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晚，记者从出版社获悉，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于1月27日晚去世，享年103岁。
杨苡原名杨静如，生于1919年，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也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铁凝语）。作为译者，她首创了“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她的翻译至今也仍然是这本名作最为经典的译本之一。
除此之外，她的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和夫人戴乃迭一起，被认为是“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姐姐杨敏如是古典文学专家，姐夫罗沛霖是电子学与信息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丈夫赵瑞蕻是外国文学专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发起人之一，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最早翻译了司汤达的著名长篇小说《红与黑》。
就在去年，由南京大学教授余斌历时10年整理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面市。这也是103岁的杨苡先生唯一的口述自传。
20年，一场抵抗遗忘的对话
自1996年起，就在南京大学家属区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里，杨苡老人与余斌完成了这场长达20余年之久的谈话，以倾听与记录的方式抵抗遗忘。杨苡说，人的一生不知道要经历多少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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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先生的回忆里，那些在历史浪潮中留下足迹的有名人物，总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另一面。比如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曾是民国外交的风云人物，在杨先生讲述里，却是在她玩捉迷藏时帮她出谋划策，暗暗做手势让自己藏到写字台下的“颜伯父”；吴宓是联大的名教授，杨先生清楚记得的，却是他登门索书时一脸的怒气；沈从文是她感念的恩师，但更清晰的却是他在众人面前，从破棉袄里掉出棉絮的画面……杨先生打趣说：“我记住的经常是些好玩的事，就像你们现在说的‘八卦’。”
她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说到翻译《呼啸山庄》也是“好玩”。“当年翻这本书时，窗外乒乒乓乓刮大风，我就嘴里wuthering heights、wuthering heights念着玩儿，想到了‘呼啸山庄’这个名字。我告诉你呀，这就是种玩法，我一直觉得翻译就是好玩。”
但是，谈笑归谈笑，等到了创作的时候，杨先生却是十分严谨的。余斌写成的稿子，她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看，从部分内容的删除到人名、时间的订正，甚至包括语句的修改，杨苡都会细细批注。
对于杨苡而言，巴金是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17岁那年，正逢“一二·九”运动爆发，在一团苦闷之中，杨苡开始给自己崇拜的巴金写信，让杨苡没有想到的是，很快，她便收到了巴金的回信。也正是巴金的介绍，杨苡认识了巴金的三哥李尧林，也便是这本口述自传里反复出现的“大李先生”。与大李先生的通信，成为杨苡少女时代的小秘密，不仅对母亲，就连好朋友她也没有分享过。她把这些信件都编上号，小心地放在一只漂亮的盒子里，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1938年7月7日，19岁的杨苡离开天津，前往昆明，由此开启她在西南联大的日子。在杨苡的记忆里，联大的生活也尽是些好玩的八卦趣事，就像余斌所言，杨苡似乎一直有一种女生的状态，“如果她的同龄姐妹们还在，她能马上回到学生时代，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讨论的话题就是当年谁喜欢谁，哪个女孩最好看，哪个男孩最有才华。”
比如联大课堂，虽然给同学们上课的都是名人，但杨苡却说，女生们最期待的是闻一多和陈梦家，因为他们是有名的新文学家，“朱自清讲白话散文，但他课讲得不好，拘谨得很，我也不爱听。”
近年来，不少有媒体记者前去拜访杨苡先生，但让她颇感苦恼的是，写到她的稿件总是“喜欢拿‘贵族’说事儿，很烦。”她希望别人眼中的她，是“不高不低”的普通人的模样。
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到《红与黑》《呼啸山庄》，杨苡与兄长杨宪益、爱人赵瑞蕻共同推动了中文与世界对话，使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里生根开花，成就了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一个又一个高峰。
杨苡的客房里挂着一幅字，是她上世纪90年代初让好友俞律挥毫留下的两行鲁迅诗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相比于传奇与成就，杨苡更看重她的“日子”，及其承载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世情。
1999年，84岁的赵瑞蕻病逝于南京；2009年杨宪益去世，终年94岁；2017年12月，杨敏如离世，享年102岁。“丁聪、吴祖光、罗孚、我哥……这些人全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人了。”那些在杨苡百年人生中次第出现的“许多人，许多事”，都成为了“可感，可念”的回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段雪莹 实习记者 毛渝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