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当过放牛娃、做过乞丐和和尚的朱元璋，历经多年的奋斗，在南京登基称帝，创立了大明王朝。
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将汉高祖刘邦当成自己的榜样，几乎处处效仿。究其原因，是因为“明祖以布衣起事，与汉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汉高事陈说于前，明祖亦遂有一汉高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
朱元璋和刘邦出身相近，之所以能登上皇帝宝座，靠的是同乡、亲属及部下的支持，靠的是正确的政策。
一开始，朱元璋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动机仅仅是为了生存，绝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登上皇帝宝座。
直到至正十四年见到李善长，李善长告诉他：“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的时候，朱元璋这才第一次产生了当皇帝的欲望。
从此，朱元璋便有意效法刘邦，广纳人才，加以任用，严肃军纪，宽大投降的敌人，争取群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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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在建国称帝以后，在封子弟、徙豪强、诛功臣及贱商贾等方面，仍然处处学习刘邦。
他封自己的儿子们为藩王，捍卫皇室，将天下富户迁往南京，削弱地主阶级的势力，“令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穿锦绣”，这些政策，都是受到刘邦的启发而采取的。
在诛杀功臣方面，朱元璋不止是效仿刘邦，而是远远超过了刘邦。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杀了大功臣韩信、彭越、黥布等数人；而朱元璋则在天下稳定之后，以各种罪名对功臣大开杀戒，"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其手段之残酷，刘邦也只能甘拜下风。
朱元璋不但活着的时候要效仿刘邦，就连为自己死后陵墓的选址上，也像刘邦一样重视风水堪舆之说。
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就听过刘邦为什么把他的长陵选择在渭河北岸的传说。
传说长陵这一带，在秦末汉初之时名叫长山，当时还是一片原始森林。刘邦在进入咸阳的途中，见长山酷似一条蟒蛇之形，便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地方。
有了这个故事，这才有了“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刘邦的手下这才迅速聚笼了一大批愿意跟随他造反的人才。
刘邦进军咸阳时，见长山酷似一条巨蟒蛇，于是从心里认为这里是一个风水宝地，于是在当了皇帝后，把自己的陵墓选定在了此处，并将“长山”改名“白蟒山”。
朱元璋既然处处效仿刘邦，那么在自己陵墓的选择上，也花费了不少心思。
朱元璋在称帝前写过一首气贯长虹的诗歌：“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伸长腿，恐把山河一脚穿。”
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的整体布局，便是一个“北斗之形”。朱元璋为了得到这个“风水宝地”，还不惜在洪武二年强行迁走了原先位于这里的千年古刹太平兴国禅寺。
孝陵从大金门开始，至碑楼、神道、石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方门、享殿、宝城，其走势呈“北斗”之形：从大金门到金水桥部分为勺斗，从金水桥到宝城部分为勺柄。
从风水学上说，孝陵东有“青龙”紫金山，西有“白虎”九华山，南有“朱雀”梅花山，北有“玄武”玩珠峰。
正对陵宫的孙陵岗（孙权墓）与远处的东山又构成“近案远朝”的风水形势，这种布局刚好体现了中国历代帝王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思想，是人工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产物。
朱元璋在建造孝陵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早在他之前，就有一位帝王也把自己的陵寝选在了这里。这位帝王就是三国时吴国的吴大帝孙权。
孙权墓史称蒋陵，又名吴王坟，位于南京钟山南麓孙陵岗，距孝陵正南约300米的地方。
按朱元璋的设计，孝陵的神道正好要经过孙陵岗。所以在建孝陵之前，朱元璋下令将这一带的寺庙和老墓冢都要进行迁移。
朱元璋拒绝了李新的这个建议，对李新说：“孙权也是一条好汉，就留着他的陵墓，让他给我看门吧！”
有了朱元璋的这句话，孙权的蒋陵这才得以保全。朱元璋指示李新把孝陵的神道绕过孙权的陵墓，让孙权的蒋陵留在原地不动，仅仅是将影响神道通行的孙权陵前的一对石麒麟迁到了别处，并没有破坏孙权的陵墓。
神道是帝王陵墓的必备内容，它指的是通往帝王陵墓的那条主要的大道。自汉代以来，帝王陵墓都采用了神道的设计，神道两侧置放石人石兽和石翁仲，象征帝王生前的仪卫。
陵墓前放置于石兽的习惯，始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的手下爱将霍去病病逝后，汉武帝在自己的茂陵之东为这位爱将修建了陵墓，并让石匠们参照祁连山的天然石兽。
在霍去病墓前凿刻了跃马、卧马、伏虎、猛兽食羊等石刻形象，包括著名"马踏匈奴"石刻，以表彰霍去病抗击匈奴的丰功伟绩。
自汉、唐以来，历代帝陵的神道大都采用中轴对称式设计，只有朱元璋的孝陵的神道蜿蜒曲折，不拘一格。
这一方面显示了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做事不拘成法；另一方面也让他的陵墓神道增添了深邃奥妙之感，甚至还在无意中配合了朱元璋死后“魂归北斗”的愿望。
孝陵曲折的神道在建造中巧借地势，在每段视线的终点，都适当布置了一些石刻雕像来控制空间，石兽或蹲或立，姿态交替，配以苍山远树，创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使人笼罩在谒陵的氛围中。
孝陵采用的“北斗”布局中，“勺柄”为玄宫之上的宝城和享殿，“勺身”为五龙桥、棂星门和望柱，“勺头”是大金门、下马坊。
那条蜿蜒曲折的神道，则刚好将北斗七星串连起来。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条蜿蜒曲折的神道，孝陵“北斗七星”的布局将缺少了灵魂。
不过即便朱元璋把自己的孝陵神道绕过了孙权陵墓，但他毕竟截断了孙权陵墓的神道，又移走了孙权墓前的一对石麒麟移到了别处，从风水堪舆学说上来说，还是破坏了孙权陵墓的风水，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这样的做法并不道德。
只不过朱元璋贵为皇帝，就算孙权的后人心怀不满，但又有谁敢指责朱元璋呢？
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了五百年后，孙权的后人却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完成了“复仇”，并用一幅“割取吴王址，获近仲谋居”的对联，狠狠羞辱了朱元璋一顿。这是怎么回事呢？
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3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攻下了集庆（今南京），并将“集庆”改名为“应天府”。
据《南唐江宁府图》、《宋建康府图》及《元集庆路图》记载，自南唐以来，南京城的城阙范围便已基本定型，是一个东、南、西三面以秦淮河为界，北面则在覆舟山以南、西起石头城的矩形。
元朝末年时，南京城的中心位置，在今天的“状元境”和慧园街、王府园一带。朱元璋进入南京后，便在王府园一带的元朝元南台遗址上，为自己修建了府邸。
其范围大致位于内桥东南侧，北起内桥南至锦绣坊一带，元代为御史台衙门。从1356年到1367年，朱元璋一直住在这里，前后长达11年。
两年后的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开始在吴王府东北郊外建造皇宫。皇宫建成后，朱元璋离开居住了十余年的吴王府，迁入新落成的皇宫，登基称帝，取国号“大明”，年号为“洪武”。
朱元璋移居皇宫后，曾产生过把吴王府赐给徐达的想法，可徐达上表力辞，表示自己可不敢要朱元璋住过的王府。
1644年，李自成攻下明朝首都北京之后，崇祯皇帝在煤山吊死，大明灭亡。从此南京的吴王府旧址再也得不到政府的保护，逐渐荒废了下来。
数十年后，被老百姓你家占一点，他家占一点，用来种上了菜。堂堂的朱元璋的王府，竟然变成了菜园。
清嘉庆十六年，58岁的山东布政使孙星衍告老还乡，来到南京钟山书院讲学。
孙星衍是清代著名藏书家、书法家，在南京定居后，他花钱买下了被老百姓占去当菜园子的朱元璋的“吴王府”，并准备将其设计改造成一处私家园林，还特意给这个私家园林起了个名字叫“五亩园”。
嘉庆二十三年正月，66岁的孙星衍因病去世，此时他的“五亩园”尚未完成全部的改造。他的后人对这块地方并不感兴趣，也懒得继续投资改造，于是将“五亩园”租给了别人开了一座茶馆。
清朝末年，一位名叫孙绍筠的退休县令买下了“五亩园”这块地，并在上面建起了一座私家园林，取名“廉园”。但南京的老百姓还是习惯将这座私家园林称为“孙家花园”。
孙绍筠的“廉园”建成之后，在园门两侧贴上了一幅大大的黑底金字对联，上书“割取吴王址，获近仲谋居”十个大字。
对联的意思是：这处园址原是朱元璋做吴王时的后花园，现在的园主人则是孙权的后裔。
这副对联对仗虽然比较工整，但细细读来，似乎并不像当时私家园林流行的楹联那样着重于介绍园内的景色，或者表达园主人寄情山水的志向，却隐隐能让人读出一种“大仇得报”的快意，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孙绍筠正是被朱元璋戏称为自己守墓的那位吴大帝孙权的后人。如今仍然健在的孙绍筠的曾孙孙长健手里，还保存着一套起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孙氏宗谱，每卷宗谱的封面页都写着“宣池富春孙氏宗谱”几个大字。
众所周知，孙权虽然生于下邳，但他的籍贯，正是吴郡富春。
孙绍筠出生于安徽徽州，后来考上进士当了官，这才从徽州迁到了南京。他曾短暂做过一任县令，但他却无意官场，只做了两年便辞官不做，来到南京买下了建在吴王府旧址的“五亩园”，并将其改名为“廉园”。
在这之后，他又以“廉”字为主题，用“简约风”对其进行了小规模的改造，经过改造后的“廉园”，也成了清末南京文人雅士经常聚会之所，一时冠盖云集，唱和诗文之声不绝。
虽然孙绍筠的后人在南京城陷之前便逃出了南京，但“廉园”却毁于战火之中。园北的一片房舍被烧为平地，东边的地上也被日军的炮火炸成了一个大水塘。
新中国成立后，“廉园”一带被政府改造成了居民小区。上世纪末，孙家花园被彻底拆除之前，孙家后人将“廉园”内的最后一块太湖石假山捐给了南京现存历史最久的明代古典园林瞻园。
如今这里向北经中山南路通向新街口，向东直达朝天宫，住宅楼鳞次栉比，年代较长的二手房单价都已逼近了每平米五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