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肉之所以成为千百年来餐桌上的常客，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佳肴。这就得感谢发明人——北宋的苏东坡。
当苏东坡因乌台诗案从河南开封贬到湖北黄冈，却因诗祸而得口福，低保户的他又开启了他“误一生”的聪明，以当地“价贱如粪土”的好猪肉当食材，创造出红烧肉这道拿手菜。他的烹饪秘诀简便易学，就是少加水后，小火慢炖，火候足时，出锅的红烧肉是肉酥不碎、味香不腻、色泽红艳，汁浓味醇、引人垂涎。尤其是黄州的猪，可不是圈养的吃着催肉精的白皮猪，而是散养的黑毛土猪。所以味道更香、营养更美，还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吃着放心。难怪苏东坡“平明起来打一碗”，自家吃饱了再说。放下碗筷，还为黄州人惋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当时苏东坡经常寄宿在江边的船上。“我谪黄州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或许某夜红烧肉多吃了一碗，吟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词句，立即就被疯传成他要驾船潜逃的政治谣言。引得为人正直的黄州太守心急如焚地跑到船边，看到他鼾声如雷才如释重负，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因为他知道苏东坡就是被写反诗的谣言祸害到这里。是啊再不能让谣言死灰复燃，故技重施……可京城的政敌们却从未放过他开朗豁达的身影，不久就被贬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那里的生活比偏僻的黄州更加清汤寡水，可他没有报怨食无肉，连住房和夏天的洗澡水都没有……反而宽慰挂念他的弟弟是“五日一见花猪肉”，却不知他“不合时宜”的大肚子经常“断油”半个月，“醉饱萧条半月无”；还指望明天邻居家用祭灶的酒肉，请自己大快朵颐。但他始终是一个“万事风雨散”“眼前全好人”的乐天派，全身散发着乐观主义精神。让他“竹杖芒鞋轻胜马”——不但顺着一路牛粪走回牛栏西边的家，更把九死一生的流放走成“奇绝”人生的旅行！不仅领略了各地风光，更享受到舌尖上的黄州、儋州的猪肉，还在广东惠州享受到杨贵妃“日啖荔枝”的口福；并且拥有了后世授予的东坡肉的发明专利权。难怪他自豪地把“黄州、惠州、儋州”当作被贬的功业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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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苏东坡被贬儋州的53年后，惨遭奸臣陷害的南宋贤相李光，也被贬到这里。他可没有苏东坡“平明起来打一碗”的口福，连“五日一见花猪肉”的眼福都没有。其时当地的猪肉就像是定量一样，每月也就两三次供应，不是“富者不肯吃”，而是很难吃到。让李光只能像吃蔬食的和尚，重温着苏东坡半月没进油水的肚皮。当他听到有猪肉上市，就兴奋地邀请一两位挚友打打牙祭。他写诗道：
颜乐箪瓢孔饭蔬，
先生休叹食无鱼。
小兵知我须招客，
市上今晨报有猪。
诗中，诗人借用孔子专心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和弟子颜回瓢饮箪食的事迹来自勉。对李光来说，纵然垂老投荒，过着糙米素食的生活，也要和“九死南荒吾不恨”的苏东坡一样，不但尝到了舌尖上的儋州，南荒的友情，更尝到了先贤们励志的盛宴！
公元1083年，即在苏东坡被贬黄州第四年的农历十月十二日的初冬之夜，苏东坡正准备脱衣睡觉，忽然看到月色入户，觉得一个人玩月没意思，就去找寄住在承天寺里的好友——和自己一样官贬在此的张怀民。让正准备就寝的张怀民措手不及，没有思想准备，还以为“有客无酒，有酒无肴”的苏东坡喊他吃烧烤，就跟他走入庭院中——哪有烧烤可吃：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眼睛却吃饱了这透明的月光，把院子照得像积水潭一样，让他俩就像的两尾鱼，“皆若空游无所依”地漫步在交横错杂的水藻、荇菜之中——都是竹子和柏树的倒影而已。苏东坡感叹道，何夜没有如水的月光？何地没有竹子柏树的倒影？关键就是缺少画龙点睛的闲人。——这就是苏东坡84字的《记承天寺夜游》的大致文意。笔者以为，若结合他经历乌台诗案后的经历看，就能触人所想、悟人所思。
从夜游的时间看，时值初冬之夜，又是清幽的寺庙，别说红尘男女早已入梦，就连承天寺的和尚也已睡去，让月下的竹柏倒影成无人问津的一堆水草。
从夜游的寺庙看，苏东坡初到黄州也和张怀民一样，寄宿在一所定慧院的寺庙内。如今快四年过去，苏东坡也已透悟，相比寺庙外利来利往的红尘，才是“蜗角虚名”者抓狂的乐土；而只有这方外之地，才是贬官闲人们“独往来”的净土。“起舞弄清影”，仿佛人在空明如水的月光中裸泳，没有世俗牵绊地在这满地竹柏倒影的水草上惬意而游，真有“飘飘乎如遗世独立”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从倒影成“藻、荇”的“竹柏”这两个意象看：竹子一直被苏东坡视作人格的象征，所谓“无竹使人俗”，有竹使人雅。而柏树则是他劫难的象征，苏东坡因诗被小人围攻而打入御史乌台的大牢，而御史乌台曾因植满柏树而俗称柏台。就是说他在御史台监狱看到的柏树就是他劫难的起点。此时披月而行的苏东坡看着象征自我人格的“竹”和劫难的“柏”，都像大江淘尽的风流人物，一切的都已过去。“雄姿英发”的周郎和一世枭雄的曹操，现在哪里？都化为无人问津的月光，满地尘埃和水草。只有“市人行尽野人行”中，还有两个蜉游和蚂蚁似的闲人——死里逃生地活着，才是今夜的神来之笔。
那怎样活着呢？对苏东坡来说：一是平安健康地活着，苏东坡甚至希望儿子愚钝一点，但一定“无灾无难到公卿”，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做到高级公务员。二是超脱世外地活着，不争身外之物，不是自己的“虽一毫而莫取”。与其在那富丽堂皇的天宫似的京城，接受“琼楼玉宇”中的排挤和寒冷，不知“今夕是何年？”地稀里糊涂地混日子……还真不如在黄州杂处渔樵们温暖，自己开荒种田接地气。与清风明月作伴，耳得清风为声，目遇明月成色，救活这个万物沉睡的月夜。三是随遇而安地活着，就像他辉煌时“可陪玉皇大帝”，劫难中“可陪乞丐叫花子”，是竹不骄，遇柏不馁。随遇而安地穿过翠竹柏树倒影的水草，心平气如地越过风雨和沼泽，纵然被命运陡降的雨水淋成落汤鸡也“吟啸且徐行”，“纵浪大化中，何喜复何惧。”一簑风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也。
今夜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好友同在月下，“皆若空游无所依”，也算实现了他向往的“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闲人生活。“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让他沐浴着月光，又从黄州流放岭南——接受新的人生。
岭南在古代一直被视为乌烟瘴气的专属区，却是荔枝的丰产区。引得杨贵妃和苏东坡都成为它的吃货，从而义务地做了形象大使。
唐玄宗为满足身在长安的杨贵妃的口欲，竟劳师动众了无数外卖小哥，开通了一条从岭南直达长安的快递专线，就像前线送来的八百里加急一样日夜快马加鞭、烟尘遮天……就为泡着华清池温泉的杨贵妃能第一时间吃上“如新采”的荔枝，生津止渴、提神健脑、甘之如饴……那滋味就像“风吹仙袂飘飘举”的神仙。当然唐玄宗也不时地秀恩爱，剥着荔枝喂她吃。唐玄宗曾给喝醉的李白喂醒酒汤，难道桀骜不驯的李白还能高过他心中杨贵妃的位置。
至于苏东坡，当他从湖北黄州又被贬到岭南的广东惠州，虽是戴罪之身、贫困人口，却塞翁失马，因诗祸而得口福。当岭南成熟的荔枝，还未上市，他就地取材，“城中美味开行日，我与山童吃在先”，天天以三百颗荔枝当零食（多吃上火），原汁原味，还没有出厂价中间价，简直就是免费试吃员，天天过采摘节。美得像李白喝的美酒，黄州吃的猪肉，饱得自家君莫管，什么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神马都是浮云。荔枝就像开心果一样，既安慰了被贬的舌尖，也强健了漂泊的身心。让他身心不但进入到诗仙酒仙似的“坡”之“仙”境，更是哪儿也不去了，就地躺平，“为尔即忘归”，死在这里也无怨无悔——“此心安处是吾乡”“不辞长作岭南人”。
从运输成本上讲，当杨贵妃吃下一颗荔枝，岭南专线有多少“人马僵毙”，尸骸累累。当然皇帝是任性的，为红颜不惜冲冠一怒，为美人吃的荔枝哪管天怒人怨。某种意义上说，荔枝既是盛唐塌方的引爆弹，也是杨贵妃的催命丸，让她38岁就吊死在长安不远的马嵬驿。而苏东坡不但让一路被贬的嘴唇享受到杨贵妃的口福，还感叹那些吃着快递小哥鲜血染红荔枝的宫中美人。最终64岁的他熬到渡海回京，“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好像回京的不是一个“白须萧散满霜风”的老病翁，而是一枚小鲜肉。是啊，“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当然不是坎坷的流放让他返老还童，而是始终保持快乐之心的确能长生不老，永远年轻。反正苏东坡笑容覆盖的大长脸上，已绽满岭南梅花的清香，抑或荔枝的芬芳……
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呵呵。
苏东坡比爱红烧肉更爱竹，他认为竹子比肉更重要，所以他“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不吃肉大不了“使人瘦”，就当减肥自己的大肚子，但房前屋后没栽竹子，整个人就俗不可耐，“士俗不可医”，严重时无药可救。以致他出门一看见出墙的竹子，就不管是和尚庙还是别人家都当成自己家，要上前“敲门看修竹”。总之，他是“不可一日无此君”，就差“辛苦移家为竹林”，全家做山中竹林里的移民户。目的就是追求“门前万竿竹”这不俗的生活。
苏东坡这么爱竹，那他笔下的竹子又是什么样的呢？有一天，一个朋友看到苏东坡用朱砂红墨画竹子，他不解地问：你怎么画红竹子呢？苏东坡反问道：你看过世界上有黑竹子吗？可画家不一样画墨竹。
从竹子的颜色看，不管王维“弹琴复长啸”的“幽篁里”，还是杜甫应斩草堂前的万竿“恶竹”，无疑都是绿色的。从苏东坡这人看，他虽然脸长肚子大，但绝不是色盲和眼瞎，他《竹》诗中有句“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明明写的就是青玉似的绿竹，又怎么会把“竹外桃花三两枝”的竹子看成桃花的颜色。那他为何“拧巴”这生活常识，要画红竹呢？这就得从他的艺术理念说起：
苏东坡反对在形似上照本宣科的画竹。他有诗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意思是那些画画只求形似的观点就跟小孩子说的差不多。所以他反对画竹时，机械地一节一节接起来，生硬地一叶一叶堆上去，这种得形忘神，亦步亦趋，还是画竹子吗？那他应当晚生一千年，去画素描。难怪他推崇“胸有成竹”的文与可画的竹子，“时时出木石”，不是在石头边中规中矩，而是“荒怪轶象外”，在“荒怪”中画出竹子的神韵。苏东坡点赞文与可这种“无穷出清新”的画法深得画“竹三昧”。
苏东坡自己画竹，更是勇于创新，在竹子的内在精神“运思清拔”，而不是外在的红绿颜色上描头画角。他画竹是从画底部直画到顶部，人家问他，为何不“节节而为之”，逐节分画？他回答说：竹生时何尝是逐节生？言外之意就是他要在“疏疏帘外竹”中画出“浏浏竹间雨”的韵致，在“风来竹自啸”中画出“可折不可辱”的竹之精神。因为把一个物体画得很像并不是传统文人画追求的目标，而是巧夺天工地在神似中进一步拓展美的境界。这就像苏东坡怀古在黄州的赤壁，并不是历史古战场的湖北赤壁市的赤壁，但毫不“变异”他对雄姿英发的周郎“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遥想和礼赞。所以你不能用生活的真实来尺量艺术的真实。就像“春江水暖鸭先知”，你根本没必要唤来一群鹅来对口实，更不能以诗艺的真实来谣言成政治诬陷。如政敌们在宋神宗面前造谣，诬陷苏东坡“根到九泉无处曲，世间惟有蛰龙知”的诗句，是以潜龙在地来咒骂您这位真龙天子。对此宋神宗都不信，说苏东坡吟咏的是诗，关我什么事？可惜宋神宗的不信谣不传谣也未能阻挡小人们煽起的造谣之火，差点在乌台诗案中把苏东坡活活烧死，流放不过是死里逃生而已。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那苏东坡画竹的质量如何？仅据米芾《画史》回忆，苏东坡第一次见到路过黄州的米芾，就画一幅两枝竹和枯树怪石的竹石图赠送给他。只是此画后来被友人“贪污”，让米芾后悔连连。这也客观承认苏东坡画的竹子也是“风标只合硏朱写，禁得旁人冷眼看”的艺术精品。从这个角度来说，苏东坡画到纸上的竹子是红色的，但他胸中的竹子也是绿色的。
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缭乱送秋千。每当望着柳树上悬挂的秋千，暮春风一吹，我已听不见女郎银铃般的笑声，只见纷纷的柳絮满院飘飞……好像苏东坡就在这样的季节，面对秋千，写下《蝶恋花》：
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
墙里佳人笑。
为何行人耳闻笑声而目不见佳人？在苏东坡想来，就因为脚下的“道”不通“秋千”的脚前——秋千与行人之间砌着一道世俗般坚固的“墙”，所以“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自在情理。
所以，要想共荡秋千，与佳人共赏春光，就得拿出张生跳西厢的胆略，勇敢地踏进门去——纵使很快原路返回，青春也留下动感的记忆。晚唐诗人韩偓所描写的秋千诗句，就时时想得玉堂前的那位“娇羞不肯上秋千”的少女，见客入来和笑走，对他腼腆可掬。结果呢？好像前景不妙，从他另一首诗中约略见出：夜深斜搭秋千索，楼阁朦胧烟雨中。佳人不在，秋千孤寂雨中，手把秋千绳的韩偓，深夜了还痴痴凝望朦胧的楼阁。看来坐不成墙内的秋千，只能做墙外的行人。这也客观看出韩偓的诗风，虽然多写香奁的艳体诗，感情倒也真挚。联想到他十岁时写诗，竟让情歌王子李商隐由衷发出“雏凤清于老凤声”、青出于蓝之赞。看来小名冬郎的韩偓天生就是贾宝玉式的“不能忘情”的小情种。
但要想荡秋千的立马作出反应，想定是意中人扑进院中。宋人李清照就“揭露”过“见有人来”的少女，蹴罢秋千后的表情：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含羞地走到门口，却回头口嗅青梅……让人既想到“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名句，也想起林和靖娶梅为妻的史实。看来为时不远，秋千架将荡起两个人的体重。
当然秋千架荡的不全是欢笑，也有泪水。李商隐就描述过一位，“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的女子，结果“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的凄婉遭遇。从李商隐的命运说，这何尝不是他的个人写照，“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记得1999年，拜读余秋雨大著《霜冷长河》的那篇代后记《秋千架》，感觉余先生是用八千字为他喜获“亚洲最美丽女人”的妻子歌功颂德；真正与秋千的关系是不大的，所以我的印象也不深。
记忆深刻的倒是上引苏词《蝶恋花》，说被贬南荒的苏东坡，一日要相随的侍妾朝云弹唱此词。朝云歌喉呜咽、泪湿衣巾，东坡问其故？朝云低答：奴不愿唱者，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
是啊，“天涯何处无芳草”谈何容易，像余秋雨夫妇那样，秋千架上荡着甜蜜爱情的毕竟是少数。所以我望着院内的秋千，日晒雨淋、絮飞花坠，在岁月的风中，宛如钟摆，摇走寂寞的流年。
记得朝云逝后，东坡再不复倾听此词。东坡是在用“静音”的方式，无声地祭奠芳草般的那人……所以，每当夜深人静，我仿佛看见秋千架上，正依偎地坐着东坡与朝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