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学考论》，张志著，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内容简介
《曹学考论》一书共分为“曹雪芹生平家世研究”“曹雪芹生活时代研究”和“曹雪芹‘文物’研究”三编，附录“专题研究”一编，加上“前言”“后记”，共计25.7万字。
在“曹雪芹生平家世研究”一编中，该书分论了三个问题：一是试图找到曹雪芹“名霑字梦阮”的文献联系，说明曹雪芹的“名”与“字”是关合的，符合古人“名字相协”的取名规则。二是认为张云章贺曹寅“得孙”一诗中提到的“孙”，应指曹寅长子“珍儿”之“遗腹子”。三是分析了《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宝玉“称功颂德”一段文字中曹雪芹隐入的家族经历，寄寓的家族情怀。
在“曹雪芹生活时代研究”一编中，该书主要是以《春柳堂诗稿》为中心，以相关史料为依据，考论张宜泉的生活时代为乾隆朝，再加上自序中“我皇上”这个特殊用语的限定，《春柳堂诗稿》成稿于乾隆朝应无疑义。如此，则张宜泉笔下提到的晚年隐居于北京西郊的“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的诗友“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们的生活时空确有交集。
在“曹雪芹‘文物’研究”一编中，该书就《种芹人曹霑画册》的真伪和“曹雪芹书箱”、《废艺斋集稿》以及《瓶湖懋斋记盛》摹本的“续”字和“兰”字草书写法正误问题以及传世的两个摹本中的“腊”字写法进行了论述辨析。认为《种芹人曹霑画册》可疑处甚多，在这些疑点和矛盾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之前，视《种芹人曹霑画册》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留存的字画，难以让人信服。而“曹雪芹书箱”的“续”字和“兰”字的草书写法应不是“古今写法的混合物”，在解放后的汉字简化前，社会上都存在着相似的简写写法，传世的两个摹本中的“腊”字难以断定是一种误写。
在附录“专题研究”一编中，收入论文对“红学”的学科性质、内涵以及周汝昌先生《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在中华文化史视域中的独特贡献也有一定的论述。
目 录
第一编 曹雪芹生平家世研究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的关合
展开全文
关于张云章贺曹寅“得孙”诗的解读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隐含曹家史实探考
——兼谈“称功颂德”文的“补写”问题
第二编 曹雪芹生活时代研究
张宜泉笔下的曹雪芹生活时代考
——以《孟冬廿五日恭纪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道场》为中心
张宜泉笔下的曹雪芹生活时代再考
——以“谒阐福寺拈香本系岁例”为考察对象
张宜泉笔下的曹雪芹生活时代续考
——以《春柳堂诗稿》中的试帖诗为中心
张宜泉笔下的曹雪芹生活时代四考
——以试帖诗《景星舒光》为中心
也谈《春柳堂诗稿》的写作年代
——以《孟冬廿五日恭纪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道场》为中心
“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
再谈“我皇上”可称谓前朝皇帝相关例证的考证讹误
试解《春柳堂诗稿》中的“三个疑点”
第三编 曹雪芹“文物”研究
《种芹人曹霑画册》三疑
关于《种芹人曹霑画册》相关研究的几点商榷
《种芹人曹霑画册》与《红楼梦》的关系
——关于《画册》相关研究的再商榷
“曹雪芹书箱”上“续”字、“兰”字及摹本“腊”字的草书写法
附录 专题研究
“红学”是一门专“学”
——兼谈“红学”的学科属性及内涵
中华文化史视阈中的《红楼梦》探论
——以周汝昌先生《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为中心
后记
前 言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代表了我国古代小说的最高成就，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自然成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如今对其的研究已出现了所谓的“红学”或“曹学”的称谓。
《红学》
“红学”称谓出现较早，如果从脂批算起，自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并成了一门“专学”，蔚为壮观。
“曹学”称谓出现却较晚。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台湾顾献樑先生发表《“曹学”创建初议》，才首次提出“曹学”一词。
顾先生所谓的“曹学”，是指“研究曹霑和《石头记》的学问”，“是纯正的文艺批评”，“是登大雅之堂的文艺学问”，“‘曹学’以‘美’为第一，以‘文学’为主。”[1]由此可知，顾先生的“曹学”实际上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红学”，即如他所说是“以‘曹学’取‘红学’而代之”[2]而已。这不是本书取名之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余英时先生在分析新红学中的“考证派”红学时曾云：“‘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
[3]这是对“自传说”的批评，这里的“曹学”大概是指对曹雪芹及家世经历的研究，不知这个词语里是否还包含了“曹贾互证”的内容？否则，余先生不会说出如下一段话来：“在‘自传说’的支配之下，这种还原的工作更进一步地从小说中的现实世界转到了作者所生活过的真实世界。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的所谓‘红学’其实只是‘曹学’，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学问。用曹学来代替红学，是要付出代价的。”[4]
台湾联经版《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把“曹学”与“红学”对立起来，对“曹学”也并不看好。然而，如果余先生的“曹学”里没有这层贬义色彩的话，那么，“曹学”“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学问”的观点，仍然是可以被接受的。
“曹学”与“红学”也不是包容的关系。“曹学”应该是以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经历等为主要内容的学问，它不是用来取替“红学”的，它只是“红学”的一个分支，从属于“红学”。
这与冯其庸先生的“凡研究与曹雪芹有关的学问，都可以称之为‘曹学’”[5]的观点还是有些许不同的，因为冯先生认为“曹学”与“红学”“它们两者之间是互相包容着的”，[6]是一种包容的关系，只不过“‘曹学’姓‘曹’，‘红学’姓‘红’，互相关联，各有所重”[7]罢了。如果是这种观点，则“曹学”与“红学”的概念就有纠缠不清之嫌，不利于各自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本书“曹学”之义，是取周汝昌先生在对“真正的红学”内涵作界定时所提出的“四大支”[8]说中的“曹学”，它与“版本”“脂批”“探佚”及《红楼梦》文本等研究共同构成了“红学”这门学科。[9]
《曹学叙论》
“曹学”不是取代“红学”的，也不是相互包容的，“曹学”就是“红学”中的一个分支，它可以在“红学”的范畴内独自成“学”。
至于“曹学”的内涵，我认同顾斌先生的说法：“曹学研究的基础属于史学研究范畴的曹雪芹家世考证，范围包括有关曹雪芹的身世、生平、生卒年、交游考证；有关曹雪芹家族的谱系考证；与曹雪芹及曹家家世有关的种种文献、文物、遗迹、遗址的考证等。”[10]
“曹学”的产生是必然的。《红楼梦》是一部特殊的反映清代社会生活的小说，作者在创作时融入了大量的曹氏家族经历，包含着血泪，寄寓着家族的无限深情。因此，作者及家世经历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11]如果连作者及其家世经历我们都不甚了了，那又何谈读懂《红楼梦》呢？这正如冯其庸先生所说：“从对作品的研究来说，为了知人论世，当然，研究《红楼梦》这部作品，就必须研究这部作品的作者，何况这部作品的情节里，还描写到了与作者家世有关的部分。”[12]
《红楼析论——曹学与红学的融合》
基于此，“曹学”研究应该是《红楼梦》研究的基础，也就是“红学”的基础研究。“‘曹学’研究的深入，自然反过来会促进‘红学’研究的深入。”[13]
“曹学”研究离不开对史料文献的考证分析，一切结论都应以史料文献为基础，不能主观臆断、牵强附会；更重要的是，在面对这些材料即证据时，还要做到“整体把握和理解”，[14]进行综合分析，绝不能以偏概全，把“特殊”当成“一般”，把“个例”当成“通例”，把“偶然”当成“必然”，如此，才不至于出现本可避免的疏忽和失误，才可能得出客观公允符合实际的结论来。
“曹学”研究至关重要，不应被贬责和揶揄。如今，“曹学”研究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曹学”研究也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不仅近年来成立了北京曹雪芹学会，还有了研究曹雪芹的重要学术阵地《曹雪芹研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曹雪芹及其家世的“曹学”著作，仅以“曹学”命名的专著就已出现了多部，如冯其庸先生的《曹学叙论》、樊志斌先生的《曹学十论》[15]、顾斌先生的《曹学文献探考——有关曹学考证方法的检验》等。可以说，“曹学”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有生命力的，也“是辽远和广阔的”[16]。
《曹雪芹研究》杂志
本书是我近年来“曹学”研究方面的一部考论文集，分为“曹雪芹生平家世研究”、“曹雪芹生活时代研究”、“曹雪芹‘文物’研究”等三编，都是“红学”研究中的一些基础性内容，我愿以此书为“红学”研究的深入打下一些基础，为“曹学”研究尽一点绵薄之力。
张志
2022年1月18日于艾梦斋
后 记
这是我的第三本论文集，主要收入了2017年以来发表的有关红学研究中的“曹学”方面的论文，[17]这些论文考辨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生活时代及所涉“文物”等内容，附录两篇专题论文，故名《曹学考论》。
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从事曹学研究上，始于近年来北京曹雪芹学会的支持和厚爱。承蒙曹学会的不弃，我受邀参加了曹学会主办的众多学术研讨会，为不辜负其美意，交出符合会议主题要求的论文，便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学术兴趣，由《红楼梦》的文本研究艰难地步入到了曹学研究的领域，收入本书的许多论文要么是提交给曹学会主办会议的参会论文，要么是在曹学会的会刊《曹雪芹研究》上发表的，都源自于曹学会的支持。
《红楼别论》
实际上，我的第二本论著《红楼析论——曹学与红学的融合》就已经有不少的曹学文章了，从书名的副题上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我的研究方向是在逐步向曹学转变的，这一过程持续至今。
现在的这本文集，已是曹学为主了，两篇红学论文如果不是因为有借此书为我的教学生涯做个总结的想法的话，便不会作为附录收入其中。我所取得的这些成绩离不开曹学会的鼓励和帮助。学会至今都还寄赠会刊给我，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为此，我要向北京曹雪芹学会和会长胡德平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向曹学会秘书长位灵芝女士、副秘书长胡鹏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一路走来，也离不开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支持。记得在2013年5月，我正在扬州参加“《红楼梦》与扬州”学术研讨会，会议结束后人还在扬州，就接到了时任红学会秘书长孙伟科老师的学生打来的电话，说是遵孙老师之嘱邀请我参加本年底在河北廊坊召开的全国红学研讨会，当时非常高兴。
那次参会是我第一次参加由中国红学会组织的全国性会议，见到了许多仰慕已久的红学大家，亲聆教诲，受益匪浅。特别是2017年11月参加了在深圳召开的“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并在学会的换届选举中荣幸地当选为理事，这既是对我近年来学术研究的认可和鼓励，也是对我的鞭策和期待。
纪念新红学100周年、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40周年暨2021年学术年会
2021年7月的北京香山全国红学会，因为疫情原因我虽临时取消行程没能与会，但却早早收到了会议通知，我也按时提交了论文，论文后被收入到了大会编印的文集之中。没能与会虽是遗憾，但会后不久副秘书长石中琪老师却给我寄来了相关材料，则是无比暖心的事，让我感动。
在此，我要向中国红楼梦学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向红学会会长张庆善老师、副会长孙伟科老师、副秘书长石中琪老师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一路走来，自然也离不开我所尊敬的众多前辈红学家的提携和鼓励。
首先要感谢的是去年仙逝的胡文彬老师。胡老师是当代著名红学大家，特别热心于提携后辈学人。自2009年与胡老师相识以来，他就成了我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引路人，不仅推荐我参加各种会议，还为我的第一本文集作序，给予我巨大的帮助。
在每一次参加研讨会的过程中，会上会下聆听胡老师的教诲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如果是在北京开会，会后我每次都要去胡老师家里看望他。胡老师也每每要关心过问我的研究现状，推荐书目，赠送新著，殷殷之情让我备受感动。
胡文彬先生
2019年12月底在参加完由北京曹学会和国家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在国家博物馆召开的“曹雪芹《红楼梦》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后，我与汪显清、顾斌、兰良永、许军杰等学友一起去拜访胡老师，胡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们，不仅出示了他珍藏的古本图书，让我们开眼，还赠送我们每人一本他刚刚出版的签名大著《历史的光影：程伟元与〈红楼梦〉》毛边本。
临近午餐时间，还带我们去附近的餐馆招待我们，边吃边谈红学，其乐融融，我感到非常幸福。
真是想不到，这次见面竟然成了永别，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胡老师。但胡老师的音容笑貌早已印在了我的心中，现在每每回想起来，仿佛这次聚会就发生在昨日一般，仍历历在目。胡老师曾答应愿为我的第三本文集作序，只可惜天不假年，我的这个愿望永远也不能实现了，甚为遗憾。胡老师对我的提携和帮助之恩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张书才老师也是给予我无私帮助的当代著名红学家。张老师长于曹学研究，自2012年在参加北京曹学会主办的镇江会议上认识张老师以来，近十年来张老师也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和鼓励。
记得2013年曹学会在苏州召开“曹寅、李煦、《红楼梦》与苏州学术研讨会”，会议茶歇期间，我与吴营洲先生在会场外散步时遇到张老师，作为《曹雪芹研究》的主编，张老师告诉我们刊物将要增设“商榷·争鸣”栏目，希望我俩积极投稿，并又叮嘱我们文章质量一定要高，不要让他在审稿时为难。
张书才先生
言语间，既有殷切期望，又有谆谆告诫，对我们的关照之情溢于言表，我便牢牢记在了心里。后来通过努力，我在此栏目上就发表了文章，也算是没有辜负张老师的期望。
2015年，曹学会在扬州召开“纪念曹雪芹诞辰3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一篇关于《春柳堂诗稿》的文章，会议休息期间，张老师问我文中提到的两个“待解之疑”是什么？非常关心我的论文。此文后在《曹雪芹研究》上得以发表。
2017年2月，我写成一篇曹学论文，因不太自信，不知论文质量如何，便发给张老师求教。不久之后，张老师发来邮件，充分肯定了拙文的价值，并针对个别语句的表述和内容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因文中所涉观点主要来自《红楼梦学刊》，故又建议我投寄该刊，并说如果“学刊”退稿，他可作主刊于《曹雪芹研究》。我深受鼓舞，稍作补充修改后，于3月中上旬投寄给“学刊”。
文章寄出两个多月后没有一点音讯，我以为“学刊”不会采用了，便再次联系张老师，并将文章寄给《曹雪芹研究》编辑部。很快得到编辑部用稿通知，7月底已出自校样稿。不料5个多月后的8月中旬，我正在外地旅游时，突然收到“学刊”的用稿通知，真是又惊又喜。
我当即告诉了张老师，张老师提醒我赶快向“学刊”申请退稿，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最终此文在《曹雪芹研究》上发表。此文的曲折经历说明张老师的学术判断力是很强的，眼光非常独到，由此也使我更加敬佩张老师。
《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
2021年5月，我有一篇文章，因所涉问题比较重要，为了稳妥起见，故寄给张老师征求意见，请他把把关，很快就收到了张老师的微信回复：“大作看了三遍，感觉总体不错，……可以拿出发表……”，张老师的肯定，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可以说，张老师见证了我近年来在曹学研究道路上的一点点进步，我所取得的成绩也与张老师的鼓励和支持分不开。
这一路走来，自然也离不开一些著名学者的鼓励和支持。
崔川荣老师便是其中的一位。崔老师是红学会理事，以曹学研究著称，著有《曹雪芹最后十年考》，我有幸获藏一本他的签名大著。
崔老师在担任《红楼梦研究辑刊》主编时，给了我很多支持，不仅刊发我数篇论文，还对其中的一篇有过较为具体的指导，列出提纲、提供材料，使我很快完成写作。崔老师为人豪爽，见面的机会多了，便成了亦师亦友的好朋友。
后来因崔老师的信任，他时时发来未刊大作让我先睹为快，希望我提提建议；也不时提醒我，如有文章出来先发给他看看，也让他先睹为快。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
黄一农老师也给了我不少的支持。黄老师是台湾“中研院”院士，著名红学家。在2013年的廊坊会议上曾一睹其风采，遗憾未有交流。
但当我有一篇论文需要一个材料向黄老师索取时，黄老师二话不说，马上发来图片，让我惊喜。同时也提出希望读到我的另两篇未刊论文，我也马上发了过去，请他批评指教。后来文章发表，黄老师提供的材料起到了重要作用，增强了拙文的说服力。
《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
2018年7月，黄老师要到西南财经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希望我们能见面交流，并告诉我具体时间与地点，我非常高兴。在短暂的一天时间内我们有两次见面。这两次交谈，都是黄老师高谈阔论，我倾耳聆听。
上午在会场听完他的主题演讲后，我们便到会场外短暂交流、拍照留念，我把我的两本书赠送给他，并请他在我带去的中华书局版《二重奏》上签名。黄老师知我对《种芹人曹霑画册》存疑，但也不妨碍他送我一副仿真的西瓜图册页。
下午我又去他下榻的宾馆拜访他，并把赵建忠老师快递给我托我转送给他的几本书转交给他。黄老师也赠我一本台湾版的签名大著《二重奏》和一袋台湾风味食品“快车肉干”，待人极为热情，我有点受宠若惊，感到非常荣幸，很快就毫无拘束感了。
随后黄老师就一边看着电脑中的文稿（即他稍后即将出版的大著《红楼梦外》），一边开始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解，兴致很高，言语极富情感，很有感染力。这些曹学方面的内容都是我感兴趣的，故听得很认真。我也不时提出一些疑问求教，他都真诚回答，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所谈问题都很新，需要慢慢消化，回家后我还及时写了备忘录。
后来分别时黄老师还邀约我第二天与他们夫妇一起去重庆涪陵走访周立崖的后人，因事起仓促，怕给他们夫妇带来不便，便委婉回绝了。
《红楼梦外：曹雪芹画册与废艺斋集稿新证》
第二天晚上黄老师发来信息，说“今天收获满满”，我向他表示祝贺，替他高兴。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会面，如今回想起来，仍感到快慰。
2020年12月，我有一篇文章涉及到天文学知识，因黄老师既是红学家又是天文学家，故将拙文发给他，希望听听他的意见。第二天早上黄老师就发来了微信语音，说支持拙文的结论，认同我的观点，并从天文学角度做了一些解释说明。有了来自专家的肯定意见，心里非常高兴，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也更有了信心。
这一路走来，还离不开众多年轻好友的帮助和支持。
“红迷驿站”群主、《红楼梦研究》主编、红学会理事顾斌先生是我非常要好的学友。他对红学极为痴迷。每次到北京开会，我大都会约上他一同去看望胡文彬老师，除非他另有安排。
顾斌小我十多岁，但曹学研究功底深厚，发现了一大批新材料，成果丰硕，很受胡老师器重，我也因此时时请教于他。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对我的支持和帮助都是主动的真诚的，是出于兄弟之间的那种无私情谊，我的一篇论文就是在他的提议下写成的。先是在电话里与我交流文章的大致思路，然后慷慨提供他收集到的一些材料给我。
我的写作也非常顺利，有疑难问题时，我们共同讨论。文章写出后他大加赞赏，并把它编排为一期《红楼梦研究》的头篇文章。我为有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高兴。
此外，他还时时寄赠一些书籍给我，也给我提供一些赢得荣誉的机会，如让我在他主编的《红楼梦研究》编委会里忝列编委，又让我担任了《红迷驿站红学丛书》的主编，对我的美意我会珍藏于心。
《红楼梦研究》（壹）
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比如詹健先生，他也是我经常求助的学友之一。我们是忘年交，他是“90后”，但却一见如故。
2013年5月的扬州会议，我与他同住一个寝室，会议期间形影相随，相谈甚欢。由于他在“文字学”方面造诣颇深，故在写作中每每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我都求助于他，他总能很快给我答复，发来资料图片，帮我解决问题。
实际上，那次向黄一农老师索要材料，就是出于他的建议。他当时极为热心，我也庆幸听从了他的建议，使拙文论据更加充实。
其他要感谢的学友还有一些，就不一一列举了，在此，一并向他们致以忱挚的谢意！也祝愿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此外，还要感谢我所在学院的各级领导对我的支持，感谢编发了我论文的刊物的编辑老师们，感谢出版本书的出版社及编辑老师。
最后，家人的支持也至关重要。妻子承担了家里绝大部分家务，让我有时间心无旁骛地静心研究；女儿则担负起了我部分论文在相关“学报”上发表时所需要的英文翻译工作，还时时为我代购图书。我取得的这些成绩也离不开她们的支持，谢谢我的亲人们！
古人云：“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所有提携、关照和帮助过我的老师及朋友们的恩德，我都会铭记在心，永远“不可忘也”！
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将离开心爱的大学讲台了，虽有些不舍，但聊以自慰的是在红学研究的道路上，我是不会离开的，我会一直走下去，因为我爱《红楼梦》，我爱红学。
本人才疏学浅，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请批评指正。
壬寅年秋月于艾梦斋
作者简介
作者近照
张志，1963年生于四川广汉，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通识教育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红楼梦研究》（红迷驿站主办）编委，主要从事红楼梦研究和高职教育教学研究，现已在各级刊物上公开发表“红学”论文近百篇及其他论文多篇，2009年出版专著《红楼别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出版专著《红楼析论——曹学与红学的融合》（中国书籍出版社），主审高职教材“文学欣赏”“大学语文”“应用写作”“实用文体写作”等多部，副主编高职教材“应用写作”一部。
注释：
[1] 转引自冯其庸：《曹学叙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页。
[2] 转引自冯其庸：《曹学叙论》，第170页。
[3]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4]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36页。
[5] 冯其庸：《曹学叙论》，第8页。
[6] 冯其庸：《曹学叙论》，第8页。
[7] 冯其庸：《曹学叙论》，第9页。
[8] 周汝昌：《〈石头记探佚〉序》，见梁归智著《石头记探佚》，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页。
[9] 张志：《“红学”是一门“专”学——兼谈“红学”的学科属性与内涵》，《红楼梦研究（壹）》，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
[10] 顾斌：《曹学文献探考——有关曹学考证方法的检验》，阅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11] [宋]朱熹：《四书集註》，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30页。
[12] 冯其庸：《曹学叙论》，第8-9页。
[13] 冯其庸：《曹学叙论》，第17页。
[14] 张书才：《原可避免的疏忽与失误——胡铁岩先生两篇有关〈春柳堂诗稿〉文章读后》，《曹雪芹研究》2015年第1期，第101页。
[15] 樊志斌：《曹学十论》，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
[16] 冯其庸：《曹学叙论》，第17页。
[17] 收入本书时，除个别文字和语句做了修订外，一仍其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