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个大动乱时代。对读书人而言，也是个面临大考的试金石。
民族危亡之时，总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奸臣降将，但象明末这样大规模的、数量众多，却是历代仅有，岂有不亡之理。
有的人在和平时期，凭借其才学，闻名于世；但在国破家亡之时，选择了明哲保身，变节投降，晚节不保，虽然多活了二十年，却落得永远身败名裂的下场。这个人就是号称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当时的诗坛领袖钱谦益。
也有的人在和平时期，做朝廷的谏臣，不畏强权，敢于直言，临死不屈；大厦将倾之时，不顾年迈，毅然投笔从戎，身临抗敌一线，奋勇杀敌，兵败被俘，英勇就义。生则坦坦荡荡，死则英名长存，流芳百世。这个人就是著名学者、爱国志士黄道周。
他们俩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都是知名文人。如果不经历乱世的考验，是无法看出他们人品的高低的。
钱谦益（1582～1664）的一生可用“投机、献媚”四字概括。崇祯时冒充“清流”，搏得虚名，号为东林党魁，官至礼部侍郎，参与朋党之争，投机失败，削官革职。弘光时，改头换面，与宦党马士英、阮大铖勾搭成奸，官至礼部尚书。清军南下，兵临南京，福王朱由崧、权臣马士英不战而逃，钱谦益率先迎降，拜倒在清军脚下，顺治时，官至礼部侍郎，郁郁不得志，告病家居，苟且偷生。
南明政权从一开始就弃战求和，想偏安一时，注定不会长久。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钱谦益做的是“礼部”的官，却净做些亳无“礼义廉耻”的事。
像钱谦益这样的人，代不乏人，民国时期的周作人和他极其相似。他们的可耻之处还在于既甘心附敌，还要遮遮掩掩，做些虚伪的忏悔，搏得世人的同情。
这样有才无德的文人，就要像当年乾隆帝一样将其打入冷宫，成为历史的弃儿。
黄道周（1585～1646）中年为官，为人刚直，敢于直言，崇祯时，因与权臣抗争，遭到打击报复，多次降级、贬职、革职，甚至廷杖、下狱、远戌边地。依然不改初志，同流合污，不愧是晚明政坛一股真正的“清流”。
清军入关，黄道周是南明政权坚定的“主战派”。福王时遭马士英排挤，唐王时被郑芝龙架空，空有以身报国热情，却无施展的天地。
黄道周另辟蹊径，高举抗清义旗，集合万名义军，分三路出击，转战赣皖。
虽然回天乏术，但其慷慨赴死的英雄壮举，令人叹惋。
论名气，黄道周远不如钱谦益。但其英名和才学不应被埋没。
黄道周不是哪种埋首书斋、不问世事的书呆子。其对学问的追求也是乐此不疲的，有着很高的造诣。25岁著《易本象》，29岁著《大咸经》，中年在狱中著《易象正》，晚年著《三易洞玑》、《洪范明义》、《儒林集传》、《春秋揆》、《续离骚》、《孝经大传》、《石斋集》等。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其对儒学研究的深度。可谓儒学大家，对天文、历数、易经尤为精通。
作为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文人，其对音乐、书法、绘画，无所不通，雅号“闽海才子”。
展开全文
像这样的人流传下来的作品尤其值得后人珍惜，广为传诵。
对钱谦益的评价，前人有所过誉。
“诗人之冠冕”，“当代文章伯”，“虞山（钱谦益）尚在，国史犹未死也”，这类的评价不应再有。
诗言志，无良文人的诗技巧再好也无传世的价值，恰成另类的“反讽”。
文章道德事，无道之人岂能滥竽充数。
虽有史才，人品太坏，岂有史德，写出来的东西也会如魏收的《魏书》一样，饱受后人的非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