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夏威夷这样一个传统型社会中，现代性因何和如何发生，是一个饶有兴味的历史问题。文章尝试由史实出发，从经济、观念、社会文化、政治、宗教等多角度，对夏威夷社会的现代性孕育问题进行剖析。1819年之前的三十余年，是夏威夷王国孕育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在外来资本力量的强势冲击下，夏威夷社会发生悄然改变：经济上发展起以对外贸易为中心的初级商品经济，社会观念、文化和风俗习惯发生向西方价值表现的转向，政治上创建起具有欧洲近代特征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萌生了具有一定现代特征的国家和主权意识，现代性初步孕育滋生。传统宗教和禁忌体系却依然从根本上规范并禁锢着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夏威夷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已迫在眉睫。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2016年09期
现代性(modernity)①的发育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先行条件和客观表征，往往呈现为一个亦步亦趋的过程，夏威夷的现代化历程也是如此。而在传统的历史学著述中，夏威夷的近代社会变革被普遍认为开始于1819年，以王国全面废除禁忌体系为标志。之前的卡梅哈梅哈一世统治时期，则通常被称为“以社会与政治保守主义为特征”的传统的延续和巩固阶段②。这一历史叙述方式主要是就此变革已呈现的能造成结构性影响的显性结果而言的，至少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可能导致对该时期夏威夷社会发展特征和性质的误判；第二，可能使读者混淆变革的转折点和变革发端的时间，掩盖变革产生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的差别；第三，进而可能造成对导致1819年之后夏威夷社会全面变革发生的根本动力的错判。
实际上，从18世纪80年代起，夏威夷的社会发展就已处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之下。1786-1819年间，在西方物质力量和观念的侵袭作用下，夏威夷传统社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问题。卡梅哈梅哈一世当政后，在继续沿用传统宗教和禁忌体系以稳定社会结构的同时，充分吸收西方经验，适度革新政治、经济内涵，放宽文化禁锢，不仅为夏威夷社会实现稳定和长期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而且还在客观上为其社会结构的全面变革做好了准备。本文尝试从经济、观念、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入手，梳理并挖掘在异文明的冲击下，传统的夏威夷社会如何初步萌生出现代性要素，进而促成全面社会变革的发生。
一 商品和贸易：现代经济要素与变化之发端
1778-1779年库克船队的造访，开启了夏威夷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库克之死的确在欧洲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心理恐慌，此后六年多的时间里，欧洲人没有再踏足夏威夷群岛。1786年，随着欧洲贸易商的到来，群岛的沉寂和封闭再次被打破，并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外邦人”重返带给夏威夷社会的，将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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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夏威夷的白人中多数是唯利是图的贸易商，他们向夏威夷人展现了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力量：“漂浮的岛屿”般的大帆船、锋利的金属刀剑和威力巨大的枪炮，以及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各种新奇的工业产品或手工产品。在导致库克之死的那场冲突中，英国人对当地人使用了火枪，打死一个酋长和一些平民，给夏威夷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③。西方物质力量跟夏威夷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就让他们认识了其可怖又可羡的“物”的威力，并助持有者获得“神”的身份。在一个技术相对落后、物质高度匮乏的社会里，物质就一定会对人构成最大最直接的吸引力。传统的夏威夷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农业社会，只有简单的手工业，没有商业贸易。物质生活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生产力水平还未跨越新石器时代。在传统封闭环境里，夏威夷人的思想禁锢于表现为现实的历史时间里，在实现适度的欲望中享受恬淡和满足，没有更多的可能性会对这种现实合理性形成冲击，一切都是相对稳定的。如今，在突然出现的巨大的物质和技术诱惑面前，原有的现实合理性被打破，变化的发生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了。随着贸易商的到来，夏威夷人通过实际参与到贸易中，逐渐更全面地了解并进而试图追求和占有这些物质力量，由此促进了群岛的经济发展，出现商品经济的萌芽。这是物质力量快速积聚带给夏威夷社会的最直接的显性影响。而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公平性，决定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集中在统治阶层，即国王和大酋长。卡梅哈梅哈一世统治时期，经济的发展集中体现在贸易和农业两个方面，两者又可归为一个，因为此时期农业发展的典型特征就是以贸易为主导的转变。
贸易之所以出现在夏威夷经济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国王和酋长对外国产品的无节制需求：最初是铁器和日常生活中的小玩意儿，后来随着内战的蔓延，对西方的火器——枪、炮和弹药——以及西式船只的需求剧增。群岛统一后，生活的安定催生了统治阶级的享乐之风，大量模仿欧式生活导致对欧式建筑和奢华家居用品的巨大需求。通过贸易，主要有三类产品被白人大量输入夏威夷：一是作为战争物资的枪炮和弹药；二是作为生活用品的布匹、衣物、厨具、床，以及镜子、梳子等其他各种小件日用品，欧式的房屋也被引入；三是外国造的更大更先进的船只以及相关的造船技术，同时能够满足战争和生活两个方面的需求④。各类历史记载记录了大量外国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夏威夷的情况。仅举数例：1788年，酋长卡伊阿纳从国外采购回来大批物品，包括：锯子、短柄斧、布匹、地毯、瓷器等，盛满五艘独木舟⑤。1818年，国王购买了价值400担檀香木的各种物品，包括“铁钉、橄榄油、漆油、刷子、面粉、大米、糖、树脂、芒硝、野营水壶、茶壶、烘焙盘、撞柱和旧铜”⑥。次年3月，他又购置了2件衬衫、16桶朗姆酒、1盒茶叶和价值8000美元的枪支弹药。王后卡阿胡马努和另外4个酋长则各买了1件衬衫。5月，王子利霍利霍买了80支毛瑟枪、34桶火药和大量的子弹、燧石。首相卡拉尼莫库则买了1件衬衫、价值1200美元的布⑦。“疯狂地买船更是夏威夷酋长们长期以来的一个大弱点”，并因此造成夏威夷国王和酋长们负债累累。在去世前十余年间，卡梅哈梅哈共购置了不少于6艘的船。1819年5月，利霍利霍又买下1艘价值4160美元的单桅帆船，卡拉尼莫库购买了1艘价值51750美元的双桅横帆船⑧。
此时的夏威夷群岛尚未出现货币，没有可供支付的贵重金属，要实现交易只能是以物易物，他们必须提供能让贸易商获利的交换品。最初，群岛上可用来交换的产品只有食品、淡水和烧柴，且可供应数量有限，很快就无法满足与日俱增的需求。1791年以后，欧、美商人尤其是新英格兰的捕鲸者，把夏威夷当成了补给站和贸易中心，对食品和淡水供应提出更大的需求，由此导致夏威夷传统农业发生深刻的变化，集约化农业生产方式首次出现⑨。1795年，卡梅哈梅哈让自己的军队屯耕马努阿河谷，在斜坡上大片开垦荒地，种植甘薯和芋头⑩。为提高渔业产量，他又根据捕捞工具的不同，对治下的渔民进行了细致分类，并任命了两个头领管理所有的渔民(11)。
农业上更大的变化，是农作物种植种类和畜禽养殖种类的增加及规模的扩大：一些新的动植物种类被引进，并开始集中大面积养殖或种植，用于交换。1778年，库克船队带来了西瓜、南瓜和洋葱的种子(12)。1792～1794年，温哥华先后将2头公牛、8头母牛、2只山羊、6只公绵羊、8只母绵羊及葡萄、桔子、柠檬、杏和一些蔬菜种子等引进夏威夷(13)。1796年，布鲁顿的船队又再次带来葡萄和一些蔬菜种子。并且，他还看到，岛上已经有了卷心菜和萝卜(14)。据说，也是在这个时期，美国人把白马铃薯带进了夏威夷(15)。1798年，瓦胡岛的“土地保持着最好的耕种状态……还有一些外国人引进的农产新品种，如西瓜、甜瓜、南瓜、卷心菜以及许多我们花园里常见的蔬菜”(16)。西班牙人唐·马林留下了他1813年瓦胡岛试种咖啡豆的记录，他还种了“一些菠萝和一棵橘子树，还有黄豆、卷心菜、马铃薯、桃子、番荔枝、山葵、瓜、烟叶、胡萝卜、芦笋、玉米、无花果树、柠檬、生菜”。1817年他又种植了棉花、丁香、芜菁、胡椒、辣椒、小麦、大麦、藏红花和樱桃(17)。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我们在今天找不到完整可靠的数据，来说明该时期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以及家畜的养殖和鱼类的捕捞情况，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便在后来因檀香木和毛皮而带来的贸易最繁荣的阶段，也很少出现用于交换的食物供应不上的情况，这与农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檀香木贸易是王国贸易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使夏威夷从世界贸易的服务者转变成真正的参与者。檀香木作为一种商品最早在夏威夷被发现是在1790-1791年，两位美国毛皮贸易商最先在考爱岛搜集檀香木，运到中国广州出售牟利(18)。1811年，美商温什普兄弟和威廉·H.戴维斯正式开启了夏威夷与中国间常态化的檀香木贸易(19)。卡梅哈梅哈一世垄断了檀香木的开采和贸易权，要求各地的大酋长为他搜集檀香木，集中出售给外国商船。为激发酋长们的积极性，他会将卖檀香木收入的4/10返给他们(20)。他还专门从外国人手中购置了船舶，以用于檀香木运输和贸易。仅1816-1818年间，卡梅哈梅哈就买了6艘船，全部是用檀香木支付的，一部分被用于檀香木贸易(21)。其中，1817年购置的“哥伦比亚号”船，是他用考爱岛和瓦胡岛贡来的两倍于其实际价值的檀香木从美国商人手中换来的，他甚至用此船自运了一船檀香木直销广州(22)。尽管没有获利，但此举对夏威夷贸易的发展来说却是一个突破：尝试并开始从单纯的过境贸易向进出口贸易、从国际间接贸易向国际直接贸易的转变。
檀香木贸易带给了国王和酋长们以巨额的财富，同时也给夏威夷社会带来极大的改变。据统计，1810-1820年间，夏威夷每年出口的檀香木总价值在30万～40万美元(23)，统治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积聚起极丰富的财产。卡梅哈梅哈晚年时在火奴鲁鲁、拉海纳和凯卢阿建了三处库房，储藏他数以万计的银币和堆积如山的西方货品(24)。檀香木贸易还导致了税收的出现：1817年，卡梅哈梅哈仿效外国，开始对进出夏威夷的外国商船征收港口税，税金为每艘船40～60美元不等(25)。对此税的开征，帕克称其“孕育了晚些时封建制度崩溃的可能性”(26)。在卡梅哈梅哈一世统治的末期，檀香木贸易的发展还催生出了一个城市——火奴鲁鲁。为了与外国人贸易的便利，卡梅哈梅哈干脆在这个最常使用的贸易港口盖了房子，并经常在此居住。于是围绕着国王，外国人、贸易商和酋长纷纷在此建房定居，火奴鲁鲁初具市镇规模。19世纪20年代以后，它进而成为了王国新的政治中心。
随着夏威夷贸易的发展，其他新型商业经济因素也开始在群岛上出现。约在1810-1811年，第一家旅馆在火奴鲁鲁开办(27)。1812年以后，外国派驻夏威夷的商务代理增多，各种商行开始出现。1817～1818年，詹姆斯·亨尼维尔和多尔在火奴鲁鲁开办了最早的零售业。五六年过去，火奴鲁鲁仅美国人开办的零售店就有4家，年营业额在10万美元左右(28)。贸易的发展还导致了人口结构的变化：白人人口开始增加，并导致社会风气的改变。1795年时，卡梅哈梅哈用了两个白人木匠和一个白人铁匠。15年之后，为他服务的白人已达到“相当的数量”，“主要是木匠、细木工、泥瓦匠、铁匠和制砖工”(29)。更多的白人先后来到岛上，部分开始定居于此。据说在1809年时，仅瓦胡岛就有60个白人(30)。两年后，又“有8或10个白人舒服地定居下来，还有另外30多个就和土著人混杂在一起，赤裸着身体，举止野蛮”(31)。卡马考也提到，1809、1818年有两批白人船员因故在岛上永久定居，并繁衍后代(32)。这些白人构成复杂，其道德水平和行为举止也千差万别，部分人的所作所为甚至遭到了白人来访者的反感。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以贸易为导向的农业经济发展是不健康的畸形发展。这一发展并未导致劳动分工出现大的变化，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的分布比例和社会地位没有根本性改变。贸易的发展也没有促成本地商人阶层的形成，酋长阶层和白人贸易商垄断了贸易，但前者还不是商人。
二 观念、习俗和生活：隐性的文化嬗变
物质力量的快速积聚给夏威夷社会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它在短短几十年中极大地改变了当地人的观念，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上层社会的价值标准，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从那些在材料、工艺和技术上呈现明显优势的外国制造品中，夏威夷人直观地看到了与外部存在的巨大差异，被诱惑并被征服，产生了羡慕和认可。这种认可还会惯性地扩展到其他各个方面，形成一种非理性的对外来文明的崇拜，西方的各种价值观念也因此轻而易举地被他们接纳。这些观念被夏威夷人接受，并不是简单地替换了当地原有的观念，而是被转换进本土价值体系，导致了文化重构。从物质崇拜到文化崇拜，传统的标准被打乱，西方的“文明”元素被直接填充到其中，构成新的社会价值标准。
物质力量的冲击首先造成了权力观念的转变。夏威夷的传统政治架构是建立在宗教秩序基础之上的，权力源于神授，并主要得到神的“灵力”的维护。夏威夷人崇拜各种神灵，作为这些神灵在世间的代表和化身，国王和酋长们在对神的崇拜中得到“灵力”的转移式补充，从而保证了他们相对于其他人的神圣与强大。作为祖先之乡与诸神的居所，遥远的“卡希基”(33)是权力的本源地。传统的玛卡希基节庆仪式的核心内容，就是来自卡希基的罗诺神将权力移交给库神，再由库神通过向其人间代理——国王的转移，固定当年人世间的权力秩序。白人的到来，让卡希基在夏威夷人的头脑中越来越具有现实感：它从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话存在，转换成“豪佬们”遥远的现实国度。白人神圣性的消失，让夏威夷人借以获取“豪佬”身上的“灵力”的想法落空，但他们所带来的货物和技术却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强大的力量。神圣的卡希基还俗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货仓，一个奇迹之地(‘豪佬卡希基’)”，“卡希基的开放，不仅意味着一种权力源，同时也是一种威胁源，但成功的战略回应会将这一外部威胁转化成本地权力。后接触时代的武器和更多文明产品的交易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34)。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夏威夷人旧有的“物我合一”观念受到冲击，物质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其从属于权力和人的特性被颠覆，成功分离成一种独立的力量。当卡梅哈梅哈借助外国的先进武器完成对群岛的统一和控制后，物质显示出了较之人本身所拥有的更大的“灵力”。至少，物质成为了现实世界权力的重要来源和保证：谁能拥有足够的外国武器和物资，谁就拥有了权力。
权力观念的转变还体现在酋长阶层对权力现状认识态度的变化。首先，在贸易带来的巨大物质利益的影响下，酋长们的心态逐步发生改变。作为特权阶层，阿利伊大酋长们传统上享有仅次于国王的权力，卡梅哈梅哈一世加强君主专制的政治措施，使他们的权力空间受到极大的压缩。他们就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对物质的追求，希望借助物质力量的累积保持住自己的权位。通过与外国人的频繁接触，他们慢慢改变自己的身份定位。到卡梅哈梅哈统治末期，阿利伊成员们已经把自己看作是“拥有土地的贵族”(35)。他们对国王垄断檀香木贸易的行为心存不满。这种不满还因为他们对欧洲尤其是英国贵族权力状态的进一步了解而加剧。其次，阿利伊中的女性酋长对其权力地位有更多的怨愤。由于禁忌体系赋予女性种种严厉的限制，使她们在世俗权力结构中相对于男性酋长处于劣势，也就是瑞德费尔德所说的“某些女性在社会体系中所拥有的高级地位与其作为女性而导致的相对低级地位之间的不一致性”(36)。最典型的就是卡梅哈梅哈的两个妻子奇奥普奥拉尼和卡阿胡马努，两人都是阿利伊大酋长，传统宗教地位甚至高过大部分阿利伊成员，本应处于权力的中心。然而在现实中，因为性别禁忌，两人不得不在很多时候屈居于男性大酋长之下。随着对欧洲性别观念和现状的了解，她们的不满与日俱增，并最终在丈夫去世后成为废除禁忌体系的首要推动者(37)。
物质力量的发展还使夏威夷人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他们开始追求“像白人一样生活”(38)。西式生活方式开始在上层社会流行。夏威夷人在名字、家居、服饰及礼节习俗等方面都出现了西化倾向，甚至连饮酒和游戏赌博都被当成文明的标志。夏威夷人采用外国名字尤其是英国名字始于18世纪90年代。最初，英国王室成员的名字最受推崇：1793年，有3位大酋长给儿子和继承人取名“乔治”(39)。考爱王考穆阿利伊自称“乔治王”，他的儿子塔莫利王子也取名叫“乔治”(40)。利霍利霍的儿时玩伴伊伊起名叫“丹尼尔”，其父则叫“约翰”(41)。这种情况到19世纪上半期更为严重，起外国名成为上层的普遍习俗，酋长们以此作为与平民区分身份的方式。1812年，来访者发现酋长们几乎都有了外国名(42)。1816年，库泽布在夏威夷看到了许多用白色石头筑成的欧式平房。卡梅哈梅哈在火奴鲁鲁就拥有一套，房子里布置着桃花心木制作的精致欧式桌椅，还有一张从中国购置的昂贵的四柱大床。国王还对英国人的饮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曾把自己的一位随身侍从派到温哥华的“发现号”上，跟从英国厨子学习烹饪，并向温哥华索要了一张床、碟子、刀叉和其他厨房用具(43)。欧洲或中国的很多服饰流行元素在夏威夷随处可见。约翰·扬的夏威夷妻子曾穿一身中国丝绸制成的价格不菲的欧式裙装，卡梅哈梅哈“拥有许多欧洲剪裁的漂亮制服，会在不同的场合穿，主要是根据外国来访者的级别而定”。在接见库泽布时，卡梅哈梅哈身着“一件白色衬衣，蓝色裤子，外罩一件红色的背心，打一条彩色领带”，让这俄国军官惊讶不已(44)。树皮布衣服外系上子弹带、光着腿穿温莎外套等混搭式穿着也随处可见。
外国习俗的引入和变化，大概是从第一个出访外国的卡伊阿纳大酋长开始的，他曾孜孜不倦地在各地学习礼仪，甚至在去澳门的时候习练了当地祭拜神明的礼节。欧洲的鸣枪欢迎仪式被卡梅哈梅哈接受并使用，1816年12月14日，贝克利船长在火奴鲁鲁受到国王的这一礼遇(45)。白人的节庆风俗也逐渐被当地人适应和接受。1817年，火奴鲁鲁的白人定居者举办了一场大型圣诞节宴会，当地的大酋长也受邀赴宴。第二年7月4日，美国白人又举办了一场“独立日”庆宴，大酋长波基与20个白人一起参加(46)。1809年，夏威夷还出现了最早的剧院表演，由一个英国永久定居者的夏威夷妻子担纲女主角，节目是当时伦敦正上演的一部流行歌剧。
纸牌游戏也被夏威夷统治者们接受，并且他们很快就变得技艺高超，常与外国人直接用纸牌对局博彩。卡梅哈梅哈的妻子们就精擅此道。波基或其家人也应该精通牌技，他1819年3月所购的货物中就有6包扑克牌(47)。卡梅哈梅哈还在1818年购买过撞柱，一种欧洲流行的游戏(48)。朗姆酒也由欧洲航海者带入夏威夷，当地人接触到这种让人迷醉的东西，就立刻喜欢上了它。在夏威夷人与航海者的早期交往中，经常可见他们在外国船只上喝得酩酊大醉。1809年，英国人威廉·史蒂文森用当地一种植物的根茎提纯出酒精，造出了本地朗姆酒(49)。酒类制造的本土化大大助长了岛上的酗酒之风。卡梅哈梅哈在1791年第一次接触到酒就喝醉了，据说他妻子卡阿胡马努还在酒醉的状态下与他人发生了不轨行为，国王由此发现了酒的危险性，在晚年下令毁掉所有蒸馏炉，禁止制造任何形式的酒饮料(50)。但新王利霍利霍登基后又废除该法，酗酒之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到卡梅哈梅哈一世统治后期，对物质和享乐的追逐，已经让夏威夷人失掉原有的朴素和纯真，获得和占有物质后的愉悦和得不到时的失望、愤怒和嫉妒情绪也由此被催生出来，夏威夷人开始沦为物质的奴隶。
三 政治更新：国家的建构和主权意识的萌生
1796年，卡梅哈梅哈一世开始在夏威夷逐步推行政治革新，这一举措与他在宗教、经济和文化上的措施一起，被称为“卡梅哈梅哈的文艺复兴”(51)。因为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特殊性，我们很难对卡梅哈梅哈时代的夏威夷王国社会形态做出准确的界定。如果从国家制度结构的角度来衡量，因为土地分封制的存在，加之他所实行的相关政治措施的封建性特征，这个时代在政治上应属于封建专制(52)。此时期，以“虚主制”为基础，卡梅哈梅哈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
在夏威夷传统上，统治权与土地制度密不可分。土地名义上属国王(首席酋长)所有，国王留下最好的地块后，剩余部分分给效忠于自己的大酋长，后者承担向国王纳税、服兵役等义务，并对所分得地区实施管理。大酋长会再将所得土地继续分给更低一级的酋长，如此直至最低级头领。普通岛民不能拥有土地。但这种分封并非永久性的，某人的土地可能会被高一级的酋长剥夺；在酋长死后，其土地也会被国王收回；当遇到王位更迭，还会对土地进行再分配(53)。在卡拉尼奥普(54)之前，大酋长们通常在祖居地就近获封地，并被赋予封地的统治权。所以，酋长和土地密切结合在一起，并可能形成数代延续的家族产业。在此情况下，国王对大酋长的统治很不牢靠，叛乱会时常发生。因此，在卡拉尼奥普治下及之前，“为避免他们有能力反对政府，最大的地块常常不会分封给最高的酋长们”(55)。卡梅哈梅哈的土地分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采取将土地划割成条块分封给不同酋长的办法。由于征服活动是分阶段完成的，他对各地土地的占有也逐步推进，在每次获得土地后，他就会在追随他的大酋长中进行分封。由此每位受封大酋长的土地都不是大块集中，而是星罗棋布地散处群岛各地。酋长们不再被赋予封地的绝对统治权，地方行政事务管理权被切割出来，由国王直接任命的总督负责。并且，因为战争期间的需要，卡梅哈梅哈还让除考爱岛外的大酋长们追随他居住在威基基，一旦国王要出行，他们就要随驾。该做法打破了旧有的“酋长们占有成大片的地块，并与其成千上万的家臣和勇士共居其上”的地区酋长制(56)，有效地削弱了大酋长与封地的联系。这就是“虚主制”。“虚主制”的建立，有效地强化了君权，大酋长们最大程度地跟封地分离，被紧紧束缚在国王身边，“国王驻跸处，即是政府”，形成一个常态化的“朝廷”，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地方酋长聚众作乱的危险(57)。
在中央政府的组成上，卡梅哈梅哈一改传统，听从其白人顾问约翰·扬的建议，部分仿照英国政治模式进行设置。国王是最高首脑，拥有至高统治权，其下分设首相和议事会。首相由国王最信任的大酋长卡拉尼莫库担任，掌“生死、责罚和开释”之权，从职责上看更像是大司法官，同时担任司库和国王的首席顾问(58)。议事会名为“库希纳—努伊”，类似长老院，但并非实体建制，由科纳区的5名大酋长组成，有时会召集其他一些大酋长参与议事(59)。议事会的设立，以替代性方式削弱了“阿利伊”的政治影响力。议事会主要负责战时行政事务和民众福祉，早年权力很大，可对国王行使否决权，在所有重大事情上，未经其同意，国王不能擅自行动。到了卡梅哈梅哈统治后期，君权的绝对化导致议事会地位衰落，变成咨议机构。此外，卡梅哈梅哈还很善于“利用外国人为其服务，一些人还成为他亲密而信任的顾问。但即使功高至伟，他们也须甘居下位，不可震主”(60)。卡梅哈梅哈身边最重要的两个白人是约翰·扬和伊萨克·戴维斯(61)，他们在1790年被卡梅哈梅哈俘虏并归服，先后受封高级酋长，成为政府中的关键人物，为卡梅哈梅哈的征服战争和王国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62)。约翰·扬更是对夏威夷近代社会变革进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63)。
卡梅哈梅哈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强化君权方面最大的创制，是在地方上实行了总督制。1795年起，卡梅哈梅哈效仿英国，将除考爱岛和尼豪岛之外的整个王国分成4个大区，由他直接向各大区选派总督，以此加强中央集权。总督一般由国王从酋长或外国人中选派，以行政能力和对国王的忠诚程度作为选拔标准，直接对国王和首相负责，主要职责为替国王征税(64)。约翰·扬曾在1802-1812年间任大岛总督。总督同时兼掌地方司法等大权，权力甚至可以“大到就如同其所替代的当地原王国国王的权力”(65)。因此，为避免某人因长时间担任一地总督而培植起足以谋反的力量，国王会频繁进行总督人事调动，有时甚至会任命平民。1796年年底，他就任命过一个叫库伊赫拉尼的平民担任了瓦胡总督。总督之下还有次等属官，其中最重要的是征税官，通常由国王和总督直接管辖，负责为国王征收实物税(66)。
卡梅哈梅哈还借鉴外国，制定和改进王国法律，通行全国，并身体力行。夏威夷传统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宗教禁忌就在事实上起到了法律的约束作用。卡梅哈梅哈制定禁忌，禁止谋杀、偷盗、滥征、抢劫、勒索、挥霍和祈人死亡，对酋长和平民一视同仁。因为没有文字，国王就派出人马，驰告王国各地。在卡梅哈梅哈颁行的所有禁忌法律中，最著名的是“卡纳瓦伊碎桨法”。这是一个扶弱法，主要内容是减轻刑罚，并保护那些无辜者和弱者免遭权势阶层的肆意侵害：“让长者、女人和孩童，得安卧于通衢而无虞。”(67)此法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夏威夷州宪法中依然保留下了这一条款(68)。对夏威夷民众来说，卡梅哈梅哈一世是一位严厉、睿智同时又平易、和蔼的统治者。他政治清明，重视人民福祉，对其治下的人民，不论地位高低，一视同仁。在他治下，轻徭薄赋，未征过人头税和财产税，亦从未圈地或随意劫夺私人的财产，山地和大海向全体平民开放。对待战俘，他也能宽厚仁慈，不羞辱和虐待，更不会将他们捆绑如野兽一般游街示众。因此，在夏威夷平民眼里，“他是一个耕者和渔夫，是无父者的树皮布打棒”(69)。直到19世纪中期，夏威夷乡间还流传着一句民谚：“卡梅哈梅哈的统治是问询式统治。”(70)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其统治末期，卡梅哈梅哈主动废弃了残酷的人牲制度。当他弥留之际，重臣和祭司提议按照传统向库神献祭一名人牲，以求得神的垂护并换取国王康复，遭到卡梅哈梅哈的断然拒绝(71)。从此，人牲献祭就从夏威夷人的生活中永远消失了。
卡梅哈梅哈一世当政时期，夏威夷与外部世界开始了密切接触，贸易商的频繁往来、官方造访的出现和异族人员的迁入，使得本地统治者不得不去调整传统的世界观念，重新思考夏威夷的国家定位。由此，传统的泛波利尼西亚社会观念遭到破坏，一种全新的时空概念上的“国家意识”得以萌生。库克之死使夏威夷人消除了“豪佬是神”(72)的错误认知，随着越来越多的欧美白人纷至沓来，接触机会的增多终于让本地人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豪佬们”被请下神坛，还原成身份平等的外邦人。统治者渐渐认识到，在海洋彼岸很遥远的地方，同时空存在着英国、法国、中国等很多“国家”，在各异的君主治下，有着与自己不同的外形、宗教、语言和风俗文化。更重要的是，它们还都拥有强大的力量。由人推己，卡梅哈梅哈适应并调整着对自己王国的认识。如果说仿照英国的模式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君权，是其在内在认知和制度建构上开始向新的国家意识觉醒靠拢的话，外部行为机制层面上政府间外交的出现，则直接促进了主权意识的初步萌生。
18世纪90年代以后，在殖民的大背景之下，不仅外国的远洋贸易船日益频繁地来往夏威夷，欧洲国家对夏威夷的官方和半官方造访也与日俱增。不管自己是否愿意，夏威夷统治者都不得不去直接应对、处理与外国人的关系。很多拜访者都明显感觉到，卡梅哈梅哈有着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能被认可的组成部分和直接参与者的强烈渴望。而与此同时，卡梅哈梅哈又对王国的土地和主权表现出了强烈的敏感，对充满敌意甚至意图侵略的外国人毫不畏惧，强硬面对，坚决维护王国的独立和尊严。也正因为这样，他被欧洲人称作“一个狡猾而出色的外交家”。他在一些涉外事务上的理性处置，不仅有效地保证了贫弱的夏威夷王国的长久独立，还最大程度上借力加强了自我实力，为其能更有效地统治王国助力。
卡梅哈梅哈当政期间，曾试图与英国结成“防卫性同盟”，以维护夏威夷的安全和独立。1793-1794年温哥华造访期间，据说与卡梅哈梅哈一世签署了将夏威夷大岛之全部让渡给大不列颠的“协定”(73)。1810年，卡梅哈梅哈一世又三次写信给英王乔治三世，要求得到英王的帮助：“盼能得到不列颠国赐送印章一枚，及武器若干，以使我船只及来我海域之他国船免受侵扰，并可自此以后永无妨害之虞。”(74)对此，笔者认为，卡梅哈梅哈一世不可能产生向英国让渡领土的想法，这与他“想成为一个焕发勃勃生机的文明国家，并领袖于南太平洋诸岛”(75)的雄心相悖，他应该就是向英国“请求得到帮助，是针对可能会发生的与他国的涉外纠纷而言的”(76)，或者像他在1818年向俄国探险者瓦西里·格罗夫宁所说，“仅仅是对建立一个防卫同盟的确认”(77)。卡马考对此也有很清晰的判断：“防卫性同盟”结成的前提，是利益国的主权独立性，这恰恰和卡梅哈梅哈的一贯立场相吻合的。当然，卡梅哈梅哈寻求与英国建立防卫同盟的努力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英国政府和议会对卡梅哈梅哈的1810年的请求反应冷淡，在外交部的正式回函中，除答应在其需要时提供必要的援助外，没有更多实质性的东西。但它还是对19世纪20年代中期前夏威夷的独立和安宁带来了有益的影响：各国航海者、贸易商和海军军官都事实上认同英国与夏威夷之间存在保护国或联盟关系。1816年挫败俄国人阴谋挑拨考爱岛独立一事，则在更大程度上考验了卡梅哈梅哈的政治能力和外交才能，展现了他维护国家完整和主权独立的坚定意志。1815年，俄美公司派乔治·A.舍费尔赴夏威夷，谋求为俄国人建立永久性贸易点(78)。1816年，舍费尔得到考爱王考穆阿利伊的支持，不仅为俄美公司谋得考爱岛檀香木贸易的垄断权和在岛上建工厂、开辟种植园的权利，并且将考爱置于沙皇保护之下。进而，俄美公司答应卖给考穆阿利伊一艘武装船，答应帮助考穆阿利伊夺取瓦胡岛，但索要该岛一半领土和4个港口作为给公司的报酬，并为此与考穆阿利伊签订了4个协定(79)。不仅如此，舍费尔还率人前往瓦胡岛，在火奴鲁鲁修建了一个货栈，并计划修建一个堡垒。在考穆阿利伊的支持下，舍费尔进而在瓦伊米阿建成一个堡垒，以加强防卫，并升起俄国国旗。俄国人的行动激怒了卡梅哈梅哈。一方面，他派人指令考穆阿利伊，让“俄国人立即离开群岛，其撤离行为须平稳进行，如若不然，将出动军队以武力制止之”(80)。1816年11月，俄国海军军官库泽布上尉来访，卡梅哈梅哈又与之严厉交涉舍费尔和俄美公司的侵略行为，并得到了库泽布“舍费尔所为实与沙皇政策相悖”的保证(81)。另一方面，卡梅哈梅哈巧妙利用美国商人对俄国人垄断考爱岛檀香木贸易做法的不满，联合美国商人与他一起向考穆阿利伊施压，要求后者驱赶俄国人。最终，舍费尔和俄国人被驱逐，考穆阿利伊也向卡梅哈梅哈请罪，事件得到解决。
无论是向英国寻求帮助甚至建立防卫同盟，还是成功挫败俄国人阴谋挑拨考爱岛独立，分裂夏威夷，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卡梅哈梅哈一世国家和主权意识的初步觉醒，这对于一个正面临殖民扩张威胁的传统岛国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四 宗教的困境：禁忌体系的强化与挑战
与经济、观念、文化、政治等领域发生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变化相对，在宗教信仰和禁忌体系方面，卡梅哈梅哈一世却强化了传统。夏威夷的传统宗教信仰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崇拜，属多神系统。作为传统宗教的维护工具，禁忌体系起到律法的作用，对禁忌的遵循实际构成了夏威夷的宗教生活(82)。在夏威夷传统社会中，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并没有清晰的分界，其传统宗教信仰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价值核心的地位，在事实上规范着该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因此，夏威夷的传统宗教信仰和禁忌体系实际提供了世俗权力的根本来源和保障。随着欧洲文化的侵入，夏威夷传统宗教信仰和禁忌体系受到一定的冲击和怀疑。但卡梅哈梅哈在当政后，一方面积极应对新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又坚持传统的多神信仰，并采取措施强化禁忌体系。
卡梅哈梅哈加强传统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修建神庙，以强化对诸神的信仰；二是强化禁忌体系。卡梅哈梅哈整饬并丰富了传统的神系，为各种神灵兴建或修复神庙。他为“帮助他成为群岛统治者并福佑他的”神明都修建了独立的神殿或神庙，又修复了所有的旧神庙。卡梅哈梅哈一共修建和修复了多少座神庙，我们今天已无从知道，但1923年的一次调查发现，整个群岛上总共还有超过五百二十个的神庙和神庙遗址，足以反映当年最繁荣时期的盛况(83)。卡梅哈梅哈要求夏威夷人虔诚信仰这些神灵，他自己则率先垂范。1816年的某一天，卡梅哈梅哈依例参拜完了神殿的偶像，对来访的库泽布说：“这是我们的神，是我所敬拜的神。我不知道自己如此作为是对是错，但我还是要坚持我的信仰，这信仰不是邪恶的，因为它要求我不可行错事。”(84)对于他的保护神库神，卡梅哈梅哈则给予最高的礼遇，1791年为它在卡威哈附近的普吾可霍拉修建了一座最雄伟的神殿。对一些嗜血的神，卡梅哈梅哈保留了人牲祭祀，这一残忍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卡梅哈梅哈去世前夕才最终废除。夏威夷存在两类禁忌：诸神禁忌和阿利伊个人禁忌。我们通常所说的禁忌体系指的是前一种，夏威夷社会分层秩序正是依据该禁忌而形成的(85)。在众多禁忌中，女性身份禁忌最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诸神禁忌主要依据的是男权原则，所以禁忌规定女性不得与男性同食，也不可同灶烹煮，即便至亲、夫妻亦不许；女性禁食下列食物：猪肉、香蕉、椰子、海龟和某些鱼如鲨鱼等，违禁者死。这些禁忌在卡梅哈梅哈时代(尤其是前期)总体上得到了较好的执行，有一些触犯禁忌的女性，甚至还是高等级的女酋长，被判了死刑(86)。
卡梅哈梅哈为什么要坚持传统宗教信仰和禁忌体系？他自己曾有过一个解释。1794年，当温哥华否定夏威夷神明的真实性，并向他推荐基督教的上帝时，卡梅哈梅哈回答道：“这些都是我们的神明，是他们给了我这个王国，并且让我来统治它。”(87)这一回答给出了他坚持传统最重要的原因：传统的神灵信仰提供给他统治权力的合理性，禁忌体系则让人生畏，能够简单而有效地维护他的统治。卡梅哈梅哈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都与传统信仰息息相关，他自己就是这个信仰体系的一部分。从现有可查材料看，卡梅哈梅哈的确对自己的保护神心怀敬畏，这既是其大半生传统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他对诸神在其成长、成功过程中给予了自己以特殊“护佑”的切身体会。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卡梅哈梅哈是一个传统宗教的坚定支持者，却未必就是一个十分虔诚的信奉者。他之所以坚持传统，并非因为他对传统宗教的虔信，而是因为他更实用主义，更懂得传统对于他和他的国家的现实意义。卡梅哈梅哈所坚持的传统宗教和禁忌，已经在现实基础上做出了一些变革，他部分地“发明了传统”，如对信仰体系的调整、对祭司集团权力的削弱、对玛卡希基节庆仪式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创新等(88)。说卡梅哈梅哈在宗教上是实用主义的，还因为在执行禁忌的过程中，卡梅哈梅哈并非那么严格，对有些违反禁忌的行为(尤其是与之关系亲密的酋长们所犯的)，他还是选择了视而不见，而且即便是他自己也会出现触犯禁忌的情况(89)。卡梅哈梅哈是一个对形势有着敏锐把握的人，而且很多见过他的外国人都认为，他所展现出来的对接受新事物的开放性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都是超乎常人的。到他统治的末期，卡梅哈梅哈未必没有认识到夏威夷需要变革并正潜在地孕育着变革，但他年事已高，或许体内已经没有了变革的热情和能量，而更重要的是，现实还没有向他提出强烈的变革要求。所以，他坚守了传统。
卡梅哈梅哈一世维护传统宗教信仰的做法，并没有能够挽救它走向消亡的命运。禁忌束缚了人的欲望，严重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特别是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在卡梅哈梅哈去世以前，很多夏威夷人已经不信自己的神，并对禁忌体系表达出强烈的不满。他们看到，在岛上定居的外国人始终男女同食，却从未受到神的惩罚。这些外国人过着很幸福的生活，却并不是奠基在自己的这种宗教之上。而且，来到夏威夷的西方人骨子里几乎都揣着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推销他们的物质产品的同时，还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夏威夷人推销他们的文化观念和价值标准。这些外国人甚至还会当面嘲笑他们的禁忌体系，说它是愚蠢的(90)。这些都无可避免地造成岛民对传统的怀疑。其实，夏威夷人对禁忌的怀疑与破坏由来已久：库克来访时，女子与英国水手同食，坏了禁忌但并未遭受惩罚(91)。此后其他形式的破坏也多了起来，即便是酋长和国王也会破坏禁忌。1794年玛卡希基节庆仪式期间，卡梅哈梅哈触犯仪式禁忌，登上英国船陪同他们一起前往凯阿拉凯夸(92)。奇奥普奥拉尼和卡阿胡马努就对夏威夷神灵的神力表示怀疑，并对女性的饮食禁忌极为反感。卡阿胡马努在卡梅哈梅哈在世时就屡屡打破饮食禁忌，1809-1810年，一个名叫坎贝尔的航海者就亲眼看到卡阿胡马努在一次神庙仪式期间破坏饮食禁忌，吃了女子禁食的猪肉和鲨鱼肉(93)。卡阿胡马努甚至还几次打破禁忌与人通奸。但她们的这些破坏禁忌行为不但没有遭到神谴，即便卡梅哈梅哈本人也未予以深究。那些年轻一些的酋长们则小心翼翼地偷偷破坏禁忌。他们在外国船上破坏饮食禁忌，库泽布来访时，一些夏威夷男、女酋长一起来到他的船上，“女酋长们也同桌饮食，她们的确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而且喝酒喝得醉醺醺”(94)。这些人也都没有遭到神谴。终于，到卡梅哈梅哈统治的末期，对传统宗教和禁忌体系怀疑并心生异念的，已经有“一群酋长”了(95)。
五 结论：现代性从传统的土壤中发育
经过白人到来后近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卡梅哈梅哈一世在完成统一，并有效地巩固王国和平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主动吸收外来因素，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实现开放性成长。到1819年，夏威夷王国已经具备了社会全面革新的基本要素：贸易主导型经济的成长，思想观念的反传统更新，文化、社会生活的西方化变异，政治形态的革新和初始“国家意识”的萌生，某些具有欧美近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的现代性悄然萌芽。夏威夷是太平洋岛屿社会中传统发展最完备的典型之一，同时也是在西方文明全面冲击下短期全面实现社会剧变的最突出代表。那么，外来文明到底是如何作用于一个全封闭状态下发展起来的传统社会，让它在短时间中自我变异，并实现向外来文明的归流的呢？异质文明本身是重要的原因，但肯定不是根本原因，更不是本文开始所说的根本动力。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资本作为一种消解传统等级制社会结构的事物，是现代性的根源，是其生成和发展的基本动力。现代性的建构“需要强大的现实物质力量驱动”(96)，这一力量就是资本。“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97)，但资本又体现在物上，通过具体的物的运动和关系，反映资本关系和特有的社会性质。由资本的扩张性所决定，其增值和积累进程带来生产的不断变革，生活世界的各种物品被纳入资本之中，实现生活世界的货币化，进行社会建构，从而开启了社会时空结构的巨大变迁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剧变，传统的时空分崩离析。新的社会生产结构、分工结构、市场结构建立，人与人之间摆脱反复的传统关系，编织起服从资本运行规则的货币联系，导致社会伦理关系的货币化。资本力量消解着由权力和地位体系建立的等级关系、由血缘体系建立的族群关系、由地域体系建立的友邻关系等等，代之以货币运转体系中的货币关系(98)。资本的运动和扩张，将彻底摧毁、永远终结传统农耕社会。它不仅是一种威力巨大的经济力量，同时也必将强力推动整个世界的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伟大历史变革。
在卡梅哈梅哈时代的夏威夷社会发展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脉络：在殖民和资本扩张的推动下，欧美人用工业化产品最先征服了夏威夷人，使他们产生羡慕以至于全面的崇拜；商品贸易的力量引发经济领域的变革，并将资本的要素植入夏威夷社会；与此同时，物质力量还和欧美人带来的文化观念一起，带动了当地人政治和社会文化观念的改变；并且，变化作为一种事实在各个领域都已经展现出活力。由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库克造访之后，西方的商品和观念就开始对夏威夷产生冲击，在资本力量的影响下，社会发生悄然的改变。1786-1819年的夏威夷，不是此前传统社会的延续和巩固，而是一个在全面孕育变革中渐趋否定传统的社会。夏威夷社会变革的孕育过程，就是现代性发育的过程：在外来资本和观念力量的冲击下，夏威夷在经济上发展起以对外贸易为中心的初级商品经济，观念和社会文化上则出现向西方价值标准的转向，政治上创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初步发展出具有一定现代特征的国家和主权意识。导致这种社会变革孕育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资本运动和扩张条件下带来的异文明入侵和强势改造性，而根本原因则是发自于其社会内部改变传统落后性的现实需求的出现。至于这场变革的根本动力，跟其他社会的变革一样，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换句话说，经济生产、资本因素，是夏威夷近代社会变革产生的决定性前提和条件。卡梅哈梅哈一世时代，是夏威夷社会大变革的前夜，它已经为接下来的结构性变革的全面发生做好了准备。
我们还无法忽略，由于变化是在外力影响下的快速积累，夏威夷人陷入自我认知的困惑：他们眼中所见只有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强大，他们把外国人当成了标准。当他们对自己传统神灵的信仰消失，他们也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任，迷失了自我。这是夏威夷文化的困境。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卡梅哈梅哈一世统治时期种种变革的发端，都还只是限定在贵族阶层，这也是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专制社会的现代化变革之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要在专制的权力束缚下进行。如果这种权力恰在需要的时候成为了变革的推动力，那我们就不应该以超越性的眼光和标准给予它全面抨击。共时性的历史思维，只有与历时性的历史思维有机结合，才能得出更客观的结论。
注释：
①文中所涉及的“现代性”，并非广义的哲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对于现代性的精神性维度，即其作为一种具有反思性和自思性的理性的文化精神的学术层面，因为是对整体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思考和分析的结果，所以不被笔者采纳并应用到本文一类以现代性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分析中。就本文而言，笔者是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将对“现代性”的关注置于其制度性维度，即以罗荣渠先生“现代化”概念所界定的经济技术发展、工业革命、知识发展、社会动员等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作为表征和具象内容，所呈现出来的深层趋势、持久进程和特征。在理论上更接近于吉登斯作为现代化后果的“现代性”(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大约从17世纪的欧洲起源，之后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全球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模式。”戴蒙·利昂也认为，现代性“是一个用来指涉启蒙运动以后所产生的社会秩序的概念”)，即主要指的是西方自约17世纪以来的历史演变时期或这个时期的人、事物、社会等所呈现的性质或状态，“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本文对“现代性”概念的引入，重在揭示夏威夷王国传统社会中现代性的最初萌生。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对所涉及的历史现象的分析提供在笔者看来最具科学性的解释，其关于资本力量是现代性的真正根源和基本动力的论断，更影响到了本文结论的得出。
②哈罗德·W.布莱德利：《美国的夏威夷边疆：开拓者(1789-1843)》(Harold W.Bradley,The American Frontier in Hawaii:the Pioneers,1789-1843)，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42年版，第10页。学术界关于卡梅哈梅哈一世时代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论著为数众多，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按照编年叙事的方式，对其从征服到统治的历史进行概述，多见于夏威夷通史著述的某一章节；另一类是针对其统治的某一个具体领域或具体事件，详加论述，多见于夏威夷专题史著述的章节和一些专题论文。与本文研究主题表面相关者很多，但多停留于表象或片面，深入而全面分析者少。至于性质的分析，还鲜有论著涉及，且与本文颇有不同。在众多论著中，有两部优于其他：萨缪尔·M.卡马考：《夏威夷的执政酋长》(Samuel M.Kamakau,Ruling Chiefs of Hawaii)，火奴鲁鲁：卡梅哈梅哈学校出版社1992年版；拉尔夫·S库肯道尔：《夏威夷王国》(Ralph S.KuyKendall,The Hawaiian Kingdom)第1卷《1778-1854：创立与转型》(1778-1854:Foundation and Transformation)，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本文的写作从两书中获益颇多。
③安德鲁·基皮斯：《库克船长的远航》(Andrew Kippis,Claptain Cook's Voyages,with an Account of His Life during the Previous and Intervening Periods)，纽约：科诺普夫出版社1925年版，第374页。
④乔瑞依·利项斯基上尉船长：《1803-1806年环球航海记》(Capt.Lieut.Joury Lisiansky,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803-1806)，伦敦：布思出版社1814年版，第99、102、115～116、125页；哈罗德·W.布莱德利：《美国的夏威夷边疆：开拓者(1789-1843)》，第24页；加文·道斯：《时光的陷阱：夏威夷群岛史》(Gavan Daws,Shoal of Time:A History of the Hawaiian Islands)，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45页。
⑤⑩阿尔伯特·P.泰勒：《夏威夷天空下》(Albert P.Taylor,Under Hawaiian Skies)，火奴鲁鲁：广告商出版公司1922年版，第45、120～121页。
⑥哈罗德·W.布莱德利：《美国的夏威夷边疆：开拓者(1789-1843)》，第56页。
⑦W.D.亚历山大：“夏威夷的早期贸易”(W.D.Alexander,"Early Trading in Hawaii")，《夏威夷历史协会文件集》(Papers of the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第11号，火奴鲁鲁：公报出版公司1904年版，第23～24页。
⑧W.D.亚历山大：“夏威夷的早期贸易”，第23～24页；哈罗德·W.布莱德利：《美国的夏威夷边疆：开拓者(1789-1843)》，第56页。
⑨唐纳德·M.舒格：“夏威夷商业捕鱼业(1820-1945)”(Donald M.Schug,"Hawaii's Commercial Fishing Industry:1820-1945")，《夏威夷历史杂志》(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第35卷(2001年)，第15页；阿尔伯特·P.泰勒：《夏威夷天空下》，第138～139页；拉尔夫·S.库肯道尔、格罗夫·戴：《夏威夷史：从波利尼西亚的王国到美国一州》(Ralph S.Kuykendall & A.Grove Day,Hawaii:A History,from Polynesian Kingdom to American State)，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61年修订版，第30～38页。
(11)萨缪尔·M.卡马考：《夏威夷的执政酋长》，第176页。
(12)肯尼斯·M.纳吉特：“夏威夷早期植物引进”(Kenneth M.Nagat,"Early Plant Introductions in Hawaii")，《夏威夷历史杂志》(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第19卷(1985年)，第40页。
(13)乔治·温哥华船长：《北太平洋和环绕世界的发现之旅》(Captain George Vancouver,A Voyage of Discovery to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and Round the World)第2卷，伦敦：G.G.和J.罗宾逊出版社1798年版，第114页；小科明斯·E.斯比克曼：“温哥华在夏威夷”(Cummins E.Speakman Jr.,"Vancouver in Hawai'i")，《夏威夷历史杂志》(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第23卷(1989年)，第43～63页；瑞辰、洛基·弗罗斯特：“国王的捕牛人”(Rossie and Locky Frost,"The King's Bullock Catcher")，《夏威夷历史杂志》(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第11卷(1977年)，第176页。
(14)肯尼斯·M.纳吉特：“夏威夷早期植物引进”，第40页。
(15)戴维·马洛：《夏威夷古代史》(David Malo,Hawaiian Antiquities)，火奴鲁鲁：夏威夷公报出版公司1898年版，第270～272页。
(16)拉尔夫·S.库肯道尔、格罗夫·戴：《夏威夷史：从波利尼西亚的王国到美国一州》，第28页。
(17)后藤巴伦：“族群与夏威夷的咖啡产业”(Goto Baron,"Ethnic Groups and the Coffee Industry in Hawaii")，《夏威夷历史杂志》(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第16卷(1982年)，第112页。
(18)乔治·温哥华船长：《北太平洋和环绕世界的发现之旅》第1卷，第172页；拉尔夫·S.库肯道尔：《夏威夷王国》第1卷，第85页；阿尔伯特·P.泰勒：《夏威夷天空下》，第149页。
(19)唐纳德·D.约翰逊：“狡猾的野蛮人：一个卡梅哈梅哈时代的传说”(Donald D.Johnson,"The 'Wily Savage':A Tale of Kamehameha's Time")，《夏威夷历史杂志》(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第13卷(1979年)，第17～18页；拉尔夫·S.库肯道尔：《夏威夷王国》第1卷，第86页。
(20)西奥多·摩根：《夏威夷一个世纪的经济变迁(1778-1876)》(Theodore Morgan,Hawaii:A Century of Economic Change,1778-1876)，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62～63、65页。
(21)拉尔夫·S.库肯道尔：《夏威夷王国》第1卷，第87页。
(22)彼得·考尼：《北太平洋航海记：1813～1818年贸易远航纪事》(Peter Corney,Voyages in the Northern Pacific:narrative of several trading voyages from 1813 to 1818)，火奴鲁鲁：公报出版公司1896年版，第82～90页；哈罗德·W.布莱德利：《美国的夏威夷边疆：开拓者(1789～1843)》，第56页。
(23)詹姆斯·J.雅夫斯：《夏威夷群岛史》(James J.Jarves,History of the Hawaiian Islands)，火奴鲁鲁：帝王出版公司1847年版，第100页。
(24)加文·道斯：《时光的陷阱：夏威夷群岛史》，第45、49页。
(25)威廉·埃利斯：《夏威夷旅行纪事》(William Ellis,Narrative of a Tour Through Hawaii,or Owhyhee)，伦敦：菲塞父子与杰克逊出版社1826年版，第398页。
(26)U.S.帕克：《夏威夷群岛经济史》(U.S.Parker,The Economic History of Hawaiian Islands)，昆西：帝王出版公司1907年版，第21～22页。
(27)(28)罗伯特·C.施密特：“岛上商务与政治治理中的第一”(Robert C.Schmitt,"Some Firsts in Island Business and Government")，《夏威夷历史杂志》(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第14卷(1980年)，第82、80页。
(29)阿奇博尔德·坎贝尔：《1806-1812年的环航世界》(Archibald Campbell,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from 1806 to 1812)，纽约：布罗德里克与李特出版社1819年版，第166页；哈罗德·W.布莱德利：《美国的夏威夷边疆：开拓者(1789～1843)》，第36页。
(30)阿奇博尔德·坎贝尔：《1806-1812年的环航世界》，第118页。
(31)哈罗德·W.布莱德利：《美国的夏威夷边疆：开拓者(1789—-843)》，第40页。
(32)萨缪尔·M.卡马考：《夏威夷的执政酋长》，第207页。
(33)即塔希提岛，因为夏威夷历史上“国王和权力外来”的传说而被凝固在了夏威夷的神话时间中。
(34)尤里·米卡嫩：《发明政治：夏威夷王国的新政治人类学》(Juri Mykkanen,Inventing Politics:A New Polit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Hawaiian Kingdom)，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5、202～203页。
(35)W.D.韦斯特威尔特：“卡梅哈梅哈一世的去世”(W.D.Westervelt,"The Passing of Kamehameha I")，《夏威夷历史协会年度报告第31号》(Thirty-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火奴鲁鲁：太平洋天堂出版社1923年版，第30页。
(36)斯蒂芬妮·S.列文：“夏威夷禁忌体系的推翻”(Stephenie Seto Levin,"The Overthrow of the Kapu System in Hawaii")，《波利尼西亚协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第77卷第4期(1968年)，第427页。
(37)鲍利纳·N.杜辛斯加：《与男人进食的结果：夏威夷女性与文化转型的挑战》(Paulina Natalia Dudzinska,The Consequences of Eating with Men:Hawaiian Women and the Challenge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博士学位论文)，奥斯陆大学文化研究与东方语言系2007年，第3页。
(38)马歇尔·萨林斯：《历史的转喻与神话的现实》(Marshall Sahlins,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39)(43)爱德华·贝尔：“查萨姆日记”(Edward Bell,"Log of the Chartham")，《火奴鲁鲁精神》(Honolulu Mercury)1929年第1期，第64页。
(40)凯瑟琳·尚德：“夏威夷王子乔治”(Catherine Stauder,"George,Prince of Hawaii")，《夏威夷历史杂志》(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第6卷(1972年)，第28页；萨缪尔·M.卡马考：《夏威夷的执政酋长》，第162～163页。
(41)理查德·A.格里尔：“夏威夷早期土地所有权和期限”(Richard A.Greer,"Notes on Early Land Titles and Tenure in Hawaii")，《夏威夷历史杂志》(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第30卷(1996年)，第30页；萨缪尔·M.卡马考：《夏威夷的执政酋长》，第221页。
(42)加文·道斯：《时光的陷阱：夏威夷群岛史》，第48页。
(44)(45)阿尔伯特·P.泰勒：《夏威夷天空下》，第128～130、132，141～142、132页。
(46)詹姆斯·亨尼维尔：“1817、1818年的火奴鲁鲁”(James Hunnewell,"Honolulu in 1817 and 1818")，《夏威夷历史协会文件集》(Papers of the Hawaiian History Society)第8号，火奴鲁鲁：夏威夷公报出版公司1909年版，第15～16页。
(47)W.D.亚历山大：“夏威夷的早期贸易”，第23～24页。
(48)哈罗德·W.布莱德利：《美国的夏威夷边疆：开拓者(1789-1843)》，第56页。
(49)阿奇博尔德·坎贝尔：《1806-1812年的环航世界》，第104页。
(50)W.D.韦斯特威尔特：“卡梅哈梅哈的统治之道”(W.D.Westervelt,"Kamehameha's Method of Government")，《夏威夷历史协会年度报告第30号》(Thirtieth Annual Report of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火奴鲁鲁：太平洋天堂出版社1923年版，第37页；萨缪尔·M.卡马考：《夏威夷的执政酋长》，第194页。
(51)萨缪尔·M.卡马考：《夏威夷的执政酋长》，第175页。
(52)有很多西方历史学者认为夏威夷在欧洲人到来以前就是一种封建制。但在笔者看来，单纯从土地分封制来界定一个社会的整体结构特性是片面的，卡梅哈梅哈统治之前夏威夷处在部族社会的状态，除土地制度在形式上具有“分封制”的一些特点外，在政治和文化上都不具备封建制度的典型特征。只是从卡梅哈梅哈统一开始，它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特征，并在西方的影响下建立起了封建专制制度[参见U.S.帕克：《夏威夷群岛经济史》，第6～7页；詹姆斯·F.亨尼维尔：《夏威夷群岛书目》(James F.Hunnewell,Bibliography of the Hawaiian Islands)，纽约：柯劳斯再版公司1962年版，第7页]。
(53)拉尔夫·S.库肯道尔、格罗夫·戴：《夏威夷史：从波利尼西亚的王国到美国一州》，第8页；U.S.帕克：《夏威夷群岛经济史》，第6～7页。
(54)卡梅哈梅哈一世之前的夏威夷统治者(首席酋长)，库克船队来访时，他名义上对夏威夷群岛拥有统治权。
(55)戴维·马洛：《夏威夷古代史》，第257页。
(56)(59)W.D.韦斯特威尔特：“卡梅哈梅哈的统治之道”，第26、25页。
(57)C.H.巴纳德：《查尔斯·H.巴纳德船长苦难与历险纪事》(C.H.Barnard,A Narrative of the Sufferings and Adventures of Capt.Charles H.barnard,in a Recent Voyage Round the World)，纽约：J.P.凯伦德出版社1836年版，第220页；拉尔夫·S.库肯道尔：《夏威夷王国》第1卷，第52～53页。
(58)萨缪尔·M.卡马考：《夏威夷的执政酋长》，第190页。
(60)阿尔伯特·P.泰勒：《夏威夷天空下》，第120页；拉尔夫·S.库肯道尔：《夏威夷王国》第1卷，第29～30、53页。
(61)F.W.霍维法官：“西蒙·麦特卡弗与埃莉诺拉号帆船”(Judge F.W.Howay,"Captain Simon Metcalfe and the Brig 'Eleanora'")，《夏威夷历史协会年度报告第34号》(Thirty-Fourth Annual Report of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火奴鲁鲁：太平洋天堂出版社1926年版，第33～39页；约翰·F.G.斯托克斯：“夏威夷酋长约翰·扬的国籍问题”(John F.G.Stokes,"Nationality of John Young,a Chhief of Hawaii")，《夏威夷历史协会年度报告第47号》(Forty-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火奴鲁鲁：太平洋天堂出版社1939年版，第13～38页。
(62)乔治·温哥华船长：《北太平洋和环绕世界的发现之旅》第2卷，第135～143页；F.W.霍维法官：《西蒙·麦特卡弗与埃莉诺拉号帆船》，第33～39页；拉尔夫·S.库肯道尔、格罗夫·戴：《夏威夷史：从波利尼西亚的王国到美国一州》，第25～26页。
(63)亨利·B.瑞斯塔里克主教：“夏威夷的美国人约翰·扬”(Rishop Henry B.Restarick,"John Young of Hawaii,An American")，《夏威夷历史协会年度报告第22号》(Twenty-Second Annual Report of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火奴鲁鲁：太平洋天堂出版社1914年版，第25～43页。
(64)斯蒂芬妮·S.列文：“夏威夷禁忌体系的推翻”，第420页；萨缪尔·M.卡马考：《夏威夷的执政酋长》，第175页。
(65)阿尔伯特·P.泰勒：《夏威夷天空下》，第119页。
(66)拉尔夫·S.库肯道尔：《夏威夷王国》第1卷，第54页。
(67)N.B.爱默森：“Mamala-Hoa：卡梅哈梅哈一世的一段生活插曲”(N.B.Emerson,"Mamala-Hoa:Apropos of an Incident in the Life of Kamehameha I")，《夏威夷历史协会年度报告第10号》(Tenth Annual Report of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火奴鲁鲁：夏威夷公报出版社1903年版，第17～19页。
(68)《夏威夷州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of Hawaii)第14款第10章，(下载日期)。
(69)(70)萨缪尔·M.卡马考：《夏威夷的执政酋长》，第192～193、192页。夏威夷的传统布tapa是用树皮纤维制成的，制作时先要用木制的打棒捶击树皮，剔出纤维，再进行编织。捶击树皮的工作通常是由男主人来完成的，故此，树皮布打棒就成为父亲的代称。卡梅哈梅哈被称为“无父者的树皮布打棒”，乃喻指他是孤儿和弱者的庇护者。
(71)W.D.韦斯特威尔特：“卡梅哈梅哈的统治之道”，第33～34页；萨缪尔·M.卡马考：《夏威夷的执政酋长》，第210页。
(72)豪佬(Haole)是夏威夷人对外国人的称呼，这个词的来源与夏威夷传统信仰中诸神之乡“卡希基”有关。在夏威夷早期的文化中，从外面世界来到群岛的非夏威夷人都可能被称作豪佬，且往往被认为具有某种超凡的神性。后来，这个词演变成了对来自欧美的白种外国人的专用称呼。关于库克和白人最初被夏威夷人视作神的问题，可参见笔者的文章《异质文化初次接触的启示——詹姆斯·库克之死个案研究》，《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第72～79页。
(73)阿奇博尔德·孟席斯：《128年前的夏威夷》(Archibald Menzies,Hawaii Nei 128 Years Ago)，火奴鲁鲁：弗高登出版社1920年版，第93页；乔治·温哥华船长：《北太平洋和环绕世界的发现之旅》第3卷，第56～57页。
(74)罗达·E.A.海克勒：“联盟还是割让？卡梅哈梅哈一世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关于1794年协定的遗失信件”(Rhoda E.A.Hackler,"Alliance or Cession?")，《夏威夷历史杂志》(The 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第20卷(1986年)，第9页。
(75)乔·亨利·冯·兰斯多夫：《1803～1807年世界各地远航与旅行记》(Geo.Henry von Langsdorff,Voyages and Travel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During the Years 1803～1807)，卡莱尔：乔治·菲利普出版社1817年版，第186页。
(76)W.D.韦斯特威尔特：“1794年卡梅哈梅哈向英国割让夏威夷岛事件”(W.D.Westervelt,"Kamehameha's Cession of the Island of Hawaii to Great Britain in 1794")，《夏威夷历史协会年度报告第22号》(Twenty-Second Annual Report of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火奴鲁鲁：太平洋天堂出版社1914年版，第21页。
(77)瓦西里·格罗夫尼：“1818年格罗夫尼对夏威夷的造访”(Vasilli Golovnin,"Golovnin's Visit to Hawaii in 1818")，《朋友》(The Friend)第52卷(1894年7～8月)，第52页。
(78)约翰·M.利德盖特：“考穆阿利伊：最后一任考爱王”(John M.Lydgate,"Kaumualii,The Last King of Kauai")，《夏威夷历史协会年度报告第24号》(Twenty-Fourth Annual Report of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火奴鲁鲁：太平洋天堂出版社1916年版，第31～36页。
(79)W.D.亚历山大：“俄国人在考爱的行动(1814-1816)”(W.D.Alexander,"The Proceedings of the Russian on Kauai,1814-1816")，《夏威夷历史协会文件集》(Papers of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第6号，第7～11页。
(80)彼得·考尼：《北太平洋航海记：1813-1818年贸易远航纪事》，第71～72页。
(81)琼·柴若特：“乔利斯与卡梅哈梅哈”(Jean Chariot,"Choris and Kamehameha")，《夏威夷历史协会年度报告第61号》(Sixty-First Annual Report of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火奴鲁鲁：太平洋天堂出版社1953年版，第20～28页；拉尔夫·S.库肯道尔：《夏威夷王国》第1卷，第59页。
(82)关于夏威夷传统宗教信仰及“禁忌”体系的内容，参见王华：《文明入侵与夏威夷宗教生活的变迁(1778-1843)》，《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118～120页。
(83)托马斯·G.斯拉姆：“夏威夷的神庙”(Thos.G.Thrum,"Heiaus(Temples) of Hawaii Nei")，《夏威夷历史协会年度报告第32号》(Thirty-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Hawaiian Historical Society)，火奴鲁鲁：太平洋天堂出版社1924年版，第15页。
(84)阿尔伯特·P.泰勒：《夏威夷天空下》，第131页。
(85)斯蒂芬妮·S.列文：“夏威夷禁忌体系的推翻”，第411～412页。
(86)W.D.亚历山大：《夏威夷人民简史》(W.D.Alexander,A Brief History of the Hawaiian People)，纽约：美利坚图书出版公司1899年版，第48～49页。
(87)W.D.韦斯特威尔特：“卡梅哈梅哈的统治之道”，第38页。
(88)王华：《文明入侵与夏威夷宗教生活的变迁(1778-1843)》，第121～123页。
(89)M.C.韦伯：“夏威夷禁忌体系的废弃”(M.C.Webb,"The Abolition of the Taboo System in Hawaii")，《波利尼西亚协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第74卷第1期(1965年)，第2l～39页。
(90)O.A.布什尼尔：《文明的馈赠：病菌与夏威夷的种族灭绝》(O.A.Bushnell,The Gifts of Civilization:Germs and Genocide in Hawaii)，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页。
(91)J.C..比格尔霍尔编：《詹姆斯·库克发现之旅日记》(J.C.Beaglehole,ed.,The Journals of Captain James Cook on His Voyages of Discovery)第3卷，剑桥：哈克莱特社会出版社1955年版，第1171、1181页。
(92)乔治·温哥华：《北太平洋和环绕世界的发现之旅》(G.Vancouver,A Voyage of Discovery to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and Round the World)第5卷，伦敦：G.G.和J.罗宾逊出版社1801年版，第7～12页。
(93)特雷弗·卢米斯：《太平洋上的天堂：塔希提和夏威夷的发现》(Trevor Lummis,Pacific Paradisgs:the Discovery of Tahiti and Hawaii)，斯拉普·斯特劳德·格罗斯特郡：苏顿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94)O.A.布什尼尔：《文明的馈赠：病菌与夏威夷的种族灭绝》，第195页；加文·道斯：《时光的陷阱：夏威夷群岛史》，第58页。
(95)加文·道斯：《时光的陷阱：夏威夷群岛史》，第59页。
(96)鲁品越等：《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63、60页。
(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2页。
(98)鲁品越等：《资本与现代性的生成》，第65～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