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歌词的形式一直在变化，不变的是人民对歌唱的需求。
汉语歌词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与“音乐”相伴而生的歌词一次次被拉进“文学”的大雅之堂，于是不得不一次次自谋生路的历史。数千年来，歌词的形式在变化，不变的是它与音乐之间一直如不离不弃的恋人关系。正如我变幻了千万形状，只为与你在一起；正如电影《侏罗纪公园》所谓“Life will find a way”——歌词在一次次眼看要成为僵死的文学之时，总能找到自己的生路。
目前比较认可的“最古老的歌词”，为《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即“肉”字）。两言一句，言简意赅，韵律清晰，已经有了显著的歌词特色。它描绘了一幅上古时期狩猎者的生动画面：砍断竹子，又把竹子连起来做成弹弓，弹射出土球，去追逐野兽的肉。
《诗》三百，孔子皆弦歌之——显而易见，三百篇都是歌词。经过圣贤的修订，《诗》成了《诗经》，于是也就不再是歌词，而成为了“经”。
作为圣贤门生，“经”当然得一个字一个字去琢磨，每个字写上万言的注疏，辅之以“《关雎》，后妃之德也”这样过度解读的拔高。咏唱一变而成为念诵，共鸣一变而成为解读，于是作为歌词的《诗》死亡了，留下那个作为经典的《诗经》。
但是人民需要歌唱的需求从来不会变。于是五言的乐府取代了古之四言，而为人民所歌唱。《古诗十九首》如“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已能清晰照见当代流行歌曲的影子。经典的殿堂从不放过任何一种大放异彩的形式，于是你也五言我也五言，歌唱被丢弃了，乐府从歌词成了五言诗，至于五言而七言，总之一次次又从口耳而上了书面，由音乐而成了文学。
即如“宋词”，以词命名，却终归逃不过最后乐谱失传，变为文学的宿命。柳永时代曲子词尚是下里巴人井水前歌唱的“流行歌曲”，不到一百年即完全登上了所谓大雅之堂。
据闻苏东坡所填的词“不谐音律”，通俗说就是写出来的歌词按着曲子唱出来怪怪的，乃是填词者的大忌。但当它失去了乐谱而成了书面的文本，苏东坡的缺点竟成了优点，那不合音律却肆意奔放的文学性和感染力，压过了作为歌词的大忌，反而更为文学上所推崇。但你文学上推崇归推崇，人民需要好唱的歌词，需要能表达自己情感的歌词，于是又一次绝境里开出花朵，那花朵便是所谓“元曲”。由元曲而至我们今人所熟知的“戏曲”，由文言而白话，直到今时今日之歌曲。凡是一种形式的歌词被登上了“大雅之堂”，总有另一种形式的歌词冒出来，为人民所接受和喜爱。为歌唱而在的歌词，在一次次将成为“死的文学”之际，一次次地绝处逢生，焕发出新的生机。
接力棒，当然传到了吾辈手中。（甘世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