易得且可塑性极强的陶灯，无论是豆形、浅盘形、俑座，还是多枝灯（包括百花灯、长明灯）等皆获得了最广的普及，深受各个阶层尤其是普通民众的青睐。而青铜灯具中的豆形灯、动物形灯、多枝灯、釭灯、俑座灯、卮灯、耳杯形灯、浅盘灯因材料和铸造水平的要求，则多见于各地诸侯王及贵族豪绅之墓，相较于陶灯，显得更加庄重内敛。因为是中央或诸侯官方作坊的产品，所以差异性并不大。这类灯多镌铭文以述物品的重量、尺寸、所有者、监造以及制作工匠等信息，如上文提及的中宫雁足灯、长信宫灯、当户铜灯等。汉代的灯还有玉石、铁、木等材质，由于美玉之难得、琢玉之艰难，玉灯出土稀少，除本文提及的故宫所藏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玉勾云纹灯外，目前仅知的还有一件藏于西安收藏研究院的蓝田玉灯。
汉代据传也是元宵节产生的时代，汉初平定“诸吕之乱”后，文帝深感太平不易，故而将平定诸吕之乱的那一日—正月十五—定为家家张灯结彩庆祝的日子，元宵节由此诞生。从汉灯我们可以知晓诸侯贵族生活豪奢安逸、厚葬成风、谶纬与神仙方术等学说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一盏小小的灯寄托着彼时的人对于世界的思考，对于自我品行的约束，对于羽化成仙的痴迷，对于等级的界定，对于民族关系的把握，对于事死如生的坚持。
一盏华灯点燃，一如星空点点，充盈其室，妆点人心，照耀两汉光阴。
注：本文作者为上海博物馆馆员，原文标题为《列星盈室——汉灯的故事》，全文原刊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第35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