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英国近代知名汉学家、翻译家，开启了英国专业汉学发展的新时代。1900年，翟林奈调入大英博物馆工作，担任东方书刊与手稿部助理馆长一职。他潜心研究汉学，付出了一生的努力，为汉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博古通今，熟知中国文献，广览欧洲多语种著作。他不仅翻译了中国哲学、军事、诗歌、历史、文学等典籍，还从事汉文本写本编目工作；同时积极关注、参与当时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其主要译著有《老子语录》《庄子哲学选读》《孔子语录》《孙子兵法》《列子中的道教教义》《孟子》《秦妇吟》《敦煌六百年》《中国列仙传》等。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英国汉学由传教士汉学、外交官汉学、学院式汉学转向专业汉学。翟林奈秉承、弘扬、创新理雅各、翟理思等传统汉学家的理念，不断开拓、发展英国汉学，成为践行新汉学、专业汉学的第一人。
遍览翟林奈的译研著述，其独特的宏观翻译思想可总结为：坚持以学术为本位，将汉学研究与传教、政治、贸易相脱离。具体表现在四个层面。第一，注重典籍的思想性，回归原典的本真阐释。翟林奈并不认同传统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的传教式翻译，认为从基督教神学的视角诠释中国典籍是不可取的，宣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比基督教更加纯洁、更加先进，坚持还原中国典籍所具有的本真思想与道德教义，这是他最重要的学术革新与创新基点。翟林奈在其翻译的《孔子语录》导论中写道：“传教士和其他热心人士长期以来试图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孔子的道德教义绝对是世界上最纯洁、最不受自私指控的……儒家思想确实代表了比圣经基督教更为先进的文明阶段……孔子的整个体系都建立在对人性的认识之上。”他在其翻译的《孙子兵法》导论中指出，“中国人的主体情感，从古代思想家老子起，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所反映的，一贯是爱好和平、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军国主义”。他认为，“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这一思想根植于中国人的民族气质”。第二，注重典籍的学术性，坚持评价考辨式翻译。翟林奈继承了父辈学术型译本的传统，增加了丰富的序言、导论等副文本，不仅向读者阐释了孔子、孟子、老子、孙子等其人其书其思想，还回顾了他人评价、翻译历史、名家注疏，秉持客观精神对其中存在的偏见、误读、误译进行评价与批判，坚持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科学态度，对世人存疑之处进行文献考证与分析。对于《孙子兵法》的翻译，翟林奈引用了大量军事、史学、文化类文献，其中既有中国古书古籍，又有西方知名著作，多达124部；同时，译本秉承厚重注释的传统，提供的注释有校勘校记、语义阐释、名家注疏翻译、注家评论、自译描述等多种形式。第三，注重典籍的接受性，关注大众读者。对于《论语》《老子》《孟子》《庄子》《秦妇吟》等中国典籍的英译，翟林奈依照西方现代学科的思想，跳出了传统汉学厚重注释的传统，开始关注大众读者的接受度。例如，在《论语》英译本中，翟林奈将原81章内容进行筛选、编排与调整，将择取的三分之一内容按不同主题分类，依次为政务、个人品行、孔子评人、孔子自评、杂语杂论、孔子轶事、人评孔子、弟子之语八部分，旨在拓展读者对象，使普通读者易于把握孔子要义与思想，开创了《论语》节译、编译的新篇章。在《老子语录》与《秦妇吟》英译本中，翟林奈依据内容进行分类，分别拟定标题，对广大西方读者深入了解、接受、把握老子思想与唐代诗歌精髓起到积极的推广作用。第四，关注典籍的可读性，倡导直译法。翟林奈英译本达意达旨、严谨准确、通顺流畅、长短均衡，接近原文朗朗上口的特点，较大程度再现了原作的文章之美。甚至对于诗歌《秦妇吟》的翻译，翟林奈突破传统诗歌典雅、精英化语言的限制，采用“译诗可读，尽量直译”方法，关注的焦点并非韵律和谐，而是语义通达。
对于翟林奈的翻译思想，后世学人在扬弃中不断创新。在专业化汉学发展和拓展的阶段，对中国典籍更加严谨、科学、客观、全面和立体的译介，就是对翟林奈翻译思想创新、转化、升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典籍思想对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也受到了更多重视。翟林奈的翻译思想，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关注与兴趣。翟林奈《孙子兵法》学术型译本，作为丰厚翻译的典范，成为百余年来在60多个英译本中最受欢迎、经久不衰的译本。亚瑟·韦利《论语》考古式翻译、安乐哲《孙子兵法》哲学式翻译，将文本事实置于历史语境下考察，皆是翟林奈评价考辨式翻译的推进与创新。安乐哲还着眼于超越时空的经典思想对当下乃至未来的意义。修中诚《论语》英译，亦是置于8个标题之下，是翟林奈节译编译策略的效仿和继承。翟林奈的直译法，尤其是追求通俗化的表达，是对亚瑟·韦利“散体译诗”无声的有力支持，两位汉学家诗歌翻译的观点，与翟理思“以诗译诗”的传统截然相反，共同开启了汉诗英译两大阵营并驾齐驱的局面。
翟林奈的翻译思想对中国典籍对外传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一，注重思想传播。中国典籍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与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走出去”并不是简单的典籍外译，而是中华思想与文化的传播。在对外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既要深入挖掘中华思想的特质，又要科学探究其与世界文化的共通性。例如，《论语》的“仁礼”思想与《孙子兵法》的“慎战尚和”思想，力求思想本真、原貌、易懂、受益，有力促进中西思想互鉴、文化共荣。其二，把握读者需求。对外传播要明确读者受众，在区分专家读者与大众读者的同时，还要进一步考察读者的年龄、性别、国籍、职业、心理、文化等因素，针对不同读者选择性制定全译、节译、编译、直译、意译等翻译策略与方法，兼顾纸质书、音频书、电子书、短视频等多种形式。学术型翻译要探究诸如事迹、他译、历史、评价、注释、考辨等相关知识与研究的厚度，大众型翻译要系统研究如何译懂、看懂、听懂、读懂、讲懂中国思想故事，促进读者与作者、译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作者：张其海 王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