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活着就是旅行。我从一天去到另一天，一如从一个车站去到另一个车站，乘坐我身体或命运的火车，将头探出窗户，看街道，看广场，看人们的脸和姿态，这些总是相同，又总是不同，如同风景。”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在其《不安之书》中这样写到。
时隔三年，我们也终于可以出国旅行啦！然而上一次旅行好像已经遥远到让我们忘记了旅行的美好，旅途中那些可能的惊喜或陌生也已被淡忘，在作者卢桢 《旅行中的文学课》一书中，这些跃然纸上的新奇与震惊，让我们重新开始向往远方。
下文从此书中摘取三篇，分别去往不同的大陆上不同的国家：在欧洲，参观痴迷中国风的作家雨果的故居；在非洲，去摩洛哥找寻撒哈拉沙漠上三毛留下来的记忆；在南美，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上寻找博尔赫斯的足迹……
旅行中的文学课
文 | 卢桢
来源 | 凤凰网读书微信公号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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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先生的中国梦
“老天哪！整个中国在地上跌得粉碎！”
这是雨果1877年创作的《跌碎的花瓶》的头一句诗，他喜爱的花瓶被女仆不慎打碎，引发诗人产生如此惊人突兀的感叹。
有些版本会把“整个中国”译成“整个花瓶”，以配合诗文表达的原意，可我认为还是“整个中国”听起来更带劲，更能表达雨果瞬间爆发的怀疑、心疼、愤怒的复杂情绪，你甚至能感受到诗人的白胡子都气得一根根竖立起来了。按照雨果的描述，那花瓶又白又细，像一滴闪光的水，瓶身绘满了花草和虫鸟。对于这类代表中国风尚的器物，雨果往往怀有一颗比中国人还热爱的心。
雨果速写《热情的中国人》
庆幸的是，热爱中国文化且好收藏古物的雨果，淘到的中国花瓶绝不止碎掉的这一个。逃亡暂居在根西岛期间，雨果先后48次购买了中国艺术品，粗略估算，他为此一共花费了3000多法郎。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要知道，雨果给情人朱丽叶买下的公寓，也才花了14000法郎，而他几年间购买中国器物的花费，足以买下四分之一座公寓了。
不会当设计师的诗人不是一个好情人，雨果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亲自为朱丽叶的寓所“高城仙境”（Hauteville Fairy）设计装修，还特意把自己收藏的中国物件都一股脑汇入其间，比如花瓶、乌木家具、宫灯、佛像等等。
他还亲自为市集上淘来的文艺复兴风格的二手家具进行改造，将它们的柜门抽屉板拆下，漆绘上花鸟人物等中式花纹。
终于，雨果为朱丽叶打造出一间富有奇异东方元素的“中国客厅”（Salon Chinois）。面对雨果的这件“中国风”礼物，朱丽叶感受到她从未体会过的、繁复夹杂陌生的华丽感，她完全被迷倒了，并由衷赞叹道：“这是一首真正的中国诗。”
雨果与朱丽叶在古董店购买的家具
身为中国人，肯定会对这首“中国诗”非常好奇。从20世纪初开始，朱丽叶“中国客厅”里的大部分物件和装饰品，连同雨果在其他住所的一些重要收藏品，都源源不断地被转移到巴黎的雨果故居博物馆。
这所故居位于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6号，1832年10月，雨果和妻子阿黛尔租下二楼一套280平方米的公寓，一住就是16年。正是在这栋宽敞的公寓里，他完成了《悲惨世界》的构思和初期篇章的写作。1902年，作家百年诞辰之际，巴黎市政府将公寓辟为雨果纪念馆，免费向文学游客们开放。
故居纪念馆共分三层，目前仅开放雨果当时居住的第二层。因百年间房主更替频繁，变动颇多，早已难见雨果夫妇最早在此居住时的原貌。现在游客们看到的家具和艺术品，都是从雨果的其他住所搬迁而来，还有一些来自他人的捐赠。
比如，当年雨果妻子阿黛尔和孩子们的卧室，现在则修缮成雨果与情人朱丽叶当年淘来的家具大展厅。那些中世纪风格的桌椅，竟然被雨果装上了中国风格的彩绘镶板，视觉冲击力极强。但真正能把你的眼睛照得疼痛，把你的头脑闪得眩晕，同时还让人产生中国人的自豪与感动的，还是那间“中国客厅”。
“中国客厅”位于纪念馆的第三展厅，大厅中央悬挂着中式宫灯，上绘仕女图。墙体及天花板布满深涂暗绿色油漆的木质嵌板，两幅四尺中堂，绘制着东方面孔的人物，仿佛是《西游记》的故事。
《跌碎的花瓶》里说的“绝无仅有的”“难得一见的奇迹”的花瓶在这里却有许多，都是主人当年在根西岛的古董店里淘换来的。除去花瓶，像杯碗碟盘、麒麟狮子之类瓷质摆件，都被巧妙安放在雕刻着兰、竹、梅、凤等吉祥如意图案的橱柜上，想来这些图案也出自雨果之手。
最让中国人惊叹的是，雨果把大小、形状相近的大约60个瓷盘通通镶在了板壁上。任何人到达展厅，首先跃入眼帘的便是这面盘子墙，它们如排山倒海之势，积聚起足够的能量，使人领略到“密集”本身的冲击力。暗绿色的墙体，构成一片深层的夜空，贴合其上的洁白瓷盘，如群星般光芒闪烁。这美丽摄人的夜空，大概承载了雨果先生的中国梦吧。
中国客厅
实际上，那些真正被中国客厅震惊的游客，大都还是咱们的同胞，因为雨果先生对中国的理解和再现，与我们熟稔的中国古典艺术风格却大相径庭。可西欧游客来到这间展厅时，反而不像中国游客那般大惊小怪：这暗色调的墙板，绘有花鸟的深色壁布，雕刻着繁复花纹的家具，以及把盘子贴满客厅墙壁的手法，其实都属于他们习以为常的欧式审美风尚。
在雨果自己看来，他设计的盘子墙是完美的“中国—荷兰”氛围，中国的瓷器技法，荷兰的装饰特色，极大愉悦了诗人的身心；而中国器物的神采与气韵，恰恰是包括诗人在内的欧洲人很难完全理解，也很难通过自我的想象再现的。
财神爷、仙鹤、龙：都是中国风物
西方作家中对中国情有独钟的应该为数不少，但到雨果这般境界的，恐怕也不多见。从17世纪开始，欧洲曾狂热地流行起“中国风”审美，甚至还有一个法语单词Chinoiserie专门为之命名。中国风和洛可可艺术结合在一起，构成当时的西方人对装饰美的一种新认知。
在他们的眼界里，中国风就是不对称的图案，自然的风景，闲适的人群，清浅的趣味，五颜六色的鸟，乌木和象牙的饰物，不能反光的壁纸等等。
实际上，这种想象与真实之间的偏离程度不言而喻。到了雨果的时代，装饰艺术上的中国风已然退潮，但诗人依然坚守着他的东方情调，甚至打造出这间“中国客厅”定格他的梦想，这与他的美学观念是分不开的。
在《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雨果总结了艺术的两种起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而世界上最高趣味的艺术，一端在太阳神的居所希腊，另一端则在龙的故乡中国。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国，化为雨果头脑中美的渊薮，也是经过诗人主体情感浸润之后的诗歌意象，他对于中国的热爱，已然超出了真实存在的那个东方故国的所有现实。
巧合的是，尽管没有到过中国，也从未接触过中国画，但雨果竟然发明了一种泼咖啡作画的方法，这简直就与泼墨山水异曲同工。
满墙的烙画（请注意左边的《杂耍少年》：椅子与少年的影子正好组成维克多·雨果的首字母缩略词“V.H.”）
作为画家的雨果还创作了57幅“中国题材画”，其中的38幅木板烙画，就如瓷盘一样，密集悬挂在“中国客厅”的墙上。
雨果画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人，比如当官的、乘船的、杂耍的、遛狗的、挑担的、做梦的……种种样态，都被雨果以可爱的喜感呈现，这些人物往往是洋葱一般的头、倒八字的眼睛、天真开朗的笑容、神秘莫测的表情……大概这就是雨果对充满新奇而纯真的东方趣味的理解吧。
表情怪异的和尚
大官人
我注意到雨果绘制的一幅“中国人吃鱼图”：一位肥胖的中国男人左手拿着叉子，喜笑颜开地准备大快朵颐。
先不管叉子这个细节，画面右上端刻有一行字，醒目地写着“SHU-ZAN”，我猜想这大概是雨果虚构的这个吃鱼者的姓名，不料讲解手册上写着：幽默的雨果给画中人起了个中文拼音式的名字，其实暗指朱丽叶的厨师苏珊。毕竟，雨果的这些画都是为了给朱丽叶装修房子做搭配的，适当取悦一下情人的厨师，也是含蓄地吐露感情的一种方法。
吃鱼的大财主（注意SHU-ZAN）
抽象风格的狗
雨果站着写作时用的写字台
很多中国游客都表示说他们并不喜欢雨果“中国风”式的大厅，认为它太幽暗、太琐碎，不易清理，还扰动人心，让人产生眩晕感。可是，当今人不断追求欧美风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中国风到底是什么，谁又能说清呢？
非洲
谛听撒哈拉
单凭“摩洛哥”这三个字，便足以激发我们无限的遐想。在我心中，摩洛哥是一位踏着野性舞步的女郎，每当她的裙裾扬起，黄色的沙土就沿着她的影子旋转，那也许是撒哈拉沙漠的一粒尘埃，或是有缘人凝视前世的一扇窗户。
十天的旅行时间，我像埃利亚斯·卡内蒂似的穿梭在马拉喀什、菲斯、舍夫沙万和瓦尔扎扎特等数座城市，聆听古老城墙内的各类声响，揣摩混乱嘈杂的音调背后，那些多少与文学有所关联的只言片语。
1981年，卡内蒂因其作品拥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位英籍作家曾写下迄今最为出色的摩洛哥旅行札记——《谛听马拉喀什》。尽管乔治·奥威尔也有散文名篇《马拉喀什》，其间蕴含着丰富的隐喻之魅，但卡内蒂笔下的城市更能调动今天旅行者的耳目，毕竟，他记录下的那些新奇的人与物，并不曾在今天褪色，如同马拉喀什的古老建筑，一如既往被涂满了粉红的色彩。
在卡内蒂的旅行中，他走访了古老的骆驼市场，倾听盲人乞丐的呼唤，观察集市上的说书人。他的文字充满了密集的声响，你沿着这些字符步入老城曲折难辨的街巷，或是混杂着香料味道的密闭市场，便能听到从悠远的历史深处传来的声音，即使堵上耳朵，那声音依然像长在心里似的，自然无忌地奔流涌动。
作家的游记多次提到马拉喀什的地标德吉玛广场，他曾与朋友相约走上一家咖啡厅的楼顶，在那里观看广场上形形色色的人群。
站在卡内蒂的观察点俯瞰德吉玛广场
我很喜欢卡内蒂近乎白描式的表述，他将广场上的说书人、卖艺者、乞丐、小商贩的形象简笔勾出，鲜活如画。
今天，广场的咖啡厅与餐厅大都位于同一侧，人们往往集中在三层楼的法国咖啡厅（Hotel Restaurant Café de France）顶层，要上一杯20第纳尔的薄荷茶或是咖啡抑或橙汁，静静地观瞧广场上的点点滴滴。
事实上，每到忙时，顶层餐厅基本只提供这三种饮料，而摄影家们根本无心细品薄荷茶的味道，他们早早地支起长枪短炮，在取景器中幸福地观测太阳降落在远方的阿特拉斯山脉。
我猜想，这应该就是当年卡内蒂驻足观察的地方了。从黄昏到夜晚，伴随着日月轮替的轨迹，德吉玛广场展现出一天中最具魅力的姿态。
立于卡内蒂的视点，我可以观察到广场上每一个人的表情，他们中间有舞蛇人、说书人、耍猴人、喷火艺人，以及扛着云梯玩杂耍的少年、肩背羊皮囊的红衣卖水人、穿着银色珠片佩戴黑色面纱的摩尔舞女……这些人不像我们常见的小贩那样高声吆喝招揽看客，而是保持了一种目光迷茫的神秘与专注，静静地盯着他们赖以生存的蛇、猴子以及小物件。
广场上的舞蛇人
哪怕是说书的人，也像是在对着空气自说自话，时而口若悬河，时而用长袍遮住眼睛，偷偷窥视围观他的那些眼睛，我猜想他是在寻找观众中的外国客人，计划着一会儿朝他们要钱。而卡内蒂感受到的说书人身上的那种可以支配言语的自豪感，我却始终无从觅得。
时而有身着杰拉巴（djellaba）的男人穿梭在人群中间，那是摩洛哥的柏柏尔人最具代表性的服饰，由一种厚毡布制成，上有尖顶的斗篷帽，下为齐脚的长袍。
在年轻人钟情于牛仔裤、T恤衫的时代，只有老者才会穿着杰拉巴。他们在德吉玛广场缓慢移动着，这时广场就成为一个棋盘，踩着羊皮尖头拖鞋的老人们则是一个个尖头的棋子，他们穿过广场，向麦地那老城的棋盘边缘步行，仿佛探问着生命的局。
我静观着广场上的一切，每个人都被压缩成一部微小的剧，他们均匀占据着广场舞台的每个角落，将贫穷以一种安静的姿态，燃烧在广场浩瀚的夜空里。平坦的舞台远端，库图比亚大清真寺仿如一座灯塔，有一种声音居临其上，这是我和卡内蒂共同听到的。
穿着杰拉巴的老人
身为犹太人，卡内蒂并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伊斯兰教的奥妙，令他沉迷的是当地的犹太人社区。当作家置身于社区中的一座地标广场时，他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旅行的目的地，甚至感觉自己早在几百年前就来过此地。“当我伫立在此，我就是这座广场。我相信，我始终就是这座广场。”也许，每一次旅行都是在幻象中抵达故乡的过程。
无独有偶，如果中国读者对摩洛哥这个遥远的北非国家生出一丝情感的枝蔓，恐怕都是源自中国台湾的作家三毛。她仅仅是偶然看到一张撒哈拉沙漠的照片，便感应到仿如来自前世回忆的乡愁，于是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北非的沙漠，与恋人荷西迁居于此。
三毛的前世乡愁与卡内蒂的异邦寻根，是大都文学旅行家的共同心态，他们希望在异邦文化中寻找自我的精神片影，与那些本来格格不入的文明缔结情思的联络。
因为三毛，很多的游人把摩洛哥之旅定义为“寻找三毛的旅行”，他们期望抵达撒哈拉沙漠，体验三毛笔下大漠的狂野与温柔。
穿行在绿洲与城市之间
不过，三毛与荷西当年生活的撒哈拉沙漠边陲，一直属于西撒哈拉这一争议地区，她所居住的阿尤恩（阿雍），时至今日也只是一个极端干燥、贫困且处于军事管制之下的乏味小城。如果没有三毛的44号故居，那么这里简直没有一分一毫与旅游沾边的资源了。
尽管知道三毛的撒哈拉与摩洛哥境内的撒哈拉沙漠相隔百里，但文学迷们往往喜欢安慰自己，说撒哈拉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有生命的，无论是北方的还是南方的。它们都和当年从三毛指缝中流过的沙拥有同样的灵性，自由自在的沙，就是三毛与我们所向往的跃动新奇的北非文明。
于是，我们告别卡内蒂，离开马拉喀什，向撒哈拉行进。一些人会先绕行卡萨布兰卡，去那家“里克咖啡厅”喝一杯牛奶咖啡；还有一些人知道电影《卡萨布兰卡》全是在好莱坞的影棚里拍摄，根本没有到摩洛哥取景，所谓的里克咖啡厅，也只是后人出于对电影的致敬与商业模仿——因此他们更愿意穿过海拔2260米的阿特拉斯山口，绕行在红土戈壁和黄沙荒漠之间，抵达沙漠边缘的城市瓦尔扎扎特，然后在这座“沙漠之门”前休整，等待与撒哈拉相遇。
从瓦尔扎扎特向沙漠奔袭，途经柏柏尔人世代居住的阿伊特·本·哈杜村，这大概是摩洛哥最为知名的电影文学景点了。
阿伊特·本·哈杜村
一千年前，为了守护从大西洋到撒哈拉沙漠的商路，人们在要道附近选择了这处金黄色的山丘，在上面用红色的泥土手工砌造房屋。屋子之间层层相叠，彼此贯通，完整地覆盖住山丘，山下还设有城墙箭塔，这种兼有防御与居住功能的泥土建筑，在当地被称为kasbah。从外表看上去，既像外星人的基地，又似一个布局宏大的蜂巢。
如此奇异的风景，自然被那些讲求宏大叙事效果的影片青睐。它是《阿拉伯的劳伦斯》里的沙漠战场，是《角斗士》中的非洲村落，是《木乃伊》中贩卖骆驼的埃及村镇，更是《权力的游戏》中的渊凯城。这座城市的外表过于奇特，奇特到令人很难投入感情去喜欢，但我们依然无法抗拒内心深处对这种神秘风景的迷恋。无论是电影还是现实，沙漠边缘的小城不断给文学家们提供着机会，空无一人的村庄与房宅，恰恰是各种故事发酵的场所。
Kasbah风格的酒店房间
我们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住下来，当地有骑骆驼看日落的旅行团，还有沙漠穿越两日游、捡化石一日游、大漠冲沙等项目。在我看来，这与迪拜、开罗甚至我国西部沙漠地区提供的游乐项目没有太大差异。
我选择了骑骆驼观看日落的小团队，一行三人乘坐着越野吉普车，沿着前人的车轮印记行进，在铺满碎石的起伏沙地上一路颠簸，直到观瞧到一队骆驼在远方静静等待着我们。
撒哈拉的驼影
有几个牵骆驼的男人佩戴着面纱，或许他们就是传说中的图阿雷格人，这个部族保留了男人戴面纱的传统，而且面纱多为蓝色，所以当地人叫他们“蓝色的人”。听说即使是睡觉时，图阿雷格男人也不会摘下他们的面纱。
不过，我眼前的这些男人们经常会摘下面纱低声地聊天，仿佛在嘟囔着一些神秘的事情。此时太阳即将落山，沙漠褪去了耀眼的金红色，一时间万物静默，这让一些游客感到莫名的不安。
男人们重新戴起面纱，指着远方说些我们听不懂的话，但手指的方向却非常明确——那是一片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远远看去如一面正在向上升腾的蓝色的湖，和这些男人的面纱颜色一样，又如几日前经过的蓝城舍夫沙万，那座城市像极了眼前的景色，都泛着海洋般的光彩。
图阿雷格男人
于是我想起三毛的话：“对异族文化的热爱，就是因为我跟他们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以至于在心灵上产生了一种美丽和感动。”种种从文化差异中收获的新奇与震惊，引发我们不断沉迷于远行。
这一刻，我看到落日的余晖在沙漠边缘形成一道镀金的弧线，一切关于撒哈拉的故事，以及所有人和风景的邂逅，都在弧线的光辉与微笑间定型。
蓝城舍夫沙万
南美
博尔赫斯的迷宫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美丽的空气，也是博尔赫斯的迷宫。
普通读者谈起博尔赫斯，往往会提到他在《关于天赐的诗》中所说的“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爱书之人把这句话深深刻在心里，他们努力寻找圣菲大道上的雅典人书店，将这座世界第二美丽的书店视为博尔赫斯言及的“天堂”。
书店位于大道1860号，由原先的光明剧院改造而成，店内的灯光一如剧院当年，呈现出复古的鹅黄色，弥漫着绮丽典雅的气息。
店内设有博尔赫斯专区，他的处女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被置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上，仿若诗人独自站立在舞台中央。
剧院改成的雅典人书店
对博尔赫斯来说，他一生大半时间都生活在“天堂”里，与书相伴，以文为生。他曾担任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单是印刷品的芳香气味，便已让作家感到沉醉与满足。
也许是一种巧合，文学大师们往往都与图书馆有缘，像博尔赫斯这样以之为业者更是不在少数。俄罗斯的蒲宁、帕斯捷尔纳克，意大利的蒙塔莱，中国的莫言，这几位诺奖作家都有在图书馆工作的经历。
博尔赫斯虽与诺奖无缘，但他在拉美的影响力正如聂鲁达的评价，他是“影响欧美文学的第一位拉丁美洲作家”。作为旅行与文学的双重爱好者，我愿意深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深处，在棋盘似的迷宫里找寻文学的踪影，希望与这位大师偶遇。
迈普街994号6B是博尔赫斯在布市居住时间最长的住宅，从这里可以望到圣马丁广场和古老成荫的金合欢树
拿出一天的时间，我计划把作家在布市的主要居所寻访一遍。首先锁定他的出生地。
1899年，博尔赫斯出生在布市图库曼大街840号的一座平顶小房子里。这条街离我住的地方竟然只隔了两个街区，可到达图库曼大街一看，此处楼宅并不像作家在《自传随笔》中说的那般低矮、朴素。
两排充满压抑感的暗色高楼，将图库曼街挤在当中，街道的门牌号从834号直接跳到850多号，号码中断的区域被围栏拦住，正在进行装修施工，连传说中的那个纪念作家出生地的840号黄铜标牌，我也没有找见。询问当地居民才知道，840是过去的门牌号码，今天已经改成了830号，街上的建筑都是拆掉后又新建的，与博尔赫斯幼时那个遍布低矮房屋的阿根廷早已相去甚远。
图库曼大街已经找不到曾经低矮的平房
1901年，博尔赫斯全家迁至北部巴勒莫区塞拉诺大街2135号一座高大宽敞、带有花园的两层小楼，作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今天，巴勒莫区象征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蓝调和小资、时髦与高贵，可在当时，这座由移民组成的街区却是一派贫穷冷漠的景象。“无花果树遮住了土坯墙，无论阴晴，小阳台都显得无精打采”，这是作家笔下“祖国背后的一些荒凉的湿地”。
唯有他的住宅是一片小小的潘帕斯草原，四面都是田野，有一棵高大的棕榈树，有黑葡萄的藤蔓，还有一座红漆的风车，夏日用来汲水，不远处就是作家钟爱的能看见老虎的动物园。
塞拉诺大街2135号的二层小楼已经变成多层住宅楼
博尔赫斯大街路牌
如此田园诗般的画面，我却没有遇到，眼前的塞拉诺大街已经改名为“博尔赫斯大街”，博尔赫斯在2135号那座新艺术风格的二层故居，也被改建成火柴盒式的多层住宅楼。对这般景象，诗人早就有过感慨：
塞拉诺大街，
如今，你已经不是世纪初的那副模样：
往昔你拥有广阔的天空，
而今你只是一扇扇门脸。
就是在“一扇扇门脸”中，我发现了一座粉红色的房屋，墙面上印刻着1885，显然是一栋老建筑。
这里是危地马拉街和过去的塞拉诺大街相接的转角，于是我便激动起来，确定找到了一个文学对应物。
这家名为“优选仓库”（Almacén el Preferido）的小酒馆，应当就是作家在《有粉红色店面的街道》一诗中谈到的那家店，同时也是他所厌恶的小混混们的聚集场所，而他诗中描述的那条平平无奇的街道，分明就是眼前这段沾了露水的湿漉漉的大街。
博尔赫斯在《有粉红色店面的街道》一诗中描述的粉红色小酒吧
由于遗传的原因，博尔赫斯的家族成员大都会在中年之后失明，博尔赫斯本人也没有幸免。
即使在没有失明的时候，他的视力状况也不甚良好，很多时候出行都需要依靠旁人的陪同与协助。唯有在居所附近的街道上，在城市的黄昏里，博尔赫斯才敢于一人缓缓漫步，独自享受街道的静谧。
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的开篇就是一首《街道》，他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已经融入了我的心底”。诗人一生钟爱漫步，他乐于踏入城市的每一条血管，吟咏这里的每一段街道。
可以想象，当视力有限的诗人独自游历时，他所看到的世界既是真实的，也是变形的。他眼前的街道忽明忽暗，时远时近，让他困惑也让他惊奇。他可以沉浸在自我的“天国”里自由地延展、拉伸视觉印象，将街道作为知音和读者，向它们诉说忧伤与热情。
如果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巷是一座神秘莫测的迷宫，那么博尔赫斯的文字就是迷宫的破译者。
当年的巴勒莫地区常有高乔人和罪犯出没，遍地是玩牌的混混无赖，以及在街角一起跳着探戈舞的地痞流氓，可诗人笔下的街道却如夕阳般灿烂，充溢着和谐、静谧与柔美。
他踏着如同细沙的霞光，站在每个街口的夜晚，嗅着雨水的气息，他立于塞拉诺大街的角落，望穿天际辽阔的平原，这远远超出了街道的喧嚣现实。显然，对于巴勒莫的街道，博尔赫斯看到的比常人更多。
走在博尔赫斯大街上，我想起米勒在《北回归线》中的词句，那分明点染出博尔赫斯的心境：“……我的人类世界消逝了，这世界上只有我自己，路成了我的朋友。”
博尔赫斯用主观的想象造就了另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一生能看到的东西太少，于是只能依靠天马行空式的冥想，让孤独的内心和不完美的视觉充当缪斯的眼睛，借街上的灯光推敲生与死的篇章。
诗人感叹道：“宽阔和逆来顺受的街道啊，你是我生命所了解的唯一音乐。”可以说，巴勒莫区的每一条街道，都曾经陪伴过作家，扮演着他唯一的朋友。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天空被无数高楼切割成各种形状
1939年，博尔赫斯随家人迁至巴勒莫的安乔雷纳大街，这所安达卢西亚式住宅的后花园曲径通幽，激发作家创作了富有中国风的小说《小径分叉的花园》。
今天，这里连同故居旁边的博尔赫斯国际基金会，也就是安乔雷纳大街1660号建筑，一起被改造成博尔赫斯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作家的手稿、书信、照片，二楼还还原了作家曾经的生活场景——简单的单人床、雪白的床单、书桌与四层连体书柜，墙上挂着作家的画作，包括他四岁时用红色铅笔画的老虎。
展区禁止拍照，我向管理员再三表明自己对博尔赫斯的崇敬，女管理员才允许我在她的监督下按一次快门，于是我拍下大堂正中的木制楼梯。1957年的某一天，博尔赫斯就是从这座楼梯上摔下来撞破了头，他服用了大量的镇痛药后产生幻觉，便把这些感觉详尽记录下来，由此诞生了《想象的动物》。
安乔雷纳大街上的博尔赫斯博物馆
博物馆内景，博尔赫斯曾摔倒的楼梯
《纽约时报》主编拉里·罗特曾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寻找博尔赫斯的明显痕迹，就像在阅读重写本：你必须穿透第一层的表面意思，感受潜伏在其下的含义。”
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博尔赫斯从未到过的另一条街，他常常抱怨说布市的街道没有幽灵，于是不断在大街小巷中漫无目的地行走，试图为城市制造出迷宫与幽灵。这些地点除了街道之外，还包括墓园和咖啡屋。
拉雷科莱塔墓园，鲜花簇拥着的黑色大理石墓属于贝隆夫人，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曾为她奏响
你在博尔赫斯的迷宫里找寻着幽灵，便是与他的想象力发生着一次次的碰撞。作家多次写到拉雷科莱塔——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墓园：
我们流连迟疑、敛声屏息，
徜徉在缓缓展开的排排陵墓之间，
树影和石碑的絮语
承诺或显示着
那令人欣羡的已死的尊严。
诗人的家族成员大都葬于拉雷科莱塔，可他却写道：“我不会在这里，我将会成为忘却的一部分，忘却是组成宇宙的微弱物质。”
在博尔赫斯体内，还有很多个连他自己都不熟识的博尔赫斯，这些神秘的博尔赫斯一起涌入世界的镜像，向人间宣泄着令人战栗的冷峻激情。
不过，观光客们大都对博尔赫斯的家族墓地选择无视，因为作家本人葬在日内瓦，正应和了他诗句中的“我不会在这里”。
人们往往对美丽的贝隆夫人和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更感兴趣，尽管博尔赫斯认为她是一具“骗人的玩偶”，但在今天的阿根廷，贝隆夫人和博尔赫斯，加上球王马拉多纳，已成为阿根廷人心目中的三位世纪伟人。
位于马约大街的托尔托尼（Tortoni）咖啡馆同样是博尔赫斯迷们追踪的符号，这里的装潢宛如一座迷你凡尔赛宫，意大利的青铜吊灯、锈色斑斓的铜镜子、琥珀色的大理石柱、蒂芙尼台灯点缀的吧台、深色的橡木椅子、镶嵌金边的杯盘……堆砌出一道法兰西的华贵风景。
马尔克斯、鲁宾斯坦、爱因斯坦都曾是这里的客人，博尔赫斯也时常落脚于此，他习惯点一杯加了奶油的咖啡，在靠近角落的座位上思索写作。
在托尔托尼，我也品尝到了作家喜欢喝的那种咖啡，它浓厚的味道算不得新奇，反倒是店内地下剧场上演的夜间探戈秀，让我觉得很有责任推荐给后来者——那阴暗的灯光配合迷情的步伐，快速的旋转与摇摆，面和面的交贴，腿与腿的纠缠，令人不时想起博尔赫斯的名言：探戈是孤独者的三分钟爱情。
托尔托尼咖啡馆一角，探戈歌王卡洛斯·加德尔、诗人博尔赫斯及传奇女作家阿尔芬西娜·斯托尔尼的蜡像
托尔托尼是为了旅游业而存在的，时至今日，它早已被充分商业化了。如果不想被排长队买奶咖的游客们同化，建议还是去佛罗里达街468号的雷蒙德咖啡馆。
博尔赫斯经常和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等朋友在此聚会，由于咖啡馆所在的街道名，他们被称作“佛罗里达作家群”。这种以街道命名作家群体的方式，真是小众而又特别。
托尔托尼咖啡馆地下的探戈表演
走出托尔托尼，已近深夜，咖啡馆门口聚满了示威游行的人群，和我在秘鲁和智利看到的一样。唯一有点新意的是，不断有商贩端着盛满食物的盘子穿梭于人群之中，他们售卖烈酒、点心、咖啡，甚至还有流动的平板推车尾随游行队伍现场制作烤肉香肠。
阿根廷人的激情显然是烤肉味儿的，瞬间便冲散了博尔赫斯赋予这座城市的理性的感伤基调。混合奶酪味的肉香、跳完探戈的男人身上的古龙水味、咖啡馆内飘来的庸俗的奶油香气……这就是现实而复杂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你必须保持一种看到它又故意视而不见的姿态，才有可能与作家的幽灵不期而遇。可能是查尔卡斯和马伊普街的交汇口，也可能是巴勒莫区的某个粉红色的街角，博尔赫斯就站在那里，等待着未来的诗句路过，他将这些温柔的句子截获，然后释放到亲切的空气里。“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外，我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无法生活。”——博尔赫斯这样说。
而他在《城郊》一诗中的叙述，对任何一位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都适用：
我感觉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原以为这座城市是我的过去
其实是我的未来、我的现时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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