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开启新年以来的亚太之行，韩国是首站。毫无疑问，这是北约企图向亚太拓展影响力的举措。韩国现任尹锡悦政府上任以来，实行亲美友日、加强与北约联系的政策，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印太战略”上表现出积极的姿态。
2022年年底，韩国政府发布《自由·和平·繁荣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即韩国版“印太战略”。“印太战略”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倡导、拜登政府继承和力推，旨在遏制中国崛起的地区战略，其四大创始国为美、日、印、澳，并不包含韩国。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印度对“印太战略”并不十分热心，而韩国作为美国的东亚盟国，受到美方越来越大的压力和诱惑，韩国现任尹锡悦政府上任以来，积极回应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
尹锡悦政府推动出台韩国版“印太战略”，主要考虑一方面是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在日本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印太战略”的情况下，韩国置身事外有落寞焦虑之感；另一方面是把加入“印太战略”作为从美国获取更多贸易、技术、军事资源，以及在各个方面加强与美国协商、合作的途径。但韩国版“印太战略”又与美、日的“印太战略”有一定的区别。
韩国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共37页，在强调总统尹锡悦所谓“自由与团结”价值观的同时，提出包括“建立基于规则和规范的秩序”“促进法治和人权合作”“加强核不扩散及反恐合作”“扩大全面安全合作”等9大重点事项。
近年来，韩国对华贸易额超过对美和对日的总和。从地缘关系上看，中国是日益强大的近邻，中韩关系同样深刻影响韩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如何在中美之间寻找平衡，避免刺激某一方偏向另一方，是韩国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所必须谨慎处置的重大问题。
韩国版“印太战略”将中国定位为“主要合作国家”。韩国总统府声称韩国“印太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包容”，不排除特定国家，“中国是韩国没法分割的邻居”，因此，“拒绝与中国合作是极度不切实际的做法”。报告明确表示：“为实现印太地区的繁荣与和平，应以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为基础，与作为主要合作国家的中国追求共同利益，打造更加健康、成熟的韩中关系。”
这一定位与美国、日本对中国的定位有明显的区别。美国拜登政府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唯一既具有战略意图，又拥有不断增长能力来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日本最新发布的防卫战略三文件中，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定位，都强调的是竞争甚至是对抗。既然韩国将中国定位为“主要合作国家”，那么，它应该主要体现为合作，而且在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东南亚、南亚、大洋洲等合作对象中，具有比“重要”地位更高的“主要”地位。
报告刻意淡化对中国的针对性。“印太战略”的提出无疑是针对中国，美国、日本的相关论述，都明确将中国定位为“对手”和“挑战”，韩国版“印太战略”报告既要迎合美国的战略需求，又要避免过度刺激中国，就只能在表述上刻意淡化对中国的针对性。
与美、日的战略报告中屡次提及“中国”不同，在韩国版“印太战略”报告中，直接提到“中国”仅有一次，而且是强调“合作”。在描述对中国的针对性内容时，刻意模糊指向。例如，报告在谈到南海等问题时，一方面指出“南海作为主要海上交通要道，各国应维护南海和平，尊重航行与飞行的自由”，另一方面强调“推动韩中关系向相互尊重、互惠和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向更加成熟健康地发展”；在强调其与美国是共享“普世价值”的同盟和“建立基于规则和规范的秩序”的同时，表示“将确保经济问题不被过度安保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区隔美、日等在高科技芯片、产业链重组等方面渲染“中国威胁”的做法。
韩国版“印太战略”报告承认对中国的经贸依赖，虽然它力图通过拓展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以降低这种依赖，但它也非常理性地认识到这样做绝不容易，所以，报告仍然在强调与中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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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版“印太战略”报告在强调与美国及其盟友，诸如韩美日、韩美澳、韩日澳新的合作的同时，将“韩日中合作”提到同样重要的位置。并且强调，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方面，中、日、韩三国可以开展广泛的合作。
韩国的内外环境及其在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中的地位，都决定其无法摆脱受制于人的地位。
一是韩国本来就在美国“印太战略”规划之中。韩国的本意及其自身利益，当然是避免在大国竞争中被动选边站以规避风险。但是，在2019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就已经确定了韩国在其中的功能与作用。
在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强调美国与该地区的年度双边贸易额高达2.3万亿美元，美国在该地区拥有2000多架飞机、200艘船只和潜艇，以及驻有超过37万名士兵、水手、海军陆战队员、飞行员、国防部工作人员和承包商。韩国则和日本一样是这些军事力量的集中驻在地，因此，韩国和日本堪称美军在东亚战略支撑点的“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美国《印太战略》报告表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参与植根于我们长期的安全联盟，这是我们战略的基石。为此，我们必须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联盟。”
二是韩国在东亚联盟中处于从属地位。美《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表示：“我们的同盟及合作伙伴网是实现和平与交互作战的力量倍增器。”在美国为首的东亚美、日、韩三国联盟中，虽然从未有过明确的重要性排序，但是，韩国在这个联盟中处于从属地位却是不言自明的。
近期，尹锡悦政府在半岛问题上的表态相当激进和出格。例如，尹锡悦表示正与美国探讨开展“核演习”并寻求共享美国的核武器。对此，美国方面立即出面明确否定。其中，固然有美国不希望观点明确化，保持立场的模糊性以确保美国自身政策的灵活性等原因。然而，明确美韩联盟关于任何事项的主导权、决定权在美而不在韩，应该是美方明确否定尹锡悦表态的更加重要的原因。
不仅在美韩关系上韩国不拥有主导权，在韩日关系上，韩方也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韩日之间有着复杂的历史纠葛，但总的来说，由于日本历史上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和殖民等，至少在道义上，韩国具有两国关系上的主导权或道德优势。尹锡悦政府上任后，采取亲美友日的政策，希望以韩方的所谓“低姿态”来获得两国关系的改善。但是，对此日方反应比较冷漠。
三是韩国在防务问题上缺乏战略自主权。朝鲜战争停战后，韩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一直由美军掌握。对此，美国除在韩国朴槿惠政府时期表演性地有过归还战时指挥权的表态之外，实际上从未有过归还的行动。这一点，在韩国文在寅政府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2017年5月10日，文在寅宣誓就任韩国第十九届总统，明确提出要尽快收回韩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文在寅在答记者问时说：“战争结束近70年了，国家军队的指挥权还没有收回，这不丢人吗？”可是，直至文在寅任期结束，韩国军队战时指挥权归还一事毫无进展，甚至成为敏感话题。
针对韩国版“印太战略”的发布及其审慎的考虑，我外交部发言人2022年12月28日指出，中方主张各国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反对搞排他性的小圈子，这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希望韩方同中方一道推动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共同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针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问韩国并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亚太和平合作、稳定繁荣的局面，得益于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亚太不欢迎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北约应当深刻反思其为欧洲安全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不要搞乱了欧洲，还企图搞乱亚太和世界。”因此，韩国作为亚太国家，地区稳定才是韩国之福。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
吴敏文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