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时过年，悲喜交集、苦乐参半

今年的春节似乎来的格外早。

这个年，团圆可期，但同时也少了鞭炮和烟花的喝彩，少了那些藏在儿歌中的仪式感与热闹，我们该去何处寻找记忆中的年味？

对作家陶亢德来说，过年最美好的意义在于让人想起童年。尽管儿童时代家境平平，却总是能在丰富多彩的春节习俗里寻得一个崭新的、充满趣味的世界。

送灶司、做除夜、裹粽子、放纸鸢、供月亮、赏“灯头戏”、吃年夜饭......那时候的年对孩子们来说，是从不无聊的，哪怕生性喜静，也不愿再闷在家里。

下文选摘自陶亢德所著回忆录《陶庵回想录》。

我幼时过年

文 | 陶亢德

来源 | 《陶庵回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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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 凤凰网读书微信公号

福礼·灯会·年夜饭

我在儿童时代，尽管由于家贫债多，过年对我说来并不是完全高兴快乐的，但到底是小孩子，尽管有时候看到母亲的一不留神露出愁容，或者看到人家已经买来十斤廿斤的肉，我家还没去买，或人家办了种种年货，我家还有此少彼的时候，不免垂头丧气，到底禁不住过年所特有的种种行事，尽管我又生性好静不好动，总也不能闷在家里，而跟着堂兄弟们干这干那去了。

过年的头宗大事是“请过年菩萨”，即所谓祝福。

电影《过年》剧照

我乡过年大概从农历十二月二十日算起。很特别的一点是从这天起，日改叫夜了，如二十日叫二十夜，儿童唱道：“二十夜，连夜夜，点起红灯做绣鞋，绣鞋做起拜爷爷。”送灶司的一天二十三日也叫廿三夜。送灶司很简慢，一顶竹制的小得如大型儿童玩具的轿就是他老人家的交通工具，在台门口焚化了事，好像连祭品也没有的。这大概因为灶司菩萨就坐在灶的烟筒横直交接处，日常见面，熟不拘礼了，连我们小孩子也尽管敬畏别的菩萨，对灶司菩萨却并不怎么恭敬，这也许由于他既非泥塑木雕亦不装金涂彩，不过印在纸上的图像，望之不似人君，从而没有什么可敬了。

请过年菩萨各家有各家的一定日子，我们是二十七日，时间则都在后半夜。在请之前的预备工作是冲洗打扫堂前。所谓堂前，是房子中央的一大间，不作别用，平常空着，专供本台门内婚丧喜庆祀神祭祖之用。平常不见打扫，可也并不曾脏得怎样，但靠北端墙壁的长长画桌，在门的左右两旁靠窗放着的一只圆桌的两半，还有四张似乎特别重的八仙桌上，积灰总是有的。大人们在二十七日这天下午，给它们洗洗揩揩，小孩子在旁踊跃帮忙，很像是热爱劳动，其实是当作游戏罢了。

夜饭之后，大人烧“福礼”即猪肉和鸡或鹅。这原没有什么好玩的，但坐在母亲身边，在灶门前，到底暖烘烘，而且还可以一把一把地把砻糠撒进灶肚，甚至试打一两个稻草结，总都相当有趣，特别是肉、鸡将熟时的那股引起食欲的香味真值得闻。乡下孩子大抵早睡，肉、鸡煮熟也不太费时，于是大小上床睡去。到后半夜，做主妇的起身再煮福礼，到相当时刻，盛出来放在红漆木盘里由主人端到堂前，在已经拼好的八仙桌上放下。在这稍前，我们小孩子也或被叫醒或自己醒来，不怕严冬深夜的凛冽，到堂前去赶热闹。

请过之后是“散福”，通常是由这家或那家用煮肉和鸡的汁汤放几碗年糕给大家吃，但也有“要好”的，切些白切肉和鸡肫、鸡肝拿出来，外加一壶酒请吃。这时候，在场的小孩如不特别腼腆已经逃回家去者，都可以喝一两口酒，我们的叔辈大都是“酒鬼”，不但自己喝，也给小孩喝，你喝的时候他还笑嘻嘻地摸摸你的头呢。

除了请过年菩萨和送灶司菩萨，正月初一清晨还祭天地，除这以外，我们不再孝敬或麻烦菩萨而与祖宗相往来了（祭祖祀神的方桌摆法不同，就是“横神直祖”。四方的方桌怎样分横直呢？是桌中间结合处的线条在放桌子时把它直放或横摆）。

电影《四个春天》剧照

第一次祭祀祖先大概是所谓“做除夜”，这次祭祀不是个别而是集体，既非某祖宗的生辰或死忌，所以阖第光临，盅筷摆得多到一二十副，大概是请祖宗大人合吃年夜饭即“分岁”吧。而于自家祖先之外，还有请“地主阿太”的，就是祭祀非我宗族的无主孤魂，这倒很合乎怀柔或睦邻之道。我们小孩子过年时最与祖先亲近也最有兴趣的大事，是请神主和挂神像。

神主又叫木主和牌位，是木头上写着死者的姓名，女的总是有姓无名。男的都有官衔，什么“清封朝议大夫”，女的多是清封恭人或宜人。这其实都是自己封自己的，明明民国几年死亡的人，还是写着清封什么什么的。神像男的一律红缨帽和马褂，女的凤冠霞帔。神像神主就放在堂前楼上名曰神堂的一间大房间里。这房间不作别用，但一定是蛇和老鼠的住家。

我们的台门是高祖住起的老屋。他下面分六房，其实算来算去只有五房，大概二房是女儿。我的太爷爷（曾祖父）居长，神像挂在高祖像的左面，六太公在他右侧，三、四、五太公怎样排列不记得了。祖父辈的神像呢，都挂在他儿子的家里（我记事时还有两位公公在世），奇怪的是我的祖父和他兄弟的神像从来不曾挂过，我始终没有看到过他们的遗容，莫非他们没有神像的吗？这很可能因为我们大房虽说本来最“发”，曾祖据说做师爷而且是大师爷，他纳过妾，但回乡时带她回来，却给高祖逐出了。

神像前要供茶和攒盒及水果。那茶是用莲子装成的，有半尺多高，装茶需要些手艺，是主妇专职，可不是个个女人都能装。“攒盒”是分成好几格的木盘，形如放大的绘画颜色碟，各格子里装着些桂圆、枣子、胡桃、莲子、柿饼、蜜枣、松子、瓜子、花生等等，水果是香气扑鼻的雅梨、苹果、福桔、大瓜。供得最讲究的是高祖，最不讲究的是我的曾祖。这是因为高祖和别位曾叔祖都有祭田，各房轮流值年，据说值年一次可赚一个老婆本钱。因有祭田也就有了祭簿，那簿上写明高祖和他夫人的生日忌辰和四时八节的祭祀应用什么副食品，都明文规定，甚至规定肉要多重鱼须多大。

电影《山河故人》剧照

神像和神主要供到落灯为止，从上灯到落灯，傍晚要点蜡烛。正月里最先来“拜像”的是堕民和老嫚。堕民乡下读作堕平，是老嫚的丈夫，他们是贱民，不能同普通人通婚，住的地方也划专区，在城里的三埭街，说话口音有几个字也特别，女的梳的头也与众不同，穿的衣服又别有一格，总是玄色，男的职业是做戏子、鼓手和用线板糖换人家的鸡毛。他们来拜像时吹打一番，不是真的叩头跪拜，由值年人家给以年糕、粽子。老嫚是有所属的，就是说某一族一家的老嫚，只用某一个，老嫚与堕民本是夫妇，但她似乎比他权大，来往于人家的总是她，名叫“主顾老嫚”。老嫚的另一职务是娶亲嫁女时服侍新人。

拜像的当然还有分居在老屋以外的后代，但我记得最清楚而且欢迎的，却是姑太太和姑奶奶们。例如六房是只有两个孤儿的，姑奶奶却有四位，而且都嫁得很好人家，她们又是同一天来。又如我的姑母年年在正月初五来拜像，她家境不坏，始终有两个仆妇左右扶着上岸、进门、跪拜。不过使我最欢迎的是她来时，礼物中必有一大盆“桕子鸟”，味极美而香，不过要当心打鸟的铅弹，免得咬着了弄断牙齿。不过要吃到真正好吃的鸟肉，总须我家值祭祀祖父之年，我祖父虽无祭田，值年还是我家和伯父家轮流的。

我家在五房的由最富到最穷，一是我的祖父辈都是败家子。据说夏季他们在后水门买西瓜时，总是先把瓜扑碎，一尝味道不甜就把瓜往河里一丢，瓜价由卖瓜人估定照付。二是受本家的高利盘剥，连借一捆草也要算利钱若干，于是田呀屋呀都廉价变卖抵债，到我父亲手里只剩下三亩田了。

年边使孩子高兴的事，还有舂年糕裹粽子。裹粽子没有什么，只有“抱儿粽”有点趣味，那是一只普通粽子旁加一只特别小的粽子像抱子似的。舂年糕却有趣了，先要浸糯米，然后水磨成粉，这种粉做成的年糕名叫“水磨年糕”，比较软糯。舂年糕是专门有店的。大家都爱吃“糕子团”，就是还没有做成一条条年糕的热腾腾的一团糕，把它捏捏扁，裹以白糖或腌芥菜，吃来虽无特别美味，总也相当可口。糕未冷前，可以捏成各式各样的东西，像鸡、鱼、猪，以至于各人所属的生肖，例如属猴的捏只猴，捏成的动物全都用豇豆（即赤豆吧）作眼睛。有一样不是动物，也不属小孩的，是“元宝”，大的小的，有好几对。

年糕冷硬后浸在水里，为的防碎裂，立春之前不用换水，之后就须常换，否则要发臭。吃年糕可以放汤吃和炒来吃，炒年糕是上品，平常不吃的，因其费油，还要作料如肉丝之类。汤和炒的年糕当然都是咸的，也有吃甜的，那是蒸软几条，放在碗里，讲究些加上白糖猪油，一般是蘸琴糖，用筷子夹成一块一块往嘴里送就是了。

正月里使小孩子最兴高采烈的，是去百家庙看“灯头戏”。平常乡下做戏，总是从午饭后开锣到后半夜为止，很少连做几天的。灯头戏却是连做几天。这是敬神的戏，就是说做给庙里的男女菩萨看的。我乡的庙官名是严司徒庙，百家庙是俗名，这庙在明末大概很有名，灯节时供祭很阔气，详见张岱的《陶庵梦忆》。

到我去它那里看“灯头”时，已经“民国”，但供桌上所供的东西仿佛还是种类繁多，而且据说不论什么供品，都由专家精制。我到现在还记得的是晚上点燃的一对大蜡烛，那才真大，粗如小孩腿，长如小孩身，插在一尺左右高、六寸厚的粗长铁钉上，这个不同凡响的石烛台着地平放。司徒老爷和他太太呢，平日坐在神龛里，前有帷幔，我们是看不到的。到了灯节，帷幔撩起，但见司徒夫妇慈眉善目，面圆圆而雪白，观之可亲。做灯头也是轮值的，但那是全乡轮流，不是一族轮值了，我们全族我就不曾看到轮着过。庙里当然大有田产，否则哪来的钱过这盛大的节日呢？

看灯节的百家庙热闹得很。庙外多摊头，卖吃食的，卖玩具的。吃的不过是甘蔗、面粑粑、线粉头之类，还有串在竹扦子上始终放在冒热气的锅里的小方块豆腐干和一只较大的虾在面粉里一浸放进油锅炸。玩具不过是黏上红颜色鸡毛的吹嘟嘟和竹制的涂上些红黄颜色的龙，还有木头刀枪。总而言之，这一类的食品玩具对我都没有什么特别吸引力。戏呢，灯头戏不特别好看，而且简直不像平常的动人，所以我的连日连夜去看灯头戏，实在不过是赶热闹罢了。倒是戏台下的观众忽然有人往左或向右一挤，大家跟着挤过去挤过来的情景，既有些骇人又有些好看。

此外在神桌外边神殿边上正对戏台正襟危坐着的两位老人，也还可观。这两人我们称作六老爷七老爷，大概做过知县什么的，他们家出来的女人都有些不同凡俗，至少衣饰上与众不同。像菩萨似的端坐看戏的六老爷或七老爷是吸水烟的。烟袋很特别，吸时他只动口，而不动手，诸如装烟点火吹去烟头等项，都由一个打扮时髦的仆妇或姨太太代劳。

戏也好像是他们出钱做的，开锣之前戏班子里的人（脸上还搽着脂粉）拿着开列戏名的折子请他们点戏。戏班子的重视他们，除了他们是老爷之外，大概还看在赏钱面上。他们会丢一元二元的赏钱，除了他们，乡下的确没有别人看戏摔过赏钱。他们大概是戏迷，不但灯头戏，平常做戏也常有他们光临，而且总是成双作对的，有时候不是老爷兄弟而是老爷夫妇，他们俨乎其然，旁若无人，使人看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正月十八日“落灯”，也就是到这一天年算过完了，此后的大事是上坟了。

乡下有句“老话”：“三十日夜的吃，正月初一的穿。”“三十日夜的吃”指除夕的“分岁”，那是夜饭，下饭比平日丰盛得多，荤菜有鸡有肉有鱼（但照例不吃，吃剩有余呀），素菜是如意菜（新腌菜炒萝卜丁和豆板）、慈姑之类，还有粽子、年糕，外加“暖锅”，没锅就用大碗，里面是肉丸、鱼丸、笋片、白菜、线粉。小时候爱吃肉丸、鱼丸，到老了还是爱吃，不过鱼丸远远及不上幼时吃的鲜嫩，这是由于作为原料的鱼不同，做法也不一样之故吧。童年时看大人做鱼丸，记得是先把胖头鱼或鲤鱼、青鱼的背上肉生刮下来，然后做成丸子，做时好像不用手而用刀的。

电影《饮食男女》剧照

分岁除自己家外，还可以到别人家去，这一餐，就连最不喜与人来往的人家，也欢迎人去分岁。不过公共走路地方无灯无烛，大人防小孩暗中跌跤，不大允许他们出去分岁的。除夕之夜，小孩子还有“压岁钱”可拿，银元一枚或银角几个装在红纸封袋里。我的压岁钱总由母亲去放在枕头底下，不过这是虚应故事了，过不了几天她又原封拿去了。

说到“正月初一的穿”，是因为过的大节日又要出去拜年吧。我们小孩子向长辈拜年时，他们特别是她们，多说一句“顺流话”：“聪明智慧易长易大。”我们小孩子的节日盛装，我幼时不曾感觉过什么特别的，真讲究的是妇人们，她们出屋门拜岁要穿“外套”带“头笄”，外套缎制，头笄用珠子扎成，还有裙子。使我母亲最感困难的是头笄，珠子是珍贵的，不是家家有，我们家穷，外婆家也贫，我母亲大概妆奁中没有头笄，结婚后我父亲也没有给她添置，她终于怎样克服这个困难，我不记得。我只记得我幼时过年是悲喜交集苦乐参半的，过年原是显贫富原形的时节啊。

我回想过年，不禁记起只过年时挂在堂前的一幅群仙图。

放鹞·上坟·供月亮

绍兴小孩唱：“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灯，就是灯头戏；鹞，即为风筝；姣姣就是美丽的妇女。这里的月份都是阴历，否则连阴历二月也不一定是放风筝的好时候，因其未必风和日暖，何况阳历。我不会糊纸鸢，只放不知从哪里得来的瓦爿鹞。它用两根竹枝扎成十字，上面贴上一张制风筝所用的白纸，加上“斗线”。纸鸢的好坏，关键在于斗线，斗线装得好，鹞就能升空而且平稳。我父亲能糊纸鸢，能糊大型的“龙鹞”“蜈蚣鹞”，但糊这种大鹞工本不小，他又不是赋闲在家的人，所以从来不曾为我做过，也不见他为人制作过。好在蜈蚣鹞之类是大人玩的，我们小孩一般放放瓦爿鹞就满足了。

电影《我们天上见》剧照

上坟，说得文雅些就是扫墓，日期在清明前后，比较富裕的人家总在清明之前。我上过的坟有“馒头祖宗”的，高、曾、祖，伯父的，还有一二处“客坟”。“馒头祖宗”是高祖的父亲，馒头不是名字，是指上他的坟，不分艾饺而分馒头。他子孙众多，据说在他坟头，年年有个新妇出现，也就是说他年年至少有个后代娶妻。那坟我不是年年去上的。

高祖的坟年年去上，上他的坟的的确相当盛大可观，坟在荒坳龙尾巴，龙头通称“大龙头”，那是远祖的坟墓所在，我没有资格去上。上高祖的坟就船而论，就有好几艘。最大最威风的是礼生船六明瓦，最小最低微的是堕民的鼓手船，各房各有一艘，大概是四明瓦。上坟的下船完毕，一声开船，鼓手船开路当先，鼓乐声飘在水面上悠扬悦耳，其他的船鱼贯尾随。从我乡到荒坳不远，一个上午可一去一回，午饭是要回来吃的，到了坟头，先在“庄屋”坐下休息一下，庄屋是族里造的，平常给“坟邻”即管坟人住着。那个管坟人是个女的，我从未看到过她的丈夫，莫非是个寡妇？稍坐之后就上山。大人们在看坟加过土没有，所有的树损坏了没有。

我们小孩子则更往上爬，纷纷折映山红去了。那山显然是石山，铁青光滑的石块处处裸露着，在这种山上生长的映山红，枝短而细，不成其为树，简直像草。映山红可以吃，带一点酸味，但说多吃了要出鼻血。和映山红混杂一起同时开着花的是牛郎花，颜色黄，不能吃，说有毒，我们小孩子很少采它。

祭时有礼生赞礼，什么跪、叩首叩首三叩首、兴。还要读祭文，男人拜过之后女人拜，小孩子也一样，男孩先而女孩后。祭祖之后接着祀后土。祀后土简慢得多。祭毕下船，仍由鼓手船先行，吹吹打打回去。

电影《米花之味》剧照

我乡的礼生地位很高，最大的乌篷船上坟时就请礼生坐，所以又叫礼生船。船里有桌凳和躺处。吃的东西除了照例必有的艾饺、双粉糕外，还有“盘头点心”即细点心如太史饼、椒桃片之类，不仅此也，甜的之外还有咸的，像鱼干、腊鹅、腊鸭等等。有了咸的，就又不免有酒，好酒的绍兴人有肴无酒就食之无味，宁愿有酒无肴。礼生船当然不是由礼生一人独占，总有两三位“场面上人”的叔辈相陪，还有小孩，我倒差不多年年坐礼生船，这大概是由于我比较文静，不大七跳八跳，同时又有我母亲的“运动”，她是无时无刻不千方百计使我吃得好的。

有一次上坟，大概是上客坟吧，路程一定很远，因为是开夜船去上的，开夜船，就是船在快日落时才开，去的人在船里睡觉过夜。什么时候到的坟头，坟什么样式，地方景色如何，一点没有印象了，但很清楚地记得在归途中路过快阁，我们停船上岸，进了快阁兜了一圈。

快阁是陆放翁故居，上有“快阁”两字的直竖匾，是朱红色的。快阁已归姚氏所有。快阁姚家在绍兴赫赫有名，我只知道这家人家田地极多，收租要收好多天，他们的发财是做官发来的还是经商来的，我也不知道。但好像并不完全铜臭，开明书店出过一套或一部古书，就声明据姚氏藏版。而且，“快阁”这块簇新的匾，我想也是姚家做的，放翁当时恐怕不会在大门口竖这样一块匾，即使有，也绝不能直到民国初年还簇新的。我们进快阁时好像没人挡驾也无人欢迎，只记得去后园一走，但见整园许多畦地，都是种的菊花，时在春季，当然不见花开。

故乡的艾饺是著名的，它是用的纯艾。有荤有素，荤的内有猪油，馅子是豆沙和白糖。艾是野生的，每年春天，我们小孩子特别是女孩，就拎着篮子带着剪子，到草地去剪艾。有种植物和艾相仿，不大容易辨别。艾除了供做艾饺用外，还可以在家里自制“黄花麦果”，小孩子常唱：“黄花麦果韧结结，关起门来自家吃。”艾饺是店家做的。

我在五岁或六岁时上的学。第一个先生是谁不记得了，但记得第一天上学去时拿着一盏小灯笼，还有几支葱。这干什么？为的祝我读书时聪明智慧。葱和聪音同，灯笼里点着小蜡烛不是“明”么？但智慧呢，不记得用什么代表了，或者既然聪明了，也就智慧了，不必重复。

我读的是私塾，塾师教我最久的是叔侄两人，读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古文观止》《幼学琼林》，以至《秋水轩尺牍》。写字开始是描红，好像初写字还由先生把着我的手，描的字最初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笔画少。我没有赖过学，读书似乎没有什么困难。在书房里各人都折书签，它是记读书遍数用的，中心有字，“心到口到眼到手到”。会折的人，两边有宝塔。在同学中，有“结拜兄弟”的，我也结拜过。

我们乡下原有族办的小学。我只读过半年，临大考时忽然生病了，没有考，但算毕了业。这学校叫“浔阳小学”，还有校歌，记得有这么几句：“鉴湖湖水涟漪，湖光山色天然，浔阳最占先。光复名贤结队……”

这学校临河（乡下叫白塔洋）。门前有一条石凳，坐着近看水色远望山光，景色不算坏。里边有两间教室，一间放着桌子但不见有人在使用的办公室吧。教室明朗开旷。门前有块匾，是“七彪大人”名在宽的大笔，字划很细，在小学生看来似乎怪事。

电影《我们俩》剧照

这学校后来还有过女学生，其中一人给教师高季琳（笔名柯灵）爱上了，据说写过血书，求她和他结婚跟他而去。后来这位高君有了一些地位，就同她离了婚。

我的最后一个塾师姓王，他不是职业塾师，是离了妻子念经为生的，好像原是一位店官（商店伙计）。我之去他那里读书，主要是学珠算和写信，因为父亲已托人荐我到苏州学生意，学生意是做店员的初步，做店员的看家本领是珠算和尺牍。

去学生意大概有另取一个名字的必要吧，这位王先生给我取了“哲盦”两字。对这他还有说明，他说我锋芒外露，应该暗藏一些才好。

我幼时读书不多，旧小说却看了不少，自己家里没有一本，都是向别人借来看的。到后来还借到过林译小说。我外婆家有像阁楼的一个地方，给我发现了放在肥皂箱子里的小说书，记得有一部讲太平天国的，书名什么，记不得了。《红楼梦》也借到过，记得一次小病时逼着母亲向一个堂叔借来的，书名《石头记》，油光纸印，有很多本，但似乎没有兴趣看完。

幼年时的多读各种旧小说，对我有利还是弊？我现在只觉得它们使我知道了一些善恶是非，也使我迂腐，例如我看了《三国演义》，对曹操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很有反感，就想做到“宁可天下人负我，我可不负天下人”。其实这不过是小孩子的胡思乱想，人若不是伟大的，总只有被人负而不大能够负人的。

电影《沙发上的人》剧照

我有二十多个共高祖的堂兄弟。其中共祖父的两个，年龄比我大了几岁，因伯父去世了，家无田地，靠伯母一人纺纱不够一家生活，虽有两个妹妹，靠砑纸有点收入，当然仍难生活，所以两兄弟都出门学生意去了。哥哥离家不远，在“盐所”里，弟弟去苏州，在织缎庄里学徒。在二十多个堂兄弟中，只有一个共曾祖的林哥哥，在杭州工业专门学校读书，这是了不起的，他毕业时敲锣打鼓地来贴喜报，黄色的纸，贴在大堂前靠左角，俨然像旧时代的中举人中进士似的。这个学生未毕业前已经结婚，大概只在暑假、寒假时回家来，他身体很好，又爱玩耍，和年幼的堂兄弟们一块踢球、跳远、赛跑，无所不来，老一辈称他为“小人头脑”。

我大概由于身体不大壮健，又因了母亲怕我玩得吃力了，所以不大参加剧烈的游戏如跑、跳之类，这样就更沉迷于小说了。

THE END

本书是现代作家、编辑家陶亢德的回忆录，撰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没有公开发表。陶亢德曾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几家著名刊物的编辑（如《生活》周刊、《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他在编辑出版上的才干得到合作者与作者的广泛信任，与邹韬奋、林语堂、老舍、周作人、郁达夫、丰子恺、徐訏等许多名家有过比较密切的交往，与鲁迅晚年时也有过频密的通信联系。陶亢德经手刊布了许多重要的现代文学文献，出版了《骆驼祥子》等现代文学名著，也是一些重要文学事件的当事人或见证者。

他的这部回忆录叙述了与众多名作家的结识、交往，文学刊物的创办、经营情况，以及个人的经历，细节丰富，可读性强，是不可多得的现代文化史、文学史的资料，对于还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现场、研究当时的文坛状况和社会风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对于读者来说，也能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我们心中的名作家风貌。

本书初次原貌四色影印了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并沈尹默、林语堂唱和手迹（原发表于1934年4月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并附多通周陶往来通信，非常珍贵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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