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中学阶段的历史课本中肯定会学到一个知识点，那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我们的教材中把孝文帝塑造成为伟大的改革家，并强调其改革的举措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以上之说固然无误，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孝文帝死后仅三十余年，北魏便灭亡了，现在史学界普遍认为北魏的灭亡其实就是与孝文帝改革密切相关。鉴于孝文帝改革的核心是“汉化”，本节论文为北族风云系列的第三部分，专门探讨这一问题。
一、鲜卑民族早期的汉化之举
公元398年，鲜卑人拓跋珪以军事武力立国于平城（今天山西大同），国号魏，史称北魏。如前所述，鲜卑本为东胡余脉，苟存于北土，后匈奴西迁，方得作大，不意中原板荡，遂得以南迁漠南，控制一隅，建国立号，称雄于北方，此是为拓跋氏崛起之梗概也。然而随着武力征服地域的扩展、与内地汉民族交流的增多、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化，开启了一系列的与内地王朝并轨的“汉化”举措，因拓跋珪年号为天兴，故又陈“天兴建制”：
拓跋珪即位之初，便令朝野皆束发加帽，次年（399年），拓跋珪又置五经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并令郡县大索书籍汇集平城，五年后又设王、公、侯、四等爵位并置散官五等累积九等官阶，随后还从中央到地方安排人手“以辨其宗党，品举人才”，即又采用了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所实行的人才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
不难发现，鲜卑人虽为异族，但其入主中原一隅之后，却立马开始以国号、年号、帝号、京畿、宫殿、宗庙、社稷、太学等汉族王朝的旧制、惯习来彰显自身的合法性，为何需要如此进行？回看北方十六国其他诸国的历史或许能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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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一，羯族人石勒是永嘉之乱主要参与者，也是西晋灭亡的重要推手。他在建立后赵的过程中，大肆杀害汉人，定都建国之后迫于形势，他被迫在都城设立汉人居住的“崇仁里”，设立太学，然未能深入，上层便陷入荒淫残暴之中，很快民族矛盾复起，冉魏之时，更有推行杀胡领，羯族遂被灭族。
事例二，前秦开始只是据有关中一隅之地，苻坚得王猛相助后，劝课农桑、提倡儒学、“复魏晋士籍”，拉拢汉族世家，一时间笼络人心，最终376年一统北土。然其改革时间不长、成果尚未巩固，骤然南侵，在肥水一败涂地，前秦崩溃，苻坚亦身死国灭。
事例三，前秦崩解之后，诸分割各地的少数民族政权，以“汉化”为无用，群趋于武力之竞争，战火连日不休，“人力凋残，百姓愁悴”，上下离德，人心思变，各政权命运亦为短促，一般只有二三十年，最短的翟魏只有四年。
显然，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不得不面对农牧杂处胡汉混居的现状，如果初兴的北魏政权未能迅速找到政权的合法性依据，且只依靠部落聚合体的统治方式，和缺则掠夺、盈则挥霍的供给模式，势必也像其他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样，“落地成盒”，时间短促。这也是拓跋珪及其后任者不断去除“胡习”，塑造中原“正朔”新形象的原因所在。
二、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改革
439年，北魏太武帝在消灭最偏远的北凉后，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然此后改革仍限于表面，其汉族政治内化核心却未能涉及，于是国家动荡并不能停止：吏治腐败、督护横肆、社会分化严重、民族矛盾尖锐，孝文帝时才被迫开始新一轮的深化改革。如果说拓跋珪的改革是北魏“汉化”之源的话，那么冯太后的改革无疑使得其进程大幅加快了。
冯太后，本是北燕王氏之女，在拓跋焘灭北燕亡后，成为北魏皇宫中的奴婢，后来一步步成为文成帝（拓跋焘之子）的皇后，文成帝早亡，其子献文帝即位，冯氏便被尊为皇太后。后来，母子嫌隙，不久，献文帝暴崩（事在延兴六年476年），冯太后扶立幼孙拓跋宏，继续执掌朝纲，并在其情夫李冲等的助力下，于484年启动了第一轮的汉化改革，其核心是解放人口、恢复生产。
冯太后时期的改革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确定官员俸禄，高薪养廉以解决“北魏初年各级官吏均无固定收入往往盘剥百姓”的现象，此后再有贪赃满布一匹者处死；二是确定赋税制度，颁布“均田令”将无主土地授给流民、佃户以恢复农业生产，扩大国家财政收入。
三是设立“三长”制度，仿照秦代于乡间设“三老”以管理基层，以恢复自永嘉以来战乱频发而缺失的对乡间基层的控制。这三项制度都指向解放人口、恢复生产、巩固政权，但也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表面化。
北魏立国之初多仰仗鲜卑勋贵，贪渎、占田是军事征服阶段的遗风，而今改革弊政不仅侵犯了鲜卑勋贵的利益，也选拔和吸收了大量汉族人才，成为朝堂上一股新兴政治力量，这无疑会引起鲜卑贵胄的不满，攻讦甚至仇杀。
490年，冯太后死，其孙孝文帝亲政，此时朝中各种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孝文帝也只有遵循冯太后的思路推进汉化改革，用更猛的改革把改革阻力压下去，其核心思路是把汉族与鲜卑族从各种方面融为一体，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继续标榜“正朔”地位。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迎春东郊，亲耕田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羿年冬又设太乐官议定雅乐，制礼作乐显然是推行儒家的举措，而后面对鲜卑贵族的反对，又推出两项举措，一是“凡宗室远属，不是太祖拓跋珪子孙者都降一级爵位”。
第二，迁都洛阳。将鲜卑贵族和汉人大族纷纷聚居于洛阳。
第三，全面系统的推进汉化。改官职、禁胡服、断北语、行通婚、改姓氏、定族姓（确定门阀制度）。
北魏孝文帝改革，是继承拓跋珪以来“汉化”路径的基础上，一次跨越，使得鲜卑民族与汉族之民在经济模式（农耕经济）、士族政治、文化风尚、社会生活、全面趋同。
三、继起政权的“胡化”反动之举
然而令孝文帝元宏（或者说是拓跋宏）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死后仅仅三十余年，边境地区的起义却导致了北魏的灭亡，而这场起义的的祸根却在孝文帝改革时便已埋下。
鲜卑拓跋部建国时，其所依靠的军队是以鲜卑人为主的部落兵，士兵身分很高，作战勇猛。当时首都位于大同，为了防遏漠北草原民族柔然的进攻，北魏朝廷分别在阴山——燕山一线设立了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等军镇，各镇皆驻扎重兵，并选派亲信子弟填充，待遇优厚，后来随着北魏疆域的扩大，强制汉族及其它族的大族豪强、部落酋帅徙边，后来者逐步也被鲜卑化。
然而迁都洛阳以后，国家防御的重心变为南朝的萧梁，北方诸镇的地位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南迁的部落士兵与留守北方发生分化，迁入河南者逐渐汉化，为羽林、虎贲，勋贵与士族同列。防御重心南迁，大量人员抽调，为补其不足，北魏政府便不断发配囚犯戍边。
从此镇民的地位日益下降，财政的供给也大幅缩水，相反世守边陲六镇者则由“国之肺腑”逐步沦落为镇户、府户，身分低下，由是引起六镇军民的普遍不满。 北魏正光五年（524年），六镇军民在饥寒困苦之中，发生叛乱，此后又经过一系列动荡，北方分为东魏和西魏，北魏灭亡。
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在评论这段历史时，是这记述的：
自鲜卑拓拔部落侵入中国统治北部之后，即开始施行汉化政策，如解散部落同于编户之类，其尤显着之例也。此汉化政策其子孙遵行不替，及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其汉化程度更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则已达顶点，而逐渐腐化矣。然同时边塞六镇之鲜卑及胡化之汉族，则仍保留其本来之胡化，而不为洛都汉化之所浸染。
故中央政权所在之洛阳其汉化愈深，则边塞六镇胡化民族对于汉化之反动亦愈甚，卒酿成六镇之叛乱，尔朱部落乘机而起。至武泰元年（公元五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河阴之大屠杀，遂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对汉化之公开表示，亦中古史划分时期之重要事变也。六镇鲜卑及胡化汉族既保持胡部特性，而不渐染汉化，则为一善战之民族，自不待言。
此民族以饥馑及虐政之故激成反抗，南向迁徙，其大部分辗转移入高欢统治之下。故欢之武力遂无敌于中原，终藉此以成其霸业。其它之小部分，由贺拔岳、宇文泰率领西徙，割据关陇，亦能抗衡高氏，分得中国西北部之地，成一北朝东西并峙之局，此治史者所习知也。
然宇文氏只分有少数之六镇民族，复局促于关陇一隅之地，终能并吞分有多数六镇民族及雄据山东富饶区域之高齐，其故自非仅由一二君主之贤愚及诸臣材不材之所致，盖必别有一全部系统之政策，为此东西并立之二帝国即周齐两朝胜败兴亡决定之主因，可以断言也。
由北魏分裂而成的东魏、西魏，及其之后北齐、北周无一例外地都是由六镇之遗民所构建，北齐和北周是分别继承从北魏政权中分离出来的东魏和西魏所建立的政权，而这两个政权的建立者一个是鲜卑化的汉人高洋，另一位则是鲜卑族宇文觉。就血统而言高氏为汉族人，但是由于其常年累世居处北边，习俗同鲜卑无异。在高洋和宇文觉创立的北齐和北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诸多胡化现象。
首当其冲的就是对汉姓的胡化。魏亡后，继魏而立的东、西两魏和北齐、北周却实施了一系列复胡姓、赐胡姓的措施，使得孝文帝苦心推行的汉姓不复存在。如元姓，重新改回拓跋、苏椿改为贺兰氏、王杰改为宇文氏、王勇改为库汉氏、杨绍改为叱利氏、杨尚希为普六茹氏、田弘为纥干氏等。
其次是生活娱乐的胡化。如北齐贵族都喜欢一种游戏，叫作“握槊”。据史料载：“赵国李幼序、洛阳丘何奴并工握槊，此盖胡戏，近入中国，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将杀之，从狱中为此戏上之，意言孤则易死也。”可见，“握槊”是一种胡戏，受到作为皇帝的高洋的喜爱，并且和士开由于善于此而受到提拔。
最后是社会生活的胡化，除了服装的胡化之外，婚俗及妇女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北齐《封子绘妻王楚英墓志》记载，王楚英有四个女儿，三个一生多嫁，长女嫁三次，次女两次，三女两次。对改嫁这种曾为中原传统所不齿的行为，此时竟刻上了墓志，足见此时婚俗在胡风影响下的改变。
这种“胡化”现象是对孝文帝的改革进行了否定，这是胡族与胡化之民族的当权者大力推行的结果，这一举措试图保证其民族强悍的战斗能力。当然，“胡化”进程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北方地区的时局的发展，也使得北方民众在更大范围内的生活习性得以趋同。
余论
孝文帝的汉化之举实质而言是调和外族入主中原后与内地民族的矛盾，而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胡化”亦是如此。此种“胡化”之情形，直到杨坚篡夺北周政权建立隋朝之后，开始以统一天下为目标，昔日的胡化之举，已经不能号令天下，更不可能标榜正朔之在，于是便改胡姓为汉姓，继而得以混同南北。
不料国祚不长，李唐继之而兴，开启了更为辉煌宏大的事业，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