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的记忆
作者 | 张良忠
1976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开国领袖的相继辞世，唐山毁灭性的强地震，中国空前绝后的政治领域的大地震——粉碎“四人帮”，这一系列天塌地陷的动荡事件，给中华大地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魔障。
进入九月，笔者到湖南执行一项公务，具体地点是株洲市所辖的攸县。待做好了一切必备工作后，九月三号下午5:40乘京凭（北京至广西凭祥）五次特快，由北京站准时发出，于次日下午五时十分达于湖南株洲站。车到株洲，距终点站攸县还有300里路，时近傍晚又别无车次，因此需要住下来，于是先去找住处，不巧的是地方正召开三干会（县，公社，生产大队）一、二招待所都住满了人，于是费了好大的周折，最后住进了人民旅社。在闷热和焦急中等到了次日的下午，由株洲去攸县的火车是窄轨车，2时10分发车，到攸县站误点半小时，已是近6:30了。最使人费解的是，车站离攸县城竟还有四，五里地路程，拖着两条疲惫已极的腿到县城，巧的很，县里也开三干会，经和招待所协商，好歹住了下来，再看时间已是近晚八点了。
接下来的数天，便是公务的经办了，庆幸的是事情还算顺利，时间到了九号，一切事项总算办妥。这天，在攸县招待所洗衣，心无旁骛的休息了一天，精神上也觉轻松多了。晚餐后不久，一众人等正在用木桶浇身洗澡时（当地习俗，湘地九月还是十分炎热的），广播喇叭里突然放起了哀乐，接着广播员以极其悲痛哀婉地声调播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的消息，顿时在场的人全傻了。短暂的静寂之后，人们从半是麻木状态继而陷入了深深地悲痛中。太突然了，由京出发时，部队中只是传闻毛主席病情严重，万万想不到事态发生的竟如此急剧，此时此刻，我的心像灌注了铅一样沉重。第二天（9月10号），怀着满腔的悲痛离开攸县，返住株洲第二招待所，接着乘株洲至韶山列车去韶山，在韶山参加了当地在毛主席故居举行的吊唁会。吊唁群众整齐地排列在故居前，每人发一黑色袖箍，在统一指挥下，热泪盈眶的行施三鞠躬，然后有组织的参观了毛主席韶山革命纪念馆，故居等，当晚即乘晚班车赶回株洲。
九月十一号，带着一身征尘又踏上去长沙的列车，到长沙后，先买好12号长沙——北京的特快列车票，利用等车的时间，跨越湘江大桥，以一个赤子的虔诚之心拜谒了岳麗山下湘江中流的桔子洲（无时间登临览赏岳麓山，只好遥拜了）。我沿着桔子洲大道一路南行，不时停下来北望岳麓山，东眺不时泛起巨浪的滔滔江水，联想到毛主席那首千古绝唱的“长沙”诗句，此时此境有无限的感慨在心头。由长沙去京的列车下午6:18分开，匆匆中登上列车，车的广播喇叭里不间断地放着哀乐，这时我的心早已飞向北京。借助列车上微弱的灯光，含着热泪，我写下了如下的诗句：丙辰九月走三湘，惊闻导师辞帝乡，涕泗浇洒潇水里，梦里归心已北航。韶山冲里悲声放，吊唁主席上屋场，领袖功业垂千古，盖过五帝并三皇。带着无限的思绪，在不绝于耳的火车轧轧声中，十三号下午四时五十九分顺利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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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湘回到北京后，整个北京城沉浸在一种压抑的悲痛气氛中，人们都象掉了魂一样，显得有些麻木。联想到周总理，朱老总在前不久的去世，再联系到唐山大地震，人们私下议论丛生，人们的思维似乎呆滞凝固了。
领袖们一个个都逝去了，留给人们的是无限的悲痛和怅惘。几十年来，是他们领导劳苦大众闹革命，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可眼下面临的局面是：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党内（中央领导层面）存在的社会上议论已久的所谓分歧和斗争，尤其是眼前还在开展的大批判活动（批右倾翻案风，批邓），又给人们平添了无限的思虑和遐想。虽然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组建起来了，但今后的路如何走，人们在翘首以望，拭目以待。
主席的逝世，对于守卫在他身边的警卫战士来说显得格外痛心。主席逝世后，政治局会议决定18号举行追悼会，地点定在天安门前，这就需要在天安门前搭建一个硕大的主席台，这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工人们日夜不停地施工，一座以木结构为主的主席台矗立在天安门前。9月18日下午三时整，追悼大会准时举行。我所在的中队负责主席台东侧的安保工作，干部们和备勤人员全副武装都待在观礼台下的房间内，随时准备处置应急事态。当时北京的天气已是阴云密布，继而细雨蒙蒙，阴沉的天气，袭人的凉意，沉闷的空间环境，更给人们一种压抑感。首长们陆续到达，最先到的是姚文元，因为他要和中宣部，中央广播电视台的负责人商定宣传事项。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最后到场。首长们依次登上主席台，王洪文主持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华国锋致悼词，会议很紧凑，整整半个小时。首长们和广场上的数万群众都淋在雨里，雨水和泪水交融在一起，他们和全国亿万人民一起，用一颗真诚的心来悼念这位逝去的老人。
追悼会结束了，首长们离去了，广场上的数万群众渐次撤去，我们的警卫安保工作顺利圆满完成，最后撤销警戒任务，天安门前空留下一座肃穆庄重静默冷凝的主席台。
张良忠，男，中共党员，县公安局退休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