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苑深处钟自鸣（下）
民间作坊兴 维修任务重
双童托紫檀多宝格表
当然，除了宫中的做钟处，清朝前期，中国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的许多城镇已经开始仿制，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制作钟表的手工业，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漳州及广州等地，先后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手工作坊，北京地区甚至出现了规模达百余人的专业宫廷钟表作坊。
东南沿海城市的私人手工钟表作坊一般都不大，雇员在两三人，但却是世代相传，以至各地均出现了一批家族传袭的钟表世家，如上海的徐家、苏州的常家、漳州的孙家及广州的潘家等。
许多官员也从民间收购精美的钟表上贡，鱼目混珠。乾隆帝担心山寨货流进宫中太多，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曾传旨两广总督硕色：“从前进过钟表，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时钟表，务要是在洋做者方可。”
实际上，无论康熙帝、雍正帝、还是乾隆帝，对西洋的钟表都是情有独钟的。康熙时期，在自鸣钟处供职的西洋传教士巴茂正（Chalies）曾描述到，宫中钟表收藏极多，到处塞满了各类钟，有台钟、玩具钟、闹钟、管风琴钟和天文钟等，其中出自巴黎和伦敦名匠之手的钟达400多台。
清宫西洋钟表的来源大致有：一是西洋传教士或西洋使节的贡献，当时欧洲来华的传教士或使节，通常都会带上几件西洋钟表作为见面礼，贡献给皇帝或大臣，以求得支持；二是购买，清宫中使用的钟表，一部分直接采购于荷兰和英国，另一部分则是地方官员从洋商手里购买，再进贡到宫中。其中，英、法、瑞士等国的“西洋钟”最受欢迎。
这些钟表的机械构造利用了联运的特点，装饰在钟上的人、禽、兽、面具，形象逼真，定时表演，动作复杂，特别是耍杂技、演魔术、写字、鸟鸣、转花、水流等景观，配上优美的音乐，惟妙惟肖，更添消遣赏玩之趣。
乾隆初期，据沙如玉估计，清廷已有自鸣钟4000具以上。当时，自鸣钟之声在紫禁城内终日随处可闻，这些钟通常还带有音乐及各种拟声的鸟鸣鹦啼等，给单调的后宫生活平添不少情趣。时钟已成为宫廷生活的必需品，并作为举行各种宫廷仪式的时间依据。
展开全文
如此多的钟表，仅日常维护就是一件很繁重的任务，更何况每逢冬至、元旦、万寿前夕，如此多的钟表还要集中修理并重新陈设起来。每年皇帝要出巡、围猎，做钟处还要选择上好的钟表供皇帝沿途御用。在不断制造精美新钟的同时，乾隆帝还常命令拆毁构造简单、造型普通的钟表。据记载，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到五十三年（1788年），仅仅3年时间内，拆毁的旧钟就多达115件。
宫中尚钟多 民间好表盛
铜镀金滚钟
从现存各“御造钟”“广造钟”及“苏造钟”数量来看，当时的生产数量不小；从整体上讲，质量虽然赶不上欧洲的进口钟表，但部分精品已完全达到欧洲钟表制造的水平。
在清代，进口钟表主要是满足宫廷及中国社会少数的上层人物的生活需要，而国产钟表则对清前期中国广大的中下层社会的使用和普及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里的教堂、商馆、衙署及公共建筑，均有安装自鸣钟；人群中的官员、教士、商贾、仆役，甚至戏子、妓女也有配西洋表的。高官中普遍将钟表作为珍稀物品来收藏，少者藏数十架，多者达数百。
据《内务府造办处记事录》及《和珅犯罪全案档》记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粤海关监督德魁之子一次将家藏各类钟表23对4件献呈乾隆帝；而乾隆朝权臣和珅被抄家时，查出家藏各类钟表达590多件。
宫中尚钟，民间好表。由于宫廷的带动，清人挂表之风日益盛行，一为准确对时，更主要是显示身份及富有。
当时官员以及有钱人随身挂带的时髦“八大件”零碎，其中之一就有怀表。《西清笔记》记载：“诸臣趋值，各佩表于带，以验晷刻。于文襄（敏中）相国，于上晚膳前应交奏片，必置表砚侧，视以起草，虑迟误也。交泰殿大钟，宫中咸以为准，殿三间，东间设刻漏一座，几满，须日运水贮斛，今久不用；西间钟一座，高大如之，蹑梯而上，启钥上弦，一月后再启之，积数十年，无少差，声远直达乾清门外。文襄每闻午正钟，必呼同值曰，表可上弦矣。”赵翼《檐曝杂记·钟表》记载：“朝臣中有钟表者，转误期会；不误者皆无钟表者也。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钟表，甚至傔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
铜镀金珐琅转花活动人物钟
黄浚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记载：张之洞做山西巡抚时，一次在谢恩折中有“经营八表”之语，当时他的堂兄张之万在军机处做军机大臣，看到张之洞的折子微笑不止。所谓的“八表”就是八方之意。张之洞在奏折中用“经营八表”之句，有点失于张狂浮夸了。到了中午，军机处的大员们都习惯性地拿出自己的表开始上弦。张之万慢慢地拿出自己的表，一边上弦一边打趣说：“我这才有一表，想不到我的堂弟竟然有八表。”大家听了不由绝倒。
1865年，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密福特（FreemanMitford）曾描述总理衙门大臣恒祺：“他穿一件珍珠色的衣服，袖口呈蓝色。他的扇盒、筷子盒以及他腰间戴的一些饰物都带有精美的刺绣和珍珠以及一种独特的粉红色珊瑚，中国人称这为娃娃脸珊瑚。他的鼻烟壶使用上等翡翠，或者翠玉做成，价值连城，不过在他眼里，他所有的财物都比不上那块让他充满自豪感的日内瓦大银表。”
制钟式渐微 匠役鸟兽散
中国十八世纪清宫御用钟表的奢华只是昙花一现，模仿西方的钟表制造技术逐渐落后。此时，欧洲的机械钟已成功应用“摆”的等时性，用“摆”作为调整器，不仅简化了齿轮结构，还提高了准确度。而同期冶金技术的进步，使得发条得以应用，为钟表体积的微缩开拓了道路。
与此同时，清朝国势开始走下坡路，嘉庆以后，做钟处逐渐式微，制钟较少。这其中主要原因是嘉庆帝对西洋器物的反感。他在嘉庆四年（1799年）十一月的一条上谕中表明了这一看法：“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清宫的制钟业也开始走向衰落。
晚清时，清宫造办处渐渐萧条，做钟处几乎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西洋钟表匠早就相继离去，广东的匠役也假借事病、省亲等名目纷纷逃跑。道光三十一年（1851年），做钟处的两名匠役，3个月“未见当差，屡传不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8月，做钟处太监韩得安出去剃头，从此杳如黄鹤。清代的衰亡已成不可逆转的潮流，而这些清宫鼎盛时期的钟表杰作已成为无法复制的往日繁华记忆，于深宫处偶然响起落寞的钟声，一似白头宫女在叹息。
［文章来源］
《御苑深处钟自鸣》胡忠良
来源：圆明园遗址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