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路灯》
第五章 初露锋芒
（一、二）
（一）
荷钢公司在安徽省荷花市。荷花市附近有铁矿，日伪时期，日本就在南向山开挖矿石。这里是硫铁矿。日本人把开出的矿石用小火车运到江边，在那里建了个小高炉，把炼好的铁和提取的硫磺运回日本，加工成枪炮手榴弹。用来屠杀中国和东南亚人民，十分可恶。
1957年，全国大办钢铁，中央决定以日本的小高炉为基础，组建荷钢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分别来自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南化建设部队，约一万五千人。因荷花市属华东地区，荷钢公司机关暂设在南京市，工人和技术人员分散在各个矿点。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城市物资供应困难，物价飞涨。中央对经济工作实行“整顿、调整、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下放部分城市人员到农村。
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顺口溜:“七级工八级工，不顶农民一沟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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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食堂停办，开始借地，开放农贸集市，农村经济渐渐活络，市场供给形势有所好转，城里工人也纷纷要求回农村，当时荷钢公司仅剩五千人。
1964 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工业又要上马，下放职工大批回流，只要有个证明材料，都可以回来上班。冶金部从铜陵钢官山、北京丰台桥梁厂调来部分职工，又接收一批上海支援内地建设的青年人，共计两万五六千人，算是把公司构架搭了起来。荷钢总公司也由南京迁入荷花市。
荷钢总公司包括荷钢公司(生产单位)、荷花设计院、荷花冶金建筑公司(施工单位)。三家互不隶属，又密不可分，但都归冶金部。中间虽几合几分，现今仍处分治状态。乃文他们来到荷冶建筑公司报到后，领导说月底人员到齐后，开个会，然后再分到下边的分公司。没分配前可住荷冶招待所，每人可在公司财务处借一个月的工资42元。他们拿到工资后非常高兴，因为从来没拿过这么多的钱。
一天，乃文和桂荷去邮局把吉老师的家信寄出后，顺便来雨山湖边散步。说到工资怎么花，桂荷说:“我打算每月往家寄20元。我妈眼不好，父亲是泥水匠，收入少，人口多，经济一直困难。这些年供我上学，更不容易，以后我要尽力支援家里。”
乃文说:“我打算给西安大姐寄10元，给老家寄10元——我伯和大哥各5元。家里这些年供我们上学太不容易了。”
桂荷说:“我听早来的同学说，中央有指示，各大学应届毕业生都要到工厂、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并不是让我们上班工作哩!”
乃文说:“这才好呢!刚出校门，什么也不会，真给个工程我们看着还傻眼呢。这样给个缓冲期，让我们看看咋施工，心里有点底，再上班心里也不怯乎啦!”
桂荷说:“也是。我们的专业课基本没学，一上班当技术员，恐怕还拿不下来呢。只是不知道我们能否分到一块，别分到不同公司，山南海北的整年不见面，那就糟啦!”
乃文说:“再远也是荷冶，会常见面的。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我们一定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叫干啥就干啥，再苦再累我绝无怨言，就是让看大门，打扫厕所，我一定会比别人干的好。”
桂荷说:“再苦也比你们拉煤、卖煤土强。只是……”
他也明白了她要说的话，接着说:“我俩的事情等一切安排妥当就绪了，再向组织上申请。我们两家的事我都知道，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的。我们家还有二哥和玲妹。方兄上了班，大姐处也松话了。今后，我俩集中精力支援你们家，寄钱或把你父母接来都可以，你看行吧?”
桂荷满意地点点头。
二
公司组织部的陈十林部长，给读了几段毛主席关于知青接受再教育，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和解放军学工学农的最高指示后，又讲接受再教育的重大意义。
他说:“南京大学有对教授夫妇下乡，看到农民在畦田里撒稻谷。”
女的问:“这是干啥哩?”
男的说:"畦稻苗，准备插稻秧。”
女的说:“大米不比稻谷好吃，直接种大米多好。“
男的说:“那不行。我前些时候下乡，也闹了个笑话，农民正耩谷子，我说直接种小米不比种谷子好吗?”
农民说:小米、大米不能种，他们是从谷子，稻谷中脱粒出来的，就像鸡蛋必须经过孵化才能出小鸡一样。”
陈部长又接着说:“教授有知识，但没种过地，没有生产实践，才闹出了以上笑话。知识分子不与工农相结合，学的理论不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同样会闹出笑话。你们在校学了课本知识，但没经过阶级斗争，缺少生产实践，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缺少这一课是不行的。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叫大家下农村、进工厂接受再教育的重要意义。农民、工人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够大家学一辈子的。同学们工作分配后，一定要埋头向工人师傅学习，千万不能骄傲翘尾巴，看不起他们是要犯错误的。”
乃文和桂荷分到了三公司二支队，乃文是泥瓦工，桂荷是钢筋工。当时荷冶有两大工程:一是二三〇工程，二是六三〇工程，即轧磙直径分别为230厘米和630厘米的板材工程。他俩都在六三〇工地，主要任务就是:白天跟工人师傅干活，晚上学习手著、报纸，发言谈心得，写批判大字报，晚10点下班。
一天下班，乃文见到桂荷问:“工作累不累?政治学习紧不紧?”
她说:“工作倒是不累，就是工人师傅的好多话我听不懂。”
比如一位工人师傅说:“有些人披着老马的小袄，藏在我们党里，一天到晚卖老海，搞端不上桌的菜。好半天我才明白过来。”
乃文说:“我也遇到俩人发言，令人哭笑不得，一个是张铁头班长去公司开了一天会，说领导一个劲说'上层建筑’，我再也弄不懂啥叫'上层建筑’；一个叫沙三九的工人师傅说:'我们每天上脚手架工作，在最高处，我们就是'上层建筑’；张班长表扬说:'大家都要向沙师傅学习，能结合实际，活学活用’。还有一次学习毛主席讽刺赫鲁晓夫土豆加牛肉就是共产主义的诗。一个叫高山的工人师傅说心得体会:'土豆炒牛肉吃了肯放屁，毛主席不让他放。我想笑又不敢笑。张班长问我:'小卫，你说高师傅说的对吧?’我既不敢伤他的自尊心，说我翘尾巴，又不敢附和，当时灵机一动说:'臭屁当然不让它放了。’你说好笑不好笑?”
她说:“上边就是叫我们来接受工人的这些教育吗?”
乃文说:“他们没学过哲学，文化不高，但他们很能吃苦耐劳，不论干啥活，从无怨言；对人热情，生活朴实，心地善良，说话直爽，从不拐弯抹角。比如我跟的赵广建师傅，他双手老茧涩的像树皮，干起活来从不惜力，一天能砌三千块砖，上下左右笔直。他不仅教我吊线、挂浆，还常对我说:'小卫呀，把技术学到手是自己的，不管谁来了都不怕，即使打你右派、反革命，也饿不着。咱就是掂刀干活卖苦力的，对谁都有用。’我想以后应学他们这份吃苦耐劳，工作执着、对人真挚、心底淳朴的高尚品质，不能光看表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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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卫冠武，男，汉族，1943年元月生，东关村八组人，家住担水堂后祖师阁前。1969年西安冶金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省马鞍山市中国第十七冶金建设公司，任工程公司副经理，副处职务。后调入总公司劳资处，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十多年，高级工程师。2003年在劳资处退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