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是一个时代文化尤其是雅文化的主要缔造和传承者。唐代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固然有着诸多原因，但毋庸置疑的是，文士休闲生活的开展对于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有着莫大的裨助。可以说，文学艺术成果中的绝大部分，皆可算作文士阶层休闲文化之成果。
休闲使得文士在放松身心、怡情养性的同时，丰富了精神世界，激发了创作灵感，休闲生活还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除此之外，文士阶层休闲文化对其他社会阶层、对后世文士休闲文化乃至对整个唐代社会风气的嬗变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对其他社会阶层休闲风气之影响
有唐一代，自上而下，人们普遍崇尚文学，尊重文人，毫不夸张地说，唐代是一个文学化的社会。文人的地位空前提高，成为一种人格典型，他们的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模范，他们的价值标准与审美取向则为人们争相仿效。普通市民如此，方外僧道、妓女等与文士过从甚密者更是如此。
1.游玩于天地之间
游宴之风正是从文士阶层兴起的，“旅游天地间，休闲野外”村的心态广泛对民众有着非凡的影响，每至节日及特殊时期，市民便会出门游玩，上元节踏青于曲江池，暮春三月到慈恩寺中观牡丹，重阳节结伴出游，登高望远，都是深受长安市民喜爱的休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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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连仕女也深受文人影响，热衷于游玩。长安城内可供平民百姓游玩的地方极其有限，最为著名的就是作为大众游赏胜地的曲江池了，这里同时也是文士阶层时常游览之地，尤其是新科进士开宴之地，百姓目睹文士休闲之方式，争相仿效，几乎但凡为文人所推崇者皆可成一时风尚。
2.文士僧尼的交流
唐代文士闲暇之时与僧人道徒往来甚密。正是在与文人的交往过程中，原为方外的僧人道徒，出现了文人化的倾向，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旨趣多与文人相类。僧人能诗者，六朝已有，真正出现诗僧则是在唐代，著名者如皎然、法宣、灵彻、广宣、贯休等等，有些还俗者，成为著名的诗人，如无本还俗而为贾岛，清塞还俗为周贺等。诗僧与文人交往密切，迭相唱和。僧徒文士化的倾向，以新兴的禅宗最盛。禅宗初以“不立文字”为宗旨，但时常以诗歌吟咏论理证道。
六祖慧能时，偈诗尚缺少诗韵，而到了中唐，便开始注重词藻，到了晚唐，则充满了诗情，其后更是愈演愈烈，不能作诗，简直不像禅师。这种文士化的倾向，离不开文士好吟诗的影响，也使得禅宗很快为文士阶层所接受。道士女冠的文士化过程也一如僧人的文士化。吴筠、司马承祯、鱼玄机等都是文士化最为显著者，诗文琴棋诸种技艺无所不能。
唐代文士狎妓之风盛行，长安城的平康里，是娼妓云集之地，也是不少文士时常光临的地方。此处娼妓因时常与文士往来，文人化的程度很高，甚至出现了文艺素养越高者身价也越高的现象。娼妓与文人成为文学上的知己，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文人词的形成与发展，形成了历史上一段特殊的景观，在封建社会后半期一直延续下去。
3.女子思想解放
唐代社会风气相对开放，且因统治者少数民族血统的缘故，对妇女较为尊重，妇女地位相对较高，生活也相对自由，甚至可自由出游。受到文士休闲文化的影响，她们积极参与休闲娱乐，成为盛唐文化的一大特色。唐人以女子丰腴健壮为美，上层社会的女子尤其如此。在文人诗词中，围棋、秋千、乐舞、蹴鞠、击鞠、拔河、竞渡等休闲娱乐活动中，都有女子身影。休闲活动又对于妇女的思想、个性解放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二、文士休闲与士风转变、国势盛衰之关系
唐代社会是古代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以‘安史之乱’为起点的中唐是我国古今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从中唐时期开始，士族地主文化渐次走向衰落，而庶族地主文化却逐渐形成，并至北宋中后期趋于稳固”。始终亲身参与其中的文士阶层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创造的文化，他们的精神面貌、价值观念、审美心理、人生态度等各方面都出现了大的变迁，士风之变对于社会文化的转型与发展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文士阶层之休闲生活，受唐王朝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影响甚巨。唐初经济凋敝，制度未立，文士的闲暇时间并无保障，加之统治者提倡勤俭，文士休闲方式多沿袭前代固有之式，且摈弃了其中有奢侈之嫌者。之后，随着社会秩序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休假制度的完善，文士阶层在充分继承前代休闲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幵发创新，有意识地吸纳平民阶层休闲文化，逐渐形成了雅俗共赏的休闲生活模式。
至开元、天宝年间，由于唐玄宗对休闲娱乐的髙度热情与提倡，文士休闲文化也达到了鼎盛。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地区社会经济严重受挫，此后战乱虽平息，但随之出现的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的混乱局面，使得整个长安的休闲娱乐文化发展大受打击，不少著名的乐师舞者流亡在外，连李龟年也流落江南。
原本最受长安民众喜爱的曲江探春都少人问津了，其它休闲娱乐活动开展的状况自不必谈。社会风气就此大变。与普通民众休闲文化发展的不同之处在于，当社会动乱，政治生活黑暗之时，文士阶层反而更加热衷于休闲娱乐，与休闲紧密联系的士风便也随之转变。
很多学者认为中唐作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唐社会风气的急剧转变。“有唐中叶，为风气转变之会”，其原因归之于“久经离乱，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因此上下相应，成为一种崇尚文词，矜诩风流之风气”。而至于这种风气兴起的原因，则应归结于士风之变。
统治者采取姑且苟安的政策，不敢对藩镇轻易用兵，造成了长期的藩镇割据局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士人们没有复兴的希望，因而转向了侈靡放荡，车马游宴取代了弓刀征战”。文人本身就带有感性化的特点，初唐至盛唐间文士积极进取、胸怀天下的雄心壮志和对边塞生涯的向往自此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普遍沉溺于淫靡奢侈、放浪形骸的休闲生活，趋于世俗，陷于轻薄，文人们在精神上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哀愁与孤冷，士风就此大变。
三、对日本、朝鲜等地休闲文化之影响
唐代文化兼收并蓄，其博大精深离不开其它民族及地区传来的文化，同时也对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文化史中有“汉字文化圈”之提法，指的是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借用汉字，丰富了自己的文字，汉字作为一种纽带联结了东亚诸国，而汉字文化圈的确立，正是在隋唐五代。新罗、日本与中国交好已久，知识分子阶层自古便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影响。
到了唐代，学习中国文化的风气更盛，大批留学生入唐。留学生中有不少登唐科第、以文章名家者。不少留学生、遣唐使在学习中国优秀的科技文化之余，与文士往来密切，在起居饮食、衣冠服饰、风俗习惯等方面深受文士影响，文士的休闲文化对他们更是深有影响。尤为著名的是改名晁衡的阿倍仲麻吕，仕于唐，而与李白、王维等交好，官至秘书监，殁于中国。
弈棋是极受留学生喜爱的休闲活动，新罗、日本时常选派弈棋高手与唐之棋手切磋棋艺。新罗棋艺高超的朴球，留唐期间，也与文士张乔往来甚多，常以对弈为乐。日本遣唐使的随员中也不乏知名棋手，如纪夏井、伴小胜雄、高僧辨正等，时常与唐代文士进行围棋交流活动。
相传吉备真备曾与围棋名手玄东对局，宣宗时，日本王子携名贵棋具来唐，与翰林待诏顾师言对弈，拼杀十分激烈。顾师言“惧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子”，王子则“凝目缩臂数四”方走，仍然落败，叹道，“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
留学生、遣唐使回国以后，往往热衷于传播各种休闲娱乐活动，许多中国乐器如琴、笛、笙、竽、琵琶、箜篌等，都由遣唐使传回日本。在日本乐舞中，大唐乐是重要组成部分，《亲王破阵乐》、《兰陵王》、《苏莫者》等是宫廷乐舞的重要曲目。甚至日本的集歌舞、伎艺与滑稽表演于一体的“猿乐”，也是由唐代散乐演变而成的，后来又发展成为能乐与狂言。
日本的绘画、书法等艺术，皆吸收文士休闲文化之精髓。此外，踏歌、投壶等活动，都成为日本上层社会热衷的休闲方式。日本人热衷的花道、赏樱等，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唐代文士养花、插花、斗花之风以及游春赏花风尚的影响。总之，唐代文士的休闲文化，对于汉字文化圈的影响广泛而深远，通过影响日本、新罗知识分子的生活观念，进而影响着两国的文化。
结论
我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绚丽多姿，很大程度上是文士阶层在休闲生活中创造的。辉煌的文学成就，百花齐放的艺术成果，丰富的休闲思想，多出自文士阶层，或由文士阶层所催动。如今，传统的精英教育方式已转变为大众教育，知识分子阶层较之古代大有扩展，对社会的影响也愈发重大。
当今社会，人文精神处于弱化或缺失的状态，与休闲文化的异化不无关系。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会处在迷惘、找不到自我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十分不利。相较之下，传统休闲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提倡以健康的休闲方式来修身养性，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沃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借鉴古人之经验，倡导健康的休闲方式，对于人文精神的重建，有着莫大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