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姜维是蜀汉重臣，以“九伐中原”著称于世。但姜维在仕宦末期，其实陷入相当坎坷的困境。
蜀景耀五年（262），即蜀汉灭亡的前一年，刘禅已经打算扶持右将军阎宇代替姜维，史称“废维树宇”。
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黄）皓协比，而皓阴欲废（姜）维树（阎）宇。--《蜀书 姜维传》
如果不是因为翌年（263）魏军三道伐蜀，打乱了历史进程，蜀汉很有可能提早陷入内乱。
本文想就“废维树宇”事件，论述始末因由。
《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此言极为精洽。概而论之，蜀汉末期的困局，以及姜维的尴尬处境，均可以用此名言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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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维树宇”的历史背景
虽然《姜维传》将废黜姜维的阴谋，推给了宦官黄皓，但黄皓其实是刘禅的代言人。刘禅也曾说过：“黄皓，趋走小臣耳。”
（姜）维恶黄皓恣擅，启后主欲杀之。后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华阳国志》
可见废黜姜维，实际离不开刘禅的授意。
废黜姜维的计划，虽然发生在景耀五年（262），但其根源很早便已埋下。
延熙十六年（253）费祎遇刺，姜维自此执掌权柄，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北伐。非常不幸的是，姜维虽然“累年攻战”，却“功绩不立”，劳师疲民，徒耗钱粮。
（姜）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蜀书 姜维传》
延熙二十年（257），谯周作《仇国论》，试图通过寓言故事进行政治讽喻，意在劝诫姜维，停止穷兵黩武的行为。
时兵车久驾，百姓疲弊，太中大夫谯周著《仇国论》，言可为文王，难为汉祖，人莫察焉。--《华阳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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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周撰写《仇国论》
景耀元年（258），与姜维持合作态度的尚书令陈祗病死，导致姜维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景耀四年（261），诸葛瞻（诸葛亮子）录尚书事，代表着少壮派力量的崛起。彼时的宿将宗预、廖化等人甚至一度打算拜见诸葛瞻，借此探听新的政治风向。在此背景下，姜维本就不甚稳固的地位，越发摇摇欲坠。
于是，废黜姜维、改立阎宇的计划，终于在景耀五年（262）提上日程。姜维闻讯，出屯避祸。
事件相关人物的政治立场
在姜维从“得宠”到“失宠”的过程中，前文提到的诸多人物，在其中分别扮演了不同角色，也反映了时代背景的变化。
（1）陈祗
陈祗是蜀司徒许靖的外孙，属于勋戚子弟。他在延熙九年（246）入朝为侍中，延熙十四年（251）晋升为尚书令。
吕乂卒，（陈）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蜀书 董允传-附传》
姜维掌权，始自延熙十六年（253），与陈祗的发迹期基本重合。彼时的陈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与姜维互为表里。
大将军姜维虽班在（陈）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陈）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蜀书 董允传-附传》
其实“上承主指”与“下接阉竖”的含义相同，因为阉竖黄皓，本就是刘禅的代言人。侧面可以看出，在姜维北伐初期，刘禅是持支持态度的。
这与蜀汉统治阶层的出身有关。
蜀汉政权的统治集团，来自刘备的元从集团与荆州士人及其后裔，因此对益州豪强，一贯持打压态度。
陈祗是豫州汝南人，姜维是凉州天水人。作为流寓士人，他们存在相似的价值观，即保障流寓人士的利益，压制益州的土著力量。
（陈）祗字奉宗，汝南人。--《蜀书 董允传-附传》
姜维字伯约，天水冀人也。--《蜀书 姜维传》
姜维、陈祗流寓之士，羁旅托国
益州大儒谯周（巴西人）在延熙二十年（257）撰写的《仇国论》，矛头直指“北伐派”。谯周的态度代表着相当一部分益州士人的观点，可以视作一次文化层面的试探与反扑。
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彫瘁，（谯）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蜀书 谯周传》
陈祗死后（258），姜维失去了朝中的合作伙伴。自此，没有人能在他与刘禅之间起到调和润滑的作用。
（2）诸葛瞻
诸葛瞻是诸葛亮之子，也是刘禅的女婿。
诸葛亮“功德盖世”，国人“追思其美”，因此诸葛瞻在蜀汉享受了至高无上的政治待遇，也理所当然地被寄予厚望。
蜀人追思（诸葛）亮，咸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诸葛）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此处指诸葛瞻）之所为也。”--《蜀书 诸葛亮传》
诸葛瞻成年后，辗转历练，终于在景耀四年（261），以卫将军身份领尚书事，正式染指中枢权力。
景耀四年，（诸葛瞻）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蜀书 诸葛亮传》
诸葛瞻的“上台时间”与“头衔称谓”，带有非常明显的政治隐喻。
因为诸葛瞻录尚书事的时候，姜维还没有卸任；同时，诸葛瞻的“卫将军”本是姜维的故职——姜维升大将军之前，就曾以卫将军身份，和费祎共掌权柄。
（延熙）十年，（姜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蜀书 姜维传》
诸葛瞻的发迹，代表着蜀汉的勋臣子弟正式走上前台。事实上，诸葛瞻上台时（261），姜维已经年过六旬。这次人事调动，也预示着蜀汉的政治风向开始变化。
宗预、廖化两位“年逾七旬”的宿将，曾一度打算前去拜会诸葛瞻，探听口风。这正是蜀汉出现政治地震的前兆。
时都护诸葛瞻初统朝事，廖化过（宗）预，欲与预共诣（诸葛）瞻许。（宗）预曰：“吾等年逾七十，所窃已过，但少一死耳，何求于年少辈（指诸葛瞻）而屑屑造门邪？”--《蜀书 宗预传》
诸葛瞻统朝事，廖化、宗预欲共诣之
诸葛瞻死前（263），曾愤怒地表示自己“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因此“无颜返成都”。可见诸葛瞻与姜维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
（诸葛）瞻在涪，而（邓）艾已入江油，瞻曰：“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而反？”--《元和郡县志》
（3）阎宇
阎宇即“废维树宇”事件的主人公。他的相关记载，见于《晋书》、《三国志》与《华阳国志》，不过事迹比较模糊。
关于阎宇的头衔，有“右将军”、“右大将军”、“大将军”三种不同记载，可见其相关事迹，在蜀汉灭亡后已经趋于散佚，连当时的人都搞不清楚。
但阎宇的籍贯，却非常值得注意。阎宇是南郡人，出身荆楚集团。
阎宇字文平，南郡人也。--裴松之
洪武雄在《蜀汉人士仕宦表》中，搜求诸书，除阎宇之外，另辑录有巴西太守阎芝、丞相参军阎晏二人。
阎氏的姓氏比较罕见，阎芝、阎晏应是阎宇的同族或长辈。从记载上看，二人活跃于刘备与诸葛亮时期。
阎宇的活跃时期相对较晚，彼时（261）应该正值壮年，与诸葛瞻相似。诸葛家族虽然出身徐州琅琊，但一贯被视作荆楚集团的代表人物。
景耀四年（261）与诸葛瞻同时得到提拔的，还有荆州义阳出身的董厥和樊建，他们共录尚书事。
景耀四年，（诸葛瞻）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蜀书 诸葛亮传》
董厥字龚袭，亦义阳人。--《晋百官表》
（董厥）代陈祗为尚书令，迁大将军，平台事，而义阳樊建代焉。--《蜀书 诸葛亮传》
樊建等人的年纪当时应该不大。因为樊建入晋后，还作为司马炎的近臣，参与了邓艾的平反工作。
给事中樊建对晋武帝曰：“天下之论，皆谓邓艾见枉。”--《汉晋春秋》
由此可知，刘禅是打算利用诸葛瞻、阎宇、董厥、樊建等荆楚集团的少壮派，制衡姜维，甚至取而代之；借此改弦更张，结束穷兵黩武的局面。
君臣“斗而不破”的原因
刘禅虽然打算夺姜维的权，但处理方式相对温和，仅仅是召还成都，授予益州刺史的荣衔，没有进一步迫害的计划。
（诸葛）瞻、（董）厥等以（姜）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异同杂语》
姜维虽然知道自己要被夺权，但也并未发作，只是上疏要求处死黄皓。在请求被拒绝后，姜维出屯沓中避祸。
（姜）维恶黄皓恣擅，启后主欲杀之……后主敕（黄）皓诣（姜）维陈谢。维说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耳。--《华阳国志》
姜维恶黄皓恣擅，启后主欲杀之
虽然此次政治斗争因为翌年（263）的魏军伐蜀而遭中断，但可以看出，蜀汉君臣之间，维持了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其背后原因，值得略析一二。
（1）匮乏的人才储备
东晋学者孙盛，曾表示“蜀汉缺乏人才”。这也是学者的共识。
蜀少人士，故（许）慈、（胡）潜等并见载述。--孙盛
蜀汉的人才储备极端匮乏，经受不起任何摧残。同时代的魏、吴两国之所以能够频繁发动政治清洗，与他们的国力有关。
天下十四州中，魏占十州，吴占三州，蜀占一州。
魏国可以经历“高平陵之变”、“淮南三叛”的持续动乱，吴国可以承受孙权、孙峻、孙綝的长期摧残，但蜀汉做不到。宗预、廖化、姜维这些老将长期不得卸任，也出于此历史背景。
刘禅与姜维，彼此都清楚权力斗争发展到最后的必然恶果，因此双方都心照不宣地矫情忍性，保持克制。这是外部形势的约束。
（2）姜维的个人素质
姜维的个人素质，是比较出色的。这里不是说他的文武才干，而是说他的品行操守。
姜维虽然有好战尚武的一面，但他同时也厉行节俭，对物质欲望颇为克制。
按记载，姜维生活朴素，“宅舍弊薄，资财无余，饮食节制，不奢不约”。除了对功名声望的向往之外，姜维在物欲上确实没有太大的追求。
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馀，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蜀书 姜维传》
同时，姜维对于宗族子弟，也没有刻意提携。在《三国志》及同时代史料中，均找不到姜维家族成员在蜀汉担任要职的记载。
姜维被夺权时（262），入蜀已经三十余年，他也已经年过六旬，不可能没有子嗣。
即使姜维没有子嗣，他也完全可以从宗族子弟中过继一些亲属。比如诸葛亮就曾收养侄子诸葛乔作为嗣子。
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于郡中。--《魏略》
初，（诸葛）亮未有子，求（诸葛）乔为嗣。--《蜀书 诸葛亮传》
但姜维并未刻意提携宗族子弟，可见他的志向，确实止步于“好立功名”，而没有“自作家门”的打算。
（姜）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傅子》
姜维这种性格，与诸葛亮十分相似，均属于“有揽权之心，却无僭越之志”。因此，刘禅对姜维的处理方式，也仅仅是夺权养老，并未打算加以迫害。
（3）刘禅的个人意志
刘禅的权欲比较低，他一辈子基本都处在“太平天子”的迷梦中，在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人的庇护与辅佐下，刘禅养成了极为懈怠的性格。
实际上，诸葛瞻、董厥、樊建等人录尚书事的时候（261），刘禅已经五十五岁。如此年纪，依然把朝政推给宦官和权臣，可见刘禅的怠政程度。
刘禅凡下之主，存亡固无关于兴丧
同时，自蜀延熙十二年（249）之后，魏、吴两国便连续发生大规模政治动乱。对刘禅而言，这些动乱不啻为前车之鉴。
魏国督军王凌、文钦、毌丘俭、诸葛诞等人发动的淮南三叛（251-258），以及吴国权臣吕据与孙綝挑起的内战（256），几乎无一例外，均是由于掌权者试图削夺地方督军的权力，导致督军率部哗变。
朝廷微知（诸葛）诞有自疑心，以诞旧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征为司空。（诸葛）诞被诏书，愈恐，遂反。--《魏书 诸葛诞传》
（吕据）闻孙峻死，以从弟（孙）綝自代，据大怒，引军还，欲废綝。（孙）綝闻之，使中书奉诏，诏文钦、刘纂、唐咨等使取（吕）据。--《吴书 吕范传-附传》
有鉴于此，刘禅在削夺姜维兵权时，也便显得尤为谨慎。实际上姜维率部出走（出屯沓中），本身就是拒绝刘禅的信号，但刘禅并未施加进一步动作，而是听之任之，避免刺激姜维。
事实上，景耀六年（263）魏军伐蜀时，身在前线的姜维，曾希望借此次战争让诸葛瞻等人明白，临阵御敌的艰难之处。
姜维未知后主降，谓且固城；素与执政者（指诸葛瞻）不平，欲使其知卫敌之难，而后逞志。--《华阳国志》
姜维“素与执政者不平”，可见彼时他对刘禅与诸葛瞻，依然存在不满情绪。
小结
姜维晚年的困境，其实是时代洪流下的必然。
诚如开篇所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事实上，姜维发动的历次北伐战争，均是借着魏国的动乱期，趁虚而入。
姜维接替费祎，事在蜀延熙十六年（253）；陈祗病死，事在蜀景耀元年（258）。这一时期，恰好与魏国“淮南三叛”的时间重合（251-258）。
可惜的是，姜维“才非亮匹”，却“志继洪轨”；最终“民嫌其劳，家国亦丧”。
姜维才非（诸葛）亮匹，志继洪轨，民嫌其劳，家国亦丧矣。--《华阳国志》
姜维才非亮匹，志继洪轨
从另一方面看，战争虽然是政治的延续，但战争的结果，也会反过来影响政治。
在姜维“功绩不立”的背景下，刘禅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打算改弦更张，另擢才俊。诸葛瞻、阎宇、樊建、董厥等荆州集团的少壮派人物，也因此走上前台。
在景耀五年（262）的权力争斗中，虽然君臣双方维持了斗而不破的局面，但嫌隙已经埋下。
不过景耀六年（263）魏军南下灭蜀，意外打断了蜀汉的权力斗争，使君臣再度一致对外。虽然蜀汉最终还是惨遭灭国，不过却保全了君臣情谊，也成全了姜维与诸葛瞻的英烈之名，可以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有趣的是，魏国之所以发动灭蜀战争，乃是权臣司马昭想要消弭弑君的恶劣影响（高贵乡公之死）。
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大将车（指司马昭）固让相国、晋公、九锡之宠。--《魏书 高贵乡公纪》
由于曹髦的意外死去，影响到了司马氏“受晋公、加九锡”的历史进程，因此不得不通过战争手段重塑威望。
事实上，灭蜀当年（263）司马昭便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晋公的敕封，翌年（264）又升为晋王，其心迹足见一斑。
蜀主刘禅诣（邓）艾降，巴蜀皆平……进晋公（指司马昭）爵为王，封十郡，并前二十。--《魏书 陈留王纪》
换言之，此次战争，对魏国而言也是政治的延续。可见历史总是在循环往复中不断发展，从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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