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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年前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与英国莎士比亚“同出其时”的东方戏剧大师汤显祖,在漫长而曲折的流放生涯中,辗转来到浙西南崇山峻岭间的小城遂昌,开始了他人生中唯一一段独立主政的仕宦生涯。
在遂昌这座斗大小县,汤显祖不仅完成了《紫钗记》的定稿和《牡丹亭》的构思,更在中国文学版图甚至是世界戏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更为重要的是,他在遂昌推行了 劝课农桑、重教兴学、轻刑宽狱三大惠民仁政。这“三把火”,在他任遂昌知县五年的全部任期 持续燃烧,他也因政绩卓越“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
那么,这位具有浓郁诗人气质的书生,究竟是怎样燃起他亲民善政的“三把火”?又何以留下了汤公遗爱遂昌400余年的传奇佳话?
汤显祖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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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的春天,疲惫困顿的汤显祖刚从海南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来到浙西南的遂昌。 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29岁的莎士比亚在伦敦发表了他的首部印刷作品——《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并于同年完成了《理查三世》《维洛那二绅士》两部剧作。
这对在中西戏剧史上最具参照意义的“双子星”,正踏着各自命运的鼓点,上演着并无交集的未知戏码。
而遂昌这座浙江处州府(今丽水)下的偏远小城,正以“学舍、仓庾、城垣等作俱废”的残颓场景,等待这位远客的到来。
当时的遂昌一直因穷山薄水、虎害猖獗,而导致生产落后、赋寡民稀、流民滋生,这也一度让历任知县深感焦虑。
刚一上任,汤显祖就把百姓果腹、安定生产作为头等大事。不仅开启了“班春劝农”——颁布春令、以劝农事的农耕盛典,还在农忙时节为策励春耕,停止派夫征税,暂缓争讼之事。
五年中,每逢立春时节,汤显祖就作为“带头大哥”,亲自扶犁,绕春场一周,行耕籍礼;同时备办花酒,与当地百姓“把酒话农桑”。
与此同时,山高林密、虎害猖獗,是该县长期面临的另一重魔咒。汤显祖到任的第一年初冬,就发生了老虎伤人的恶性事件。为尽快消灭虎患,汤显祖组织村民壮丁,亲自带队上山打虎。他们先后杀虎十七只,彻底消除了传说中神灵附体的百兽之王,极大地振奋了乡民的士气。
仓廪实而知礼节。五年间,遂昌生产安定,社会和谐,并获“仙县”之称,汤显祖则被誉为“仙令”。
汤显祖劝农安民的动人场景,也成为其《牡丹亭》相关戏目的生动剪影:“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
可以说,汤公在“戏里戏外”劝农安民的具体实践,正是“以情安民、清正爱民”最真实的写照。
今天的丽水遂昌 图源:视觉中国
二
在解决遂昌百姓温饱问题的同时,重教兴学是他在当地燃起的第二把火。
民以教化为本。缔造“民朝于田而暮于学”的耕读社会,就成为贯穿汤显祖整个仕宦生涯的理想图景。而此前,在千里之外的位于海南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他就创办了旨在教化民众的贵生书院。
到遂昌上任三天后,他就率众拜谒孔庙。有感于教育设施荒芜殆尽,他带领学官亲自勘察,选定眠牛山麓的一块旷地,营建文武合一的相圃书院。
上任遂昌的第二年,汤显祖又创建了藏书楼“尊经阁”;次年,又为书院加建大堂,名曰“聚德堂”。从此,千年古城遂昌,有了历史上的第一座书院和第一个公立图书馆。为此,他拿出了例归知县所有的讼费及相关款项,用于设施的修缮和对清寒学生的补贴。
政务闲暇之时,他还以县令之身份兼学长之职,与众学子一道讲课问学,并亲手为生员批改文章,师友交游,乐此不疲。
自此,一个矛盾丛生、看似积重难返的小城,居然呈现出“市上无喧少斗鸡”“琴歌积雪讼庭闲”的升平景象。遂昌习礼尚文的传统日益浓厚,士气民风为之大振:
“士相师友而游。至夜分,莫不英英然、言言然,讲于《诗》《书》六艺之文。相与为文,机力日以奇畅,大变陈常。”
三
作为王阳明的四传弟子,汤显祖深受阳明心学影响,这主要体现于他在任期间,始终坚持轻刑宽狱、正德厚生。
而这带有浓厚温情的第三把火,不仅驱逐了黑暗,烛照了光明,而且传达了正义,温暖了人心。
他曾在多个场合不只一次动情地说过,他审案时虽然也动过刑罚,但从未打死过一名囚犯。此外,他从未借兴建学舍、城墙等政府工程捞取油水,反倒是自掏腰包补贴教育和民生工程。
但这位文学巨匠温情脉脉、感性柔软的另一面,却是他对豪强劣绅的嫉恶如仇。对于拒缴田赋的大户地主、被纵容包庇的官宦亲族、无恶不作的盗劫无赖,他亮出的是刀与剑,是法与理,其背后是他对百姓对弱者的周全与呵护。
当然,在遂昌的五年,最具传奇和温情色彩的是,汤县令“私下”做出了“除夕遣囚”和“纵囚观灯”两件惊动政坛的大事:一是除夕之夜,他让狱中囚犯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三天后,囚犯全部自行回狱服刑,无一人逃脱;二是在元宵节,他组织囚犯到城北河桥上观赏花灯,与民同乐,共享人间温情。
后人通常将这一人道主义实验,作为对他崇文重教、风化天下的重要证明。除此之外,笔者更愿将其理解为是以人性之光烛照人心之善的仁爱之举。
因为,只要条件许可,他都会尽可能地让所有人活得舒展,活得温暖。这也是他在遂昌的“三把火”中,持续闪耀的烛心与主题。
《牡丹亭》,汤显祖的代表作之一
四
对一个建置近两千年的县邑,万历时期的五年时间,短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今天,以大历史的眼光来看,汤显祖主政遂昌的五年,其意义和影响,则须从在此后四百余年甚至更长的岁月长河中去探寻。
他走后,遂昌百姓自发为汤公 立生祠、建遗爱祠以祀。 在从隋到清有姓名可考的遂昌县官315人中,仅此一例。
五年时光中,这位载誉后世的艺术家,见到过猛虎的死去,也享受过江南姹紫嫣红的良辰美景;他拒绝了金银的腐蚀,也放弃了官升一级的诱惑。但他始终参悟不了怎样与世俗苟合……
因此,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对于朝廷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开采金矿的命令,他所有的抵制与嘲讽,无异于螳臂挡车、蚍蜉撼树。终于,在这一年的初冬,极度愤慨的汤显祖甚至等不及他那张辞呈批复的到来,就早早挂起官印,缓步踱出县衙。
在今天看来,遂昌成为汤显祖理想破灭之前,完成心灵转场的最后驿站。 因为,正是在这里,他完成了《牡丹亭》《金窟记》等伟大剧作的经典采风和原始积累。正如在伦敦的莎士比亚一样,在遂昌的汤显祖,在他的人生低谷,以对艺术与事业的执著,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 。
更重要的是,他在这场理想与现实短兵相接之下的“三把火”,留下了他对传统道德与仁政的坚守,留下了士人的风骨,也留下了至今“满城尽忆汤公情”的经典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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