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二战场，是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而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同样也真实地反应在它的外交上。
弱国无外交，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铭记在心的悲痛真理。
自从1840年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一头撞入近代世界的历史洪流当中，中国跌跌撞撞地在黑暗沉沦中摸索前行，腐朽的清政府在对外作战上节节失利，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也开启了中国人民救国、强国的探索道路。
中国的百年外交历史，正是中国从弱到强的历史见证，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上，那手握着签字笔的外交官正是中国历史的书写者。
开国大典
从帝国裱糊匠李鸿章的卑躬屈膝，到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的愤而离席，再到新中国外交部的强硬反击，中国百年的外交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从饱受屈辱到伟大复兴的历史。
今天博览历史就来一起回望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外交节点，领略中国外交的崛起。新来的朋友可以先点个关注，既方便回顾往期文章，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百年外交 砥砺前行
1895年3月，李鸿章被任命为清政府的全权头等大臣，搭乘上前往日本的轮船，他此行是为了与日本就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进行和谈。
这位大清帝国的最后一位裱糊匠，此时已经是72岁高龄。作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李鸿章并不愿意前往日本和谈，只因为他知道这次和谈不过是清政府希望借他之手再签一份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罢了，但李鸿章无法拒绝慈禧的任命，并且这次的出使日本，还是日本人指定李鸿章充当和谈代表。
为什么日本人非要李鸿章前来和谈呢？可能是因为李鸿章经手签字的卖国条约颇多，名声在外，经验丰富，也可能是日本人为了羞辱这位曾经的对手。
展开全文
李鸿章
1894年朝鲜爆发内乱，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政府乞援，此时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清政府本不想再添战端，而日本则希望借朝鲜问题发动战争，于是诱使清政府出兵朝鲜。在得知清政府决定出兵朝鲜的消息后，日本便开始全力着手挑起战争。
日本先是派兵入侵朝鲜，随后扶持朝鲜亲日政府，以朝鲜政府“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为由，于1894年7月25日不宣而战，突袭清政府的军舰，中日甲午战争陡然爆发。此时清政府这边慈禧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自己的六十岁庆典。而李鸿章也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
甲午之战
随着北洋水师的战败，日军侵入辽东，将战火烧到了中国境内，清政府十分恐慌，急于求和，但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日本觉得仍有机会攫取更大的利益，因此拒绝了清政府的求和，并把派来的两名求和代表狠狠羞辱了一番。
此时慈禧担忧日军进犯京津，威胁到自己的安危，于是力主求和。而连战皆捷的日本也因为国力有限，无力再发动更进一步的侵略，于是日本在1895年2月2日向清政府提出和谈要求，首先第一条就是指定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并且必须以割地、赔款作为议和条件。慈禧对这个条件并无异议，只要能够求得停战，什么要求她都会同意。
接到慈禧的任命之后，李鸿章虽不愿去但不得不往，谁让他是清政府主和派的代表呢？除了李鸿章，另一位主和派代表就是慈禧，总不能让慈禧去和日本人谈判吧？于是李鸿章乘船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人进行谈判。
慈禧
3月20日，双方开启了正式和谈。尽管临行前清政府已经授予了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日本提出什么条件都可由李鸿章定夺答应，但慈禧还是希望李鸿章能“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反复辩论。
彼时甲午战争还未停战，日本的攻势也未停止，因此李鸿章刚开始与日方谈判时谈的并不是割地赔款，那还为时尚早，而是先行要求日方停战再谈割地赔款的事。但日方却提出了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苛刻条件，来迫使李鸿章撤回停战要求。谈判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伊藤博文
3月24日李鸿章结束与日方的谈判回到旅馆的途中，一名日本浪人突然朝着李鸿章开枪，子弹划过李鸿章的脸庞令其当场昏厥。
这位日本浪人的意图就是促使日本与清政府停止和谈，继续打仗。但李鸿章遇刺却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惊失色，日本底层浪人想要靠打仗来谋一份富贵，但他可十分清楚，日本发动的这次甲午战争是一场豪赌。
西方列强已经对日本扩大战争十分不满，在他们看来日本的野心实在是太大了，需要遏制；而日本的国力也捉襟见肘，无力再支撑其继续打下去。
李鸿章被刺杀，便给了西方列强以插手干涉的理由。如果李鸿章有足够的外交手段，那么便可借此机会回国，令日本在外交层面陷入被动，同时获得西方列强的同情，在后续的和谈中占据主动。
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大本营
日本唯恐国际局势对己不利，匆忙承诺停战。李鸿章挨了一枪，换来的可不是所谓的让大清少赔一亿两银子，而是之前李鸿章怎么乞求都得不到的日本停战。
3月30日，清政府与日本正式签订停战协议，双方正式进入了议和的阶段。
日本方面提出了严苛的条件，包括赔款白银3亿两，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等等。
对于日本的狮子大开口，李鸿章决定采取拖延战术，期间李鸿章每天向国内发回电文报告和谈进展，但往来的电报均被日方截获破译，日方完全掌握了清政府的谈判底线，于是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清政府对日本提出的要求束手无策，毫无还手之力。于是在4月14日电告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及遵前旨，与之定约。”
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战场
4月15日，双方进行最后一轮谈判，李鸿章多次苦苦哀求减轻勒索，但均遭日方拒绝。李鸿章见无力更改条约的主要内容，于是在赔款问题等细枝末节上斤斤计较，希望减少一些赔款，甚至最后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哀求减去的赔款就当作是赠送他回国的旅费。
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位帝国裱糊匠一次次地在卖国条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他没有拒绝签字的权力，而这正是彼时饱受屈辱的旧中国的真实写照。
《马关条约》签订场景，左下有花磁痰盂
1918年冬，顾维钧在多年后回忆称“即将召开的和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
1918年，年仅30岁的顾维钧接到了出席巴黎和会的任务，在启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他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令顾维钧对于此行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在欧洲落尽，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将是胜利者分食战败者的狂欢盛宴，中国是战胜国之一，理应在这一场盛宴上分得一杯羹。
顾维钧
12月，顾维钧随团来到巴黎。刚到巴黎中国代表团就接到通知：参加和会的各个国家被划分为几等，中国是第二等，只有两个席位，但中国代表团的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
这种不平等的规定，注定了这是一场列强们瓜分世界的盛宴，而不是战后解决各国矛盾的谈判。
1919年1月27日中午，顾维钧突然接到消息通知，在上午召开的英、法、美、日、意五大国会议上，日本提出要接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中国代表团需要在下午的会议上对山东问题进行陈述。而此时距离下午会议开始，只有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由于中国代表团并未对此做专门的准备，因此会议时间被推迟到了28日。
虽然时间紧迫，但顾维钧一直在研究山东问题，并一直在制定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而这正是他前来参加巴黎和会所要完成的任务——“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因此顾维钧早有准备。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与丘吉尔会晤
1月28日，顾维钧在会议上侃侃而谈，他没有发言稿，却出口成章，从政治、人文、主权等各方面，阐明了中国必须收回山东的严正立场，中国有权要求收回山东。一番义正言辞、缜密细致的雄辩，获得了会议上各国代表的掌声。
法国总理在会后称赞顾维钧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顾维钧的演说效果非常好，赢得了英美法各国领导人的赞誉，但一场外交争辩左右不了国际格局，在彼时中国和日本差距悬殊的国家实力面前，英美列强只会袖手旁观，它们是强盗，而不是侠客。
等到1919年4月中旬，针对欧洲的分赃已经基本完成，和会的重心转移到了中国的山东问题上，日本代表声称如果不满足日本的要求，则日本将拒绝签订和约且不参加国际联盟。
日本的威胁击中了英美的软肋，原本承诺支持中国的威尔逊转而支持了日本。4月22日，美国总统、法国总理、英国首相约见了中国代表陆征祥和顾维钧，希望迫使中国同意日本的要求，他们将中国的山东变成了与日本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
顾维钧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五四运动爆发了。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决定不在和约上签字，但这一决定被段祺瑞否决了，北洋政府害怕一旦拒绝签字可能会激怒日本，那么日本对北洋政府的各种援助也就有可能取消。
但北洋政府决定签字的消息透露出来之后，国内再次掀起了拒绝签字的爱国运动，而远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内部也对于签字问题态度不一，顾维钧坚决主张拒绝签字。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签字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当各国代表陆续进场后，他们发现中国代表团的座位是空的，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
顾维钧此时正静坐在中国代表团总部所在地的旅馆内，窗外是三万多名华人，他们齐聚在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外面，发出共同的呼喊“不能签字！” 顾维钧的外交努力失败了，他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但在外交场上面对西方各国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公和屈辱，顾维钧却只能用拒绝签字来无声抗议。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北京大学的学生。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华民族苦难地被侵略、被压迫的百年屈辱，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中国外交也揭开了新的篇章。但紧接而来的便是美国联合诸多国家对中国的围追堵截。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二战结束后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己举办，而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这给了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一个绝佳的机会。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的周总理决定亲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广泛结交亚非国家的新朋友。
1955.4.17周总理出席万隆会议
由于彼时中国还没有远程飞机，只能从印度航空公司租用“克什米尔公主号”经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印尼。双方约定4月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香港，下午飞往万隆。但这一计划却被台湾保密局的潜伏人员获知，当消息传到台湾后，毛人凤当即决定实行暗杀计划，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
正当国民党特务在香港一切都准备就绪，静等中国代表团到来时，4月初，缅甸总统邀请周总理出席亚非会议前访问缅甸，与埃及、印度、阿富汗等各国领导人共商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于是周总理决定改变行程先行访问缅甸，随后从缅甸直飞印尼。而原本定于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人员以及记者还是乘坐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约5个小时之后，炸弹爆炸，飞机被迫紧急在海面上降落。飞机上乘载的8名机组人员和11名乘客，除了3名机组人员生还外，其余人全部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
11名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记者全部遇难的消息传到国内之后，众人十分悲痛，并且再次讨论起总理该不该放弃参加亚非会议的问题，但周总理十分坚持。
外交战线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它没有百分百的安全，敌人越是反对我们参加，我们就越是要迎难而上。新中国艰难的外交局面，将从万隆会议得到改变。
4月16日晚，周总理出现在雅加达机场。也许很多人对于万隆会议是新中国外交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还有所疑问，那么我们只需要看看，在万隆会议前全世界仅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交，而在会议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向中国伸出了友谊之手，若干年后，正是这些亚非国家把新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而这一新中国外交胜利的结果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的7天时间内，参加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宴会活动15次……这样超负荷的运转换来的，此时的周总理已经57岁了，自从青年时期投身革命以来，周总理为了革命胜利、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万隆会议期间的周总理
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初，总体的气氛还是倾向于亲善与合作，但好景不长，在第一天会议快要结束时，伊拉克的发言人开始疯狂攻击共产主义，并号召其他国家认真对待共产主义的危险。这番言论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仇视新中国的敌对势力在外交场合上发起的猖狂进攻。
周总理及时发表演说，第一句话就掷地有声地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周总理的发言令先前会场上紧张的气氛变得松弛了下来，周总理巧妙地申述了中国的立场就是“求同存异”，而这是后来被称为“万隆精神”的主干，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抛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承认和接受。
随着会议的进行，新中国爱好和平的形象通过周总理的不懈努力得到了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认同和接受。当时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坚定盟友之一的巴基斯坦，曾坚决反对中国参加万隆会议，而在了解到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后，巴基斯坦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为此后中巴友谊打下了基础。
周总理出席万隆会议
经过周总理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新中国在国际上逐渐站稳了脚跟，到了195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有25个，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从清末李鸿章百般乞求却不得不在卖国条约上签字，民国顾维钧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却只能以拒绝签字来无声抗议，到新中国周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新中国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越发响亮。
这是中国人民历经百年的艰难探索，无数仁人志士义无反顾地踏上救国、强国之路才最终取得的变化。中国人民在逆流中奋勇前行，用百年时间让世界刮目相看。
北京天安门
如今的中国可以在外交战场上，毫不留情地对美国说“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喜欢本期文章的朋友点赞评论关注支持一下吧，咱们下期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