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期社会底层的浪子，是如何混迹社会的？浪子燕青有何可贵之处】流氓是一股寄生性和破坏性的社会力量，历来就没有好名声。古今流氓都在市井为非作歹，很少浪迹乡间，因为花花世界才有流氓孳生的土壤。
在唐宋时代的都市里，达官贵人，商胡贩客、僧尼优娼，争相竞逐。芸芸众生中，也有流氓浮游于其间。特别是长安(西安)、汴京(开封)和临安(杭州)等地，流氓名目繁多，有的被称为“无赖”或“赖子”，也有叫“浪子”和“文身恶少年”的，这帮人游手好闲，恃强凌弱，只有“游”性而无“侠”气，与战国、秦汉时代的“游侠”不可同日而语。古代典型的游侠在唐代还是有的，这就是贾岛所描述的那种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他们以打抱不平为已任，是与流氓大异其趣的。
古今流氓都有高低之分，并不是同一副脸谱的。唐代的高级流氓，貌似“贵公子”，走马街衢，衣冠楚楚，却以捣乱为能事，所谓“薄媚郎”(狂荡少年)就是其中的一种，杜甫曾给他们画过像:“马上谁家薄媚郎！临阶下马据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还有更加声名狼藉的，是一伙以地域为绰号的浪荡子，号称“五陵年少”。“五陵”是从汉代沿袭下来的一个地名，指汉高帝长陵、汉惠帝安陵，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分布五个县，都在渭水北岸，邻接长安，风俗豪奢。
在唐代诗人笔下，“五陵少年”的浪荡子形象，被绘描得淋漓尽致。杜甫所说的“五陵裘马自轻肥”，指的就是来自五陵地区的公子哥儿，轻衣肥马，驰骋京师，自鸣得意的气派。在长安繁华的西市，时常有这帮人的足迹。李白就曾用文字录下的一组浪子镜头: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为了博得琵琶女的欢心，“五陵年少” 不惜押下重金，尽情胡闹。这在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中，已有含蓄的描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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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低级流氓，当然没有“薄媚郎”和“五陵年少”的华丽排场，他们是下流胚子，丑恶的文饰与丑恶的灵魂互为表里。从唐末开始，市井流氓“纹身”成风，在自己的胸、背、臂针刺各种无赖行径，包括“平生所历郡县、饮酒、 蒲博之事”，更无耻的，甚至身上刺着一部风流史: “所交妇人姓名、年齿、行第、坊巷、形貌之详，一一标表者。时人号为‘针史'”。这种伤风败俗的丑恶表演，连封建官府也无法容忍。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五月，京兆府奏请追捉“不事家业，黥刺身上，屠宰猪狗，酗酒斗打”的流氓，但仍刹不住社会上的歪风。
北宋时代的汴京，青楼画阁，箫鼓喧空，一片太平景象。每年三、四月间，狎客挟带妓女，乘马游春，“有三五纹身恶少年控马，谓之花腿马”，呵喝开路，招摇过市。到汴京被金兵攻陷后，宋王朝于1127年南渡，又把奢靡的风气带到临安，依然醉生梦死，“直把杭州作汴州”。在这个偏安一隅的南宋都会，流氓活动十分猖獗，正式形成流氓集团，设“局”行骗，声称可为人求官，讼事或交易，从中骗取财物。“骗局” 一词，即由此而来。他们还挖空心思，招雇妓女，冒充名门姬妾，开设所谓“美人局”，把无知的青少年引入歧途。
唐宋都市的流氓，虽然只一小撮，流氓习气的扩散范围却大得多，连以清高自命的儒、释二界(封建时代的知识界和宗教界)，也有人受到污染。某些俗心未净的和尚，竟然嫖妓赌钱，酩酊大醉，被讥为“没头发浪子”。开封相国寺和尚澄晖，甚至“以艳娼为妻”，烟花堆里冒出梵门宝眷，时人戏称她为“梵嫂”。
至于下流文人，《三朝北盟会编》就载有一个突出的事例:“韩之纯，轻薄不顾士行之人也，平日以‘浪子’自名。喜嬉游娼家，好为淫媟之语。又刺淫戏于身肤，酒酣则示人。人为羞之，而不自羞也。”韩之纯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斯文扫地了。
封建时代无赖之徒的行径，当然没有近代流氓那么高明。不过，从历史长河的这股污泥浊水中，却可以追溯到扰乱治安、污染社会风气和毒害青少年等流氓罪行的古老形式，从“浪子”中发现“烂仔”的原型。在揭露了唐宋都市流氓的种种丑事之后，我们可不要忘记，“ 浪子回头金不换”，也是历史上的美谈。《水浒》中就有流氓转变为英雄的事例，“浪子燕青”曲折的成长过程，不是发人深省吗?失足者可以自拔，关键在于四个字:改邪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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