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玉，一位西方公认的世界级的绘画大师，出身优渥，晚年却处境凄凉，贫困潦倒，以致于家中煤气泄漏多日，才有人发现他早已离开人世。
常玉曾说：“我们的步伐太过时，我们的躯体太脆弱，我们的生命太短暂了。”
生不逢时，却偏偏又具有贾宝玉般直率任性、潇洒多情的品性，他的人生难逃悲剧，而他的作品却因悲剧而增添了一层深刻的内涵。
富贵不知乐业
常玉出生于一个富庶的商人家庭，家族经营着四川最大的丝绸厂，“常百万”成为当地人形容这个家族富裕的称号。
常玉的父亲是一位画师，擅长画狮子和马匹，母亲是商人家的大小姐，知书达理，所以常玉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艺术熏陶。
常玉的长兄经营着丝厂，收入十分可观，常玉不需要像很多贫苦家庭的孩子一样，去做农活或者当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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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时，他拜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赵熙学习书画，19岁时留学法国，在艺术氛围浓厚的巴黎进一步学习绘画。
常玉在巴黎的生活像极了《小妇人》中，远赴欧洲留学的富家公子哥劳里。
风度翩翩，出手阔绰，又活泼开朗，再加上随手两下就能画出一幅带有东方韵味的漂亮的速写画，使得不少女孩倾心于他。
那时，徐悲鸿恰好也在巴黎留学，当徐悲鸿在画室学习西方的绘画技巧，勤奋练习时，常玉却悠闲地坐在咖啡馆，或是手拿球拍站在网球场地中，与同样惬意的法国男女攀谈着。
但当夜幕降临，他拿出纸笔，旁侧放着打开的《红楼梦》，沙发上安静地躺着一把正待弹奏的小提琴。
画乏了，拉一首小提琴曲恢复精力；灵感枯竭，心情烦闷，亦或是孤独寂寞，思念故乡时，便翻看一旁的《红楼梦》。
他沉浸在宝玉的人生中，亦梦亦醒，他不必为生计奔走卖艺，他的世界中只有艺术的美，随性而发的作品。
虽然出生于八国联军侵华的年代，常玉却未受外界干扰，虽然外界已是战火纷飞，革命形势严峻，但都随着他赴法学习而烟消云散，或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为国家危难，亲人安危而紧张伤感。
可他终归是个潇洒的荡子，是冲破传统藩篱的叛逆者，他能做到的，就是用开放的西式思想，冲击保守的中式绘画理念。
作为艺术家，他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者不同，常玉没有那么崇高的革命理想，他深受西方自由平等和人权观念的影响，更注重现世的享乐，纵情声色，为艺术而活。
常玉的同学王季刚就曾打趣道：“常玉有钱，所以经常请大家吃地道的中国菜。钱花光了，他也从不窘迫，朋友们记得，他会带着一抹奇特的微笑说：‘我今晚有个约会，能去你家借瓶伏特加吗？’”
家境殷实，才华横溢又风流倜傥的常玉，很快赢得了一位法国贵族小姐的青睐。不久，这对才子佳人便举行了婚礼，在亲朋好友的声声祝福中开始了幸福的婚姻生活。
婚后的常玉本应该安稳一些，与妻子共同经营好家庭事务，可常玉初心不改，仍将艺术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
他不仅作息时间依然保持着不过正午不起身、不近天亮不上床的习惯，下午也不在家，或是去与友人相约去打网球，或是在咖啡馆为年轻的法国女孩速写，或是请一些年轻貌美的裸体女模特，与她们调情，为她们作画。
常玉的风流是出了名的，又痴迷画女性裸体，以至于徐悲鸿也曾误会妻子与常玉有过亲密的交往。
可是常玉已有家室，任何女子都很难接受自己的丈夫在外风流，在社会上他已名声败坏，不少人对常玉说：女人和性会毁了你。
有时似傻如狂
常玉的性情与宝玉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他的绘画不拘泥于现有的技巧风格，而是追随着本人的情绪任性而为，他对待感情也是直率而多情，这些与他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
常玉的青少年时期，也就是他师从赵熙学习书画之时，正是新思想逐渐传入中国的时候，他赴法留学同年五四运动爆发，所以常玉算是离“民主”和“科学”最近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
面对新旧思想的冲突，中西文化的差异，常玉的绘画风格变得大胆而开放。
他用最浅显直白的酮体表达对新世界的炙热渴望，用最简练的线条勾勒女性丰腴的肢体，用毛笔和水墨的平滑自然表现画中人与物的柔美，用中国传统剪纸与版绘技艺，兼用留白，独创出一种杂糅中西绘画技艺的新画法。
常玉在巴黎的生活与创作与同时期巴黎的许多“浪子”艺术家一样，身处异乡的他们除了创作，更期盼得到人们的认同与尊重，也希望得到情感的慰藉。
这些艺术家行为乖张，却又深谙世俗人性。
常玉的性格和经历与毕加索十分相似，都是“独在异乡为异客”，都是“为艺术而艺术”，都对自己的创作理念保持着信心，都追求情感的绝对自由，都用美好的胴体表现内心的兴奋、热烈、苦闷、感伤、孤寂......
他们的画作表面上看起来直白易懂，却熔铸了创作者坎坷的经历和内心的五味杂陈，表现着人生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的冲突巨变。
常玉对艺术的追求是单纯而炽热的，他家境殷实，又极具天赋，这也成就了他淡泊名利，为艺术而活的信仰。
他毫不在意钱财，家人寄给他的钱足够日常挥霍；他也不太关注自己的声名，有人邀请时便举办画廊展示画作。
他时常为人免费作画，有学生问他要线稿时，随手便交于他们厚厚一摞，可当画商希望他按买家要求作画时，他却扭头就走。
这些看似痴傻的举动，正是当时很多巴黎艺术家的真实写照，典型人物便是毕加索。
常玉和这位绘画大师骨子里皆有这份傲气，坚持自我，追求自由与平等，对艺术创作则始终痴狂。
贫困难耐凄凉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常玉家道中落，兄长逝世，没有家人接济的常玉马上从天堂坠落到地狱，但他并没有想着如何赚钱养家，依然活在自己对艺术的想象之中，颇有些破罐子破摔的意味。
他甚至变卖了妻子的珠宝首饰维持生计，坐在咖啡馆里画人像速写，画好一幅后便跑到“模特”面前售卖，也只能收取几个法郎。
妻子之前就因为他画裸体模特对他心有怨言，如今丈夫依旧我行我素，丝毫不顾及婚姻家庭，不为二人的未来考虑，于是她决定和丈夫离婚。
常玉没有了充足的经济来源，又失去了伴侣，而身处祖国的家人此时的生活也大不如前。
穷途陌路的他只能啃着干面包，喝着自来水艰难度日，他常常将唯一值钱的照相机存入当铺，或是向朋友借钱，没钱买画布是常有的事，以至于木板也能成为他的画布。
尽管处境凄凉，常玉却愈发注重自己的尊严，他和买画的客人约法三章：先付钱；画的时候不要看；结束后就拿走，不提意见。
这样严苛的“平等”条款，使得来找常玉作画的买家越来越少，而这也成为了，让他的作品难以符合大众审美的阻碍。
除此之外，他的“不欺骗”，也同样成为了一种阻碍。常玉曾在一次采访时，这么评价自己的艺术作品：
“欧洲绘画好比一席丰盛的菜肴，当中包含了许多烧烤、煎炸的食品以及各色肉类。我的作品则是蔬菜、水果及色拉，能帮助人们转换及改变对于欣赏绘画艺术的品位。
当代画家们总带点欺骗地以多种颜色作画。我不欺骗，故此我不被归纳为这些为人接受的画家之一。”
1966年，常玉开始创作人生最后一幅油画——《奔跑的小象》，他拨通了好友达昂的电话：
“我感到孤独和空虚，我现在正在画一幅画。”
“画的是什么？”
“您会看到的。”
“何时能画完呢？”
“过几天吧……我先画线稿，然后再简化它……再简化它……”
《奔跑的小象》
数天后，达昂看到一头大象在一片荒芜中前行，如同是在广袤无垠的沙漠中寻找边界，它的身躯异常渺小，似乎马上要被背景吞没，消失在空荡荡的世界中。
常玉曾说：“我的生命中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画家。”
几天后，有人造访常玉的工作室，那时才发现了他的遗体，死因是煤气泄漏，他的胸口还横放了一本书，而生前经常佩戴的一只通体碧绿的玉指环也随之消失。
常玉去世后，无人安葬。他生前工作过的中餐厅老板听闻，出资将其葬在贫民墓地。
一年后，他的好友才找到这块无名墓地，为他墓碑刻上了姓名。
生前籍籍无名
回看常玉一生，不由让人感慨。他凭借大哥财力的支持，得以进入大茅屋画室学习。虽然远离故土，留学法国，却也自然而然融入了法国的上流社会，穿行于伯爵贵族之间，谈笑风生。
依靠着家族雄厚的财力，常玉在巴黎社会的生活可谓如鱼得水。
然而，常玉生活的年代是遍布苦难的。他刚好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他的故土因列强入侵，生灵涂炭，大哥的丝绸厂也难以在三座大山的夹缝中生存，纷纷倒闭，日本侵华战争更是切断了他回国发展的后路。
而他所游学的法国，也并非风平浪静。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总人口不到五千万的法国，伤亡人数达到了几百万人，不少地区被轰炸的支离破碎。
国家危亡，所处地区形势也不容乐观，常玉没有改变自己骄奢的生活态度，一昧追求艺术家理想的世界。
或许是为了中国人的骨气，或许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亦或许只是为了当下的快乐，他始终没有追随着局势的发展而改变自己。
纵观常玉的作品，既有东方魅力又不乏西方艺术之美，可总归缺少了几分他那个时代的特征。他着重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将绘画视为反映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
他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不愿意走出来面对残酷现实并与之抗争，他的作品往往表现的是性与美，身处异乡的孤独寂寞，世事变迁的伤感落寞，甚至透露着一丝怯懦和惶恐，这是战争年代所忌讳的。
反观同时期的绘画大师毕加索，在亲眼目睹了西班牙独裁者，授命空袭巴斯克地区重镇格尔尼卡，造成数千名士兵群众死亡的惨烈照片时，他迅速开始绘制草稿。
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绘制了一幅大型墙面——《格尔尼卡》，描绘了人间惨状，那支离破碎的肢体，充斥着血腥与暴力，悲惨恐怖，让观者沉默不语，驻足良久。
常玉一生画过上百个裸女，为了艺术理想，不根据世俗的观点而改变自己的创作理念，他浪荡的性格和大胆暴露的创作风格，难以符合人们的价值观。
在人才辈出的巴黎艺术界，常玉的作品缺乏表现特定时期战争疮痍带来的伤痛，缺乏宏观深刻的思想内核，所以无法引起观赏者广泛的共鸣。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逝后声名远播
2019年秋，常玉的《曲腿裸女》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现代艺术晚间拍卖”中，以1.98亿港币的高价成交，为何在常玉逝世53年后，其作品竟能以惊人的天价卖出呢？
一个流传百世的绘画作品，可能在某些技艺方面具有开创性，并具有与别具一格的美感，常玉的画作风格鲜明，杂糅中国书法与美术技法，又融合了西方的绘画风格。
对于中国和其他传统画家来说，他表现的酮体之美是禁欲的，是冲破封建思想藩篱的，是极具冲击力的。
他的画作，体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是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萌芽，代表着近代中国人在思想上的改变。
所以，常玉的画作价值不仅在于画作本身，更在于画作的思想内核。
除了思想的革新，感官的冲击，常玉的画作还在细微之处映射着宏观的历史环境，他的每一幅画作，都是他的人生经历和国家兴亡的见证。
每一幅作品的背后，都氤氲着一个在战争年代，孤身一人，远走他乡的浪子的离愁别绪。
常玉的作品并非一成不变，他的画作风格随着其人生与所处环境的巨大变迁而变化。
在世界大战伊始，局势相对缓和，经济条件优渥的常玉初到浪漫的法国，出入于各国名流之中。
世界对于这个青年来说是新奇美好的，他笔下的人物自然灵动活泼，对于美丽少女的描绘，自然是柔美鲜活，粉红色成为他笔下裸体少女的主色调。
粉嫩的酮体是美的符号，惹人遐想，难以抗拒；但当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伤痛，常玉的家族也因此没落之时。
他的世界充斥着忧郁与躁动，他笔下的人物开始具有笔挺的骨骼与坚实的肌肉，正如吴冠中所评：“那线也是用乌黑的铁一般的线，肯定明确，入木三分，不再是迷梦，是一鞭一条痕的沉痛了。”
他的画作不再仅仅表现女性的酮体之美，而是借用人体来表现山河破碎带给人民的伤痛，以及自己难以排遣的孤独之感。
在这一层面来说，常玉是历史的见证者，他的作品，是历史的表现者，是文化与思想的传播者。
对于身处和平年代的人来说，常玉的作品是历史与文化的载体，是当代人窥探那无法经历、无法感知的残暴战争的一面明镜。
而其传递的自由、平等、开放、包容的先进思想内核又极其符合当代社会的价值观，他不为人生而艺术，追求纯粹美的理想境界，令世人尊敬。
审美是主观的，但艺术却是客观的。在这个和平的盛世，常玉的作品能拍出天价需要伯乐，还需要一定的资本运作，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并赢得广泛的认可。
天时地利人和，轻轻拂去表面的尘土，金子那耀眼的光芒便会闪现。
常玉说：“我的生命中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画家。关于我的作品，我认为毋须赋予任何解释，当观赏我的作品时，应清楚了解我所要表达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他的作品，宛如古墓中破碎的陶片，带有模印的地砖，镶嵌着历史的疤痕，也许在最初形成之时默默无名，却随着时代的变迁，扩充了原本的内涵，闪烁着历史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