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周梦蝶】
新加坡本地人也困扰于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问题，在本地社区经常可以见到各类对于物价的抱怨。
周凯莉
这几年来，新加坡这一个赤道国家在媒体笔下已是寸土寸金。新移民像一茬又一茬的春笋拔了又长。
在看似繁荣的表象下，新加坡面临着“残酷的通胀”。三年疫情之下，全球供应链中断对这一个外向依赖型国家形成了挑战，叠加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的浪潮加剧、高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拖缓、地缘政治等问题，局限于国土面积、资源、劳动力等问题，新加坡不得不直面经济挑战。
前不久，我去一家牙科诊所洗牙，花了差不多300新元（新元与人民币汇率为1:5.2），大概是上海同等服务价格的2倍。即使在免除消费税、服务费的食阁吃饭，一家三口平均一顿饭的花费总计也为30至40新元左右。而对于需要租房的外来移民、就业者来说，新加坡东部一间40平方米的公寓，房租可达5000新元，同比上涨30%-40%。
我认识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陪读妈妈，一年多前，她辞去互联网大厂年薪百万的工作，离开在证券业工作的丈夫，独自带着女儿从北京来到新加坡读幼儿园，每个周末，孩子除了补习英文，还需要上数学课，甚至还有珠心算。这还没完，芭蕾课、钢琴课、绘画课，甚至还有骑马课，孩子都得上。
我掐指帮她算了一下，新加坡物价高企，她的房租每月4000新元、幼儿园每月学费2000新元，7个补习班（10节课为一个教程）平均1000新元，加上七七八八的生活费、交通费、置装费，按这个标准，陪读一年至少得花上90万元人民币。
我笑她“直把杭州作汴州”，把鸡娃做到了极致。她从山东的一个小县城考到北京的大学，通过多年奋斗在北京立足，高竞争习惯已经焊在了她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
有一天深夜，她忽然给我发信息：“有点坚持不下去了。”高昂的生活成本，加上丈夫所在的行业下行，面临降薪的风险，让她严重焦虑，并对新加坡陪读生涯产生了怀疑。而在社交媒体上，也不断有陪读妈妈爆出离开新加坡的消息，主要原因包括并不限于生活成本高、远离家乡的不习惯，及相比中国断崖式下降的生活质量。
新加坡本地人也困扰于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问题，在本地社区经常可以见到各类对于物价的抱怨。今年1月1日起，消费税由8%调整至9%。在调税的前夜，新加坡超市涌现了抢购潮，不少居民的购物车里堆满了纸巾、牛奶等生活必需品。本地超市趁势推出帮助居民对抗通货膨胀的促销优惠，打出“一点点帮助，全是为了你”之类的暖心口号。
2月14日，新加坡政府推出国家新政财政预算案。这一份支出高达78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368亿元）的预算案着重于协助各阶层的新加坡人缓解生活费用高涨的焦虑，希望帮助该国公民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更高的商品税和服务税。
在新的预算案中，为了缓解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政府将提高消费税补助券金额，2023年最高补助从500新元（约合2567元）增至700新元，2024年再进一步调高至850新元。此外，在“定心与援助配套下”，政府将给予民众生活费特别补助，从200新元至400新元不等，根据税收情况而定；政府还将提高明年派发的邻里购物券金额，每户家庭可获得300新元，部分低收入家庭还能获得更多补助。为了提高本地生育率，还增加了公共住房津贴、婴儿花红数字，提高了有薪陪产假和无薪育儿假天数。
不过，这一份财政预算案对富人及外来移民存在“薅羊毛”之嫌，例如住房的买方印花税上涨、车辆附加注册费上涨、取消女佣税务补助，及减少了针对高收入在职妈妈的税务减免。
不管怎么说，这一份财政预算案顾及了大部分民众的情绪与现实利益，受到了社会的欢迎。有专家指出，目前，新加坡的通胀率依然处于高位，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调控，帮助解决生活成本问题，将刺激本地社会消费，降低失业率，同时包括“发钱”等增加补贴支出等手段有助于相关概念股的上涨，向资本市场注入乐观情绪。
（作者系旅居新加坡中国作家）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