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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长篇写作
“出了那么多长篇，对作家来说是一种伤害”
现在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教育已经非常糟糕，一流的人才都不选文科，我们复旦中文系都找不到第一志愿的孩子，全都是调剂来的。
——王安忆
新京报：我们中国的小说家的发力点很多都在长篇，去年你在台湾的演讲中谈到，如今的写作是被长篇小说伤害的。近来有一份统计，说中国现在每年要创作出5000多部长篇小说，但质量堪忧。你怎么看待中国目前的长篇写作状态？
王安忆：现在中国的长篇小说真的很差，长篇是很难写的，需要你有成熟的技巧、智慧和控制力，但为什么长篇比从前更多了？原因很复杂，出版社要出书和宣传，当地政府部门要立项拨款，如果你写的是中短篇，这个事情就没影了。但其实出了那么多长篇，对作家来说是一种伤害。一个作家刚开始写作时，才华是很脆弱的，经不起长篇的能量。在我刚开始写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总是先写中短篇，但那时中短篇很受欢迎，有很多文学杂志会给你出短篇集、中篇集，你会耐心地等待自己的才华成熟，再去试水长篇写作。现在的长篇呢？哪一本能看得下去？
新京报：你个人是不是长篇也读得更多？
王安忆：我还是爱看长篇，长篇读着多过瘾啊。我觉得中国的长篇，在结构上还是完整的，这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就是严歌苓，可能因为她在美国受过创意写作的训练。我们撇开美学观、价值观不谈，仅就长篇结构来说，她做得很好。她很高产，写作已经有了匠气，是有套路可寻的，依照这个套路她能调动起感情和素材。这种匠气倒未必是有害的，你不可能要求每个作家都是托尔斯泰，而我们的问题是，自己的作家连这个套路都还没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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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那么你觉得当代中国作家的学养如何？
王安忆：我觉得中国文坛里，格非是最有学院气质的作家，更贴切地说，他就是一个学者，然后去写了小说。其他的人我想不出来，可能现在要谈中国作家是否形成学养的问题还太早了。如果跳出学府，以是否能理性认识写作、认识社会的标准，我觉得是韩少功。我们是同时代的，他是我这一代人里最有自觉性的作家，对历史的认识、对文学的理想，是很突出的。
新京报：在青年作家群里你觉得有这样的人吗？
王安忆：很难说得出。现在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教育已经非常糟糕，一流的人才都不选文科，我们复旦中文系都找不到第一志愿的孩子，全都是调剂来的，这很可惜。我的那个年代，最好的人才都是读中文系的。还有就是，我现在的班上，每年都有几篇特别好的毕业作品，这些学生写得甚至比外面的职业作家都要好，他们后来几乎都不会从事职业写作，这也不能说可惜，因为这些孩子的智慧很高，他们将来也会有更好的生活。
但现在，确实出现了一批青年职业写作者，不过写作职业化了也会有些问题，比如经验缺失、感情平淡化、匠气重，弄不好还会成为类型小说家，这不是说我对类型小说有偏见，我自己是特别爱看推理小说的，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其实我还想说，这些问题都不能妨碍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小说家，真正有才华的人，必须是一个职业写作者。
本文选摘自1月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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