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潘玉良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了画展，今天，已经是她第五次办美术展，但是面对媒体和镜头，她依然会有点拘谨和羞涩。
此外，她的心里还有些忐忑，除了大家众所周知的天才女画家身份，她其实还有一个不为人知、难以切齿的身份，她过去曾是一名风月场所的雏妓。
想到这，潘玉良心上不免又多了几分沉重，她坐在梳妆台前，抚摸着镜中自己有些寡淡老态的容颜，有些许的伤感。
有些经历就像是浓稠的墨水，哪怕是一滴落在画上，都会毁掉整副精心的画作。
而那段过去就是她人生里最避讳不言的难堪，甚至一直捂在身后，唯恐被人看到。
潘玉良那般静静地坐在镜前，思绪飞转，恍惚之间，仿佛回到了17岁的那个夏午。
那个时候，她还不姓潘，她叫陈秀清。
妙龄时期的陈秀清，就像一朵出水的芙蕖，清妩多娇。那天她也是这般坐在镜前，哀叹自己身世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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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候的潘玉良
这偌大的芜湖妓院里，她也只是一个普通的雏妓。
身世就像是湖面上无可依靠的浮萍，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虽弹得一手好琵琶，也不过是供达官贵人娱乐赏笑。
就像今天，商会会长为了讨好新上任的芜湖监督潘赞化，又把她拉出去演奏。
可是陈秀清看得出来，这位大人似乎和之前的官员都不一样，在一片杯盏交错中，他的眉眼都带着些疲惫与敷衍，举手投足中都带着一股书生雅正的气度。
贵人难遇，陈秀清想，这或许是一个机会。
压住心中的紧张，陈秀清纤手拨弄着琵琶，丹唇慢起，片刻，整个会场都回荡着那婉转哀怨的歌声。
年轻时候的潘赞化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
靡靡低沉的曲子果真唱进了潘赞化的心里，他听后，被歌曲中的情感深深打动。
潘赞化便问：“这是谁的词？”
陈秀清哀怨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一个和我命运相似的悲凉女子。”
潘赞化这才认真端详起这位琵琶歌女，只见她眼眸流转之间，清妩多姿。良久，潘赞化幽幽地叹了一口气：“可惜了，当真可惜了。”
商会的会长不动声色地看着两人的交流，心里开始打起了小算盘。
晚上，潘赞化正打算休息，只见仆人带了一位窈窕的佳人进了屋，抬头看去，这女子正是陈秀清。
见状，潘赞化何尝会不清楚会长的小心思，思索一番后，便告诉来人说：“你且回去，明日午后可于芜湖船上游行作陪。”
陈秀清感激地看了一眼潘赞化，并俯首退下。
潘玉良
翌日，芜湖船上，陈秀清陪在潘赞化身边端茶送水，她没有读过书，对风景名胜也知之甚少，倒是潘赞化兴致上来，耐心地向陈秀清讲述着这芜湖名景和历史典故。
而陈秀清则是在潘赞化略显疲态之时，对着湖光山色，弹奏着琵琶乐曲。
两人举杯共饮，默契自生，畅谈得好不快活。
时光飞快，转眼日已西斜，潘赞化嘱咐车夫送陈秀清回去。
陈秀清有些惊讶，她以为一日相处，这位大人应该是会留下自己在身旁，却不想又将自己送回去。
陈秀清想到回去之后又要过着暗无天日，供人玩乐的生活，心中生出了几分勇气，咬咬牙，便跪在了潘赞化的脚边。
“求大人垂帘，留下我，求求您。”
这浮萍般的人生，她不想再这样孤苦伶仃的漂泊蹉跎。
陈秀清原本生在扬州一个贫苦家庭里，自幼就失去了父母，后来被心存歹意的舅舅卖到了芜湖的妓院。
在那里，她目睹着那些和她同样命运的女子，凄惨悲凉的下场。
她觉得人生不该是那样如蝼蚁一般活着，她向往外面五彩斑斓，亮堂美好的生活。
而在陈秀清贫瘠的人生里，她第一次遇到像潘赞化这样学识渊博，温润守礼的男子，她就像是一个一直在黑暗里行走，渴望光明的人，见到一丝的曙光都想牢牢抓在手里不愿放开。
她知道潘赞化已经有妻子儿女，但是没关系，只要能够留在他的身边，即便是为奴为婢，她也心甘情愿。
潘赞化听着陈秀清的哭诉，心中亦有不忍，一天的相处，他并不是那铁石心肠的人，面对这般身世苦楚，惹人怜爱的女子，他终究留下她在自己身边。
他知道陈秀清没有读过书，便找了一套高级新编小学课本，每到工作忙完回来，都会亲自教她识文断字，并给她讲解古诗文。
陈秀清很聪明，很快便熟读了四书五经，她对知识的渴望很强烈，经常会缠着潘赞化再给她多布置一些功课。
有这样一个好学如痴的学生，潘赞化自然是高兴的。
并且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发现了陈秀清天资过人的画画天赋。
潘玉良认真作画
陈秀清随手画的莲花都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潘赞化觉得很是惊喜，没想到自己当时恻隐之下收留的女子竟然是这般颖慧过人。
两人日日相处，长此以往，自是日久生情。
在明白自己的心意之后，潘赞化便向陈秀清坦诚了自己的爱意，陈秀清羞涩之下，点头认可。
于是潘赞化和陈秀清便在好友陈独秀的见证下结为了夫妻。
那一天，新婚之夜，陈秀清倚在潘赞化的怀里，温情地说着：“赞化，我想改一个名字。”
潘赞化笑着问：“玉良如何？”
“好啊，那我以后就叫潘玉良。”陈秀清开心极了。
以你之姓，冠我之名。
从今后，她不再是悲苦身世的陈秀清，她是潘赞化的妻子潘玉良。
只是天有不测风云，他们新婚没有多久，潘赞化的仕途便出现了危机。
潘玉良笔下画的西方女子
潘赞化性情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很快就遭到了当地官商的排挤，最终潘赞化被免职。但潘赞化并不后悔，随后他便带着妻子潘玉良定居在上海。
那段时间两人琴瑟和鸣，好不恩爱。
一次潘玉良的画被邻居洪野先生看到，洪野先生是一名画家，他感叹一位久居闺中的女子，在美术的感觉上竟显示出惊人的敏锐和少有的接受能力，便在征求潘赞化的同意后，收潘玉良为学生。
也是从那以后，潘玉良开始正式地学习画画，她的命运也由此走上了一条辉煌亮堂的大路。
潘玉良画的花
1918年，潘玉良在丈夫和老师的鼓励之下，报考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可是出人意料的是，信心满满的潘玉良竟然榜上无名，这让她备受打击。
洪野先生也觉得不可思议，便去探查询问了情况，这才知道，原来学校芥蒂潘玉良之前雏妓的身份，因此将她名字划去。
洪野先生气愤地找到了校长刘海粟，义正言辞、一番慷慨地陈词：“老天爷不拘一格降人才！自古人才难得，出身作为取舍的标准。这还叫学校吗？艺术是真实的，从古到今的艺术并没有这样一个不成条文的规矩，校长，这样对待人才，太不公平了！这是对艺术的扭曲！”
听后，刘海粟亲自提笔将潘玉良的名字写在了榜首之处。
潘玉良自画像
本来因为自己身世自卑难过的潘玉良，突然得知自己又能进学校学习美术。一时之间，情难自持，喜极而泣。
入校之后的潘玉良，学习十分刻苦，画作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与夸赞，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
只是入学第二年，在人体素描课上，潘玉良总是屡次画不好，骨子里的羞涩和保守让潘玉良下不了笔。
后来在澡堂洗澡的时候，潘玉良看到女同学裸体之后突然有了灵感，便回宿舍拿来纸笔，偷偷地在角落观察练习。
但没画多久就被女同学发现了，潘玉良被众人愤怒地指责打骂了一场。但这些并不能阻止潘玉良对画画的热爱，没办法在浴室画，潘玉良便自己在家里画。
周末的时候，她回到家中，拉上窗帘，脱去衣服，赤裸裸地站在镜子前面，仔细地端详自己身体的线条，然后将它们都勾勒在画纸上，很快一副人体素描的图画便出来了。
潘玉良笔下的东方女子
也就是这一幅画，让潘玉良在学校里名声大噪，跻身优秀毕业生的行列。
但当时的年代毕竟还是有些保守，潘玉良的举动引来了很多的非议，甚至还有好多学生扬言不愿与这样的女子同校读书。
被迫无奈之际，刘海粟关切地对潘玉良说：“玉良女士，西画在国内发展受到限制，毕业后争取到法国去吧，我给你找个法语教师辅导你学法语。”
潘玉良理解校长的这一番良苦用心，回家和丈夫商议过后，便开始为几个月的法国修学做准备。
那段时间，潘玉良与潘赞化夫妻情深，感情和睦。
一时间真要背井离乡，潘玉良心中对丈夫万分不舍，她担心自己走后没人照顾潘赞化，也担心自己远走他乡，归期难定。
潘赞化对妻子自然也心生不舍，但是看着当年那个跪在地上泪如雨下的女子，如今已经成长为那么优秀的学生，他心中又何尝不是欣慰。
他知道以她的天资注定不会甘做一个平庸的妇人，她想要往外飞去，想要成长，那身份和地位都不应该成为她的限制与束缚。
潘玉良的创意自画像
1921年，潘玉良坐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独自一人在外地求学。
潘玉良先是在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了一个月的法语，随后又以优异的素描成绩考入了国立里昂美专。
1923年，潘玉良又转插到巴黎国立美专。也就是这段时间，她的绘画技术得到了充分的磨练，甚至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中国画家，其中就有后来炙手可热的徐悲鸿、邱代明等画家。
1928年，她油画专业毕业后，潘玉良迫不及待地回国和丈夫见面，两人数年未见，只是凭借着短短的信封以慰相思。
如今重逢，潘玉良投进丈夫的怀抱里，放声大哭。
后来潘玉良在老校长刘海粟的帮助下，举办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画展。
当那两百多件的展品摆出来之后，震惊了到场的宾客，潘玉良的每一幅画都淋漓逼真，画得惟妙惟肖。
很快，潘玉良声名鹊起，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想要看一看“中国第一位女西画家”的画作。
潘玉良画传
收获到夸奖与赞誉的同时，潘玉良也收到了很多的质疑，毕竟当时的画坛面临着僧多粥少的窘境。
同行之间难免会产生比较之心，而潘玉良从一个无名小卒，一夜成名，自然是引得众人眼红嫉妒。
终于在潘玉良第四次办画展的时候，有人站出来质疑她的画作都是花钱买来的。
潘玉良没有辩解一句，只是沉默地拿起画笔，当着记者媒体和众多宾客的面，在玻璃上画出一幅自己的自画像。
这一招反击沉默有力，化解了所有人对自己的质疑。
潘玉良和友人的合照
她虽心中一直自卑于过去的身份，但是从来都不怀疑自己的实力，她相信自己，也相信自己手中的画笔。
每次只要一握起画笔，在纸上酣畅淋漓的挥洒，人世间三千烦恼似乎都可烟消云散。
潘赞化也经常鼓励安慰她，不要被世俗的眼光所羁绊，身世并不是自己可以任意选择，但怎么过完这一生却是自己的事情。
她虽出身于风月场所，为人不齿，但是却是凭借着自己过人的实力走到今天，又有什么可遭别人唾弃。
潘玉良学习雕塑
想到这，潘玉良更加坚信自己心中的选择，画画是支撑她骨气和骄傲的一技之长，慢慢地，她总会从过去的阴影里走出来。
这时，画展的工作人员走过来提醒潘玉良要出去接受采访，潘玉良这才从回忆里幡然醒悟，看着镜中窈窕身姿的自己，她努力的平复紧张的心情。
前后又检查了一下旗袍衣饰，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后，才迈开从容的步子，往外走去。
她知道，她要去接受采访，为自己这一生重新定义。重拾自己人生的明媚，忘记过去的灰暗，亮亮堂堂地站在人群里。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时，另一个工作人员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看到潘玉良后，脸色有些尴尬，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来话。
突然之间，潘玉良听到外面乱哄哄的，一片嘈杂声，当即心下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潘玉良跟着工作人员快步走出去，便看到画展上一些画竟然被撕成碎片，还有摆在最显眼位置的那一副画《人力壮士》。
原本是歌颂战场上将士的无畏勇敢，却被人在上面贴了一张纸条，上面醒目地写着：“妓女对嫖客的颂歌”。
潘玉良和朋友在画展留影纪念
这一句话如同一记沉重的拳头，狠狠地打在潘玉良心上。
身份被揭穿了吗？潘玉良脸色惨白，她也曾日夜惶惶自己不堪的身世被大家知晓，可没想到这一切来得这样快，这样猝不及防！
竟然在她第五次画展上，冷不防地被人揭开了遮羞布。
偏偏这时，媒体和记者激动地扛着相机，一个个将潘玉良围得水泄不通，言语犀利地询问潘玉良对自己身世的看法。
潘玉良看着神情激动的记者，他们的嘴巴张张合合，四周的人都在窃窃私语，一时间鄙夷、嫌弃、嘲笑、唾弃全都涌来过来。
低贱不堪的妓女，一时风头无二的女画家，任谁也想不到这竟然是同一个人。
潘玉良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一样，这么多年自己一直付诸心血的努力，苦心的经营，换来的却还是一片狼藉。
在她以为自己从此可以活得亮亮堂堂时，现实却狠狠地甩了她一巴掌，将她好不容易垒砌的骄傲与骨气粉碎一地。
即便如此，报社记者也不打算放过潘玉良，很快他们就翻出了关于潘玉良的黑料。
巩俐在《画魂》中扮演潘玉良
报社夸大其词，极尽渲染，大做文章。
潘玉良即便有心解释，也没有人愿意听。“芜湖妓女”这四个字，一夕之间，便让她这么多年的努力与刻苦都付诸东流。
潘玉良终究是忍不住了，她嚎啕大哭起来，没有人能体会她此时的心碎与悲伤，妓女二字就像是烙印一样，深深地印刻在她的身上和众人的心中。
只是潘玉良没有想到，回家之后，还未等来丈夫的劝解安慰，便是遇上了一个神色冰冷的女人。
她是潘赞化明媒正娶的发妻。
那个女人立在堂前睥睨地看着她，目光里流露着不屑与鄙夷。
潘良玉听到她铿锵有力的声音：“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不要以为当了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
妻是妻，妾是妾，她说得没错，纵然自己和潘赞化多年来以夫妻相处，但是她始终没敢忘记，早在自己嫁给潘赞化之前，他便是家中已有妻室。
她看着丈夫在两人中间周旋解释，很是心疼。
她这一生遇到的善人实在太少了，不见弃她身份的更是寥寥无几，而潘赞化是她的丈夫，是她的贵人，也是她的伯乐。
终究是要有一个人受着委屈，她实在不愿潘赞化替自己为难，便走进屋里，对着大夫人双膝跪地，忍着心头涌上的耻辱，叩拜敬茶。
潘玉良和丈夫潘赞化
那一天，潘玉良吞咽了所有的委屈与难过。她躲在屋里暗自啜泣，她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经历这样的苦难与悲哀。
潘赞化懂她心中的委屈，知道外面铺天盖地不堪入耳的言论。可他从来，不在乎这些。
生于寒牗之下的贫贱之子，何尝不希冀自己金玉满堂。
说到底是世人太刻薄，才这样伤害他心爱的女子。可潘赞化没有办法改变世俗的看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潘玉良离开这片是非之地。
她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子，不该被世人这样评价，也许送她离开，远渡重洋，让她重新徜徉在艺术的天堂。
1937年，在丈夫的安排下，潘玉良再次离开故土，二赴巴黎。
临走之际，两人依依惜别，万分不舍，潘赞化将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怀表递给了潘玉良，并嘱咐她独自一人要好好照顾身体，来日雨停天晴，一定接她回家。
雨停天晴，接她回家。
为了这一句承诺，潘玉良独自一人在国外苦苦等候了四十年。
潘玉良夫妻二人，任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是再无相见。
1945年，潘赞化的发妻病逝后，潘玉良想重归故土，与丈夫团聚，只是当时正值国内内战爆发，潘玉良不得已又滞留了多年。
后来，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局势逐渐明朗，可是又赶上了老校长刘海粟被打为右派，就连潘赞化也受到了牵连。
潘玉良读书时的校长刘海粟
一心翘盼等待丈夫回信的潘玉良，煎熬等待了很久，才终于收到了一封短信。
只见信中隐晦地说：
“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当然是人生快事。不过虑及目前气温转冷，节令入冬不宜作长途旅行，况你乃年近六旬的老媪，怎经得长途颠簸和受寒冷，还是待来春成行为好……”
读完信，潘玉良无力地倒在了沙发上，她听懂了丈夫信中所说的意思。可是这下，她又是归期不定。
天遥地远，她与潘赞化何时才能再见？
只是天意难测，祸在风云旦夕间，潘玉良的愿望终究是要落空。
1959年7月，潘赞化病逝于北京，永远地离开了这人世。
而当时远在巴黎的潘玉良，心焦如焚，她伏在案前，不停地给丈夫写信，可是寄出去的信件都石沉大海。
她久久收不到潘赞化的回信，每天都会趴在丈夫的画像前，泪沾衣襟。
直到1964年，法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潘玉良才从友人王萍那里得知潘赞化早已离世多年的消息。
那一刻，潘玉良的归乡梦再一次地破碎了，似乎一瞬间，她又变回了那个孤苦无依，芜湖水面上的浮萍，风雨摧打，漂泊无家。
潘玉良看着桌上那一副丈夫的画像，泪流满面，哀痛不已。
她的丈夫已经离去，而她有家亦不能回，纵然她在国外画作取得至高荣誉，都填补不了心中的裂痕与伤悲。
1977年，油尽灯枯的潘玉良躺在医院的床上，她又想起了潘赞化，想起四十年前，他在码头送自己离开，想起他送给自己的怀表，想起他郑重的向自己说的那一句话。
“来日雨停天晴，一定接你回家。”
这么多年，她不知国内风雨，但是巴黎的晴日暖阳，始终照不到她的心上。
她艰难地从枕下拿出那块小巧精致的怀表，并取下脖间嵌有和赞化合影的项链，抖嗦着将它放在了友人王守义的手里。
潘玉良用尽生命里最后一丝气力，哀求地说道：“请帮我把这两样东西带回去，将它们给赞化的子孙们，而那副自画像，也带回去吧，就算我也回到了祖国，拜托了！”
当初码头一别，四十年不见，而今，她终于要和自己的丈夫潘赞化久别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