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兔子尚未被驯养，贵族们在猎兔的乐趣中，选拔贤能，乱世中还产生了“狡兔三窟”的典故。到了汉代，皇亲国戚里出现了一批“兔奴”，为了满足自己对兔的喜好，不仅将离宫别苑以兔为名，而且还针对捕兔行为制定了严刑峻法。月中玉兔的观念也在这一时期深入人心，感月入怀的吉兆也流行起来。珍稀兔子历朝历代都被人们视为祥瑞，作为贡品进献朝廷，直至明朝。明清时期，对月亮的祭祀和玉兔下凡治病救人的民间传说让兔儿爷风靡京城。
猎兔传统和狡兔三窟
早在新石器时代，野兔就是原始部落的食物之一，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兔子的骨骸。从古至今，野兔向来都是一道美味，先秦时期，《小雅·瓠叶》中便有“有兔斯首，炮之燔之”的记载。除了作为食材，兔子还出现在祭祀仪式中：商代晚期殷墟出土有玉雕兔，西周晋侯墓出土有兔尊；周礼中记载了兔子是作为祭品的“六兽”（即麋、鹿、狼、獐、野猪、兔）之一，相比于驯化的“六畜”（即牛、羊、家猪、犬、鹅、鱼），“六兽”都是需要从野外捕获的。《风俗通》中记载了在汉代，人们在腊月里依然会用兔肉祭祀祖先，祭祀完后会把兔肉吃掉，而能吃到兔髌骨的幸运儿就会被赏酒，而且会在新的一年吉祥如意。
图1：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兔佩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藏
兔子狡猾且行动敏捷，《孙子兵法·九地篇》中便有“静若处子，动如脱兔”这样用来迷惑敌人的策略，而汉末吕布的坐骑也以赤兔为名，彰显其灵活机敏。先秦贵族喜好猎兔，然而狡猾的兔子和聪明的猎人却还拥有另外一层含义。《周南·兔罝》中写道：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肃肃兔罝，施于中逵。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肃肃兔罝，施于中林。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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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首诗歌中，除了有关捕兔的描写，最值得关注的是设下兔网的人，这些“赳赳武夫”并非一般人，而是公侯的亲信和心腹，他们既可以在外捍卫城池，也可以留在身边贴身守卫，《毛诗注疏》中解释道，“此罝兔之人，贤者也，有武力，可任为将帅之徳，诸侯可任以国守，捍城其民，折冲御难于未然”，也就是可以通过对一个人是否善于捕兔来判断他是否具备足够的智谋和武力，从而可以帮助公侯乃至天子选拔出贤能之人。此外，这里的兔子也并不普通，《小雅·巧言》中写道，“跃跃毚（chán）兔，遇犬获之”，《毛诗序》中认为狡兔喻指周幽王身边尽谗言的奸佞小人，只有遇到了良犬，也即“赳赳武夫”那样的贤臣，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图2：兔尊，晋侯墓地64号墓出土，晋国博物馆藏
狡兔栖身的洞穴往往会有多个洞口，可以帮助它在遇到危险时逃脱，在东周诸侯纷争的时代，即便是像商鞅、吴起这样坚持改革，让国家变得强大的功臣也不得善终，然而有人却像狡兔一样，早早给自己预留了多条退路，得以保全自身，这便是“狡兔三窟”典故的由来。《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了孟尝君不受齐宣王看重，被外派封国薛国，得益于其门客冯谖早年对薛国百姓的恩惠，孟尝君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欢迎，然而冯谖却对孟尝君说道：“狡兔有三窟；仅得其免死身；今君在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也就是借“狡兔三窟”来提醒孟尝君要多准备几条退路，于是在冯谖的谋划下，孟尝君名声在外，同时受到了魏王和齐王的盛邀，获得了足以自保的“三窟”。
汉代“兔奴”和兔园
如果说现代人把喜欢猫咪，并将其封为“主人”的人称为“猫奴”，那么汉代的两位皇亲贵胄或许就可以称之为“兔奴”，因为他们不仅将兔子散养在规模宏大的园囿中，而且都以兔的名字来给园子命名，这便是西汉梁王刘武的“兔园”和东汉外戚重臣梁翼的“兔苑”。
刘武是窦太后最小的儿子，汉景帝刘启的亲弟弟，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大功，厥功至伟，于是在封地大兴土木，“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兔园，也被称为梁园、雪园。《西京杂记》中描述道：“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不仅山水交相辉映，而且亭台楼阁相连，还有大量珍稀动植物点缀其间。刘武整日与宾客在园中吟诗作赋，宴乐其中，好不自在。枚乘在《梁王菟园赋》中写道，“斗鸡走兔，俯仰钓射，烹熬炮炙，极欢到暮”。除了枚乘之外，邹阳、司马相如也是兔园的常客：
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风于卫诗，咏南山于周雅。授简于司马大夫，曰：“抽子秘思，骋子妍辞，侔色揣称，为寡人赋之。”（南北朝·谢惠连《雪赋》）
兔园文人毕至，名声在外，对后世影响深远，黄庭坚《千秋岁·苑边花外》便用“兔园高宴悄，虎观英游改”，悼念曾经与秦观一起唱和宴饮的时光。宋人王应麟在《困学纪闻·考史》中还记载了唐太宗的儿子李恽让属下杜嗣先参照当时科举考试的题目，编纂了一本问答体形式的教材，而这本书的名字便以梁王兔园为名，被称为《兔园册》。由于这本书十分浅显，且都是偶俪之语，于是被民间用于儿童的启蒙教材，风靡唐和五代。
梁翼是梁妠的兄长，梁妠是汉顺帝的皇后，在汉顺帝去世后，梁太后临朝执政十九载，一时间，梁家权倾朝野。梁翼在河南城（今河南商丘）的西边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兔苑，据《后汉孝灵皇帝纪》载，“缭绕数十里，大兴楼观，发属县卒从，缮治数年乃成”，在园子落成后，梁翼向各地发布告示，征收兔子来充实兔苑，并且还“刻其毛以为识，犯者罪至死”，也就是给园中所有的兔子身上做了标识，对于捕杀兔子的行为制定了严厉的刑罚，即便是对外地人也不例外。当时有一队西域客商由于不了解情况，误捕了一只兔子，竟然引来了杀身之祸：“西域尝有贾客来，不知禁，误杀一兔，转相告言，死者十余人”，可以说这是由一只兔子引发的血案，整个商队惨遭血洗。
图3：月中阴影和蟾蜍、兔形象演变示意图（右图出自马王堆西汉墓帛画）
月中玉兔捣炼灵药
兔子的形象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离不开月亮的助力。战国末年，屈原在《天问》里仰天长叹：“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他在感慨月亮为什么会有圆缺轮回，对月亮有什么好处，偏要有“顾菟”在其腹中呢？“顾菟”本意上指的就是顾望的兔子，屈原借“顾菟”暗讽楚王身边察言观色、阿谀奉承的小人，如果没有“顾菟”，月亮会更加明亮，同理如果没有这些奸佞小人，楚王将会更加英明。
图4：汉代墓葬壁画中的月中蟾蜍和兔子形象（左：洛阳浅井头西汉墓，右：洛阳磁涧里河西汉墓，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藏）
西汉时期，月中有兔和蟾蜍的观念开始流行，甚至其中还融入了阴阳学说，最后成为了神话中的一部分。《春秋元命苞》中写道，“月之为言缺也，而设以蟾蠩（即蟾蜍）与兔者，阴阳双居。明阳之制阴，阴之倚阳”；而刘向在《五经通义》中也写道，“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也就是在人们看来，蟾蜍和兔子属阳，月亮属阴，阴阳相倚。在西王母神话中，嫦娥偷食灵药后便孤身奔月，然后便如《诗推灾度》中所载，“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体就，穴鼻（兔子上唇中央有一条裂缝，如鼻有穴）始明”，也就是嫦娥让月有了精魄，可以照亮发光，月中蟾蜍和兔子的形象便显现了出来。后来，蟾蜍和兔子就一起负责捣炼不死灵药。
图5：新莽玉兔奉药西王母，河南偃师高龙乡辛村新莽墓壁画
图6：武周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壁画中的兔子捣药
自东汉以来，月中的蟾蜍慢慢消失不见，唯独只剩下了兔子的身影。傅玄在《拟天问》中写道，“月为阴水，白兔之形”，苏轼《月兔茶》中也写道“环非环，玦非玦，中有迷离玉兔儿。”于是，人们也逐渐习惯于用兔子代指月亮，南朝梁何逊《七召·神仙》中有“顾兔才满，庭英纷而就落”；韩琮《春愁》中有“金乌长飞玉兔走，青鬓长青古无有”，辛弃疾《满江红·美景良辰》中亦有“著意登楼瞻玉兔，何人张幕遮银阙”。在中医中，兔子的粪便可以治疗眼疾，《本草纲目》中记载其有“主治目中浮翳”的功效，于是被冠以“明月砂”的雅称。
绵延千年的兔子祥瑞
汉代之所以出了“兔奴”，或许是与时人眼中兔子的祥瑞有关。《瑞应图》载：“王者恩加耆老，则白兔见；赤兔者，王者德茂则见”；《石勒传》云：“白兔为瑞，黑兔为祥”。其实早在周代，《竹书纪年》中就曾记载周宣王三十年（前798年），“有兔舞于镐京”，而周宣王在位时，任用贤臣，整顿朝政，对外用兵，重新恢复了周王室的威信，《大雅·江汉》中歌颂当时“四方既平，王国庶定”，迎来了中兴之世。
到了汉代，自从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兔子开始出现在彰显儒家忠孝的教化故事中。《后汉书》中记载了桓帝在位时，“数有灾异”，于是侍中刘儒“上封事十条，极言得失，辞甚忠切”，结果“帝不能纳，出为任城相”，被降职的忠谏之臣刘儒在他的住所，“赤乌巢于屋梁，兔产于床下”。同书中还记载了章帝时的贤臣方储幼年丧父，常年侍奉母亲，在母亲去世后，“负土成坟，种树千株，鸾鸟栖集其上，白兔游其下”。《册府元龟·孝感》中也记载了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性笃孝”，他的母亲曾卧病三年，不论盛夏严冬，蔡邕都未曾宽衣解带，后来当母亲去世后，他就住在坟冢旁边给母亲守孝，“动静以礼，有兔驯扰其室傍”。
兔子的祥瑞有时还会与五行命理联系在一起，《魏书·刘曜传》中记载了前赵末代皇帝“（刘）曜得黑兔，改年为太和”。之所以仅凭一只黑色小兔子就能让一国之君更改年号，其实背后大有深意，《石勒传》中一场朝臣之间围绕黑兔的对话解释了其中的缘由。原来，中国历代王朝都有五行属性，王朝交替也以五行中的相生相克来体现。如果按照汉代属土德，土生金，晋代属金德，然后金生水这样一个顺序，能够承续晋代天命的新王朝应属水德，而黑色恰恰代表了水德，于是，即便是对于刘曜这样的匈奴族人的国君，他也希望借助黑兔来宣扬他们的“天命”。可惜遗憾的是，在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时期，黑兔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祥瑞。
魏晋以降，随着兔子成为了月亮的代名词，于是白兔开始越来越多地承载起来自月亮的祥瑞。北周庾信在《齐王进白兔表》中就写道：“乃获白兔，光鲜越雉，色丽秦狐。月德徵符，金精表瑞，呈祥舆颂”，大意是白兔的光鲜亮丽盖过了野鸡和狐狸，而且还代表了来自月亮的征兆，白色在五行中属金，于是作为金精象征的白兔寓意祥瑞，理应得到天下万民的称颂。唐代宰相武元衡也写过一篇《贺白兔表》，其中写道：“兔居卯位，白顺金色。金者，取象于武臣。白者，明资于异色。惟此瑞兽，是称月精。”
除此之外，兔子出现在后宫还是皇帝迎娶贤德之女的吉兆。《魏书·崔浩列传》记载了北魏太宗拓跋嗣喜好阴阳术数，“是时，有兔在后宫”，拓跋嗣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崔浩去算一卦，崔浩“以为当有邻国贡嫔嫱者，善应也”，结果到了第二年，“姚兴果献女”。这位嫁给拓跋嗣的女子便是西平公主，尽管这是一场政治联姻，然而夫妇二人却十分恩爱，拓跋嗣在后秦危难之际派兵支援，即便损兵折将也在所不惜，而且为了弥补愧疚之情，执意要立未能通过亲铸金人考验的西平公主为后，西平公主为了缓和君臣关系，坚决拒当皇后，直到她死后，才被追封谥号昭哀皇后。
望月而孕与梦月入怀
当兔子的意象独占了月亮，“望月而孕”的观念开始流行起来。张华在《博物志·物性》中写道，“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这便是谐音“兔子”之名的来历；但作者似乎并不太相信这种说法，于是在后面补充道，“旧有此说，余目所未见也”。尽管如此，兔子望月而孕的观念在后世影响深远。宋人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写道，“中秋阴暗，天下如一，中秋无月，则兔不孕”，当时百姓都认为天下的兔子都是雌兔，需要月亮来跨越时空才能“受孕”，何薳在《春渚纪闻·诗词事略》中引苏轼的话说：“野人或言兔无雄者，望月而孕”。或许正因如此，中医中出现了以兔脑为原料，且融入了焚香祷告仪式的催生药方：
催生丹：腊月取兔脑髓二个，涂纸上吹干，入通明乳香末二两，同研令匀。于腊日前夜，安桌子上，露星月下。设茶果，斋戒焚香，望北拜告曰∶‘大道弟子某，修合救世上难生妇人药，愿降威灵，佑助此药，速令生产。’祷毕，以纸包药，露一夜，天未明时，以猪肉捣和，丸芡子大，纸袋盛，悬透风处。每服一丸，温醋汤下。良久未下，更用冷酒下一丸，即产。乃神仙方也。（《经验方》）
图7：明代陶成《蟾宫玉兔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与此同时，兔子的望月而孕扩展到人世间，产生了“梦月入怀，犹生天子”的典故：如果诞下男婴，会成为一国之君；如果诞下女婴，亦能成为一代临朝称制的女主。最早有关“梦月入怀”的记载出自《前汉纪·前汉孝元皇帝纪》，汉元帝刘奭的皇后王政君梦月入怀后，后来生下了汉成帝。《搜神记》中记载了东汉末年，“孙坚夫人吴氏，孕而梦月入怀，已而生策”，后来孙策与其弟孙权共同创立了吴国的基业。到了宋代，《宋史·后妃传》中记载了宋真宗赵恒第三任皇后刘娥便是其母梦月入怀而孕，后来宋真宗去世后，“仁宗即位，改元天圣，时章献明肃太后（即刘娥）临朝称制”。到了明代，《明史·后妃传》中记载了明孝宗的皇后张氏也是其母梦月入怀所生，她是唯一被正式册封的女人。到了清代，《清实录·雍正朝实录》记载了康熙帝德妃乌雅氏梦月入怀生下了雍正帝，并且还对当时的场景加以绘声绘色的描述：“尝梦月入怀，华彩四照，已而诞上……诞生之夕，祥光煜爚（yù yuè，光灿闪耀的样子），经久弗散，阖宫称异”，似乎是把月亮的光芒带到了人间。
直到清代，人们才真正解释了“感月而孕”的根本原因。钮琇在《觚剩·秦觚》中引蒲城原子《兔说》写道：“盖古所谓‘视月’者，视月之候而孕，又谓‘吐生’者，得土而生，‘土’讹为‘吐’也。”原来，兔子是根据月亮的盈缺周期而孕，这体现了兔子本身的生理、生育特征与月亮活动周期的一致性；当代学者尹荣方在《神话求原》中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兔子交配后，大约一个月后即产小兔，产兔后马上能进行交配，再经过一个月左右又能生产，而且，兔子生产时总在晚上。兔的这些特点，与月亮晦盈的周期正好一致，而月亮之活动大致亦在晚上。”然而，由于这种以讹传讹的古老观念，让“兔崽子”至今仍然是一句骂人“野孩子”的詈语。
月光娘娘与兔儿爷传说
由于兔子强大的生育能力，对于古代崇尚多子多福的家庭来说，兔子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他们崇拜的对象。于是，人们就修建了娘娘庙，以此来获得来自月中玉兔的庇佑。据北京一位老人的口述，北京东四月牙胡同过去有一座娘娘庙，里面供奉的是子孙娘娘，凡是结了婚想要孩子的，烧炷香就十分灵验，俗话说：“今年月牙拜娘娘，明年孩子炕上嚷”，于是后来人们就称它为月光娘娘庙，而且据说是月亮里的玉兔在此显灵。
除了月光娘娘庙，影响更加广泛的是兔儿爷。明人纪坤在《花王阁剩稿》中就写道：“京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而拜之”，这恐怕便是兔儿爷的雏形。有关兔儿爷的来历，民间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古代民间有“男不祭月，女不祭灶”的传统，明代的北京城每逢八月十五，家家户户都有祭月的风俗：
纸肆市月光纸，缋满月像，趺坐莲华者，月光遍照菩萨也。华下月轮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捣药臼中。纸小者三寸，大者丈，致工者金碧缤纷。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撤所供，散家之人必遍。（《帝京景物略·八月十五日祭月》）
当时市场上会售卖一种“月光纸”，上面绘有一轮圆月，药师如来佛的右胁侍月光菩萨盘腿而坐，他能迁变众生苦厄，免除一切障难与病痛。在他身后，广寒宫桂殿中的兔子正站着捣药。这种“月光纸”尺寸大小不一，其中做工精美的金碧缤纷。妇人们买回家后，在月光神位向月亮出现的方向供奉祭拜，然后会烧掉“月光纸”，并将供品撒遍家中。由于妇人们在焚烧月光纸的时候，身边的孩童会在一旁捣乱，为了避免发生危险，于是有人就给孩子们制作了泥塑兔子像，孩子们便也学着大人祭拜起来，正如张朝墉在《燕京岁时杂咏》中写道：“蟾宫桂殿净无尘，剪纸团如月满轮。别有无知小儿女，烧香罗拜兔儿神”。
图8：清“桂序昇平”年画中的兔爷形象，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第二种说法是相传有一年北京城里闹起了瘟疫，几乎家家都有病人，吃什么药也不见好。月宫中的嫦娥看到人间烧香求医的情景，内心十分难过，就派玉兔到人间去为百姓们消灾治病。玉兔化身人形，走遍千家万户，治好了很多病人。人们为了感谢玉兔，都要送给她东西，可玉兔什么也不要，只是向别人借衣服穿。于是，玉兔每到一处就换一身装扮，有时候打扮得像个卖油的，有时候又像个算命的……为了能给更多的病人治病，玉兔就骑上马、鹿，甚至是狮子、老虎，走遍了京城内外。最后，瘟疫彻底消散，玉兔重新回到了月宫，但它济世救民的善举却被百姓所铭记，人们根据自己所看到的玉兔样貌制成塑像来纪念它，于是便有了各式各样的兔爷形象，正如《燕京岁时记》中所载：“有衣冠而张盖者，有甲胄而带纛旗者，有骑虎者，有默坐者。”
图9：民国时期家中孩子们拜兔儿爷
祭拜兔儿爷的习俗在清代达到了鼎盛，《道光都门纪略》中描述了中秋节前夕，街上兔爷摆得像小山一样的盛况：“瞥眼忽惊佳节近，满街挣摆兔儿山。”达官显贵甚至皇室之家也同样供养兔儿爷，而且他们所购买的兔儿爷尺寸更大，制作更加精美，徐柯在《清稗类钞·时令类》中写道：“中秋日，京师以泥塑兔神，兔面人身，面贴金泥，身施彩绘，巨者高三四尺，值近万钱。贵家巨室多购归，以香花饼果供养之，禁中亦然。” 除此之外，有人还开发出了如木偶一般可以活动的兔儿爷，据《春明采风志》中所记载：“其制空腔，活安上唇，中系以线。下扯其线，则唇乱捣。” 在某种程度上，兔儿爷成为了京城文化的象征，老舍在《四世同堂》中，祁老爷子想到“他的子孙将要住在一个没有兔儿爷的北平；随着兔儿爷的消灭，许多许多可爱的，北平特有的东西，也必定绝了根！”
最终家国总算得以保全，兔儿爷的故事也一直在延续，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一首民谣：
八月十五，月儿圆，兔儿爷家住月里面。
兔儿爷，别婵娟，走向大地显灵仙。
采百草，做良药，去病除灾保平安。
月饼圆，苹果鲜，西瓜切成花口莲。
毛豆枝，九节藕，我把兔儿爷供中间。
迎中秋，记感恩，家家团团又圆圆。
曾经的兔儿爷带着不死灵药在危难之际降临人间，走进千家万户，祛病除灾，拯救苍生，也希望兔年的来临，玉兔可以再度“下凡”，让肆虐人间三载的疫病彻底消除，护佑家家户户平安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