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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8日，一封由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签发的电报从已经解放但尚未改名的北平发到香港。
电报是打给中共香港工委机关的，内容是通知正在香港处理繁忙工作事务的潘汉年以及夏衍、许涤新三人立即离港赶赴北平接受中央交给他们的新任务。
潘汉年、夏衍、许涤新都是中共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
潘汉年不但擅长情报、统战活动，而且也是从事文化和政务的行家里手；夏衍既是著名作家又是著名新闻工作者；许涤新则专攻经济，和工商界有密切联系。
中央点名将三位专家型的干部从香港召回，无疑将有更重要的使命要他们去担负。他们匆匆结束了各自在香港的工作后，立即起程乘轮船经天津赶赴北平。
1、潘汉年其人
潘汉年，1906年出生。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一位知名的左翼作家和文化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
从1931年起，他服从革命斗争需要，转入了对敌斗争的隐蔽战线，在民主革命时期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保卫机关——中央特科情报科长、中央社会部分管情报工作的副部长、中共华中局情报部长、中共华南分局和中共香港工委主管情报工作的负责人等高级职务。
他长期战斗在敌人统治森严的后方，出生入死，英勇奋斗，屡建奇功，为中共领导的革命大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同时还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做出过出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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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他在党内外乃至国内外，都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物。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解放后，在他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改造旧上海和建设新上海而努力工作，并且取得了卓越成绩之际。
2、中央给潘汉年的新任务
潘汉年一行于5月7日到达北平当天，就赶到弓弦胡同李克农的住所报到。李克农当时是实际的情报战线负责人，是潘汉年的主管。
他和潘汉年已经相知相识多年，和夏衍、许涤新也很熟，见到潘汉年等人来报到十分兴奋，立即让人来给他们合拍照片，并感慨地说：
“我们这些人大难不死，居然在皇帝老爷所住的北平见面了，应该拍照留念。”
李克农热情地留他们吃饭。席间他们谈笑风生，畅叙阔别之情。
饭后，李克农对他们说：
“中央调你们回来，是要你们参加即将解放的上海市的接管工作。陈毅同志已经来电催促。请你们抓紧时间做好赶赴华东前线的准备。但行前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同志要分别会见你们，你们的具体工作也将由中央领导亲自交代。具体时间安排，由汉年同志和中办直接联系。”
5月11日晚，首先是周恩来约见潘汉年等三人。
见面时，潘汉年首先向周恩来口头报告了三年来在香港的工作情况，重点是讲了各民主党派的活动情况以及大批民主人士先后离港进入解放区的经过等等。
周恩来听了汇报之后，对他们在香港的工作表示了充分的肯定。然后，就接管上海的工作对他们作了许多具体的指示。
周恩来说：
“上海现在已经被我军包围了，你们的任务就是赶到丹阳，向华东局报到，跟部队进入上海。黄浦江上还有外国人，特别是美国军舰。进入上海之后，要作最困难的准备。准备美帝的军舰开炮，准备水电都被破坏，准备各种可能发生的混乱，你们都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但是，有前敌党委和华东局的领导，有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配合，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最后，周恩来又向他们三人交代了各自的具体工作任务。
他对潘汉年说：
“中央决定你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你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
随后周恩来向许涤新交代的任务是要他协助曾山搞财经接管工作，并负责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向夏衍交待的任务是要他负责文化教育系统的接管工作。
5月12日晚，毛泽东在香山别墅接见潘汉年等三位。
接见时，主要听取潘汉年关于香港工作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很注意当时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态度。潘汉年回答了毛泽东的一些询问，最后，潘汉年等请毛主席对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作指示。
毛泽东说：
“总的方针中央已经给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至于具体作法，可以按恩来给你们的指示办理。”
据夏衍回忆，那天接见时毛泽东的“情绪很好，一直面带笑容，在潘汉年作汇报时，他有几次很风趣地插话，使我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把汉年叫做‘小开’”。
足见毛泽东对这位长期在敌占区做情报工作的干部是有很深刻印象的。
最后接见潘汉年等三人的是刘少奇。
他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政法和经济方面的问题。他向潘汉年询问了上海青红帮的一些情况。
潘汉年便将在香港已和杜月笙接触过的情形以及黄金荣的表态向刘作了汇报，刘听了以后表示放心。
他要潘汉年转告陈毅和饶漱石：先不要动帮会上层人物，观察一个时期后再说。
数日之内，中央三位主要领导人先后会见了潘汉年等三人并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足见对于他们即将赴任的工作的重视程度。
尤其是潘汉年，真有天降大任之感。他要去担负的新任务是要协助威名远扬的陈毅将军去接管和治理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
而上海接管与治理工作的好坏，又在很大程度上检验和标志着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后治理城市乃至治理整个国家的能力。
3、为何选择潘汉年？
5月16日潘汉年等一行离开北平前往正驻在江苏丹阳的华东局和三野司令部报到。
当时交通条件极为不便，5月23日他们才到达目的地。匆匆和陈毅、饶漱石等见面之后，5月27日，他们便和接管上海的队伍一起赶到上海开始履行新职。
潘汉年的身上一下子压上了一系列的重担：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此外，还兼着华东局社会部、统战部和上海市委统战部的领导职务，本兼各职竟有七、八个之多。
好在潘汉年和他的顶头上司陈毅的关系一向不错，陈毅的大将风度和气魄以及在人际关系上的坦荡胸襟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他对陈毅十分佩服和尊重，陈毅对潘汉年也很信任很尊重。
他们的合作在当时可以说是最佳的搭档。陈毅高瞻远瞩，敢做敢为，大刀阔斧；潘汉年精明干练，谦虚谨慎，踏实严谨。
潘汉年虽然分管许多重要的工作，但分管政法公安工作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上海这样的国际化的大城市，社会治安的问题尤其特别重要。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巩固，人民生命财产的保障，这一切都有赖于政法公安工作的保证。
而在解放初期的历史条件下，政法公安工作的难度又是特别突出的。
谁都知道，国民党政府在溃败逃跑之前已做了所谓的应变准备，大批的特务被留下潜伏着，他们一定是要捣乱破坏的。已经逃往海岛的国民党特工机关还不断派遣他们的人冒险进入上海来和他们原有潜伏分子里应外合，从事冒险活动。
上海固有的地痞流氓，恶霸盗匪之类，当然也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一定会乘机兴风作浪，为非作歹，扰乱社会。
再加上国民党军队溃败后留下的散兵游勇乘火打劫。这一切都给上海的政法公安工作制造了巨大的难题。
然而正因为如此，中央才将分管此项工作的重任交给了潘汉年，而由他来分管也正是顺理成章之事，因为他在上海从事对敌斗争、特别是在隐蔽战线上和敌人打交道的时间很长，上海方方面面的情况可能也是上层领导干部中最为熟悉的一位。
4、潘汉年的“三板斧分管解放初期上海的政法公安工作，潘汉年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严格执行中共在解放区实行已久并且行之有效的对敌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等等。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两手都抓：
一手抓严厉打击，一手抓政策攻心、分化瓦解，以减少革命前进的阻力，有利于整个社会治安的稳定和进步。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上海解放初期的政法公安机关对各类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破坏分子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几个战役的集中打击；与此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攻心、分化瓦解敌对势力的举措，诸如大张旗鼓宣传号召登记自首，真正坦白交代者从宽，检举揭发有功者受奖等，如此两手都抓，双管齐下，所取得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使充满混乱与污浊的旧上海的面貌为之一新，社会秩序迅速得以恢复，人民的正常生活得以安定，新生的革命政权得以初步巩固，使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关于中共不可能治理好上海这个烂摊子的断言破产。
第一板斧：分化瓦解敌人
潘汉年分管上海解放后的政法公安工作，实际上可以说是他解放前长期从事对敌斗争工作的继续。
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已经根本改变，敌我双方位置发生了转换，我们已从暗处转到明处，而敌人则相反，从而使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潘汉年在解放前的长期对敌斗争中，就深知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对敌实行分化瓦解的重要性。
现在中共已经取得了政权，获得了强大的政治优势，他自然更懂得利用敌人的矛盾，实行分化瓦解的必要。
在这方面，上海政法公安机关充分利用起义、投诚的各类原敌伪人员在解放初期的肃反对敌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潘汉年的同意和支持下，上海公安机关当时成立了一个以咨询为主的“情报委员会”机构，选用了一批重要的起义投诚人员，让他们提供线索，积极配合，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撤退时留下来的一批潜伏特务组织和其他一些分散隐蔽着的反革命分子。
有的人起到了“活字典”的作用，为公安部门的侦破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已经被批准协助上海肃反工作的胡均鹤，为了表示立功赎罪，向我公安部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供我公安部门肃反时参考使用。这“两统”即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
类似胡均鹤这样的一批人员，在上海解放初期的肃反工作中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他们不仅协助公安机关清理、登记了一批自首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提供线索协助我公安机关侦破了一些敌特潜伏组织和地下电台。
例如，在解放前夕起义的原敌特人员历培明，解放后，由他直接提供的敌特潜伏组织和电台的线索就有26处之多，为当时的肃反工作做了积极贡献。
有的投诚的特务分子，还在公安机关有力领导下，直接参与破获过一些重大的案件。例如著名的刺杀陈毅一案，就是在一个自首投诚的敌特分子的积极配合下，才被及时破获的。
第二板斧：逆用台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系统留下了大批的潜伏电台，这是谁都可以想象得到的，但很多人想象不到，在这些潜伏的电台中，有一些早就被我方所掌握，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逆用台”。
在这些电台的工作人员中，有的是中共早就打进去的秘密情报人员，有的是在被我方破获之后迅速争取过来为我所用的。
正是通过这些电台的往返电讯，使我公安机关能够及时截取不少情报，并掌握了敌方的许多动向，包括敌人向其潜伏组织所下达的指示，进行联络的任务，等等。
不言而喻的是，为了取得敌方的信任，我有关部门也必须编造一些既有一定价值，又不致造成多少危害的情报资料，不时地向敌方提供。这也可以说是必须付出的一点代价。
潘汉年是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专家。他很重视这些“逆用台”的作用。
在他担任上海市领导并主管公安政法工作后，就指示原上海的情报系统负责人把过去已经掌握的“逆用台”继续很好地掌握起来，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他在一个短时间内，还曾直接指导过一个由地下党员秘密控制的“逆用台”，以了解和掌握一些重大的敌情。这些“逆用台”所获得的情报资料，对于我公安机关掌握敌情，制定措施，有效地和敌人作斗争，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板斧：情报、统战战线工作艺术
在分管政法工作期间，潘汉年还处理过一件和昔日情报工作有关的事情，并且显示出他在这方面的一贯胆识与魄力：
原国民党军统重要头目之一邓葆光在接收汉奸资产时保存一批价值连城的文史古籍，这批宝贵财富在解放前夕被邓运到了香港。
为了使这批宝贵财富归还到人民手中，潘汉年发挥了情报工作与统战工作的双重艺术，大胆地通过邓的女友吴嫣的特殊活动，最终把这批文物古籍连同邓葆光先生本人一起动员从香港转到了北京。
他亲自出面宴请被人称为交际花的吴嫣女士时，许多人很不理解，但当最后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时，人们才不得不佩服潘汉年的远见与高明。
潘汉年分管公安政法工作、指导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特别是他亲自掌握过个别由中共秘密党员控制的“逆用台”，以及处理过一些与情报工作有关的人和事，都可以说是他自1931年以来所从事的情报工作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种延续。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共工作重心的转移，潘汉年所担负的领导工作任务也逐渐起了变化。大抵从1952年起，他就更多地把精力转移到了经济恢复和建设方面。
特别是在他协助陈毅主持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随后又担任了财经委员会的主任职务并分管市政建设工作以后，就几乎完全脱离了公安政法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报工作。
也就是说，他由此而为自已长达20年的情报生涯划上最后的句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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