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为《遭遇“灵药”：近代早期传教士对茶叶功效的介译及其在英国的传播》，刘章才著。摘自《医疗社会史研究（第14辑/第Ⅶ卷/第2期）：帝国的医学、知识与权力》，由张勇安、赵秀荣主编。
遭遇“灵药”：近代早期传教士对茶叶功效的介译及其在英国的传播
刘章才
茶叶在世界近代史上颇为值得关注，它不仅是极具价值的关键性商品，影响了东西方贸易的发展，而且是一种成瘾性消费品，融入了欧洲众多人士的社会生活。与之同时，茶叶还是相关知识的物质载体，所凝聚的功效、产地、品种、等级、工艺与用法等知识，不断地被记述与传播，对此展开探讨，不仅可以从知识史视角拓展茶叶史的研究领域，加深对以往研究的理解，而且涉及茶叶功效的探析，亦有助于丰富医疗社会史相关成果。
目前，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茶叶作为商品抑或消费品的一面，侧重于进行贸易史与社会史领域的探讨。涉及茶叶贸易方面，威廉·密尔本的《东方的商业》与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对茶叶贸易的发展过程与具体数据均有较多涉及，陈椽的《中国茶叶外销史》与张应龙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茶叶外销史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国茶叶外销的历史沿革，陈慈玉的《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与林齐模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茶叶出口的衰落》则关注中国茶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探讨其在西方的冲击之下所发生的嬗变与衰落；有关茶的社会史方面，角山荣的《茶的世界史：绿茶的文化与红茶的社会》探讨了茶叶如何在世界传播开来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简·帕蒂格鲁的通俗著作《茶的社会史》梳理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茶在英国及其北美殖民地的传播与融入，关剑平的《文化传播视野下的茶文化研究》“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梳理茶从四川地方性饮料发展为世界性文化的曲折过程”，拉帕波特的《茶叶与帝国：口味如何塑造现代世界》探讨了英国如何控制全球茶叶的生产与消费并塑造了人们的饮茶口味，拙著《英国茶文化研究（1650—1900）》则探析了饮茶在英国的本土化及其影响。
就茶叶相关知识而言，尽管学界对茶叶作为商品或消费品给以简介时有所提及，但多作为背景性资料，只有个别学者关注到茶叶相关知识本身。比如，美国学者拉帕波特探析茶叶在欧洲的传播时认为，欧洲人引入茶叶与茶具时，也引入了相关知识，“他们采纳并适应了中国人的观念，相信喝茶能使人身体健康、精神愉悦，使自己更加富有诗意、更加高效、更加清醒”。这一认识可谓极具洞察力，但因其著述旨趣所在，并未对茶叶功效相关知识通过何种途径、又是如何得以西传进行梳理。缘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基于知识传播视角，系统爬梳作为东西方津梁的传教士如何向西方介译茶叶功效相关认识，进而延及其产生的影响，希冀这一初步尝试有助于丰富茶叶史、医疗社会史相关研究，深化对世界史领域“物”的交流传播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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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教士对茶叶功效的初步记述
中国先民最初利用茶叶主要缘于其药用价值，茶叶传至日本后甚至被誉为“仙药”，但西方限于地理隔绝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地理大发现之后，东西方交流日渐频繁，与此同时，遭到宗教改革冲击的天主教进行革新，积极致力于海外传教，这促成了传教士不断东来，由此接触到中国与日本已然形成的关于茶叶功效的相关认识，进而将之不断传至西方。
《千金翼方》书影 孙思邈撰
清光绪四年景元大德梅溪书院本
茶叶具备药用价值，此为中国先民利用茶叶的首要原因，本草典籍对其主要功效多有记述。比如，《千金翼方》中收入“茗苦茶茗”“苦茶”条目，解释为“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春采之”，“主下气，消宿食，作饮加茱萸葱姜等良”。茶叶东传之后，日本社会对其功效推崇备至。在荣西禅师撰写的专论《吃茶养生记》中，不仅梳理了中国古籍对茶叶功效的记述，涉及“醒酒”、“令人不眠”、“消宿食”、“利小便”、“去疾渴”、“调神和内”、“明目”、“换骨苦”与“除疫”等诸多方面，还基于五脏和合理论，认为日本社会存有苦味摄入不足的弊病，而“苦味是诸味之上味也”，须像“大国”一般“吃茶”，如此才能“心脏兴，则安诸脏也”，将茶上升至“养生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的高度。中日形成的关于茶叶功效的认识逐渐积累，构成了传教士最初东来时认识茶叶的知识基础。
16世纪60年代，多明我会传教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随传教士团来到东方，1556年时在广州生活与传教，由此目睹乃至体验了明代的饮茶习俗，“如果有人或有几个人造访某个体面人家，那习惯的做法是向客人献上一种他们称为茶（cha）的热水，装在瓷杯里，放在一个精致的盘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那是带红色的，药味很重，他们常饮用，是用一种略带苦味的草调制而成”。克路士对茶水的颜色与味道给以非常清晰的记述，还特别强调由“苦味的草”调制而成，不过，可能缘于初接触对性质了解有限，未能述及茶叶功效相关问题，这一著述后来在1570年于恩渥拉刊行。
比较而言，传教士确切了解到日本社会的饮茶习俗相对较晚。尽管早在1546年，葡萄牙来东方探险的重要先行者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s）曾抵达日本，发现日本人除了饮用大米制成的酒，“此外还有一种饮品，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会饮用……冬天他们饮用混有药草（herbs）的水，尽管我并不知晓这些药草是什么，但无论冬季还是夏季，他们都不饮用冷水”。按照日本的社会风习推测，这些“药草”即茶叶，但阿尔瓦雷斯并未给以准确记述。直到1565年，在日本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艾美达（Luis de Almeida）才用了“茶”（Cha）一词，他在10月25日的信件中提及观察到的一种社会现象：日本人饮用“一种煮过的药草，人们称其为茶（Cha），任何人一旦习惯了的话，那么，它是一种味道可口的饮品”。艾美达曾接受过系统的医药训练，在赴日传教之前从事的是医师职业，或许这一专业背景使其对“药草”颇感兴趣，还准确地将其确定为“茶”，写信回国时亦特意提及，不过，他同样未能涉及茶叶的具体功效问题。
尽管对直接的历史材料加以考析，似乎欧洲人在东方最初接触到茶叶时并未述及功效问题，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完全如此，因为欧洲宗教界人士稍后的著述显示，他们对茶叶功效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而此时茶叶实物尚未传入西方，所以相关认识只能通过资讯形式传播，只是其具体凭借已然遗失或尚待发现。
《煎茶图式》书影 1865年
酒井忠恒 编 松谷山人吉村 画
1588年，意大利修士波特若（Giovanni Botero）撰写了著作《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波特若认为中国的一些城市“是世上曾有的最为伟大的城市”，其缘由在于“东方的完美”，涉及物产方面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项即“茶叶”，“他们还有一种草，可榨取精美的汁液代替酒供其饮用。它也能保持他们的健康，使其避免由于像我们一样过度饮酒而导致的所有罪恶”。不难看出，波特若认为茶叶增进了中国人的健康，还使中国人避免了酒精引发的罪恶，促进了中国城市发展为“伟大的城市”。大致同一时间，耶稣会士马菲（Giovanni Pietro Maffei）撰写了《印度史》，作者搜集整理可以获得的关于东方的文献，对茶叶功效给以如此介绍，“中国人如同日本人一样，从药物植物中得到茶——一种他们饮用的温热饮品，它非常有利于健康，不仅可以化痰、驱除疲惫与改善视力模糊，而且还能延年益寿”。
波特若与马菲均认为茶叶利于健康，马菲还列举了其具体功效，表明此时欧洲人关于茶叶功效问题已经有所认识。此后，来华传教士不断对茶叶功效给以记述，尽管详略不一，但大致呈现日渐深入的趋势。
“西儒”利玛窦（Matteo Ricci）自1582年来华后即长期在此生活，其手稿体现出他对茶叶有一定了解，“这种饮料需要品啜而不是牛饮，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是很好，略带苦涩，但即使经常饮用也被认为是有益于健康的”。利玛窦对明代社会文化的了解颇为深入，其对茶叶功效的认识恐怕并不限于“益于健康”，未加详述可能缘于个人兴趣不在于此。相比而言，葡萄牙籍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对茶叶功效给以更多关注，其完成于1638年的《大中国志》，详细记录了所了解的茶叶功效：此种饮品有益于身体健康，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社会均广泛饮用，所以两国几乎没有结石病患者，甚至对此病症闻所未闻，人们确信茶叶的另一功效为提振精神，通宵不眠者饮用后能够祛除疲倦，原因在于其味道可以提神醒脑，这种饮品对学生还颇为有益。至于如何产生作用并无具体陈述，可能指的是能够提高学习效率。此外，曾德昭还听闻了茶叶具备其他功效，因为个人对此不是十分确定，所以颇为谨慎地未加记述。无论如何，曾德昭对茶叶功效的记述远远超越了前人，其著述增进了欧洲人对此问题的了解。
此后，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借助长期在华传教积累的材料，于17世纪中叶出版了《中国文法》《鞑靼战记》等系列著作，其中对茶叶有所提及，比如在陈述中国人对古董的嗜好时，述及皇宫中有“煮茶用的器具”，再如介绍湖州时，提及此地出产“岕茶”，介绍点苍山时，言及“这里还可以采茶”。从其著述中的相关内容来看，卫匡国对浙江、福建以及云南均颇为熟悉，对茶叶应该有一定了解，但对其功效只字未提。与卫匡国相类的还有波兰传教士卜弥格（Michael Boym），其著述中尽管提及茶叶，但只是给以简单介绍，提及其功效时仅寥寥数语，“在大热天，它能提神醒脑，它还能防治结石与嗜睡症”。其重要著述《中国植物志》（1656年）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各种植物，椰子、槟榔、反椰子（番木瓜）、芭蕉、槚如（腰果）乃至胡椒、桂树皮、太黄（大黄）、茯苓以及生姜等植物（或产品）均包含在内，但茶树（或茶叶）并未收入其中，卜弥格显然对此无甚兴趣。
与卜弥格关系甚密的另一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对茶叶则给以较多关注。1667年，基歇尔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著作《中国图说》，部分章节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茶叶相关知识，首先述及主要影响区域，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均广泛饮用，采用的方式主要为热水浸泡，这里的人们习惯于一日多次饮用，该饮品的功能首先体现于“提神”，按照基歇尔的自述，与其他耶稣会士交游时多次应邀品享，所以个人对该方面有亲身体验，他还认为茶叶的功能体现于预防痛风与结石症，中国人很少罹患此类疾病，原因即在于此，而饭后饮茶的话，可以消除消化不良症，即促进消化，另外茶叶可以利尿，茶水“热腾腾的蒸气还能使大脑感到轻松”，这些功用对于文人雅士颇有助益，所以茶叶可称为“大自然给以了文人最珍贵、最便捷的良药，可以帮助他们长时间地从事大量的劳动”。基歇尔还将茶叶与咖啡、热巧克力加以对比，因为三者此时在欧洲都已经逐渐传播，认为“巧克力使人感到它给的热力过多；咖啡则使人容易上火。茶永远无害，它的奇异效果不止一种，甚至每天可饮上百次”。不难看出，基歇尔对茶叶的功效颇为认可，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其著述中配有颇为精细的茶树博物画，这有利于西方人更为具象地了解茶叶。
可以说，从传教士东来至17世纪后期，相关人士对茶叶给以一定关注，对茶叶功效问题多有涉及，相关介绍一方面呈现日益深入的特点，即从简单提及至逐渐涉及并列举其功效，另一方面亦开始注意更为具象地给以展示，著述出版时绘有颇为精细的茶树博物画，这有助于加深西方人对该问题的认识。
二 传教士对茶叶功效的深入介译
与传教士向西方不断介绍茶叶相伴的是，茶叶日渐成为东西方贸易中的重要商品，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世纪初开启此项贸易后不断开拓，成批量地将茶叶运回西方销售，茶叶作为药品兼饮品，在西欧各地日益传播开来，这一变化促使传教士进一步给以深度关注，相关著述中对茶叶功效的介译更趋深入。
1696年，法国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的通信集汇编《中国近事报道》在巴黎出版，其中对茶叶功效的梳理远远超越前人。李明认为，中国有很多河流与泉水，但是水质不佳，这就迫使人们将水煮沸后饮用，不过淡水或者有异味或者淡而无味，所以人们利用树叶来增添某种味道，“他们感觉茶树的叶子最好，就都用茶叶沏水喝”。或许出于传教士虔诚的宗教信仰，李明将该饮品视为上帝的恩赐，“既然上帝的意愿是那么普遍地向各个民族提供了所需的一切，并满足他们肉体的享乐和精神上的乐趣，上帝可能也不愿剥夺中国人生存所最需要的水。因此，为了弥补由于土质不佳，几乎所有的井水和泉水有咸味这一缺陷，上帝使这里茂盛地生长出这种特殊的树木”，其功用在于不仅可以净化水，而且“使之美味可口，有益健康”。
至于茶叶如何“有益健康”，李明认为众人所述纷繁杂乱，有些人士的认识可能过于夸大，自己则采取谨慎态度给以对待。李明述及，中国人不易患痛风、结石和坐骨神经痛，有人认为这是经常饮茶的缘故，而鞑靼人因为肉食而易于患病，如果不喝茶则会消化不良，当人们头晕或醉酒导致头脑昏沉时，饮茶即可感觉轻松。李明不仅记述了中国人对饮茶功效的认识，还述及自己所了解的法国人的看法，“在法国，不少人感觉喝茶对肾结石、消化不良、头疼有好处；而且一些人认为已经神奇般地治好了自己的结石病，茶的作用是多么快捷和明显啊”。对此说法，李明个人并不认同，“所有这一切说明这只是一些人对茶的迷恋，并非什么神奇的东西”。不难看出，李明对该问题的态度颇为审慎。
或许正是因为不盲从盲信，李明从了解到的茶叶功效记述中，窥见其中存有抵牾之处。有人认为饮茶使人头脑轻松，提振精神，但也有人感觉饮茶以后睡得更好，这又证明茶并不适合提神和消除酒意，鞑靼人用茶促进消化，但有的人消化功能紊乱，吃过生冷食物后感觉胃胀，饭后饮茶总是感觉不舒服，还有人在饮茶后，感觉自己的结石或者坐骨神经痛未能得到减轻，至于很多人认为茶叶可以利尿，使人变得苗条或者消瘦，李明认为这并不值得夸耀，因为“大部分树叶几乎会有同样效果”。基于如此分析，李明对茶叶的功效给以辩证认识，“茶的功能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包治百病。因此，我认为谈到茶应该适度，谈好处也谈坏处”。“审慎地饮用的茶是一剂良药，尽管它并不是那么有效，也并不那么包治百病。”
不仅如此，李明还借助自身掌握的医药相关知识，分析了茶叶何以发挥作用。李明认为，茶叶的某些功用可能并非缘于自身，因为热水本身即具备疗效，但世人难以分清，所以一并归功于茶叶，很多人身体没有出现轻微疾病，很大程度上缘于此点。而就茶叶本身的特性而言，李明认为茶叶具有腐蚀性，“把茶放在肉中同煮，可使硬肉变软，所以它有助于消化，也就是说它有助于消化肉类”。而这恰恰说明，茶叶的功用不是发挥阻塞的作用，而是在于疏通与清理，这还有助于促进多余体液的消耗与滞留体液的流动，从而排出导致结石与坐骨神经疼痛的体液，由此增进人体健康。
为了更好地利用茶叶，发挥其功效，李明认为需要对茶叶给以深入了解，因为茶叶的产地不同或者品种不一，其功用也有一定差别。在李明看来，陕西省的茶叶加工较为粗糙，涩味颇为明显，但是得到了鞑靼人的偏爱，因为其食物多为生肉，需要饮用这种具有更强烈的溶解力的饮品。另外，这里的茶叶外观较为特殊，与树叶相比更类似于苔藓，人们将其保存很长时间，而且认为越陈的茶叶对急症越有效。有身份的中国人经常饮用的茶叶则不同，他们偏好两种茶叶，第一种为松萝茶，第二种为武夷茶，二者特性存有差异：松萝茶的茶汤水色清亮，口味很好，具有较强的腐蚀性，不宜空腹饮用，饮用较多的话会伤胃，法国人饮茶时加糖，这有助于降低茶水的刺激性；武夷茶的口味较为柔和，胃弱之人亦能承受，冬季时分可少量饮用，夏季则多饮也无碍，长途跋涉或者剧烈运动后一样适于饮用，甚至会给生病的人饮用。
因为此时中西茶贸易已然日渐兴盛，饮茶在欧洲开始逐渐流行，所以李明对茶叶给以特别关注，不仅非常详细地介绍其功效，而且有意识地就中法不同情况进行对比，不难看出他对该问题颇为熟悉，而在揭示茶的功效如何发挥时，他主要基于西方传统的体液理论，认为茶叶有助于排出不健康的体液，试图将对茶叶功效的认识纳入本土知识体系中解读。与李明所进行的探索不同，此后法国另一传教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主要通过翻译的方式，力图在中国原有认识体系中向西方介绍茶叶的功效。
云南的一株普洱茶树（图 | Pixabay）
杜赫德所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其中对茶叶给以特别关注。杜赫德认为，介绍中国灌木的话“茶树应该置于首位，因为它在中国堪称最具价值”，给以特别关注乃自然而然。杜赫德对茶树的形态、生长地区、松萝茶、武夷茶、普洱茶等不同种类茶叶的特点等均做了梳理，甚至还述及代茶饮，比如在山东省，人们会饮用“Meng-ing-cha”，实际为一种产于山中岩石上的苔藓（moss），此种“茶水”被认为有助于消化。至于茶叶的主要功效，杜赫德也给以具体介绍，“中国医生相信这种饮品有益健康，主治方面大致为：传教士与追随者发现茶叶对身体微恙具有良效，长途旅行不可或缺，夏日炎炎时节尤其如此；其独特的功用在于，可以治愈胆汁过多，减少分泌量，从而增进食欲；此后应该继续饮用，茶水要像平时饮用的一样浓”。
杜赫德不仅在介绍中国植物时对茶给以特别关注，其著述中还摘译了医药巨著《本草纲目》，茶叶作为主要列举的16种药物之一，给以详细译介。杜赫德对茶叶的译介基本包含了原书中“茶”的释名、集解、气味、主治与附方等项。茶叶在气味（Qualities）方面，体现为“苦、甘、微寒、无毒”。在主治（Effects）方面，列举了《神农食经》中所载以及苏恭、陈藏器、王好古、陈承、吴瑞与李时珍等医药家所述，主要为治疗头部的肿块（Tumours），医治膀胱的不适，去痰热，止渴，令人少睡，有力悦志；下气消食，加入葱、姜与茱萸种子作为饮品更益健康；破热气、有助于增进肠胃功能；清脑明目，医治中风，祛除昏寐；治疗发热，以醋煮茶可治痢疾，功效显著；炒煎饮，治热毒赤白痢，与葱白和芎煎煮饮用，治疗头痛；浓煎，祛风祛痰。原文中针对16种疾病的附方，杜赫德选择了其中12种，即“气虚头痛”、“热毒下痢”、“大便下血”、“久年心痛”、“产后秘塞”、“腰疼难转”、“解诸中毒”、“痘疮作痒”、“风痰癫疾”、“霍乱烦闷”、“月水不通”与“痰喘咳嗽”，舍弃了针对另外四种疾病的药方，即“视茶成癖”、“阴囊生疮”、“脚丫湿烂”与“蠼螋尿疮”，原因可能在于对其不认可，比如《本草纲目》原文中所列治疗“视茶成癖”，附方为“一方士令以新鞋盛茶令满，任意食尽，再盛一鞋，如此三度，自不吃也。男用女鞋，女用男鞋，用之果愈也”。治疗方法略显荒诞。
可以看出，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期，传教士向西方进行的茶叶功效介绍已然较为深入，或者是基于欧洲医学传统进行简介与阐释，或者有选择地译介中国重要药典所载内容，并未剥离其所附的中药基本理论，这与之前简单记述茶叶功用相比，在深度上又有明显进展，大大增进了西方社会对茶叶功效的了解。
人们忙于给茶叶称重，并装箱
（纽约公共图书馆藏）
三 传教士介译的茶叶知识在英国的传播
就地理位置而言，英国悬于大陆之外，地理环境相对隔绝，而且在该时期地理大发现过程中并非领先者，前来东方探险亦相对较晚，加上在1534年通过《至尊法案》之后，脱离了罗马教廷，因此无缘参与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教事业。不过，欧洲知识界长期存在密切联系，涉及茶叶功效的相关知识还是不断跨越海峡在英国得以传播，细加探索即可追踪到草蛇灰线。
该历史时期，茶叶功效相关知识传播至英国，最为显见的方式为传教士所撰著述被翻译出版。曾德昭于1637年从澳门返欧时开始撰写《大中国志》，次年在果阿大致完成，1640年携至故土葡萄牙但并未出版，不过该著述还是在欧洲大陆逐渐传播开来，1642年时有人摘译为西班牙语，次年有人将原稿译成意大利文并刊行，1645年又有法文译本出现，在大陆风行之后即译为英文，完成后于1655年出版。法国传教士李明以“国王的数学家”身份于1687年来华传教，其著述《中国近事报道》于1696年在巴黎出版，因为辑录的主要为鲜活的一手通信材料，该书在欧洲大陆同样受到普遍欢迎，法文版在不长时间内即重版了五次，英文版目前可见的最早的为1697年版，其翻译之迅速反映出英国获取信息之急切，此后又有若干版本问世，就笔者收集到的1699年版本来看，尽管题目有所变动，但内容较为忠实地翻译了原著，涉及茶叶功效的记述亦是如此。杜赫德编辑的《中华帝国全志》，其法文本于1735年问世后影响颇大，英国人很快即着手翻译，次年以《中国通史》（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为名在伦敦出版，版式同样是对开本4册，因为是由瓦茨（John Watts）等编辑，人们一般视为“瓦茨版”，其后，1737年至1741年又有凯夫（E.Cave）等编辑出版，人们视为“凯夫版”，杜赫德原书中的茶叶相关资讯包含其中。
部分传教士著述在英国的传播，并非通过直接翻译出版的形式，而是经过了辑录与改编。克路士的《中国志》完成之后很快就得以出版，目前有1569—1570年的葡萄牙文编本存世，此书引起了英国作家珀切斯（Samuel Purchas）的关注，他在收集来华传教士报告进行整理辑录时，将克路士的著述收入其系列丛书《珀切斯朝圣者五书》（Purchas His Pilgrimes in Five Books，1625年），关于茶的信息得以保留。不仅如此，克路士的记述还通过改编方式传入英国。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sales de Mendoza）注意到《中国志》后，编撰《中华大帝国史》时将其作为重要参考，最终形成的著作中亦有体现，其中关于茶的记述主要在第十九章，标题为“在这个国家人们是怎样相互致敬的，还有他们的部分礼节”，该书译者何高济对此给以解读，该部分内容主要改编自克路士的《中国志》第十三章“人们的服装与风俗”。《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首版于罗马，很快即风靡欧洲大陆，1588年时在伦敦出现了英译本，克路士关于茶的认识又以此种方式间接传入英国。
如果进一步探究，还可发现传教士著述中关于茶叶功效的记述，通过阅读与引用的方式，颇为隐蔽地影响到英国人的相关认知。在近代早期资讯传播颇为不便的情况下，传教士的著述为欧洲人了解东方提供了重要材料，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英国涉及茶叶的论著抑或相关作品很大程度上须以此为基础。比如，桂冠诗人泰特（Nahum Tate）撰写的《茶诗》，出版时带有内容翔实的关于茶叶的附录，对其功效给以相当关注，文中即引用了传教士李明的著述。当然，这种传播与影响还可能更为曲折，有的传教士关于茶叶功效的记述是被欧洲大陆相关人士阅读与吸收，然后才跨越海峡传至英伦。比如德国著名医生西蒙·鲍利（Simon Paulli），其问世于1665年的拉丁文著述《论烟草、茶叶、咖啡与巧克力》，即引用了艾美达与马菲所撰的材料，该书由詹姆斯博士译为英文于1746年在伦敦出版。再如，英国匿名作者撰写的小册子《咖啡、茶叶、巧克力与烟草博物志》，其中第二部分对茶叶给以专论，阐述茶叶特性时述及“基歇尔自身注意到茶可以清醒头脑，使尿道变得畅通”，此语引自“Kircheri China illustrata”（基歇尔《中国图说》）。无论基歇尔姓名的写法还是所引书名均为拉丁语，说明匿名作者阅读与引用了拉丁语原版，这显示出未翻译成英文的著述其中包含的茶叶功效相关知识仍可能在英国产生影响，而且寓示传播链条的进一步延伸。基歇尔作为耶稣会士，本人并未前往东方传教，而是长期在德国的维尔茨堡与意大利的罗马教授数学、哲学乃至荷兰语等课程，他主要通过与众多传教士保持联系获取信息，“白乃心（Johann Grueber）从欧洲来中国以前，曾和基歇尔商定，将随时把在东方旅途的见闻告诉他。曾德昭、卫匡国、卜弥格从中国返欧时都曾和他见过面，提供给他许多有关中国和亚洲的第一手材料”。与此同时，基歇尔还大力收集与阅读传教士撰写的各种著述，“（基歇尔）对中国的介绍主要来自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卫匡国的《中国新图》、《中国上古史》以及汤若望、白乃心、卜弥格等多名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著作或通信”。可以看出，来华传教士的相关介绍，直接或者间接通过学者的阅读与引用影响到英国社会对茶叶功效的认识。
结语
传教士作为近代早期沟通东西方的重要媒介，在文化交流方面贡献颇多，尤其是其中对博物学或者医学感兴趣者，自然对茶叶这一独具特色的东方药品兼饮品给以较多关注，从而不断地向西方介绍或者翻译茶叶功效相关知识，此举增进了欧洲社会对茶叶功效的认识，以至时人很大程度上将茶叶视为独具功效的良药——即便作为饮品亦被视为准药物性质。
茶叶最初在西方能够逐渐传播开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教士进行的茶叶功效相关知识的西传。根据《茶叶全书》作者威廉·乌克斯的研究，茶叶在荷兰最初传播之时，各界人士主要将其作为异域药物使用，以至于“最初茶叶出售，以药店为主”。英国的情形大致相类，学者丹耶的研究揭示，“在1664年时，茶被用作药物的量与用作饮品而消费掉的量相当”，所以毫不奇怪，海军官员皮佩斯（Samuel Pepys）在其日记中（1667年6月27日）记述，当日回家发现妻子正在备茶，缘于“佩林医生（Mr Pelling）告诉她，茶叶可以医治伤风感冒（流鼻涕眼泪）”，因此皮佩斯夫人遵照医嘱进行“服用”。茶叶具备多种医疗功效的认识，甚至由荷兰与英国传播至北美殖民地，以至“早期的美国人认为茶是一种重要的医疗手段”，即便北美独立战争时期人们对茶叶予以坚决抵制，各界人士纷纷摒弃饮茶，但出于医疗作用使用的话除外。此种认识直至今日仍有一定影响，美国佐治亚州公共电视台（GPB）摄制与播放的纪录片《中国茶：东方神药》（Chinese Tea：Elixir of the Orient），在艾美奖（2017年）评选中评价颇高，多少折射出美国社会对茶为灵药的历史认同。
传教士对茶叶功效的介译，不仅使茶叶作为药物使用的做法被欧洲社会广泛接受，包括英国人在内都会用其进行疾病治疗，同时还作为益于健康的饮品日渐传播。荷兰人真正开启中西茶贸易后，茶叶得以不断输入至欧洲各地，它所具备的良好功效成为宣传重点，著名医生蒂尔普（Nicolaas Tulp）在其著作《医学观察》（1652年）中，认为饮茶可以应对当时流行的各类疾病，当时流传的另一宣传材料《茶叶的效力》，认为茶叶可以全面调节身体健康，医生布兰卡特（Steven Blankaart）亦高度评价茶叶，称之“目前我所知道的最为健康的饮料”。英国的状况相类，率先将茶叶引入咖啡馆的商人加威（Thomas Garway），曾张贴招贴宣传饮茶的益处，鼓吹“饮用茶有益于卫生，利于身体健康，拥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其对手同样宣传自身的咖啡馆拥有这一健康饮品，从而避免在吸引顾客方面落于下风，这一竞争尽管彼此针对，但其认识基础实则一致，即对茶叶作为饮品的功效给以高度认同。
概而言之，重视茶叶作为世界性商品的重要意义与作为消费品产生的广泛影响，不可忽视相关功效知识发挥的作用，如同冰山的水下部分，由传教士这一东西方交流重要津梁进行的相关知识介绍、翻译与扩布，是茶叶在欧洲大陆乃至悬于海外的英国被广泛接纳的重要支撑，使人们认识到茶叶作为具备多种功效的药品兼有益健康的饮品，拥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就此而言，关注“物”的历史，如果忽视了与之密切关联的知识的传播，不仅可能导致视域被严重限制，无法呈现其相互关联的多重面相，还可能导致对“物”的历史解读立足不稳——毕竟“物”的传播交流，受客观条件的诸多制约，人们首先可能甚至只能接触到的是与之相关的知识，而且“物”抵达异域之后的传播，相关知识仍与之相伴而行。
书籍简介
医疗社会史研究（第14辑/第Ⅶ卷/第2期）：帝国的医学、知识与权力
张勇安 主编
赵秀荣 特邀主编
2022年12月出版/13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以“帝国的医学、知识与权力”为题，分为三个栏目，专题论文共计12篇文章，各位作者围绕近代英格兰解剖学、1871—1883年《海关医报》、16世纪末至17世纪西欧医学文本对相思病的书写、茶叶功效在近代英国的传播、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伦基伊医院、18—19世纪英国“老年痴呆”的医学化、1843—1870年驻华使领馆医官配设等内容，各篇从各自角度探讨了相关议题背后的大众认知、权力与社会关系等；档案文献1篇，选辑了浙江广济药学专门学校史料；学术书评1篇，评价了近代上海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情况。
书籍目录
专题：帝国的医学、知识与权力
专题论文
近代早期英格兰的解剖学、实用医学与新科学／〔英〕安德鲁·韦尔 撰 田泽华 译
中国海关医员的中医研究与《海关医报》的编纂（1871—1883）／张志云
在新旧道德秩序之间：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男同行为聚集空间探微／金德宁
“相思何以成疾”：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西欧医学文本对相思病的书写／张珊
遭遇“灵药”：近代早期传教士对茶叶功效的介译及其在英国的传播／刘章才
战争与医疗：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伦基伊医院／傅益东
“成为疾病”：18—19世纪英国“老年痴呆”的医学化／张君言
政治需求与经济考量：英国驻华使领馆的医官配设及影响（1843—1870）／郑彬彬
重塑中的医学知识、权力与社会关系：理论演进与英国公共卫生史的书写／张晶晶
南丁格尔与英属印度疫病防控／杜宪兵
中西合作：1862年澳门霍乱流行及澳葡当局的组织应对／吴玉娴
英国皇家鸦片调查委员会与国际毒品调查运动的发轫
（1893—1895）／胡冬敏
档案选编
中国近代创办最早的药科学校
——浙江广济药学专门学校史料选辑／周雷鸣 整理
学术述评
医学交流与社会文化的互构：近代上海医疗社会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姚霏 王军
CONTENTS & ABSTRACTS
注释凡例
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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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张思莹
编辑：丁曼泽
审校：柳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