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春天，重庆中央大学萧致平、刘永川两位教授率领一个访问团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从进入延安的那一天起，每逢有重要的场合，萧致平教授身边总是站着一位朝气蓬勃、气质颇为布尔什维克的年轻助手。
这位年轻助手的名字叫沈辉。
萧致平教授长期同情中国共产党，思想进步，与毛泽东有着不错的私交，因此当他来到延安后，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他，并与之照了留念合影。
在与毛泽东交谈时，萧致平教授提到了他的年轻助手沈辉。萧教授告诉毛泽东，在国统区有许多热爱马列主义，能讲革命理论的进步青年，他的助手沈辉就是不错的，所以这次延安之行，他将这位年轻人带来了。
在延安期间，萧致平教授一行先后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艺、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观摩了延安留守部队的训练情况。
与萧致平教授在一起，在延安各地走访时，沈辉总是谦恭温顺，朴素真诚的样子。他的话语不多，但在有些场合却总能说出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叫人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延安。
没有正式活动时，沈辉总是喜欢和延安的八路军战士一起聊天，打篮球。他告诉延安的八路军战士，他自学过俄语，读过《社会主义ABC》等马列书刊，自打来到延安就不知不觉融入了进来。最让他感到激动难忘的就是吃延安的小米，穿八路军的军装。
三十天的访问行程很快就过去了。
就在教授访问团离开的那一天，沈辉穿着八路军军装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他本人坚决要求留在延安，就地参加革命。
革命圣地对进步青年的革命愿望是欢迎的，但为了维护革命的纯洁性，防止国民党特务的伪装渗透，对于像沈辉这样来自国统区、背景特殊的年轻人，严格的政审是必要的。
亲自出面，对沈辉进行审查的是陕北反特一号人物——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审查时，沈辉的籍贯引起了周兴的注意，他自称是河南息县人，却带着比较重的浙江口音。
在周兴看来，这要么是一个破绽，要么则说明这位年轻人比较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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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周兴的疑问，沈辉从容自若地说，革命青年不能撒谎，他的确是河南人，后来随舅舅在上海生活了一些年头，所以有些南方口音。
凭借反特经验，如果是刻意伪装的特务，通常情况下会将身世背景处理得比较干净，再看沈辉从容真诚的反应，周兴认为这个年轻人所说的情况应该是没有经过修改，是真实可信的。
但初步的信任并不代表完全的信任，随后周兴又委托重庆地下党对沈辉在中央大学读书的情况进行了仔细的调查。
很快，重庆地下党传来了调查结论，沈辉的确是中央大学学生，思想进步，可以考虑吸纳。
就这样，经过延安、重庆两地的仔细调查，沈辉顺利通过政审，进入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在抗日军政大学，沈辉的表现非常优异，始终给人任劳任怨、艰苦朴素、乐于助人、意志坚定、革命热情高涨的好印象。那一时期，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特别欣赏这位年轻人，他曾在抗大当着教育长罗瑞卿的面点名表扬说，沈辉是国统区来延安青年中的表率。我们的同志不应该对来自国统区的进步青年存在某些偏见，应该帮助和培养他们。
大约是康生的赏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久，沈辉升任区队长，一年后升任大队长，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抗大毕业后，沈辉先是担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中校参谋，后被分配到中央机关担任收发工作。据“沈辉”自己说，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毛泽东非常欣赏他，后来让他做了身边的秘书。
这种说法是否真实有待考证，即便是夸大之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沈辉是有机会时常接近毛泽东的，在毛泽东那里，他并不是陌生人。
前几年有一部甚好的谍战剧《风筝》，在延安潜伏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影子”，是我党“风筝”最棘手、也最危险的对手，“风筝”几乎用了自己的后半生才最终挖出这个“影子”。
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个名叫“沈辉”的年轻人就是最接近“影子”原型的国民党军统特务——
沈辉，原名沈之岳，1913年2月出生于浙江省仙居县下阁乡西陆村。面对延安的政审，他不说自己真实的籍贯，偏偏以露破绽的方式说自己是河南人，就是因为他抓住了政审人员的甄别心理，故意释放了烟雾弹。
沈之岳家境殷实，天资聪明，从浙江临海市回浦中学毕业后，1930年5月进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第二总队交通科学习，之后进入上海复旦大学继续深造。
那阶段的沈之岳的确是个进步青年，在复旦读书期间，他曾积极参与支持上海工人运动，后来还曾进入浦东煤炭公司当工人，领导矿工的罢工运动。
但是，沈之岳的进步似乎缺乏革命信仰的支撑，他真正热衷的是能够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能够像一匹千里马那样在乱世里奔腾。
沈之岳的人生转折点，或者说他的身上被镀上一层暗黑的颜色，正是在他领导煤矿工人罢工期间，1932年前后，他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抓捕。
在国民党的大牢中，沈之岳首次展现了少年老成、狡猾灵活的“鬼才”。当特务审他时，他一副民国公子哥的派头，声称自己是某国民党大员的亲戚，如若不信，尽可向他身上挥鞭子。
善于伪装欺骗的天才往往能轻松地蒙住他人的眼睛。国民党特务经这一说一演，竟没看出破绽，被唬得团团转，直到军统老牌特务叶翔之前来提审，他才说出了实情。
沈之岳对叶翔之说，我不是什么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国民党大员亲属，我只是一匹热血好马而已。
据说，叶翔之特别欣赏这个说法，随后便将他眼中的这位可塑之才推荐给了戴笠。
戴笠识人的眼光很毒，也很会笼络人。在沈之岳身上扑捉到特务的天才素质后，戴笠对沈之岳说，如今日寇压境，国难深重，有志青年当效忠领袖，安内攘外。
毫无疑问，此时的戴笠是老奸巨猾的伯乐，而沈之岳则是一匹黑色千里马。
归到戴笠麾下后，沈之岳先被送到实为培养军统特务的浙江警校深造，期间加入了国民党。学成之后，按照戴笠“用心良苦的”部署，沈之岳化名李国栋，以极左的面貌加入了我党的外围组织，在上海的几所大学里频繁活动。
在初出茅庐的阶段，沈之岳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特务，一方面他在暗中大肆破坏我党外围组织例如光明读书社，秘密参加过军统特务的捕杀行动；另一方面他又时刻将自己伪装成热爱马列的布尔什维克青年，在我党的外围组织里大讲革命理论。
1937年，尽管国共达成了第二次合作，但国民党当局对延安顾忌颇深，那一阶段，戴笠企图让大批特务渗透进入革命圣地，沈之岳就是其中一位。与那些普通的渗透潜伏特务不同，在戴笠的部署中，沈之岳是战略潜伏，身负两项“使命”，一是潜伏到共产党组织的心脏中搜集情报；一是相机刺杀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只要能杀掉一个，他的战略任务就算完成了。
以“沈辉”这个名字潜伏延安期间，除了比共产党更像共产党，沈之岳在另外两点也是一般潜伏特务难以比拟的，一是心理素质极好，打草根本无法惊动他这条镇定的蛇；二是他有自己的潜伏规矩，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只单线跟跟延安一个提着缺嘴茶壶，卖油茶的老特务联系。
1938年之后，全国各地有大批青年来到延安。为了甄别可疑人员、潜伏特务，各单位都会使用一些行之有效的土办法。抗大教员在课堂上，有时候就会冷不防地举起手来向后排吼叫：你看，你看，那个是国民党特务！隐藏在学生中的保卫处人员，便将面露惊恐者的名单记下。
但类似这样的办法对沈之岳从来都是没有用的。
军统曾与沈之岳约定，如有接头需要，延安潜伏同伙会在一处窑洞的一棵老榆树下标示记号。但沈之岳却从不轻举妄动，后来他回忆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含义是不能轻举妄动。有几次，我曾在那颗老榆树下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烟盒，纸上用暗语写着两行字，约我次日中午去甘泉县杜甫祠堂接头。但这几次，我都没有去，在我看来，这样的接头，只有危险，没有根本价值。
1938年冬天，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发现，在延安宝塔山下面的古寺里有一个僧人行迹可疑，此人时常和一个小杂货店老板见面。
边区保卫处立即对这个僧人实施了抓捕审问。经审问，这名僧人供述，他是中统派来延安的特务，名叫孟知荃，在延安已经秘密潜伏了两年。
根据孟知荃的供述，边区保卫处一举将与之接头的杂货店老板以及同伙全部抓捕归案。经过审讯，其中一名特务供出了一条重要情报，军统已经派出一名高级特务潜入延安重要机关，任务是刺杀在延安的中共最高领导。
这个情报让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寝食难安，此时的延安各色人等都有，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潜伏的特务谈何容易？但是事态严重，容不得半点犹豫，于是周兴一方面加强了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在杨家岭成立了中央警卫科，专为毛泽东设立了警卫班，由叶子龙负责；另一方面则由边区保卫处全面出动，发动群众，展开地毯式搜查。
沈之岳嗅到风声后，彻底中断了与“缺嘴茶壶”的所有联系，此后他就像一枚石子，沉到了湖底。
根据那名特务提供的情报，那一时期，周兴对在中央机关工作，有国统区背景的人，暗中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沈之岳没有露出任何马脚，可见此人在延安活动是多么的滴水不漏。
由于延安针对最高领导的保卫措施已经变得十分严密，加之在延安继续活动越来越危险，沈之岳再想完成刺杀任务已经变得不可能，这时候，他想到了撤离。
沈之岳自己说，当听说新四军正在南方各地收编部队时，他主动请缨，说自己在上海生活过，对江浙比较熟悉，可以到新四军中去从事收编工作。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很信任他，随后将他派到新四军第三支队，协助张云逸司令工作。
然而，曾长期担任毛泽东警卫工作，后任公安部部长的王芳在其回忆录中却提供了另一种说法：“（沈之岳）后来甚至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机要部门担任收发工作。不久引起毛泽东的怀疑，于是把他外调到浙江白区工作。”
不管哪种说法，不管遭到了怎样的怀疑，1939年，沈之岳成功地从延安撤离了出来，并且潜伏进了新四军第三支队。
据军统特务讲，从延安到浙江那一路上，沈之岳重新与戴老板接上了头，戴老板向他下达了新的秘密任务。
1941年1月5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北上至茂林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叶挺被扣押，项英等人遇害，新四军番号被取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
台湾《戴雨农先生全集》中说：“民国三十年一月，新四军抗不遵令北调······其所以不能如其他地区的无往不利，而遭致失败，军长被逮捕，番号被撤销，就是因为共党军事密谋外泄于国民党的缘故。也正是沈之岳预先布置在新四军内部的秘密组织所发生的作用。”
台湾知名学者徐宗懋在《黄杰与郑洞国》一文中说：“一些史学家认为，皖南事变中就是沈之岳将新四军动向的情报传递给戴笠的。”
由于在新四军内部活动频繁，沈之岳自己的说法是，后来他推荐的一名军统特务暴露了身份，但新四军没有抓住他的尾巴，随后他便再次撤离，回到了重庆。在戴笠的引荐下，蒋介石独自召见了他，对其嘉勉有加。
浮出水面后，沈之岳先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局第一处科长，1943年又被任命为军统局东南特侦站站长，同时兼任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从此，沈之岳彻底从后台走向了前台。
潜伏者终其一生，往往都是见不得光的。
沈之岳却打破了这种宿命，更不可思议的是，1949年随着国民党的败逃，他的人生非但没有走向下坡路，相反一发而不可收拾。
1949年3月，解放军开始渡江，大批国民党军撤往舟山。这时候，保密局毛人凤将沈之岳任命为苏浙情报站站长。当时有人认为，苏浙情报站长实为炮灰站长。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年后，沈之岳就在舟山完成了仕途的一次跳跃。
他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让我党十分痛恨的机会。
1950年3月，台湾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案。在审查蔡孝乾时，保密局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乃红色潜伏者，他已将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在内的诸多重要军事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女特派员朱谌之手中。朱谌之获得情报，得知蔡孝乾已被捕，立即利用吴石的关系，搭乘飞机，飞向舟山，准备伺机搭船，前往上海。
台湾保密局认为朱谌之获得的情报极可能尚未传回大陆，因此抓捕她成了关系国民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为此，保密局毛人凤电令沈之岳，不惜一切代价抓捕朱谌之。
在这次行动中，沈之岳充分展现了他的能力。拿到从朱谌之台北继女那里挖出的有关其家世的情报后，沈之岳迅速在舟山采取了所谓的过滤行动。
沈之岳告诉手下，不要放过一条船，这样她就没法跑掉。一个女人，匆忙逃到舟山，她是一定会利用旧友关系的，只要将她旧友过滤出来，她一定藏不住。
就这样，通过对舟山岛上四五十万军民进行过滤式排查，沈之岳最终在存济医院院长顾孙谋的家中抓获了朱谌之。正如沈之岳判断的那样，顾孙谋与朱谌之的父亲是老朋友，两人过去在生意上经常来往。
朱谌之被捕之后，我党“密使一号”吴石将军随之也彻底暴露，遭到逮捕。沈之岳在关键一环的行动效率，办事能力给蒋介石父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正在打造自己班底的小蒋，愈发地觉得他是继戴笠之后不可多得的人才。
沈之岳是个揣摩人心的高手。
立下这个大功之后，很快，他在无人授意的情况下又做了一件事，以至于蒋氏父子铭刻在心。
浙江解放后，蒋氏父子担心蒋家祖坟遭到捣毁，作为败逃者，这份心头之忧是言不出的。就在这个时候，沈之岳“心有灵犀”地为蒋氏父子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他亲自化装成教师，潜回蒋氏故乡奉化溪口，将蒋母王采玉墓、丰镐房、报本堂、雪窦寺等诸多景物，一一拍了下来。蒋氏父子见到这些照片，倍感欣慰，再看沈之岳，心中已将其视为忠诚心腹。
1950年5月，蒋介石任命沈之岳为“总统府资料组”石牌训练班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协助“总统府资料组”主任蒋经国，办理培养特务的石牌训练班。在此后的四年间，沈之岳与小蒋朝夕相处，同仁之情日趋深厚。
1955年，在协助小蒋执行“金刚计划”与“飞龙计划”，安排大陈、南麂、渔山列岛军民向台湾撤退一事上，沈之岳再次显示了他的能力。在隆隆的炮火中，沈之岳胆大心细，行事井然有条，在他的动员、部署下，一万八千多人全部顺利撤出，丝毫没有混乱发生。
作为“太子系”心腹，1956年年底，沈之岳被派往香港，担任“中央委员会南方工作组组长”。1958年春，沈之岳结束在香港的任务，回台湾接任调查局副局长。1960年冬天，蒋氏父子又调沈之岳出任“国防部”情报局（前身为军统局、保密局）副局长。
1963年4月20日，沈之岳奉命潜入澳门，设立特务机关，部署对大陆进行袭扰、情报活动，并企图刺杀刘少奇。双方经过一番激烈暗战，刺杀行动虽没有得逞，但沈之岳最终还是做到了全身而退。
时任公安部部长王芳在其回忆录中说：“这一回，沈之岳化名孙子超，在澳门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开一个房间，实际住在“中二组”澳门特一组的驻地。沈特离台前夕，我们就搞到沈入澳后活动任务、接见人员、与台湾联络的信件和电报等情报，经我华南办事处直送北京。即由公安部通过外交途径，将沈之岳在澳门和一批特务的活动情况，通知澳葡当局，澳葡当局逮捕了一批特务，将沈之岳驱逐回台······”
1964年，在小蒋的极力推荐下，沈之岳走向人生之巅，正式出任“调查局”首任局长。
执掌“调查局”期间，沈之岳建立了调查局制度，培养了大批有别于军统和中统的高素质特务，他规定调查局干员必须有大专以上学历，最好能通一至二种外语。同时，沈之岳还一手建立了预算、决算外的调查局小金库，在戒严时期通过两岸贸易及炒股票，替调查局开辟了预算外的工作经费来源。那一阶段，台湾重大政治案件、贪污舞弊、经济、刑事犯罪，几乎都由调查局侦查，并且大部分都能做到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作为新一代谍王，台湾许多头面人物都曾领教过沈之岳的厉害，狂人李敖即被他亲自审问后，结果李敖出狱后反而写书夸他······
1979年3月，沈之岳届龄退休。但小蒋却不让他离开身边，将其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后，又命在自己的办公室隔壁设置连间的办公室，至死都视其为最值得倚重的心腹元老。
按说，沈之岳的传奇到此已经能够盖棺定论了，然而随着1993年他携夫人来大陆寻医看病，关于他是谁，一时间竟又成了一个谜。
1990年，沈之岳罹患前列腺癌末期，1993年癌细胞扩散到了肺部。这期间，沈之岳接受夫人、台湾京剧名旦徐露的劝告，到北京寻访名医珍视。
往昔的抗大教员张爱萍将军得知此事后，特意安排了明代名医李时珍的后人为沈之岳治病，之后两人还会了一次面。
另外还有人说，邓小平随后亦接见了沈之岳，杨尚昆也与沈夫人徐露会了一次面。
如此会面握手，究竟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还是另有寻常人不知道的隐情？
1994年2月，沈之岳在台北病逝，享寿八十二岁。
蹊跷的是，1994年3月，沈之岳昔日的部下池兰森将军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追悼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传出中共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对沈之岳先生的评语是：智勇双全，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俱无伤······’”
何为传出？
是台湾有人故意借张爱萍将军之口说出这样的评语？还是确有其事？
“一事二主”中的“二主”又为何意？
是言指蒋氏父子？还是暗示国共两党？
香港著名记者陆铿在其回忆录中说：“国民党直至九十年代中期才从曾在北京出任国防部长之张爱萍挽沈之岳的‘文武全才，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俱无伤’联中发现沈原来是一个潜伏在国府心脏、制造冤案以博取信任的阴谋家。”
沈之岳的直接下属，后来成为台湾大陆问题权威的曾永贤则在访谈录中直接指出，沈之岳根本就是共产党，且为共产党在台湾之死都未被发现的两大卧底之一。
后世称沈之岳为“蓝色007”，看来这蓝色的含义实在神秘、甚至有些诡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