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升
近年来区域文明的发现和研究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极大促进了中国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的研究。由此也引来学术界对以往的学术观点的反思并产生了新的争论，比如谁才是“最早的中国”？区域文明自何处来？又往何处去？为何最终是中原文明确定了领导地位？它又是如何实现的？这些问题本质是关于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问题。
“多元”向“一体”过渡标志应是中原王朝的建立
目前，国内学者在论及中国文明进程时，往往从“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理论出发，认为各区域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都会不由自主地向中原“辐辏”，并且这种“辐辏”的时间越来越早，因此出现了“最早的中国”、“最初的中国”、“文化上最早的中国”、“政治上最早的中国”等不同的概念。实则“文明”作为一个综合体，不应过分拆解，他的最终表现应该就是最早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而这个国家无疑应该就是煤山文化—新砦二期文化—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王朝。
其实，对于“多元一体”格局，历史学界、民族学界和考古学界已有着长期的争论，安志敏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强调“中原中心论”，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主张“满天星斗说”。后来又有严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学说和张光直先生的“相互作用圈”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以上的学说与民族学理论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成为当前学者主要遵循的理论。但对于史前时代是否存在中原中心，“多元”和“一体”的内涵、时间界限和互动关系仍然进行着长期的讨论，其中以赵辉先生“辐辏中原”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肇始应该是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间。“中原中心论”固然有些绝对化，“满天星斗说”又太强调独特性，“多元一体格局”虽然较为恰当的归纳了各地从不同的社会复杂化之路向中华一统局面的总体进程，但因为强调多元向一体的过渡是因为周边族群向中原的主动汇聚，而较为忽略中原对地方的浸染“迫使”他们向中原“汇聚”，尤其是忽视了青铜时代中原王朝对地方经略步骤和统治策略的调整过程和原因而稍嫌片面。因此，也就造成了“多元”和“一体”的内涵和转变时间的歧见。赵辉先生曾有两篇文章分别将这一肇始时间推定为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和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可能正是对“多元”向“一体”过渡原因的认识不明确所致。笔者认为，这个过渡的标志应该是中原王朝的建立，可参考的标准是中原文明礼制因素在华夏集团以外地区的出现，这可以煤山文化在豫南和鄂北对石家河文化的取代和禹会—斗鸡台文化在淮北地区的出现等为标志，甚至在长江以南地区也广泛发现了煤山文化的因素。以中原王朝的建立为界标，前面称之为各区域（多元的）社会复杂化过程，后面称之为一体的礼制中原化进程。虽然，新石器时代中原族群与邻近族群有文化上的交流与互动，但都不具有礼制的涵义，不具备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意识，因此，也就不存在向中原辐辏的主动意识。
因此，区域文明的复杂化和中原文明的进入都是中原化进程的“因”，中原礼仪文明大一统是中原化进程的“果”。“多元一体”除了应该强调地方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客观贡献之外，更应该强调中原文化和中原王朝的主观意愿。与其说中原文明对周边区域文明充满了“吸引力”，促使后者主动向中原辐辏，不如说周边区域文明在中原文明的“压迫”下“不得不”为中原文明进程“助力”。因此中华文明最初在中原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原与周边区域多种文明体碰撞融合的结果，更是中原文明主动辐射促成的。认识到这点，将利于厘清中原和地方的关系，利于客观上认知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基础和本质。
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体系形成的动力机制
探讨夏商西周时期的中原与周边的问题，除了认识到中原王朝的主导作用之外，也要关注区域文化传统对中原王朝经略步骤和统治策略的影响，因为中原王朝为了实现政治和礼制统治的目的，也在不断在适应地方传统的基础上去调整经略步骤和统治策略，从而造成不同的王朝之间的政策既有继承，也有创新。随着中原文化和中原文明的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周边部族逐渐采用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以规范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此即为“中原化”的实质。中原以外的各族群正是在中原势力的介入和自身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完成中原化进程、最终实现“一体”格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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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格局确立后的30多年来，中国各区域的考古工作得到了全面开展，获得了数量众多的考古新材料，考古学文化谱系大体上得以建立。这为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并结合传世文献、甲骨、金文及关于族属、环境、古代矿产资源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全面的复原青铜时代文化的演进过程及其与夏商西周王朝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可能。
龙山——二里头时期中国大陆文化和社会地缘关系的改变引起了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彻底改变，开始形成青铜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伴随着这些区域文明的同时衰落，融合了西域青铜基因的中原文明却“异军突起”，并开始了向外扩张的过程。初期的扩张只是为了确立在中原的主导地位，如同文献所记载的“征三苗”“夷夏之争”等事件，华夏族只是将东夷和苗蛮赶出中原地区而已。这也许正是煤山文化—新砦二期文化在远离中原的区域只是“昙花一现”的原因，但毕竟华夏族开始与边缘地区建立起了真正的联系，尤其是与从未“交流”过的南方“百越集团”建立起了联盟关系，共同挤压中间的“三苗集团”和“东夷集团”，成为华夏集团在更大范围内确立地位的关键，华夏集团从而也成为一些民族集团口耳相传的族群先祖，由此建立起了中华民族的最初记忆。
循着夏人的脚步，商人改变了策略，以强大的力量为依托，攻城略地、建立据点、掠夺资源，文明的互动开始增强。商王朝建立之初即大规模向长江中下游地区扩张，直接促成了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但由于商王朝疆域的内缩及对周边控制力量的减弱，长江流域的土著青铜文化迅速发展，区域性文化中心得以形成。此时，南方青铜文化明显承袭二里岗时期所形成的一些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中原晚商文化的新因素。周边各支青铜文化在中原商王朝礼制的强烈影响下，不仅进行着物质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而且还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为西周集中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周王朝没有商人巨大的军事优势，他们只能在地方实行分封制、执行钟鸣鼎食的等级制、传播周礼。“启以周政，疆以戎索”的本质并不是西周王朝主动为之的行为，而是受制于区域文明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不得已的做法。但这种做法，却起到了武力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到西周晚期，随着分封制下的地方诸侯国的势力巩固及扩张，一个以中原为政治核心的文明体系渐趋形成。
如果把夏王朝跨民族集团的经略称为“联系和影响”，那么商王朝的经略可称之为“联盟和控制”，而西周王朝的经略则称为“分封和渗透”了。它们体现出中原与周边的碰撞与辐射越来越频繁，“中原化”进程的程度越来越深，到秦帝国建立时，即基本完成了现代意义上“一体”的中华文明的构建。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博士、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