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会议前后
不久，我准备去陕北向中央汇报工作，叶剑英和邓颖超同志将要去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在我们离开三交期间，后委由李维汉代理书记，李涛代理秘书长。我原定在6月上旬去陕北。
正要动身时，突然接到任弼时同志的电报，要我暂缓出发，因为胡宗南的主力西进，先头部队已到安塞镇有向中央纵队的驻地王家湾袭击的可能。
这次胡宗南西进，毛主席判断是“盲目乱窜，已失主动”的表现。但为了避敌，中央纵队仍冒着大雨连夜离开住了56天的王家湾，转到10华里外靖边县的小河村。第二天，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离开小河，转到天赐湾，同时派出一个排向西南方向活动，佯装同敌遭遇，且战且退，把敌牵向西南，中央纵队又回到小河村。6月16日，中央才通知我西渡黄河。
我渡过黄河后，先到绥德专区。军分区的同志正在忙扩兵，中央规定的任务是在4个月内完成扩兵一万人的任务。军分区政委张邦英和地委的同志向我介绍了情况，希望后委从河东的工作队中抽出一些干部，协助他们做扩军工作。我当即电告叶剑英同志，后来，后委抽调了40名干部到绥德帮助工作。
这时，中央纵队刚回到靖边县的小河村住定。靖边县属于三边分区，位于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部，古长城脚下，毛乌素沙模的边缘，非常偏僻。但是，小河村却像沙漠边上的一颗绿色明珠它依山近水，绿树浓荫，山麓有几排窑洞，周围是羊圈。毛主席住在半山上，其余人住在底下的窑洞里。
这时，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过去的一年内，人民解放军歼敌112万，国民党军队由43。万降到373万，其中正规军由180万降为150万。人民解放军由 110万增加到195万，其中主力部队有90万人。战争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毛主席一面考虑怎样把战争转人外线，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内作战，一面准备去苏联会见斯大林，我一到小河，就听到这件事从哪里走?那时的打算是先到内蒙古，斯大林派飞机来接他。所以，中央考虑过先派刘秀峰和李初梨到张家口一带去了解情况，还准备把罗瑞卿抽出来，率领一个旅护送毛主席去内蒙古。这件事中央讨论过，但我没有参加。
我到小河后，交给我做的是同这件事有关的另一件事:那就是毛主席派我给彭德怀同志送一封信。当时我有点纳闷，同彭德怀那里电报是通的，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地派我专程去送信?那时，彭德怀同志指挥的部队已赶走马鸿邃的骑兵，收复了三边地区，司令部设在靖边的张家畔。那里已是古长城外了。我带了11个人，骑着马走了5天，每人身上背一个装水的葫芦，像是八仙里的“铁拐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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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小河后向北走，越走越近沙漠。一出古长城，满眼都是沙丘。当时正是酷暑时节，骄阳把沙丘烤得火热，连棵遮阴的树都找不到。风一刮，飞沙遮天蔽日，打得脸上生疼，眼睛根本张不开，只好让牲口自己走，好在“老马识途”，它倒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当地的水，又苦又涩，不能喝。后来王震告诉我，他们在大三边打二马，部队往前面走，后面得有几百辆大车拉着“甜水”跟看。所谓甜水，就是能喝的淡水。
见了彭总，我把毛主席的亲笔信交给他。他拆开一看，问我:你知道什么事吗?我说:给你的信，我哪敢拆!他说:主席的意思是把西北的军事交给我，后方工作包括联防军、地方工作和后勤统归贺总管。我说:主席要去苏联见斯大林，这大概是临走的托付啊!彭总说了一句话:“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这是汉高祖刘邦用人的故事，有个分工:韩信指挥作战，萧何经营后方。后来，毛主席没有去苏联。我回小河，就开会，这就是小河会议。
小河会议开了3天(7月21日至23日)。会议就在山麓的羊圈里开。在羊圈里搭起个棚子，上面用柳条遮荫，就是会场。饭在羊圈前吃。羊白天放出去，晚上还要回圈。参加会议的有西北野战军、联防军和太岳的指挥员:彭德怀、贺龙、陈赓、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以及我和陆定一会议期间，研究了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太岳兵团的使用方向问题中央原来决定，让陈、谢从晋西南西渡黄河，同彭德怀一起作战，集中力量在陕北解决胡宗南集团，这时，重新作了部署，原因有两点:
一是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人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向中原地区进攻的序幕7月10日，华东野战军陈、粟大军也在鲁西南转人进攻.准备向豫皖苏展开。所以中央当机立断，商定陈、谢兵团改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造成三路大军南下经略中原的新局面。
二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陕甘宁边区地域缩小，人口由140万人降到90万人，财经和粮食都需要靠晋绥边区支援。如果陈谢兵团到陕北和西北野战兵团一起打大仗，财粮的供给都不容易解决;而在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后，势必吸引胡宗南部从陕北分兵救援，就便于在运动中伺机歼敌，在经济上也比较有利。所以，会议商定由贺总以联防军司令身份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后方工作，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同时，毛主席又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在西北野战兵团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彭为书记。
7月31日，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这时，我才领悟到毛主席让我送信给彭总，是为了酝酿新的战略部署和L作格局的安排，所以彭总要说一个韩信，一个萧何。西北野战军的部队原来大多是贺总带领的.彭总没有育接指挥过，像这样地调整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像但他们处理得则顺当。半年后，毛主席对彭、贺说:你们前后方团结合作得很好。
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是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所以，在小河会议上毛主席第一次说:对蒋介石的斗争从1947年算起，可以用五年时间来解决，但不要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五年到十一年，甚至十五年。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又说再过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抓紧土地改革。不搞土改，就失去农民。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战争。
毛主席去苏联会见斯大林为什么后来义拖下来了呢?这件事在会上没有透露。以后我才知道，斯大林接到毛主席准备访苏的电报后，在复电中先是表示同意.说如果你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但同时又说:鉴于目前的战事，鉴于你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我们认为还是推迟为好。因为斯大林有这样的主张，毛主席就推迟了行期，到1948年中央转移到河北城南庄时才又有去苏联的准备。
小河会议上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彭总对原来陕甘宁边区财经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尖锐批评。当时，边区存粮不到10万石，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耕三余一，粮食并不充裕，最困难的是棉花和布匹，自给率至多达到百分之四十，所以部队的军服、口粮都扣得很紧。但当胡宗南进攻时，有一万多套缝好的军装和一批布匹在转移途中被敌人劫走了，彭总一听就火了，指着贾拓夫同志说:部队没有棉衣，没有被子，苦得很;你们就是不肯拿出来，现在统统被国民党抢劫去了。你该当何罪?
当时开会很有意思，许多人挤在一铺炕上，有什么意见就直截了当地当面提。林伯渠同志一听，替下面担担子，说责任在我，不能责怪下面的同志。物资损失了，当然心疼，但管后勤的同志扣得紧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几年边区受灾，为了打胡宗南，部队又增加了，后勤部门怎能不留有余地呐，以后，弼时同志又要我去慰问林老，请他老人家宽心、宽心。林老请我吃了一顿饭，还弄了一只鸡给我吃。
小河会议后，为了策应陈、谢兵团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中央决定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吸引胡宗南部北上。我便离开小河，返回三交镇。8月21日，陈、谢兵团开始渡河，第二天晚20时，大军8万人乘黑夜在晋像交界处西侧强渡黄河，切断陇海路，东进洛阳，西叩撞关，依托伏牛山在豫西展开。毛主席电告各地:今后4个月，“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务望各同志齐心协力，争取胜利。5天以后，捷报传来，刘、邓大军渡过淮河，进人大别山区，胜利完成千里跃进的任务。
我离开三交将近两个月，回到驻地时，剑英同志还在西柏坡参加土地会议。在陕北期间，特别是通过小河会议，我更多地了解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局和胜利的前途，党中央5年解决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意图，和全党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要求。这些精神传达给同志们，大家精神更加振奋。
这一年，晋绥地区遭灾，收成不好。中央特别注意到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后方统一后，晋绥的负担加重了。在后委做预算时，恩来和弼时同志电示:后委经费不足部分，原则上不多麻烦晋绥，12月及明年1月两个月的经费不足部分由供给部自筹补贴，但供给制度不变动，力求节省。这是中央对地方的体谅。为了渡过困难，大家能够节省的钱决不多花一文，生活很艰苦。吃的是豆豆饭(又叫钱钱饭)、山药蛋，好一点的是饸饹、小米焖饭。
年底，陈毅同志去陕北出席中央的会议，经过三交，我们焖了小米饭招待他。他说:嘿!老杨啊!你给点好东西吃呀，你这个东西不像话!我说:“按说，该宰个羊子给你打‘牙祭’，可那得花钱买。我只有这个。就这小米焖饭，你不来我们也不常吃!以后补吧。”可见那时实在困难。
但就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接到弼时同志给剑英同志和我的亲笔信:说一部分身体病弱的电讯业务人员及少数体弱的基层干部，应发给特别健康补助费，“方能保持长期工作下去”。并规定在三交的电台人员从12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3斤小秤的猪肉，并轮流体息，二局、三局与机要处应一并考虑。这是中央对坚持工作奋不顾身的后委工作人员的肯定和慰问。这种鼓励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
1948年1月20日，剑英同志和我接到恩来和弼时同志来电:中央后委的迁移，按计划在3月中旬开始行动。这表明中央和毛主席即将离开陕北向河北东进，表明我们在解决蒋介石的斗争中又跃进了一大步。于是，我们在早春天气中着手第二次“大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