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是民国初年著名的外交官，当年在巴黎和会，他义正辞严地在谈判桌上以理据争，为中国赢得尊严，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然而弱国无外交，他的举动没有阻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也没有阻止列强进攻中国的步伐。
但他依然赢得世人尊敬。他的事迹，在陈道明主演的电影《我的1919》中得以表现。陈道明精湛的演技塑造了民国初年一个外交家的形象，尤其是其中那句台词“中国不能没有山东，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
当然，今天要谈的是他在对待包办婚姻上的做法。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同样是深受包办婚姻之害的顾维钧对待原配的做法比徐志摩、郭沫若、甚至鲁迅都要厚道，强大。看了后感觉真的如此啊！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由于封建包办婚姻根深蒂固。广大青年男女深受其害，有的为了争取自己的爱情与幸福，甚至不惜生命。从古到今，有多少如花似玉的青春与生命葬送在封建包办婚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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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一些青年，尤其是广大妇女，他们可以说是被毒害，他们从小到大被灌输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把自己的终身幸福都交给别人。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哪怕嫁一个不如意的男人，也不敢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而，对于男人，他们却因为接受教育多，受到封建婚姻制约少，选择也多。众所周知，民国时期，在那个文学大师辈出、读书人崇尚自由、追求个性解放、思想新旧交替的年代，面对旧式的包办婚姻，很多文人都拿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
顾维钧也如此，他也有一个父母为他包办的女子，当他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父亲就在家中按传统给他订了门亲事，他并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但不懂。在他16岁在美国留学读大三时，家里写信让他回国完婚。那也是他父母喜欢（或者说双方父母喜欢），但他却并不喜欢的女子。他也反抗过，也拒绝过，但却拒绝不了，阻挡不了那个女子被花轿抬进家门。
顾维钧给哥哥写信说，即使要结婚，起码也要等到学业完成，落实工作后。但哥哥再次来信说，父亲很生气，觉得他不孝。于是，顾维钧思前想后，自己离家也有段时间了，就回国探亲一趟吧。他便给哥哥写信说，只是回家看父母，不是结婚，但可以讨论关于结婚的事。
但顾维钧回家后，一切就由不得他了。在父亲的绝食要挟下，他被迫同意举行仪式。仪式是举行了，但顾维钧采用了同时期很多人用过的一招：坚决不同房。顾维钧很淡定地在母亲房里过了一夜又一夜，等于告诉所有人，我们什么也没发生。直到多年后，顾维钧80岁在回忆录里还不忘交代此事。
但是对于他的做法，父亲当然不满意了，母亲也觉得这么大的儿子总在自己这里过夜也不好，于是劝儿子回新房去。没办法，顾维钧只好回去了。但和那位妻子还是分开睡，女的睡床，他睡躺椅。两个没有共同思想和感情的人强行在一起生活。顾维钧没有一走了之，他也知道那女子也是受害者。他也想过改变那女子，让他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但在中国，在他家乡，封建包办婚姻根深蒂固，他一个青年怎么能改变呢？
几天过后，顾维钧记挂着美国的学业，提出要回美国，其实也是想摆脱父母强加给他的妻子。父亲说要么带新娘子一起去美国，要么谁都别去了。顾维钧权衡一番后，同意带上女的一起出发。于是，1908年，20岁的顾维钧带着没有事实的新娘子坐船去了美国。
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和外交，到美国后，他把新娘子安排在费城，问她喜欢读什么课程，就帮她申请了学校，找了户很友好和善的寄宿家庭。然后跟新娘子说，有了知识，今后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立足，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在一番谆谆教诲之后，顾维钧回到纽约继续学业。后来，他又跟女方通信，但完全是朋友式的，顾维钧把她当自己的姐妹，希望她能适应美国的学习和生活，也去看过她几次。
国外的生活方式对这个传统的东方女性有着很大的冲击，让她的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她的眼界也比过去开阔多了，也渐渐有了独立的思想，知道不能依附男人生活一辈子。
这样，当顾维钧与她摊牌时，她虽然有些意外，但也明白，强扭的瓜不甜，既然对方不爱自己，何必强扭在一起呢？放开对方，也放自己一码，何乐不为。
如果说张幼仪是被迫有自己的人生，那么，这个女子便是主动独立，有了自己的人生。因为她有了知识和文化，接受了新思想和新观念，更重要的是，她愿意留在美国，过自己的生活，不是有名无实的顾太太。所以，她痛快地签了离婚协议，放对方一码，也放自己一码。
其实，就算在封建包办婚姻的年代，女人也有自己的爱情，自己的想法，她们同样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但她们却无力反抗，也不敢反抗。当她们嫁给文化名人后，明明知道对方不爱自己，但由于经济原因，（她们的娘家虽然都是大户人家，但却不会支持她们，理解她们，同情她们的遭遇，让她们摆脱形同虚设的婚姻，同时，她们的娘家也顾面子，自己的女儿嫁给文化名人，这是何等荣耀）以及面子观念，自己的面子和家族的面子，所以不但不敢主动离婚，而且生怕对方离婚。
她们如果被男人休妻，连娘家都回不了，因此，宁可忍受对方的冷漠和形同虚设的婚姻，也不敢改变。
而让她们换一个环境，让她们学习知识，学习文化，有独立的能力，有全新的生活，她们的心态自然发生变化。在国外，离婚也不是丢人的事，对自己的家族也没有影响，只要丈夫能够给自己经济上的补偿也就足够了。
顾维钧在处理包办婚姻的原配上的确比鲁迅和徐志摩厚道。张幼仪还好，娘家还开明，能够接纳自己出嫁被休的女儿，其兄长还拿出钱让她开银行，而她也的确有金融意识。所以，离开徐志摩，她生活得更好。而朱安却悲剧了，没有一个开明的娘家，只好守在老夫人（鲁迅的母亲）身边，自己没有子嗣，老夫人死了，鲁迅也为她安排了以后的生活，但只是让她有名分而没有实质，更没有让她有独立能力，比如教她学文化，或者有能够养活自己的本事，或者说服母亲，让她过继一个侄儿养老。只是接济她，甚至让许广平接济她，可惜靠接济怎么能够过上好生活呢？可是，鲁迅一去世，她就只有伸手向别人要生活费，这样的日子也够憋屈的。
我在那篇文章后回帖“顾维钧如果遇到朱安就没辙了。”其实，鲁迅也想改变朱安，可是朱安油盐不进，这也怪不了她，因为她的生活环境，她的成长经历就是那样，你让她独立，简直比登天还难。她如果主动离开鲁迅，那么靠什么维持生活呢？而且在家乡，唾沫星子都会把她淹死。
所以，顾维钧能够成功的处理包办婚姻，他妻子愿意改变，也是一个原因。当然，他的父亲坚持让他把新娘子带到美国也是一个原因，他父亲本来想的是，让那女子在他身边，两人慢慢产生感情，可是却无形提供了顾维钧改造妻子的条件，要不，他的原配一直在家乡，受到传统观念影响，又要担心被顾维钧抛弃后的生活，又要担心娘家的面子，可能就像其他文化名人的妻子一样，在家里守候名不副实的妻子身份，孤苦地度过一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