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我国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并以武汉为中心向全国各地蔓延。武汉作为此次疫情的重灾区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令人触目惊心，其他地区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幸运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总揽全局，实施“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方针，全国人民形成一盘棋，拧成一根绳，最终打赢了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2020年3月底，中国收到了一封来自德国人的求助信，这封信是经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传过来的，来信的目的是请求中国援助一种在德国国内已经停止生产的抵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药物。
当时，国内的疫情形势稍有好转，但仍然处于严格防控阶段，有些关键的药物仍供不应求。
当这封求助信传到国内，在南京城引起非常大的“轰动”。
这位德国人需要的药品在国内也不常见，但南京各界人士竭尽所能，排除万难，终于筹集到了600多瓶急需药和200套防护服，3万多个口罩。
当时，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虽得到基本控制，但防疫物资依然十分紧缺，并且此时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国内的物流运输已经恢复，但国际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状态，这位德国人指定的药品以及抗疫物资虽然筹集到了，但如何把它们交到这位德国人手里却是个难题。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南京各界人士的坚持和努力下，他们决定通过包机的方式将这批来之不易的抗疫物资运送至德国。
很快，这批抗疫物资像一场“及时雨”一样被送到德国。4月21日，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收到后，便驱车700多公里，亲手将这批抗疫物资交到这位德国人手里。
这位德国人是谁？为何会写信向中国求助？为何南京人民会对这封来自德国人的求助信如此上心，并竭尽所能地援助抗疫物资？这几个问题像谜团一样困扰着不知情的中国人。
写信求助的这位德国人正是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
约翰·拉贝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救下了将近25万的中国人，号称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人自然是懂得知恩图报，所以南京人民乃至全国人民都不会忘记约翰·拉贝的恩情，即便他已经去世六、七十年，但只要他的后代需要帮助，南京人乃至全中国人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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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拉贝于1882年出生在德国汉堡，他的父亲是一名船长，常年漂泊海外。
拉贝14岁那年，他的父亲病逝，没有经济来源的他，不得不中断在一所普通商学院的学业。为了生计，拉贝在一家出口商行当伙计，此后，他还前往非洲东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的一家英国公司工作数年。
1908年，拉贝带着他的未婚妻朵拉乘坐轮船从汉堡启程，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中国，随后，便到了北京。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后，拉贝和他的未婚妻结婚。
这对年轻的德国夫妇被中国的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感染，渐渐地爱上这种跟他们本国文化“大相径庭”的中国文化，甚至，能流利地用汉语跟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交流。
拉贝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程度极深，他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国，特别是有关北京的照片和绘画，并在这些照片和绘画旁边，附加了对近代北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详细记录。
1911年，拉贝应聘上了位于北京东城苏子胡同的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分公司的会计兼文员一职。由于工作的需要拉贝还前往过西门子天津分公司工作过。
1918年，由于德国在一战中战败，拉贝和他的妻儿为德国籍，被作为一战难民被遣返回国，但他们在中国工作这些年所积累的资产被封存了，只允许带走一些衣物返德。拉贝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有种特别的情怀，他非常渴望有朝一日能回到中国。
1921年，拉贝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拉贝怀着激动愉快的心情，带着一家人坐了一架驶往中国的飞机。当他回到曾经居住的地方时，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三年前被封存的所有资产原封不动地被保存着，于是，他更加确信自己此次返回中国的决定是明智的，他觉得中国人是善良的，他喜欢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生活。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局势动荡不安，很多人都逃离中国，可拉贝却选择留在这里，他从未想过要离开中国，他的儿子，甚至他的孙子都是在中国出生的。
1931年，拉贝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职务，他当即就被调往南京工作。同年，他开始书写后来为我们所知悉的《拉贝日记》。
1934年，考虑到身边很多同事是德国人，并且都带有孩子，但由于语言不通和教育体制不同，这些孩子没办法进入当地的学校接受教育，考虑到这些德国孩子的教育问题，拉贝提出要在南京创办一所德国学校。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反卢沟桥事变，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攻击和扫荡，中国人民开始陷入水深火热中。刚开始这些在中国的外国人不以为然，认为这个消息不可靠，日本人不可能发动侵华战争。拉贝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结束在北戴河的度假，马不停蹄地赶回南京，作为西门子中国分公司的负责人，他做不到对西门子公司以及成百上千的中国职工的利益不顾。德国西门子总部得知南京遭日军袭击的消息，立即给拉贝下达了命令，让拉贝把手头的工作交接好后返回德国，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拉贝回到南京后，他看到的是日军对整座南京城的空袭轰炸，日军飞机盘旋在昔日平静安宁的南京城上空，南京人民随时随地都面临被轰炸的危险，炮火连天，满目苍夷，整座城都笼罩着恐怖的氛围。
由于德国和日本的这层同盟关系，日本人不敢轰炸住在中国的德国人，拉贝跟他的在华友人还算比较安全，他们的住所以及西门子中国分公司所在地免遭日军轰炸。
虽然拉贝没有身陷险境，但当他看到大街上流离失所，随时可能丢失性命的儿童和妇女们，他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些无辜弱小的人做点什么。于是，拉贝就将他所居住的位于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1号的别墅院子改为难民收留的地方。
外面的难民纷纷挤进这临时小小的院子，拉贝的家里、楼顶也挤满了人，门外还有许多难民祈求拉贝让他们进去，那是人民求生的本能和对活着的渴望，至少在这里，他们悬着的心可以稍稍放下，不用担心日军的炮弹落下来。
看着别墅小院的这些难民，拉贝痛心疾首，对日军的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气愤不已，想着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他夜不能寐。在《拉贝日记》中，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每当院子里的这些妇女和儿童看到我也在这，他们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这一刻，我明白了我不顾一切地从北戴河赶回来的决定是正确的。”
后面，有资料记载，当时拉贝的这座小别墅救下了600多名难民，这600多名难民就成为了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
然而，这小小的难民所能庇护的人只是九牛一毛，整个南京城内，还有无数的人正在遭受日军的袭击。作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的拉贝不能坐视不管，他和其他几位国际友人，其中有一位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医生，一位是女子学校的教师，并协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经过几轮会议讨论后，决定效仿上海的做法，在南京建立安全区。
拉贝等人商量建立安全区的过程非一帆风顺，其中有不少反对的声音，有些人认为，只要确保自身安全就行了，没必要主动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也有人认为，保护南京这些难民是中国政府的事情，其他国家无权干涉。
拉贝要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消息传到日本的一位叫大纲的少校耳中，他不解地质问拉贝：“你为什么要留在炼狱里？你为什么要参与我们的军事事务？”
拉贝对眼前的这位日本人说：“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30多年了，我的儿子和孙子都在这里出生的，在这里，我生活得很幸福，中国人待我很好，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他们而去”。
“落后就要挨打”，此时的中国积贫积弱，经济落后，军事科技不发达，连独立生产一架飞机的能力都没有，在国际上的地位很低，没有任何话语权，所以日本敢公然发动侵华战争。
拉贝坚信正义面前无国界，南京千千万万难民是无辜的，他努力说服南京安全区委员和各位国际友人，最终，大家举手表决并通过了拉贝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提议。
1937年11月，在拉贝的带领下，南京安全区建立起来了，这是一处不足4平方公里的地方，但它却拯救了25万余中国人的生命。这一方小小的安全区，是25万余南京难民的希望之地，倘若没有它，今天我们听到的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远远不止30多万，将会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
安全区已经建立了，原计划只能容纳10万人的地方最终挤下了25万多难民。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些难民的吃穿问题，医疗物资问题等，这对于当时的南京来说，都是一件棘手的问题。拉贝和这些国际友人，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等人，想尽办法筹集粮食和药品问题，拉贝还将自己这些年积攒的资金都拿出来，以匿名的方式捐给南京安全区。
虽然日军承诺过不会侵占安全区，但最终还是食言了。得知拉贝建立的安全区收留了20多万中国难民，日军一气之下作出再次空袭南京城的决定，几十架战斗机盘旋在安全区上空。拉贝见状，取出一面纳粹党的旗帜，让所有难民躲到这面旗帜的下面，日军见到纳粹旗帜，不得不驶离安全区，这才保全住了安全区这20多万的南京人的性命。
1937年11月，南京市市长认可了拉贝等人建立的安全区的合法性。12月1日，在得知日军将占领南京城的消息后，南京的一些政府官员、富人、外国人员火速撤离南京城，这其中包括南京市市长，城中所剩的都是些没钱没势的平民，以及妇孺和老人。
在南京市市长撤离前，他授予了拉贝安全区的行政权，并把部分警察、粮食和现金交到拉贝手里，然后逃离了这座被日军侵略的城市。此时，南京就像一个火坑，所有在里面的人都一心想往外面逃，而拉贝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选择留下来。是他们的挺身而出让处于水深火热的南京人民看到生存的希望，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和与敌人抗击的勇气。
11月，德国西门子公司再次要求拉贝撤离南京，但被拉贝一口回绝了。12月9日，日军通知所有外国驻华大使馆，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南京。拉贝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说他撤离，但拉贝没有动摇。他知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也明白接下来他将面临什么，庆幸的是，拉贝并不是在孤军奋战，选择留下来的还有几个国际友人，在日军面前，他们必须站在一起。
在拉贝的日记中，他留下了这么一段话，或许，这就是他选择留下来的原因：“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国遭受日军的侵略，富人们逃走了，留下来的都是穷人，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也没有钱逃走，他们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日本侵略者当然不会因空袭不成就放弃杀害这些安全区的中国难民，他们带领着大批日军部队来到安全区门口，逼迫拉贝等人交出这二十多万的中国人，如若不从，便将这些难民当场枪毙。就在其他几位国际友人一筹莫展时，拉贝站了出来，他对日军说：“我是不会交出这些中国人的，除非你把我们（指拉贝及国际友人）都杀了。”这才又一次保全了这25万余中国人民的性命。
1937年12月12日，南京这座城市彻底沦陷了，拉贝最担心的是安全区内的中国人的生命，因为日军随时可能炮轰这里，那时候，拉贝等人所作出的努力都将功亏一篑。于是，次日下午，拉贝举着纳粹的旗帜，带着他的助手，去与日军交涉，企图日军给出不侵占安全区的承诺。日军为了搪塞拉贝等人，便声称不会干涉拉贝管理的安全区，但此时的日军已经不值得信任了，他们的残暴行为还在继续。
已经沦陷的南京城就像炼狱，日本人在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犯下了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成千上万的南京百姓和战俘被日军杀害，被杀害的尸体堆积如山，长江边也漂浮着数不清的尸首，无数家庭因此支离破碎，就算幸存下来的人，每天也过着心惊胆战，水深火热的生活。
难以想象的是，他们甚至在囚禁的战俘和平民中举行惨绝人寰的杀人比赛，每天刊登报纸报道杀人的实时信息。中国人像蝼蚁一样被他们玩弄于手掌，是生是死都在他们的一念之间。除此之外，许多中国女性惨遭日本人蹂躏，他们闯入平民家中强抢年轻女性，有不从者便一枪打死。
拉贝及留下来的同伴们亲眼目睹了日军的种种罪行，竭尽所能地阻止这些暴行的发生。拉贝将这些暴行一件一件记录下来，并一次又一次地写信寄给德国希特勒，希望他能出面制止日本人的暴行，但这些信最终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消息。
除此之外，日军在占领南京城后，全面封锁了城中的所有粮食，而拉贝等人手里的粮食所剩无几，难民自带的粮食也撑不了几天，他们即将面临被饿死的风险。无奈，拉贝只好带着身边的人去跟日军交涉，最终日军同意每天向难民区提供一千担粮食，但这些粮食都需要难民用高价购买。
为了救济这些难民，拉贝和他的同伴们每天奔波劳累，暂时解决了粮食问题，但安全区的医疗卫生等问题亟需解决，这些药物的购买需要一大笔资金，但此时拉贝已经拿不出这么多钱了，他不得不向美、英、德等大使馆求助，这才筹集到一些资金。
1938年新年，难民区的难民在自发前往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1号，也就是拉贝所住的小别墅，他们排队向拉贝三鞠躬，并献上一块大红绸布，上面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可见，在这些难民的心中，拉贝是救下他们的伟大英雄。
然而，不久后，这位中国人的英雄就要被迫离开南京，离开中国这个他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原因是拉贝不满日军的侵略行为，不断向日本大使馆和德国大使馆反映这个问题，并多次提出强烈的抗议，拉贝希望纳粹政府能出门制止日本对南京的侵略，这使得德国和日本当局对此感到不满。
1938年1月，拉贝先是接到西门子上海分公司的命令，让他赶往上海任命。迫于无奈，拉贝只好“丢下”身后安全区的二十多万南京难民。2月21日晚，拉贝参加了他的助手为他准备的告别晚会，在晚会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拉贝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国民政府授予拉贝三色彩玉勋章，拉贝也被南京人民亲切地称为“中国人的英雄”。
次日，拉贝便启程前往上海，当他来到码头时，就被拥挤的人群包围了，他们都是当初被拉贝救下来的人，有孩子，有妇女，也有老人，当得知拉贝要离开南京的消息，他们纷纷赶来为拉贝送行，甚至有人跪下来请求拉贝不要走，不要离开南京。
4月，拉贝回到德国，他想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让德国乃至全世界都知道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残酷罪行，他开始在德国多个地方进行演讲，向他们展示自己日记内容和日军犯下罪行的照片。此时的拉贝还对纳粹政府抱有一丝希望，以为他们会良心发现，能站出来主持公道，制止日军的暴行，所以拉贝还给希特勒寄了一份材料和照片，只是他的希望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担任过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职务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就因为拉贝是纳粹党成员的这一身份，即使他在二战时期救下了几十万中国人，但他还是难逃被捕的命运。
直至1946年6月，拉贝被证实没有犯错，这才被英国、苏联等同盟国释放。
可今非昔比，拉贝早已不是西门子公司有头有脸的高层了，他现在只是西门子公司的一个小小的办事员兼译员，一家人住在公司分配的一间小房子里，甚至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
当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后，南京人民纷纷为这位曾经救下他们的德国友人筹款，最终筹集到2000美元转汇至德国，让德国政府将这笔资金送到拉贝手里。
1950年1月5日，拉贝在柏林因中风逝世，他被葬在柏林西郊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墓地。1997年，在中国驻德大使的请求下，拉贝的墓碑由柏林搬到南京，拉贝终于回到了他用生命捍卫的第二故乡——中国。在拉贝去世后，他的日记一直由他的亲人妥善保管着，《拉贝日记》是从第三视角记叙的，成为证明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相信大家看到这里，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南京人民听闻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请求中国援助抗疫药物时，他们都援手相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融入中国人血液中的品质，不单单停留在嘴上，而是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时间会流逝，但拉贝和中国人的这份情谊不会磨灭，不管过了多久，我们都得铭记这位英雄，报答这份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