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因为他掌握组织大量机密，因此，我党立刻组织上海的相关同志撤离，然而，作为当时的总负责人，向忠发却违反纪律，他也因此在1931年6月22日被国民党逮捕。
与顾顺章相同的是，向忠发被捕后也立刻叛变，出卖了很多同志，然而，与顾顺章不同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向忠发并不重视，因此向忠发虽然叛变，但依然被国民政府枪决。不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学术界诞生了另一种观点，那就是向忠发当时并没有叛变，他叛变的消息是国民政府故意释放出来的，目的是反间计。
这种观点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向忠发被捕后，当时还在狱中的关向应并没有暴露。关向应的身份非常重要，被捕前，他是长江局的书记，1931年4月，关向应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之后被关入龙华监狱。当时关向应使用的是化名，国民党也不清楚他是我党的重要人物，只把他当成普通的囚犯关押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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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发被捕的时间是6月份，作为当时的总负责人，他自然是认识关向应的，而且也知道关向应的真实身份，然而，当时关向应并没有被暴露，不久后，他经过组织营救顺利出狱。因此，事后有人怀疑向忠发没有叛变。道理也很简单，假如向忠发叛变，关向应的真实身份肯定暴露。也因为向忠发没有出卖还在坐牢的关向应，导致向忠发是否叛变成为一桩悬案，在学术界引起一定范围的争论。
黄玠然曾担任过陈独秀的秘书，他也对向忠发是否叛变持怀疑态度，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质疑这件事。黄玠然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使得这桩悬案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争论的人也不断增多：有人认为向忠发叛变，比如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她也在当时被捕，并被关入龙华监狱。据陈琮英所述，她曾经亲眼见证向忠发叛变，并见证向忠发出卖战友的经历。也有人赞同黄玠然的观点，机要处主任张纪恩就认为向忠发没有叛变，理由是关向应等人并没有暴露。
随着双方争论越来越多，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李维汉在相关会议上也提到过此事，认为有必要搞清楚这桩悬案。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大姐在看到黄玠然的文章后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邓大姐与总理是向忠发叛变的亲历者，她找来黄玠然，告诉了黄玠然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在邓大姐的讲解下，黄玠然同意了邓大姐的看法，事后邓大姐又写了一篇《关于向忠发叛变问题》交给组织，再佐证陈琮英等人的证词，组织认定向忠发被捕后叛变投敌，这桩悬案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至于向忠发没有出卖还在坐牢的关向应，很大概率是因为他没有时间。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国民党经过调查后发现向忠发的利用价值不高（当时向忠发已经被架空），因此并不重视向忠发，认为从他身上获取不了有用的情报。
南京方面，蒋介石也很快同意对向忠发进行处决，6月24日凌晨向忠发就已经被处决。这么短的时间，向忠发可能没来得及出卖关向应就被国民党枪决，因此，关向应等人未暴露不能成为向忠发是否叛变的证据。
参考资料：
《向忠发的沉浮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