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邓广铭先生与北大中古史中心青年学者。左一为邓广铭,左二为荣新江
本文是追忆著名历史学家、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邓广铭先生(1907-1998)的文章,原题《邓恭三与陈寅恪》,记录了邓广铭与陈寅恪等学界前辈往还故事。作者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后收入《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一书(中华书局2020年版)。
邓恭三与陈寅恪
文 | 荣新江
来源 | 《想念邓广铭》
一到过春节,就会去给几位老先生拜年,虽然我在北京过年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但在的时候都会去拜年。拜年主要是听老先生们聊天,见识。现在回想起来,记得最多的可能要数邓恭三先生给我们讲的事了,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问什么讲什么,从学习方法、治学做人,到学人掌故,听得我们总是不忍离去,直到下一拨拜年的人把我们“赶走”。
现在又是拜年的时候了,回想起来,我听得最多的是邓先生讲他和陈寅恪先生交往中的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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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78级入学的时候,邓先生是系主任,给我们请了很多有名的学者来上课,我记得的有杨伯峻、王利器、马雍、李学勤、陈高华、刘乃和等等,他也自己做讲座,讲他治学的“四把钥匙”。在他讲到目录学的时候,拿着一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他自己编写《辛稼轩年谱》为例,来提示目录学的重要。他很得意地说,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看到他的《〈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疏证〉总辨正》后,要从城外的清华园跑到城里来“亲造其门”,拜访拜访他。
邓广铭先生于北京大学宿舍前留影, 1936年
《辛稼轩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陈寅恪先生与其助手黄萱
后来我读到陈寅恪先生的《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1943年1月作于桂林),更加钦佩邓先生的学问,也从中看出陈寅恪对年轻的邓恭三有如伯乐识马,一眼看中这是个人才,所以极力推崇。陈寅恪先生称赞年轻的邓恭三道:
“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
邓先生这篇长文有陈寅恪的序,加上发表在当时最高水准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也就使邓恭三在中国史学界站稳了脚跟,甚至说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地位。
有一次说到做序,邓先生说陈寅恪先生一生给别人做的序不多,他曾听陈先生说,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写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总的来看,陈寅恪先生写的序的确不多,但每写一序,都有创见。后人在谈论寅恪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总体看法时,时常引用一句话,就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以说明他对于宋朝历史地位评价之高。此话即出自给邓恭三《宋史职官志考证》所写的序中。
其实在陈寅恪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宋史研究还很薄弱,后人对于宋朝历史贡献的阐释还不足以支撑他的说法,而真正把宋代历史全面加以阐述的,应当是邓恭三先生的贡献,他通过对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人物的论述,让世人了解到,不论在政治,还是在文学、思想方面,赵宋一朝的华夏民族文化都达到了怎样高的境界。
晚年邓广铭
关于这篇序,邓先生还和我说起一件事:这篇序在《史语所集刊》发表时,文中都用“先生”来指称邓广铭。邓恭三先生看到后,就给陈寅恪先生写信:说按照辈分,您不能称我这个晚辈为“先生”。陈寅恪先生说:那好,以后如果结集出版,就改作“君”。
可是这篇序在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入《金明馆丛稿二编》时,仍然用的是“先生”。于是邓先生写信给编辑此书的蒋天枢先生(1903-1988),说你的老师答应我把序中的“先生”都改成“君”,你怎么还用“先生”呢?蒋先生回信说:他受命编校先师的文集,其实每个字都是寅恪先生自己确定的,他只做编校工作,而不敢改动一字!这件事一方面可以看出邓恭三先生对于长辈的尊敬和爱戴,一方面也表明陈寅恪先生对于邓恭三学术成就的再认定。
陈寅恪先生为选修“元白诗证史”一课的学生授课,1957年
而我们可以从这次通信中了解到,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的每个字,都是陈先生本人“钦定”的,虽然有些文字恐怕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版时有所省略,如“晚岁为诗欠砍头”的“砍”字用了我们整理敦煌文书时处理残字的“口”,其实原本没有缺字,这是我后来在香港徐伯郊先生(“必记本”注:香港收藏家)收藏的陈寅恪先生夫人抄送友朋的亲笔诗笺上看到的。今天的三联版虽然把这些文字补上了,但整个文集的文字已经不能说是寅恪先生自己钦定的了。邓恭三先生的一番话,对于我们研究陈寅恪先生,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邓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在驾驭文字上是很受当年长辈学者看好的。他其实有两个时期对中国学术的贡献非常之大,一是在抗战时期的昆明和李庄,他帮助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后来是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先生写信;另一是抗战复原回到北平后,他作为北京大学胡适校长的秘书,代他起草或按其旨意给相关学者写信。1996年我第一次去台湾参观史语所的时候,图书馆员正在把邓先生的信扫描存档,如果我们有机会一一阅读这些信的话,一定会对那个时期中国的学术史有细致的了解。
在和邓先生聊天的时候,他曾说道,当时傅斯年在李庄,最想把两个姓陈的人弄来,一个是陈寅恪,这是大家都能想到的,另一个则是陈独秀,这是大家恐怕想象不到的。
邓广铭致傅斯年的信函手迹,1938年
大概1939—1940年的一段时间里,内迁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和史语所都在昆明靛花巷3号院,陈寅恪先生是史语所研究员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邓恭三先生则是北大文科研究所高级助教,他们两位和其他老师一起同吃同住。傅斯年特意把他安排在寅恪先生的楼下住,这样陈寅恪先生一旦有什么事情,就用脚跺跺地板,邓恭三先生就会上楼来。
邓先生说,每次到楼上,就看到陈寅恪先生既不看书,也不写字,多数时候是卧床呻吟,说我身体不行了,恐怕熬不了多久,但他总是说“如果我不写完这两稿,就死不瞑目!”所谓“两稿”者,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可见,陈寅恪先生对于他这两部书的自我期许,而这两本篇幅不大的书,的确成为中国中古史划时代的“巨著”,影响极其深远。
陈寅恪先生于清华大学,1947年
谈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邓先生还和我说起一件事情。陈寅恪先生此书完稿后,交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出版。正好邓恭三先生1942年春应聘到重庆主编《读书通讯》,后来又在迁到北碚的复旦大学史地系任教,于是陈寅恪先生就把这本书的校对工作托付给他。
他数次抱着寅恪先生的手稿,在日寇飞机炮火的轰炸中,传送稿件。可是他辛辛苦苦忙到最后,商务的编辑说原稿没有了,硬说是邓先生给丢了,因为当事人只有两位,所以邓先生有口难辩,背了一个黑锅。此书在1943年5月在重庆出版,虽然是战争时期,但很快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读这本书的人恐怕都不知道邓恭三先生在背后所做的贡献。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内文页
到了1985年,这部书的稿本居然重显于世。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曾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任职的民族资本家、上海市政协委员王兼士保存的稿本,影印出版。邓先生看到这个影印本后,笑着对我说:我应当找当年的那个编辑去打官司,这书不是没丢吗?他大概是还给了陈先生,却说是给我了,陈先生的书若是丟了,我怎么担待得起!
在陈寅恪先生与大家一起住的时候,傅斯年还给恭三先生另外一个“任务”,让他每天大家一起吃饭后,把寅恪先生在饭桌上聊天的话记录下来。我过去从照片上看陈先生,都是非常文弱的样子,想象不出来他在大家面前说话的神态。邓先生告诉我,陈寅恪先生说起话来,别人是插不上嘴的,往往一顿饭,都听他在讲,其中当然很多话是在谈学问,所以孟真先生(“必记本”注:即傅斯年)希望记录下来。
史语所迁至昆明,左二为傅斯年。龙泉镇龙头村,1938年春
邓先生说,他们当时朝夕相处,没有特别感到这事的紧迫,而自己又于公于私都有不少事情要做,所以就没有逐日去记,后来想想,有点后悔。顺便说一句,我和朱玉麒(“必记本”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君一起整理仓石武四郎《述学斋日记》,读到他记录陈寅恪在饭桌上的谈吐,说“陈氏论如利刃断乱麻,不愧静庵先生后起矣”,和邓先生说的情形正好相符。
在我们今天的晚辈看来,陈寅恪与邓恭三是唐史研究和宋史研究的两座丰碑。从年辈上来讲,陈寅恪先生是长辈,但他对邓恭三关爱有加,并且敬称为“先生”;而邓恭三先生虽然在后来陈寅老的纪念会上,当着陈寅恪先生众弟子的面说自己不敢冒称寅恪先生弟子,但实际上他对陈先生是以“师”相待。
在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两位学者在多个场合不期而遇,“学术”像一条无形的丝线,把他们两位联系在一起,在各自的学术生涯中,为对方做了一些让我们永远难忘的事情。陈寅恪的故事今天已经被许多人翻来覆去地讲述着,而邓恭三的故事,则还有很多鲜为人知……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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