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庆阳
“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毛笔是源于中国的传统书写工具，在长期的书写过程中，人们对制笔、选笔、用笔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经验，历代书法家都非常重视毛笔的选用。元人孔齐说：“凡学书字，必用好墨、好砚、好纸、好笔。笔墨尤为要紧。笔不好则坏手法，久而习定，则书法手势俱废，不如前日矣。”
古代许多善书者，对毛笔制作工艺都十分熟悉，有的亲自动手制笔，如张芝、韦诞及兄韦昶等，既是书法大家，也是制笔高手。更多的书家是参与指导笔工调整工艺，以定制和选择适合自己的毛笔，如王羲之任湖州太守期间，对湖笔的生产进行了指导，其《笔经》云：“昔人或以琉璃、象牙为笔管，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矣。”于是，轻灵的竹梗从此就成为湖笔笔杆材料的首选。赵孟頫对制笔用毫极为苛刻，稍不合意即拆开重做，钱泳《履园丛话十二·艺能》有记载：“相传赵松雪能自制笔，取千百支笔试之，其中必有健者数十支，则取数十支拆开，选最健之毫并为一支，如此则得心应手，一支笔可用五六年，此其所以妙也。”篆书名家吾衍对毛笔的选择使用颇有研究，提出了写篆之笔可以烧毫、剪毫、裹毫。如此择笔之法在后人看来是一种弊病，这是时代局限所致，也导致他用笔较为单调。不同形制毛笔的选择也将影响到书法作品的自我风格和艺术特性。如王羲之《兰亭序》为鼠须笔书写、颜真卿《祭侄文稿》为鸡距笔书写、苏轼《寒食帖》为诸葛笔书写、陆游《自书诗帖》为猩猩笔书写、陈献章《自书诗卷》为茅龙笔书写。毕竟，“书法是一种诉诸直观感性的艺术，书写工具，主要是笔、墨、纸则成为其‘内在形式’的一重要因素，其质地、效能直接影响到艺术效果。”（张天弓）
书写要不要选择毛笔？也有书家持不同的观点，如唐代的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和裴休认为“能书不择笔”。对于这种观点，元人方回有诗云：“世言善书不择笔，此物岂可不精择。空弓难赠养由射，快剑始堪孟贲击。”书家手中的笔犹如武士的剑、箭手的弓，“笔者刀矟也”（王羲之），哪有不加选择的道理呢？犹如善游者不仅在主观上拥有游泳必备的技能和体力，客观上也是掌握了水的性能与规律，所以才敢、才能畅游于江海之中，而不识水性的人则只能望洋兴叹。这于书家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言先生作为当代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其成功的因素有很多，有一点就是“善书者用笔”。他和历史上大多数的书法大家一样，对书写首要工具的毛笔有着严格的要求。承续了清代碑学用笔的创新成果，有着深厚的篆隶书法的功底，从而偏爱和崇尚长锋羊毫的使用。言先生在《当代书法审美自觉中的文化创造》一文中说：
我作篆、隶、大草均是用长锋羊毫。为什么要用羊毫？唐代人作草都是用硬毫，清代开始出现长锋羊毫笔，这是一大变革，清代人用长锋羊毫跟清代的建筑与碑学兴起有关。长锋羊毫、蓄墨量大，用墨的变化多，在生宣上书写可充分发挥墨彩的优势。用长锋笔书写必须要提笔、用中锋，我是一改市场上鹤颈笔型制成笔肚厚、锋颖长的笔，保证下笔重实、产生沉稳的线条的力量感。（《抱云堂艺评》）
羊毫是当今使用最广泛的毛笔，它始于南北朝之前，至秦时蒙恬改良制笔而成为新材料，南宋以后才盛行羊毫造笔，至清初之后被普遍采用。由于羊毫柔软圆润、柔而无锋，弹性较差，有书家据此以为羊毫写出来的字易偏“肉”而柔弱无骨、肥软圆熟，难以遒健骏爽、神采焕发。殊不知，“笔软则奇怪生焉”（蔡邕），刘熙载《书概》阐释道：“余按此一‘软’字，有独而无对。盖能柔能刚之谓软，非有柔无刚之谓软也。”可知，字写得是“肉”还是“骨”，是柔弱还是劲健，笔的软硬是一方面，更在于书者的用笔是否得法，是“笔为我用”，还是“我为笔用”。若具备了较高的书写能力，掌握了用笔规律，羊毫同样能表现出雄强的笔力和笔势，使软中有刚，“刚柔并济，变在其中矣。”（张怀瓘）表现出书法的骨力、韵致、神采等千姿百态的变化来，所以“奇怪生焉”。如刘墉用硬笔，却写出最肥的笔画来，而梁同书用羊毫，但写出来的笔画却比刘墉细得多。林散之说：“力量凝蓄于温润之中，比如京剧净角，扯起嗓子拼命喊，声嘶力竭，无美可言，谁还爱听?”“看不出用力，力涵其中，方能回味。”道出了羊毫书写的真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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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碑学的兴起和生宣纸的应用，清代书家对毛笔的喜好和选择也发生了变化。在生宣纸上书写需要锋颖长、蓄墨量大、出水慢的毛笔，这样的笔蘸一次墨可以连续书写，连作数字，更适合在生宣上发挥，这就是羊毫。魏锡曾《书学绪闻》云：“凡字之及寸者仍需羊毫回腕。”“今篆隶兼习，以顺其性；提肘回腕，以树其体；羊毫浓汤，以振其力。”乾嘉时期，由硬毫受宠彻底转向了大量纯羊毫毛笔的走俏，而且锋颖也由短加长，后长锋羊毫盛行起来。长锋羊毫的兴起，一是和纸张由熟到生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碑派书法最初复兴的篆、隶书，用蓄墨少、出水快的硬毫是无法在吸水量大而且快的生宣上表现出其毛润苍浑、古朴沉厚的金石笔意，而长锋羊毫却能达到这种效果。言先生说：“我作篆、隶、大草均是用长锋羊毫”，单从择笔使用上来说，就注定他将会把笔墨的丰富性变化、线条的深邃性质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正确使用纸和笔，写出来的作品才能够更全面展示自己的创作水平，赵孟頫在《松雪斋书论》中强调纸与笔对写字的影响：“书贵纸笔调和，若纸笔不称，虽能书亦不能善也。譬之快马行泥滓，其能善乎？”显然，笔、纸等书写工具的质地、效能直接影响到书写的艺术效果。二是碑派书家为矫正帖学书法靡弱轻浮的弊病，提出了用笔要高悬肘腕、捻管裹锋、中锋用笔、腕竖锋正、缓送涩进，运笔平铺笔毫，以达到万毫齐力的目的。并认为在行笔过程中要力匀势足，点画的两端和中截都要中实气满、坚实不虚。如此的技法要求和审美原则，都是长锋羊毫的特性所能彰显出来的，这也无疑推动了长锋羊毫的使用。进而，长锋羊毫成了清代以来许多书家的理想工具。
邓石如是公认的能将长锋羊毫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碑派书家，有清一代的长锋羊毫到他才集大成而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他用长锋羊毫，不加剪截，杨守敬称“王良常、钱十兰之篆书，以秃毫使匀称，非古法也。惟邓完白以柔毫为之，博大精深，包慎伯推其直接斯、冰，非过誉也。”乾嘉时期的帖学大家梁同书也是极力倡导使用长锋羊毫的，他在《频罗庵论书》中主张“笔要软，软则遒；笔头要长，长则灵；墨要饱，饱则腴”，“人人喜爱硬毫，故枯。若羊毫便不然。”他的这些主张也是后来碑派书家的作书要诀。擅长书法的收藏家陈介祺偏爱长锋羊毫，常常苦于无长锋羊毫可用。好友吴云在《两罍轩尺牍》中记有为其寄羊毫之事：“所来样笔一支，当属杨春华之子如式赶制五支交来纪带上，杨子虽不得为善工，尚能如吴说之不失家法，在南方已推庸中佼佼。惟事成于促迫，恐未必能得心应手，特检箧中自用者，得大、小羊颖八支，羊紫颖二支共十支。李君实云：书家得一好笔，如壮士获一宝刀；得一良墨，如统军者受千钟之饷。”可见陈介祺到了无长锋羊毫不能作书的地步。
由于生宣敏感的吸水性，以及长锋羊毫特有的笔性，要求书家对下笔的轻重、行笔的急缓都要有适度的把握。所以，用长锋羊毫在生宣上书写，无疑增加了用笔和用墨的技巧难度，只有功力深厚、经验丰富的书家才能真正驾驭好长锋羊毫，达到得心应手、随心所欲的地步。否则，在起笔时由于墨水足、生宣洇化渗透快而失去笔意，使字迹成为一个个模糊的黑团团，形如墨猪。而到了墨尽笔枯时，所写的线条又扁平贫瘠，荒凉无生机。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中称“羊毫中有一种长锋的，用起来不好”。之所以不好，他认为：“长锋羊毫由于笔毫过长，竟可以说是没有了笔肚子。这样就破坏了最重要的‘健’字条件。运行时，即便十分小心也是拖沓缴绕，使书者用不上劲。再则吸墨量甚多，而因笔身瘦长，一经垂执，墨汁迅即泻下。除了故意要在生纸上出涨墨，无人愿用这种堙没锋棱不显笔法的笔。”潘先生回首自己早年使用长锋羊毫，认为其“不好”。回头来看看言先生关于使用长锋羊毫的经验之谈，似是能解决这些“不好”。善书者不但知书，也知笔，对于长锋羊毫“没有了笔肚子”，言先生是“一改市场上鹤颈笔型制成笔肚厚、锋颖长的笔，保证下笔重实、产生沉稳的线条的力量感。”关于“无人愿用这种堙没锋棱不显笔法的笔”，这正是不善用长锋羊毫的必然结果。使用这种笔，需要极为高深的运笔技法和功力，才会娴熟运用，从而突破用笔的技术难关和障碍，获得常人难以逾越的审美境界。如言先生所说：“长锋羊毫、蓄墨量大，用墨的变化多，在生宣上书写可充分发挥墨彩的优势。用长锋笔书写必须要提笔、用中锋。”
正是言先生基于长锋羊毫和生宣的精湛运用，以清代碑派书家篆隶的“裹锋”笔法为用，参以帖学的“绞转”笔法，创造性地形成了独自的“以篆入草”“以篆入隶”“以草入篆隶”的用笔方法，形成了“清逸、蕴藉、浑朴、平和、简静”的艺术风格和“清、拙、厚、大”的美学思想，挥写出深厚的文化学养和精神内蕴。
言恭达，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副会长兼高等书法教育分会会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青铜器博物院顾问。
编辑：周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