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丽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原任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后，华东政法大学和上海政法学院联合培养政治学博士后。研究方向：政治哲学、协商民主理论、政企关系。
高奇琦
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院长、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首席专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委员。创立和主持全球治理指数（SPIGG）和国家治理指数（NGI）项目。
摘要：有研究表明，元宇宙的发展可能会导致显著的社会团结失效和集体意识困难问题，并使传统社会分工体系面临挑战，以及给人带来精神层面问题。要深刻讨论这些问题，可以从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涂尔干的思想中寻找到一些答案。从涂尔干的观点来看，在元宇宙空间中更容易形成新的异质性团结；元宇宙空间的碎片化特征意味着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意识是极为困难的；在新的元宇宙空间中，社会分工是重要的效率提高机制和社会团结机制，同时更有可能以跨地区、跨行业、跨组织的方式来实现。涂尔干对自杀的讨论对我们理解元宇宙空间中的失范问题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其关于精神生活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填充日益增加的自由时间也有重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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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元宇宙空间；社会整合；社会分工；涂尔干
目前，元宇宙已经成为国内一个热点研究问题。同时，在产业界和政府层面都对元宇宙做出了重要推动。例如，北京市和上海市政府都将元宇宙确定为新经济增长赛道来加以推动。这种在实践层面的大力推动反过来推动了元宇宙研究热的发展。目前关于元宇宙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反思类研究，即对“元宇宙热”的“冷思考”。这类研究往往对元宇宙目前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乱象加以批评。第二类研究则结合扩展现实（包括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或其他数字技术的特征，对未来元宇宙的可能发展路径进行展望。本文将沿着第二种思路展开。目前元宇宙空间正在生成之中，然而对未来元宇宙的发展样态和特征，我们更多地只能通过基于开放性想象的未来学方法来把握。元宇宙作为多种新技术的综合形态，其不仅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对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塑造等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已有关于元宇宙的研究注意到如下三类问题：第一，元宇宙的发展可能会导致显著的社会团结失效和集体意识困难问题。蓝江认为，元宇宙以幽灵的方式塑造了不可见的平台，造成权力的集中并将可能导致用户的离散化。这就可能会带来社会团结等问题。喻国明等认为，元宇宙的发展可能会对整个社会形态产生再组织化的效果。此外，陈龙冷静地看待元宇宙对个人自由的宣扬，并认为脱离权力桎梏的自由主义极易滑向无政府主义，这也可能会加剧社会团结失效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有的研究显示，元宇宙产生的技术性变革将导致人类越来越难以认识自己，最终使得人类的整体性概念不复存在。这对社会集体意识的形成及存续都提出了巨大挑战。第二，元宇宙的发展可能会使得传统社会分工体系面临瓦解。曹克亮认为，在元宇宙的空间中，传统劳动形式将可能会面临全新调整。左鹏飞同样指出，元宇宙产生的联动变革效应将会推动传统生产组织体系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可能会对社会分工产生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之上，吴冠军批判性地指出，资本先行的元宇宙尽管看似创造了一个“第二人生”，但仍未改变资本主义在社会分工上的致暗性操作——将劳动低廉化、隐形化、无偿化。这种压迫很有可能使得劳动者的联合难以实现。第三，元宇宙推动的数字化转型可能会加剧社会失范，并可能给人带来精神层面问题。陈鹏认为，元宇宙的发展带来了深层次异化的风险，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精神生产变得极为必要。金伯利·康特森（Kimberly Kontson）等人的研究则较早地表明，元宇宙平台中的脑机接口技术会实现对用户精神世界的不当诱导和隐性操控，后续研究也证实了元宇宙将对人类意识的自主性和思想的自由性提出挑战。甚至有研究认为，数字历史虚无主义可能会冲击意识形态安全，并导致人们传统精神世界的崩塌。
要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刻讨论，就需要从之前的思想家中寻找答案。埃米尔·涂尔干（Èmile Durkheim）是社会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尽管涂尔干研究和著述的时期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其情境与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元宇宙的发展有较大的区别，然而涂尔干对人类社会的各个重要领域有非常完整的和深刻的论述，其对社会团结、集体意识、社会分工、社会失范以及人的精神问题都有极为深刻的讨论。时至今日，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仍然在验证或进一步讨论涂尔干的一些核心观点。本文聚焦于对涂尔干思想的回溯，试图从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中找到思考未来元宇宙空间发展对人类的影响和可能出路。
一、异质性团结：元宇宙空间的有机团结和集体意识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个体需要依靠外部力量才可以生存下来，而工业化的发展则降低了个体对外部的依赖。元宇宙的发展则使这种个体对外部的依赖进一步降低。用户通过沉浸式体验，会不断地对元宇宙空间中的内容进行生产和编辑，这样可能就会导致用户与现实世界的脱节。特别是在目前工业化、福利国家、数字化发展的综合情境之下，个体越来越表现为一种独立化的存在。例如，个体的物质生活可以通过工业化生产的物品来满足。在数字化背景下推动的生产力革命，可以使这样一些基本的物质保障变得更加容易，其成本也会越来越低。福利国家的建设则可以使个体摆脱其传统上必须要依赖的集体，例如家庭或者单位。在福利国家的条件之下，个体可以从国家领到最低生活保障。如果对物质生活的条件进行足够规划的话，基本需求往往是可以得到满足的，这就使个体可以降低对家庭、社区的物质性需求的依赖，而增加精神生活的需求，而精神生活则会更加依赖于元宇宙空间。同时，元宇宙空间是一种内生性的个体化存在。因为在个体登录到元宇宙空间的那一瞬间，一个扁平的世界形态就展开在个体面前。这种扁平化的世界形态可能会带来个体在元宇宙世界中的团结意识的增强，而在现实世界中的团结观念则可能会消解。
“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和“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是涂尔干的核心分析概念。这两个团结概念对于理解元宇宙空间中的团结问题有参考价值。涂尔干认为，传统社会中的团结属于“机械团结”。“机械团结”的基本情境是个体之间的相似性和同质性较高。此时还未出现明确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工，个体的行为更多受到群体的支配和主导。“有机团结”则是现代社会的团结形式。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了明确的社会分工，社会的异质性进一步增加，个体日益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意识的行为体，这使得社会需要以一种有机的方式来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团结，涂尔干将其概括为“有机团结”。
然而，问题是，元宇宙空间的“有机团结”以何种对象为基础？因为在元宇宙空间中的人是一种数字分身，其交往的形态并不是以职业为基础的。涂尔干在描述“有机团结”的概念时，其情境是工业化社会。在涂尔干的描述中，社会分工会进一步导致职业化。在职业环境的相互协作中，个人有相互依赖的动机。在相互依赖基础上形成的、以职业特征为基础的团结，则称之为“有机团结”。而在元宇宙中的数字分身的交往形态则主要表现为一种以兴趣为基础的形态。元宇宙空间的碎片化，则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群体，而完全一致性的集体意识本身则很难存在。这主要是因为元宇宙空间中过于丰富的社会连接可能加剧传统生活场景的碎片化，且个人的社会圈层随时都会被海量信息切割，这将导致人们难以应对复杂的多重身份，并使得元宇宙空间形成了众多散落的联结点，而非全面嵌入的“共同体”似的社会网络。换言之，高度私人化的个体感受可能导致人类难以获得“共同的观念”，同时，缺乏公共性的元宇宙在构建理想的社会形态时将会面临不小的阻碍。
涂尔干对社会团结的讨论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是：在元宇宙空间基础上的社会团结会呈现何种形态？涂尔干讨论了社会分工基础上产生的相互依赖性，认为这种依赖性会代替集体意识成为有机团结的基础。涂尔干极为强调在社会分工基础上产生的团结，这一点与涂尔干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与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分工和组织化有明显不同，在元宇宙空间中的劳动者之间的联合力减弱。例如，算法有非常强的分化效应。算法在对个体行为者进行激励时，往往会采用排名机制。在算法系统中，得分高的劳动者会获得更多的奖励；而没有按照算法的要求高效率完成工作的劳动者，则会处在时刻被惩罚的隐性暴力之下。这种排名机制便是明显的分化机制。在这样一种分化的结构之下，劳动者的联合和团结很难实现。在算法的影响之下，劳动者往往会将某些社会结果看成是自己行为导致的，而不会去思考算法结构对其行为的压迫。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劳动者的联合变得非常困难。因此，笔者在涂尔干“有机团结”的基础之上，将元宇宙的团结称之为一种“异质性团结”，这是有机团结的进一步发展。“异质性”主要指的是元宇宙中的数字分身之间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而异质性团结更多地表现为在差异性基础之上的团结。相比于传统社会中的团结形式，异质性团结的特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临时性和松散性。
如前所述，元宇宙是一种“异质性团结”的空间。因此，元宇宙空间中的个体就很难存在一种像传统社会那样整齐划一的集体意识。这不仅涉及集体意识在元宇宙空间中的重构问题，而且这正是元宇宙空间在群体构成过程中的矛盾所在。涂尔干用共同的信仰和情感来概括传统社会中的“集体意识”。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是“机械团结”的基础，其表现为集体意识对个体的强制力。需要指出的是，在有机社会中，集体意识的作用在减弱。同时，个体在互动之中会形成一些抽象价值，也会达成一些一致。然而，这样的一致性与集体意识有明显区别。涂尔干所描述的这种特征在元宇宙空间中会进一步发展。元宇宙空间本身就表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特征。一方面，社会的现代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个人主义，进而脱离社会共同体。而元宇宙的出现则可能会加快个体原子化的进程。正如约瑟夫·贝拉斯科（Joseph Velasco）在其研究中所强调的，在这一新的时代，个体的意识已经可以被“取消”，这就使得构建一个真正的集体意识显得更为艰难。然而，另一方面，数字世界中的云社交又在空间层面大幅增加了个体社会交往的广度。从这一意义上而言，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成的数字群体又构成了新的邻里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涂尔干对集体意识的讨论更多地受到了孔德的影响。孔德是圣西门的学生和助手。孔德的思想中有非常强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内涵。孔德主张一种“整体主义”的观念，并从生物学知识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希望把社会看成是一种团结的统一体。孔德讨论了利己和利他两种情感，并把家庭看成是利己和利他情感相互妥协和协调的重要场所。他还希望把家庭的这种观念拓展到整个社会。孔德期望政府可以像家庭中的家长一样，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发挥团结和协调性的功能。孔德的思想有鲜明的东方文化特征。这与中国传统思想中强调的“修齐治平”有诸多相似之处。孔德的这种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到涂尔干。在涂尔干这里，孔德的“整体主义”（holism）被表达为“集体意识”（common consciousness）。涂尔干更多是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讨论集体意识。如前所述，在涂尔干看来，集体意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信仰和情感。集体意识是社会团结形成的前提，并制约和影响个人的行为。换言之，孔德和涂尔干所讨论的主要是传统集体意识。在传统的宗教组织、血缘关系、种族结构和特殊社区中，都会存在大量的传统集体意识。例如，在中国传统的新年活动中，往往要通过祭祖、相互拜年等来强化传统的集体意识。
随着元宇宙时代的来临，传统集体意识可能会面临解构和重构的问题。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新集体意识”。在元宇宙空间中，如果像传统社会那样形成一种跨越不同的年龄层次的、带有某种整体社会特征的集体意识是不存在的。在元宇宙的社交空间中，会出现类似于亚文化一样的、小范围内的“新集体意识”。而这种新集体意识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主流文化。这涉及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例如，随着近年来电子竞技的勃兴，由此衍生出的电竞粉丝文化作为一种“新集体意识”，便有着显著区别于主流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点。
因此，如何重构元宇宙中的集体意识则是我们将要面临的重要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从强连接到弱连接，再到强—弱连接协同发展的历史。涂尔干极为强调职业群体的集体意识。在涂尔干看来，劳动者对团结互助有极大的热情，因此涂尔干建议在劳动过程中，以加强劳动者之间的交流为内涵来构建新的团结形式。基于此，“劳动分工的团结”是涂尔干“有机团结”概念中最重要的部分。从涂尔干这一观点来看，元宇宙空间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一个重要的难题，就是在元宇宙的空间中，传统的劳动关系和社会分工将会被不断地解构和重构，而元宇宙空间中的数字主体之间的集体意识也将会出现不断分解和重建的过程。
二、元宇宙空间：分工的终结抑或是发展？
元宇宙的发展尽管带来了劳动的去场所化，但在元宇宙空间中，社会分工仍然是重要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分工不会因为某个人‘把它从头脑里挤出去’而消灭。”社会分工是重要的效率提高机制和社会团结机制。涂尔干反复强调的内容是，个体只有在集体的劳动中才能找到自己的认同感，这是涂尔干所讲的“有机团结”的逻辑基础。在元宇宙空间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社会分工，只不过社会分工的形式与传统的工厂或单位方式有明显不同。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出发，元宇宙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是人类分工领域的一次巨大转型。在元宇宙的空间中，这种分工更有可能以跨地区、跨行业、跨组织的方式来实现。关于这一点，伊梅德·布扎拉（Imed Boughzala）指出，虚拟世界为处于不同物理空间的工作团队提供了合作的机会，参与分工的团队不仅能够身临其境，而且重塑了“在一起”（being together）的概念和意识。例如，众筹或智能合约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大规模非正式合作与正式合作的结合。
目前的元宇宙空间正处在生成的过程中。并且，在元宇宙空间中产生了诸多新的劳动形式。例如，有西方学者提出了“玩劳动”的概念。玩或者游戏会变成一种劳动的形式。这在传统的工业化条件下很难理解。然而，随着元宇宙时代的来临，这一现象将成为常态。在“玩劳动”以外，元宇宙中典型的劳动形式还包括情感劳动、交际劳动等。在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看来，情感劳动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大幅提升了人类互动水平的复杂程度。而交际劳动则将人类关系的建立和扩展比喻为数字世界中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人类社交关系的流动性决定着未来社会的一切价值。这些新兴劳动形式的涌现主要是因为元宇宙中的劳动场景是一种全息空间。相较于传统劳动往往将劳动者固定在机器或电脑旁边的特点，元宇宙空间不再限制人们的工作地点，也模糊了劳动与闲暇之间的界限。基于此，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大大释放了由个性化的社会需求而产生的创新性活动，人们似乎可以在这里实现真正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元宇宙空间中的分工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未来工作方式的虚拟化转型，这一转变能够大幅优化现有的协作环境。如果个体能够在元宇宙空间中找到合作的乐趣，并从中感受到合作的愉悦，那么涂尔干所讲的在社会分工基础上产生的“有机团结”便会出现。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元宇宙空间中的新型劳动者同时又是大量数字产品的消费者。相较于此，劳动者往往会通过情感劳动的方式与观众产生更加“商品化的亲密关系”。关于这一点，南希·贝姆（Nancy Baym）也在研究中提出了“关系劳动”（relational labor）的概念，其指的是音乐博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粉丝保持着长时段的交流，由此建立了一种有助于自身工作的社会关系。贝姆指出，“劳动关系”使得粉丝从单纯的消费者转变为音乐博主的“亲友”。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界定的“产消者”（prosumer）这一概念便是劳动者和消费者双重关系的结合。产消者弥合了历史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鸿沟，而在元宇宙空间中，这种劳动者双重身份的特征则体现得更加明显。
相较于传统的分工形式，元宇宙空间中的分工则是一种非常态化的分工形式。涂尔干讨论了三种“非常态分工”。第一种是失范的社会分工，即由于分工产生的角色规范不够清楚，以至于在分工之后的个体很难形成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第二种是强制的社会分工。在涂尔干看来，强制的分工是一种不平等的分工，是通过外部压力、而个体不得不接受的分工形态。第三种是不协调的社会分工，即由于分工组织的协调性问题，导致社会成员在协作中的组织不力。
涂尔干所讨论的三种“非常态分工”在元宇宙空间的发展中都有可能会出现。第一，元宇宙空间的新分工形态会对传统角色秩序形成冲击性的影响。换言之，在元宇宙空间中，分工产生的新角色规范并未建立起来，这时就会出现失范的社会分工。第二，元宇宙空间中的强制分工往往有可能在技术的压力下形成。例如，之前讨论过的、在算法结构下形成的强制社会分工。这样的强制往往以一种隐性结构的方式存在。由于个体需要维持自身的生活，便不得不接受这种强制结构。而这种强制结构有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使得个体一旦接受之后，便不得不按照其要求的逻辑来行动。第三，元宇宙空间仍然会存在不协调的社会分工，其含义是，在元宇宙空间中，行为体之间的分工并没有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导致相关的行为者相互推诿或不能产生有效合作。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分工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尽管两位思想家对社会分工都有过深入的讨论，但是涂尔干和马克思对社会分工的态度是不同的。涂尔干将社会分工看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形式。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分工是一种不可改变的社会事实，唯一方法便是接受这种事实。马克思对社会分工有强烈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恰恰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源头。正是通过社会分工，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并且社会分工导致了劳动者的异化。换言之，涂尔干更多地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讨论分工的，而马克思则更多是从批判主义的立场来对其讨论的。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分工束缚了人的自由与发展。分工使人变成片面的人，并使人向着畸形化的方向发展。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的增加，而社会分工可以通过劳动者的合作来提高效率，从而更大程度地提高生产力。涂尔干反复强调的是，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可能会导致“有机团结”的增加。而马克思则反复强调的是，分工某种程度上使人隶属于生产部门，并被生产部门所束缚和剥削。同时马克思也指出，社会分工导致人的活动空间缩小，从而带来“人是缩小了”的后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社会分工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强制性的、狭隘的、束缚人发展的社会分工。
涂尔干和马克思对社会分工的讨论对我们理解元宇宙的意义在于：我们既要看到元宇宙的发展给人类劳动形式和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也要看到元宇宙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元宇宙中的劳动形式的转变并不可能对资本家的剥削行为造成实质性影响。我们应当特别关注元宇宙空间所强调的共享经济和创意经济，很有可能以更为隐秘的形式加剧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因为推动元宇宙发展的资本所倡导的“共享”往往只限于用户个人信息和数据，且资本惯于利用算法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关于“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表现”的判断高度一致，即“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者，工匠或专家，为共同的商人资本即书商而劳动……在这些过渡形式中，恰恰对劳动的剥削最大”。例如，元宇宙中数字平台所存储的大量个人数据，其实是各大资本充分利用用户数字劳动剩余价值的工具，也是数字资本对个人展开全方位监控的根基。再如，游戏公司Sandbox声称玩家可以通过游玩、占有土地和建造等方式赚取代币SAND。尽管其在表面上为用户提供了释放创造力的途径，但仍未改变资本以价值生产为目的，对劳动进行度量并占据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此外，脸书还通过收购VR巨头企业Oculus的方式来收集用户的空间数据，并基于对用户社交活动的跟踪和监控创建了一个巨大的数据湖。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对扎克伯格所打造的元宇宙世界表示担忧的原因所在。更为重要的是，算法和人工智能系统的自动劳动很有可能取代人类的劳动主体性，从而使得普通劳动者在智能系统面前表现出力不从心。在更为严重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的错误应用将会导致就业失重的情况出现，这不仅违背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初衷，而且可能对人类社会形成巨大压力。
总之，在元宇宙空间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分工可能还会处在调整当中。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分工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与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基于劳动的社会分工及其形态也会处在变动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涂尔干所强调的基于社会分工而产生的社会团结以及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观点在未来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劳动仍然是人类重要的需求之一。也就是说，涂尔干和马克思都希望达到某种人类共同体的状态。两位思想家都希望通过某种制度安排，减少由于社会分工产生的异质性效应，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内部的团结。并且，涂尔干和马克思都极为看重劳动者因为劳动而产生的团结。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团结主要来源于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的内部，只不过劳动的形式和内涵在未来的元宇宙空间中可能会出现重要的调整。不可否认的是，元宇宙空间的出现和演化正在重塑社会分工的形式。数字孪生技术和数字世界的跨时空性都突破了社会分工原有的物理限制，跨时空分工在创新、生产、交易等方面的高效也推动了社会协作的演进。而工作协作环境的优化正是各大企业入驻元宇宙空间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例如，咨询巨头公司埃森哲创建了一个名为“The Nth Floor”的元宇宙环境，并希望通过更为沉浸和简洁的协作方式来提升团队凝聚力。
三、元宇宙空间的失范可能和精神本质
在元宇宙空间中，个体会更加容易进入一种纯粹的精神状态。同时，在这种扁平化的结构之中，个体会很容易摆脱传统社会因素的影响，并通过沉湎于具有迷幻和麻痹性的虚拟空间来逃避现实问题，而这可能会给个体的精神状态带来某种消极影响。脸书的内部员工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曾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元宇宙是人们在生活不如意时用来麻痹自己的东西，而扎克伯格建造的这个虚拟集体空间则意在让人们成瘾并脱离现实世界。换言之，在元宇宙空间的建构和生成过程之中，个体会更容易进入纯粹的精神状态。而个体独立思考的能力则很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剥夺和侵蚀，甚至在不自知的状态下沦为“空心人”。同时，这样的精神状态往往以个体为中心，并更加容易加重个体的心理负担。塞巴斯蒂安·谢尔（Sebastian Scherr）的研究也表明，焦虑、孤独、抑郁等心理问题更严重的个体反而会出现更频繁地使用社交网络和电子游戏，以便从痛苦的现实体验中获取短暂的心理慰藉。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数字媒体使用和个体心理健康是一种交互影响的关系，在数字世界中的过度沉迷会弱化心理健康水平，而心理状况较差的用户又会增加数字媒体的使用频率。
涂尔干以自杀为例系统地讨论了社会失范给人的精神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并将其实证研究成果集中地体现在其《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认为，自杀率可以看成是衡量和评价社会团结的重要指标。换言之，涂尔干关于自杀问题的讨论，与其社会团结的研究紧密相关。自杀问题可以看成是社会团结的异常情况。涂尔干对自杀行为的讨论提醒我们要关注元宇宙空间中个体的精神问题。
在讨论社会失范时，涂尔干区分了四种自杀类型。第一种是利己型自杀。涂尔干认为，导致利己型自杀的重要原因是个人主义观念的过度传播，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低度社会整合。换言之，由于个体完全处在自我中心的思维之下，同时其社会联系并不紧密，一旦个体处于挫折、失落、抑郁的情况之下，那么个体很容易会选择自杀这一方案。涂尔干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利己型自杀，并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新教徒的自杀率高于天主教徒。这是因为天主教更加强调古老的仪式，因此比新教更能产生一种集体精神和文化。相比而言，新教更加强调个体的独立精神，在新教理论中，每个个体都可以有独自与上帝交流和对话的机会，而不需要通过繁复的宗教仪式以及神职人员的指导来完成宗教活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新教革命使得个体更加得到解放。然而，其代价就是，在这种个体独立的背景之下，个体无法承受生命的意义之重，则更有可能采取自杀的极端手段。换言之，现代个体便更加具备独立的精神状态。那么，这样的个体相比于传统个体而言，其精神问题则需要特别关注。第二，家庭会抑制自杀率。已婚者的自杀率明显低于未婚者或鳏寡孤独者。根据涂尔干的测算，独身者的自杀倾向是已婚者的1.6倍。在已婚者中，没有孩子的夫妇比有孩子的夫妇有更高的自杀率。因此，在涂尔干看来，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团结的纽带，能够有效地抑制利己型自杀的情况发生。
涂尔干对利己型自杀的讨论提醒我们，在未来元宇宙空间发展的过程中，仍然要重视传统社会联系的作用。这里的传统社会联系包括传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行业性组织的作用。在元宇宙空间中，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状态是更加扁平化的，这种扁平化利于人们跨地区、跨行业地形成真正基于兴趣的联系。然而，在角色转换之后，这种联系往往又使得个体容易陷入一种被填充的虚无感之中。简言之，在元宇宙的空间中，个体之间在围绕兴趣展开讨论时，会有一种充实的感觉。然而这些联系都是以数字形式展开的，一旦这样的联系中断之后，那个体就会很容易陷入一种虚无感之中。换言之，在个体进入元宇宙空间之后，传统的社会联系会更加弱化，包括涂尔干提到的家庭纽带也会减弱。那么，个体的精神状态异常情况就越有可能发生。
涂尔干讨论的第二种自杀形态是利他型自杀。利他型自杀是在社会组织高度聚合的状态下产生的，其表现为在集体主义框架下个体的牺牲行为，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军事行动之中。涂尔干认为，由于利他型自杀对于社会的影响是相对少数的，因此并不是其关注的重点。从涂尔干关于利他型自杀的讨论出发，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在未来的元宇宙空间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会出现某些极端主义个体出于对某种知识或观念的极度狂热，而产生异常性的行为。例如，在一些数字产品中反复强调的“千人千面”算法往往会形成某种“信息茧房”效应。
涂尔干讨论的第三种自杀形态是动乱型自杀。涂尔干也将其称为失范型自杀。也就是说，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个体的生存受到威胁，个体在其生活秩序被破坏之后可能会选择自杀行为。元宇宙产生的影响可能要远远大于工业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型期，一旦个体因为社会结构变化产生了失业或离婚等社会挫折问题，那么个体如果缺乏足够的社会联系对其失范型的行为进行纠正的话，个体便很容易选择这样一种异常性的挫折应对方式。
涂尔干讨论的第四种自杀形态是宿命型自杀。涂尔干认为，这种自杀是由于集体力量对个体的超强控制，以及个体无法忍受这种集体的过多限制而导致轻生行为。在涂尔干举出的例证中，包括被严苛的法律断送前途的人们，或者无子女的妻子，等等。这种宿命型自杀往往与个体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顺着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是，元宇宙空间的发展究竟对个体的生活状况带来何种影响？如果在元宇宙的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剧烈的贫富分化（或者社会极化效应），同时相关的制度又无法对这种社会极化进行校准的话，那就会使得更多的个体处在较为糟糕的社会环境下。其实，这里的宿命型自杀和动乱型自杀之间会有一些重叠。动乱型自杀更多地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思考，而宿命型自杀似乎更多关注个体的生存状况。然而，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都指向目前正在推进的元宇宙空间对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人的精神生活所产生的系统性影响。
由于元宇宙空间的碎片化效应会进一步显现，而要应对这种碎片化给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需要更多地从整体的角度来思考。涂尔干尤为强调集体统一性对社会失范的抑制作用。如何形成整体社会的集体意识？涂尔干再次将这种解决方案诉诸职业道德，这一点对于未来仍然有价值。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传统的劳动分工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然而职业分工仍然存在。在职业分工的基础之上形成一定的社会联系和凝结有助于减少自杀行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涂尔干的思想是基于工业化时代背景的，而目前更多处在后工业化时代，这就意味着对于未来社会团结以及失范问题的讨论，需要更多地基于数字社会的新经济社会结构和对人的精神生活等方面。
随着元宇宙时代的来临，人们将越来越关注自我精神生活的填充。涂尔干更多地从宗教的视角讨论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填充。宗教更主要地体现为一种符号系统，以超现实的神圣世界为象征。有趣的是，目前讨论的元宇宙概念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些“类宗教”的特征。例如，元宇宙首先强调的是人们要追求的一种精神状态，同时元宇宙也有一整套的仪式化和符号化内容。此外，目前元宇宙是被西方的一些大型平台公司推动的，这意味着其拥有组织形态。从这两方面内容来看，元宇宙又有一些“类宗教”的特征。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给人带来一种积极的体验，例如，促进社会团结、增加个体的愉悦感、使得某些传统社会文化的要素得以传播，并对个体的失范行为进行约束等。
在未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背景之下，之前个体要从事大量重复性的劳动，来获得维持个体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然而，在元宇宙空间中，工作时间可能会进一步得以解放，因此个体会进入一种时间充裕的状态。如何使用这些时间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些时间使用不好的话，则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失范。这里涉及未来世界的走向问题。进入后现代的社会之后，未来社会是会变得更加前卫，还是更加传统？当人类社会越往前走时，越可能在不同区域或不同领域出现一种寻找文化传统的现象，这就使得未来的社会个体可以在“类宗教”的状态之下，更加深刻地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抽象问题。之前这样的抽象思考更多是少数精英个体的行为。伴随着生产力不断地向高层次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的自由时间被解放。那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背景之下，个体就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使用自由时间，也就需要更多个体从抽象思维和抽象意义上去思考世界和未来。这样，独立思考作为这种工业社会的精英行为就可能会变成一种大众行为。
结 语
在元宇宙空间中，更容易形成新的异质性团结，这会更加接近涂尔干意义上的“有机团结”。在元宇宙空间的参与者中，异质性会成为一种自然状态。如何在这种自然状态基础之上形成交往关系和团结，就会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涂尔干极为强调集体意识的重要性。然而，在元宇宙空间中能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意识，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涂尔干所强调的集体意识往往与职业群体结合在一起。然而，新的困难是，在元宇宙空间中的职业分工与传统的职业分工已经有明显区别。如何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中形成更具整体性的集体意识，这确实是极为困难的。涂尔干和马克思对于社会分工的讨论对于理解今天的元宇宙发展同样很重要。尽管元宇宙空间的社会分工已经与工业化条件下的社会分工明显不同，但在元宇宙空间中仍然存在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并加强社会团结的重要内容。与马克思对社会分工的激烈批判不同，涂尔干更多地看到了社会分工背后的规范意义。
元宇宙空间更多地以一种精神状态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就使得我们要更加关注元宇宙空间中个体的精神状态，以及可能会出现的失范情况。由于处在这样一个剧烈的转型期，一旦社会失范成为常态，将会形成巨大的社会系统性压力。要避免与元宇宙相关的社会失范的发生，可以借用涂尔干的“集体意识”来进行社会调节。涂尔干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讨论同样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填充日益增加的自由时间有重要帮助。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些特征。然而，要进行时间填充的根本，并不是将个体作为某种“结构的囚徒”进行强制性的填充，而是要使得个体在自由时间充分增加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学习内容的自由选择。换言之，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由人联合体并不是一种结构性的填充体，而是个体在自由意志的主导下主动选择未来的社会联合体。当然，这样的个体选择同样要与集体意识的问题联结在一起，因为个体选择便意味着更多的碎片化结果，而元宇宙本身则需要表现出整体特征。因此，对涂尔干的准确和系统理解，既需要深刻思考个体的独特性和异质性，同样也需要从社会整体的意义来思考元宇宙空间发展的未来。
本文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6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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