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三日，翻阅了日本作家林哲夫所著的《古本之尘》，我很为作者对旧书的喜爱而感动。翻译这本书的苏枕书，原是京都大学的博士，写过《京都古书店风景》。都是爱书人，书的翻译质量自不必说。外加小开本，很适合旅途翻看。我是在三月的这天，在从武汉到广州的高铁上翻看这一百六十多页的小书。书翻完了，车却还没到广州南站。晃荡的车厢令我有些昏沉，印象较深的，却不是“古本祭”等趣事，而有些旁逸斜出，注意到林哲夫对受赠书籍的姿态来。由此想到古今签赠本的几个故事，以及所经眼的与此有关的一些珍稀资料。
一、“放生”签赠本
在《猫传》一篇中，林哲夫坦陈，一位KYO先生曾送他一本《猫》，八年以后，他在雅虎拍卖上卖掉这本书，而拍下这本书竟然就是KYO先生。林哲夫颇觉“震惊”，不自觉地说“真感谢”。作为普通中国读书人，我不免对林哲夫的态度感到惊讶。直到翻至《乞御高评》一篇，我才晓得林哲夫有把“赠书卖掉的坏习惯”。虽是自称“坏习惯”，林哲夫对这点小癖好实际上颇有些自得。原来日本人赠书的习惯，不管是作者还是出版社，往往都在单独的卡片印上“谨呈”、“乞御高评”等字眼。这类书，林哲夫认为卖掉它们是“好习惯”。因为“卖出去可以增加他人阅读的机会”，可是，“虽然有了这样的理由，但转卖赠书到底令人踌躇。若环衬上写着有上款的签赠，哦！这个不能卖吧。因此旧书店经常能看到署名被涂去或被挖去的书。有只有上款的题签，肯定也有上款和落款都被抹去的。从书本身的角度来看，被故意涂抹，甚至被动刀子，结果仍遭抛弃，实在是没道理的事。”理由虽是这么充分，别人送给自己的签赠本，要散出去，读书人总归有点犹豫，担心送书人看到，心里会不舒服吧。正因如此，林哲夫最终克服这些传统习俗，而理直气壮地出售签赠本，实在让人敬佩。
[日]林哲夫著，苏枕书译《古本之尘》，商务印书馆，2022年
单凭这一点，我就想为《古本之尘》写点什么。原拟在三月五日从广州返回武汉的火车上，完成一篇短短的读后感。只是电脑还没打开，就有一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是在豆瓣看到关于我的消息，随即将截图发我。打开图片一瞧，我忍不住失声笑了出来。原来，有一位豆瓣网友发广播，说“二手书店所见，豆瓣评分9.3呢，有点想买……”配图的《你没读过的诗》的扉页，赫然还有编者杨新宇先生所书“育飞兄惠存，杨新宇，2020.12.28”。看到这里，我才确信，这事的确和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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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自豆瓣网友@邹非周
杨新宇编《你没读过的诗》，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
杨先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老师，所编《你没读过的诗》2020年出版，精选现当代227位作者的诗作。这些作者通常的身份是学者、散文家、政治家、翻译家等，而多不以诗人著称。也因此，这本书有极强地打捞现代诗史资料的意味。书很好，却不料早早地进入二手市场，而且还是签赠本。于是，有好事者大概把这件事告诉杨先生。杨先生在豆瓣回复说：“哈哈，将书放生是一种美德。育飞是学古典的，本来没指望他保存，因为向他打听了李长之先生女儿女婿的联系方式，礼貌上应该送一本给他。大概他博士毕业，没用的书都扔了。但如果送给现当代的同学，应该有人要的吧。”看到朋友转来这段话时，我不免有些羞赧，同时也颇觉“冤枉”。
杨老师的态度，足见达观。不过，假如我的感觉并不坏的话，我想，那句话最后的语气表明，他仍是有些许惋惜，不是为我，而是为这本书感到遗憾。一本钩沉历史，打捞起中国现代诗坛“阴面”的力作，竟这样被随意抛弃。黄钟毁弃，明珠暗投，任谁看来，都是一出悲剧。可惜，我虽是这出悲剧的主角之一，却并非这起签赠本流放事故的制造者。犹记得收到杨老师这本赠书时，心头涌起的那份感动。因为持续收罗李长之的相关资料，我获得一些关注，而不少出版机构也经由我和李先生的后人取得联系。这些年，李长之的著作一再出版，可除去李先生后人的赠书外，其他向我赠书的，杨老师要算是第一位了。我不记得什么时候给杨老师牵线搭桥，只记得有五六年时间，我对李长之研究很上心，也和许多人分享过李长之研究有关的许多信息。如此一来，杨老师的赠书不仅出乎意料，也带给我些许温暖。2020年底，在南京仙林的寒夜里，读着《你没读过的诗》，我隐隐感到一些久已被冰封的力量。如该书所选李长之《泥水的小塘》一首，这样写道：“为人轻蔑的/常是被人倾注着一切污秽的/泥水的小塘/忽然这一天……巍峨的建筑/茂密的树/统统为/这泥水的小塘所吸取/映成了最庄严、最堂皇、最丰富的图画”，就延续了李长之《夜宴》《星的颂歌》两本诗集的“孤勇者”精神，歌颂了现代文坛与学林倔强者的不屈不挠。这些现代诗坛靠边站的诗歌，促使我想写点什么，以记录翻阅这部另类现代新诗总集的感喟。无奈，彼时的我正紧张地写毕业论文，只好轻轻把这份感动放下。
有一回，在一位现当代专业同学宿舍，聊起这本书。他颇有兴趣，只谈了一会儿，我就决定把这本书送给他。毕业以后，因教学科研的事情日渐忙起来，关于这本书和它新主人的故事，我自然早忘却了。后来听说这位同学去了某北方城市当选调生，我和他的联系于是就更加稀少。
直到前些天，朋友把豆瓣网上的截图告诉我。我重又和他取得联系，把这件事当作趣闻加以分享。没想到，他一本正经地和我道歉，大意是说不料他的粗心给我造成这么多麻烦，如果有需要，他预备跟杨老师道歉。我原没有一丝怪罪的意思，听他这么说，倒有些不好意思。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学林趣闻，想不到竟给他背上一些心理包袱。在我而言，书留待有缘人的，无论是读，还是保管，有缘人不会错过与他有缘的书。人与书的相遇本就偶然，拥有而后放手，本属正常，过于萦怀实属不必。
二、人情的负累与考量
因为豆瓣网友的这些话，引来一些朋友的回应。有的朋友说，因多次搬家，处理过不少旧书，后来被赠书者偶然见到，两人由此不免心生芥蒂。可见，如何处理赠书，对读书人来说，确是一个问题。也有一些朋友谈及师长们处理赠书的经验。譬如，有一位古典文献学的教授是某套丛书的主编，该丛书中有他学生整理点校的古籍。学生原想送他一本，但教授因是主编，手中自有一套丛书，于是对学生说，书不必送了，送一张赠书的卡片就好。这位教授只取卡片而弃书，大概是不想给房间增加额外负担，却又不忍拂了学生好意，两下求全，只好这样办了。又有一位古代文学的著名教授，他处理赠书往往“来者不拒”。如某些书，他自己原有一本，不料还有朋友送来。赠书到了家中，已然成了副本，这位教授便把书转赠给学生。不过，他特别用心，每每在签赠者留言的旁边，另写一行文字，大意为“此书吾有副本，转赠xx贤弟”云云。几句话合情合理，即便将来此书流向二手市场，赠书者看到，大概也只好会心一笑，而丝毫不会怪罪。在书上写几句话以“卸责”，其实也不限于他人赠送的签赠本。自家藏书，预备散出，藏家往往也要写几句话说明一番。如现代著名藏书家徐行可（1890-1959），晚年家累很重，每需售书维持家计。其1954年题跋董康所著《书舶庸谭》时就说：“此书为董绶金康东游日录……癸巳季春，出此易米，漫识册首”（转引自马志立著《徐行可年谱》，崇文书局，2022年，第298页）这样一说明，则以后此书不论散到哪里，于交易各方均好交代。老辈做事往往如此，值得效法。
在赠书者而言，大多数读书人应该都能想到赠书的去处，是终不免于废旧市场，或转手他人。其中一些人很是达观，以为书送出去之后，不再属于自己，如何处置，则受书人拥有无限的处置权。那么，大大方方在图书上签上对方和自己的名号，也没什么好顾虑的。自然，也有一些人想得更为周到。为了避免赠书被转手的尴尬，他们干脆不签名，直接送书。另有一些人，则以为古往今来的赠书礼节应当延续，不过为着受书人的方便，他们采取了一些变通的办法。例如，他们常学习日本读书人的办法，另外选用一张便笺，把赠书信息填上，再粘贴到书上。如此一来，受书人想要处理掉这本书，只需把便条取下即可。既全了彼此颜面，又让受书者可心安理得地把签赠本卖掉。无怪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送书都采取这一办法。
完成一次签赠本的礼尚往来，要求赠书者费尽心思，也不会让受书人感到轻松。在受书人来说，处理赠书，会让他们的心态变得复杂。假如所赠书籍价值很高，好好保存，未尝不可。若是价值较低，则不免当做鸡肋，内心恐怕隐隐有些希望赠书者不赠为好。因这不仅关乎将来要回赠一本，就是眼下这书处理起来也颇为棘手。随着书籍积置越来越多，受书人难免要处置一些图书。倘若像著名历史学者朱雷（1937-2021）先生等人一样，所有藏书打包捐给广州图书馆这样的公藏机构，那还好办。要是预备卖给旧书店，则处理签赠本时，不免犹疑。因这一回所要丢弃的不仅是一本实体书，还包括一段旧日情谊。于是藏家往往挑三拣四，按照儒家亲疏远近的伦理原则，把同类别用处较小或关系较远人所赠的书处理掉。自然，有人怕将来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在处理旧书时，将所有签赠题字页悉数撕去。如此一来，即便将来这些书流向二手市场，也“死无对证”。这种粗暴的做法，对实体书来说未免是种伤害，其做法却并非当代始创。20世纪50年代，一些旧派的藏书家，将家藏书籍捐赠给图书馆等公藏机构时，常常预先截留题跋页面，藉以斩断书中的人际关系。例如，长沙藏书家叶德辉家族后裔叶启勋等人，就是这样将家藏古籍处理后，呈交湖南省文管会的。自然，也不排除有些人颇为豁达洒脱，将签赠本随意处理。个中原因，恐怕在于这类人士收到的签赠本太多，不卖不行，而一一处理签赠本又过于麻烦。再有一些人，则是一辈子爱书如命，对签赠本更是喜爱有加，只是去世之后，藏书被后人处理掉，从而造成一些误会。
老实说，签赠本的归去来之所以让人关注，无非是因为这些书上留有一些人为的痕迹。这些被归类为手迹的部分，掺杂了人的情感，自然也有了人情的分量，于是要甩脱也就比毫无手迹的书难上许多，也要比处理那些留存与自己无关的手迹的书困难不少。
人情的考量在签赠本的归去来上之所以困难，多半因其中透露一些隐私的秘密。抛掉这些书，好比未经一方同意，另一方擅自将小范围内的私人关系公开。由于未经他人同意（实际上也不可能会去征询），造成双方尴尬的情况就在所难免了。未免难堪，中国古代的文人获得他人手迹，如有可能，总是力图将其交还原作者审阅一番。而读书人知道自己或先辈手泽在他人手中，也总力求罗致到手。凡此，大概是读书人的忠恕之道吧。
清代书法家何绍基手写的一册日记，就曾有这样的遭遇。道光十五年（1835年），何绍基回湖南老家，撰有一册日记，今藏上海图书馆。翁同龢在此册日记上写跋语云：“《蝯叟乙未归湘日记》一本，余以数十钱得于打鼓担上。蝯叟知之，索观甚急，后仍还余。余谓叟‘王氏琼箫同行’一语，何遽涂去耶？叟亦大笑。松禅记。”这段跋文表明，这册日记原本为何绍基偶然遗失，而翁同龢花费数十钱从打鼓担上买得。何绍基得知自家的日记被翁同龢获得之后，内心颇为不安，于是找翁同龢索回阅读。在此期间，何绍基把“王氏琼箫同行”一行字删掉。当何绍基归还之后，细心的翁同龢很快发现这处微小的涂改痕迹，于是打趣何绍基为何急急忙忙删除那一行字。何绍基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大笑掩饰过去。考何绍基本年日记数次提及王琼箫，除抹去的一处外，尚有三处提及。分别为十月初二日“琼箫始学写字”，十一月初一日“琼箫求习篆书，亦可喜”，十一月十二日“出城不得出，回署讨帖，始复开门，才头炮耳。琼箫人不适，早睡矣”。这三处关于王琼箫的记载，何绍基并未涂抹，可见他并不避讳“琼箫”二字。如此一来，推其原因，大概是何绍基以为一旦涂去“王氏琼箫同行”，读者就无从知晓其人姓名，无法推测这是他买的妾，更没法知悉他此次乃是携妾旅行吧。
何绍基《蝯翁日记》道光十五年九月廿八日所涂“王氏琼箫同行”一行，见《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8册，第67页
日记涉及较多私密事，丢失之后，作者难免忧心忡忡。签赠本虽附着文字不多，可片言只语，毕竟包含许多相对私密的关系与情感，故许多人矜慎对待，也并非无因。不过这种顾虑，倒像是现代社会的专属，揆诸古代中国，似不多见。
三、前贤无签赠本之忧
中国古代未尝没有签赠本，但古人遭遇这等尴尬却少得多。想来，这与中国古人赠书有别于今人大是相关。传统文人的签赠本，往往是个人著述的稿抄本。作者把著述文字编为一集，在刊刻之前，先将稿本或抄本寄送给师友，请他们批校斧正，或题署书名等。师友们在阅读批校之后，往往将签赠本送还作者。
为便于说明，笔者以一些珍稀孤本的签赠往还为例略为述说。近代湖南著名文化世家——攸县龙氏家族后裔龙绂慈（龙湛霖之子，中国现代邮政事业开拓者之一）著有《杜园诗录》稿本，由其后裔珍藏。此稿本共两册，第一册封面乃章士钊（1881-1973）题签。由此可知，诗册曾由龙绂慈呈章士钊指正，而章士钊题签后即予掷还。龙绂慈另有一册《杜园诗册》，则请著名诗人程颂万（1865-1932）斧正。程颂万毫不客气，大加评点，题跋云：“大作清迥绝尘，时出新意，颇近青邱七古。叠韵至七八篇，才思不竭，笔力过人，殊不多觏。承命加墨，不揣固陋，间有献替，惟希裁定。力进于古，必张吾军。幸甚跂甚！丁卯重九前二日颂万拜读于海上。”据跋语所示，1927年，程颂万应邀对龙绂慈的诗稿费心圈评。程颂万的褒扬诚然有些过当，费心的点评也确有许多。从中可见，签赠本原有些讨人说好话加以吹捧的意思，只是也并不拒绝善意的批评。遗憾的是，因各种原因，龙绂慈的诗册最终未能印行，而我们也无缘看到龙绂慈把刻印好的诗集呈政程颂万了。
章士钊为龙绂慈《杜园诗录》题耑，龙氏家族后裔供图
如上所示，签赠本回到作者手中后，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最终将师友的意见吸纳，再行刊刻。故而与签赠的稿抄本相比，刻本面目一新，除了偶尔保留一些评点文字外，其他的意见都隐隐地被消化吸收了。此时，作者再将全新的刻本赠给师友，由于另有书信等函件说明，就不在书上写什么赠语。如此一来，也就避免了签赠本外流的现象。与古人办法相呼应，则现代出版业有“样本”和预印本的规制予以传承。图书样本多在编辑手中，一般人不易得见。倒是科研论文的预印本，通常由作者和出版社将拟出版的论文事先印行若干部，分赠师友，这些出版品就被称作预印本。师友阅读预印本，可以随时提建议，作者和出版社在吸取师友等人的意见后，最终定稿开印。预印本事实上承担了古代签赠本的基本功能，可惜这一颇有意味的出版样态并未很好地继承下去。因为这个出版环节的遗失，如今大家签赠书籍给对方，主要目的大概就不在求教，而纯粹是“强迫”对方一览了，当然，在签赠者的初心，是完全出于好意的。
基于如上缘故，我很爱古人的签赠本，毕竟他们有许多真诚的批改意见，合乎“求教”“呈政”等签赠文字的本意。如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张祖同（1835-1905）《湘雨楼诗抄》稿本三册，即是张祖同请王先谦、陈三立批阅后返还者。张祖同，字雨珊，同治元年（1862）举人，为清末管学大臣张百熙伯兄，以词作名世。此稿本无题名及目次，“共收诗一百四十一题一百六十六首”。是书首页为光绪己丑（1889）王先谦题词并题诗一首，书末页有光绪乙酉（1885）陈三立跋。书中陈三立、王先谦等人墨笔圈点批改诗作达89首。书末有“先曾祖雨珊公遗著，舜九珍藏”一行字等，知曾经张祖同曾孙张舜九珍藏。从南京大学所藏稿本可知，张祖同生前曾将所作《湘雨楼诗稿》交王先谦、陈三立批阅，两人批阅后随即返还。此书后藏张祖同家，直至最终进入公藏。通观起来，古代所谓的“呈政”“请求斧正”之类的表述，寓意往往在此。而假如一本书已经刊刻，再去赠送他人，虽作者谦逊地渴求斧正，怕最终所愿只是虚文。
古人送书给他人，由于珍护书籍，大概很少在书上写赠言。当然，在双方并非没有记录。只不过那些备忘往往藏在日记或其他杂册中。如清嘉道时期的梁章钜（1775-1849），以《楹联丛话》而负盛名，梁章钜在《楹联丛话》刊刻后，大肆赠阅。仅梁氏日记所附《〈联话〉送单》所载，就可见梁章钜送出144部《楹联丛话》（据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统计）。梁章钜送书的对象包括林则徐、贺长龄、麟庆等人，这部分藏书当有流入各公藏机构者，然而现今各馆藏的《楹联丛话》上，并未见梁氏题语。可见，在古人而言，赠书就是赠书，却不必在书上添那么几笔赠语的。
《梁章钜日记》所附《〈联话〉送单》，载《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513-514页
或许正因为如此，如今我们判断一本古书的递藏情况，往往需要借助书目文献、序跋、藏书印章、书札等信息，而很少能直接从古书的签赠信息上有所收获。古书上关于书籍赠与情况的介绍，并非没有，不过多藏在序跋题记中。而序跋题记的文字往往不是赠书人所写，而是受书人写下来作纪念的。今藏河南安阳图书馆的一册方苞《望溪集》刻本，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感人的赠书故事。
这部《望溪集》是乾隆十一年方苞弟子程崟（1687-1767）所刻，为清代戏曲家吕公溥（1727-1805）旧藏。卷二前有“新安吕公溥藏阅”，并钤有“赐书楼”“仁元”等印章。书中有吕公溥题记云：“此余亡侄燕征所赠也。岁甲戌嘉平，湖南常德署中与侄晤别，许以此书赠余，未几而侄没于粤西。阅十四年，其妇方遵其意，补赠于家。翻检之馀，不禁泪下。妇为百川先生孙，望溪之侄孙也。戊子仲春，寸田子吕公溥笔。”寥寥近百字，道出一段曲折的赠书故事。
方苞著《望溪集》，清乾隆刻本，河南安阳图书馆藏
吕公溥为河南望族新安吕氏后裔，据其跋语介绍，这部《望溪集》是其侄吕燕征（前吏部右侍郎吕耀曾之孙）所赠。参以王永宽先生《明末至清代新安吕氏家族世系及支派考略》一文，考得其事大略为：乾隆甲戌（1754），吕燕征随其父吕肃高（康熙五十九年举人，时为常德知府）在常德府署，吕公溥走访乃兄。临别之际，吕燕征许诺将《望溪集》赠与吕公溥。未料，不久之后，吕燕征就在广西去世。又过了十四年，吕燕征的妻子方氏，践诺前言，将此书补赠吕公溥。翻检赠书，吕公溥不禁百感交集，既为侄子早逝而伤感，也为这场长达十四年的赠书而唏嘘。令他感慨的，大概还因为吕燕征夫妇与《望溪集》颇有渊源。因吕燕征妻方氏乃方苞之兄方舟（字百川，1665-1701）之孙女。由于这些缘故，这次赠书的意义就不止于书籍的赠予，还包含了亲情的传递。然而饶是如此，遍寻这部《望溪集》，我也未见吕燕征夫妇的题赠之语。
看来，只要诚心送书，赠书者又何必大喇喇写上几笔，以为这次赠书留念呢。今天的签赠本，每多作者签字，可其中又不知有多少出于商业因素或人情的逼迫，反倒不如不着一字来得情真意切。好在，送书而不签字的赠书理念，又不独古人为然，今人赠书不留名者也所在多有。寒斋藏有一册近代诗词大家陈曾寿（1878-1949）之子陈邦直（1910-1965）所著《味冷斋日记》，印行仅十册，就中记载陈曾寿《苍虬阁诗续集》刊刻历程，并有龙榆生、启功、周煦良等人珍贵史料，而陈氏家族后裔慷慨赠予我时，并不落一字。旧家遗风，其来有自。
陈邦直《味冷斋日记》1949年10月1日日记书影
陈邦直《味冷斋日记》版权页，此书仅印10册。此册为陈曾寿家族后裔慨赠
又，笔者曾寓目一册盐谷温（1878-1962）所著《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同是此意。该书附带的签赠故事颇为有趣，大而言之，还牵涉东亚三国的“书籍环流”呢。
四、魏建功的两部旧藏
这册《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由东京博文馆印刷所印行，大正八年（1919）发行，至大正十四年，已经印行第八版，可谓行销一时。书的作者盐谷温是日本著名汉学家，送出这本书的却是盐谷温的弟子，曾与鲁迅交往的日本学者辛岛骁（1903-1967），受赠者则是著名语言学家、文献学家魏建功（1901-1980）。此书版权页有盐谷温印花，前有精美的兰陵王图，却不见辛岛氏的题赠语。倒是魏建功有感于与盐谷温师徒的交往，写了一段跋语云：“民国十七年春，识节山先生于燕京，旋复交先生家骄客辛岛先生汉城。辛岛氏见惠此册，《杂剧西游记》则由先生行箧中早得之矣。五月二十一日，玨庐。”“玨庐”是魏建功客居汉城时寓庐的名号，他也借以自号，发表在《语丝》杂志上《侨韩琐谈》也有“玨庐”的落款。寥寥数语，把这册《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的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原来魏建功在1928年春天，和盐谷温相识于北京。不久之后，魏建功再度奔赴汉城朝鲜京城大学任教，结识了本校同事、盐谷温的得意弟子兼女婿辛岛骁。先前在北京，魏建功从盐谷温处获得其在日本影印的元杂剧《西游记》，后来在汉城，辛岛骁又把这册《中国文学概论讲话》送给魏建功。魏建功很珍惜和盐谷温师徒的这段书缘，自此以后，便把元杂剧《西游记》和《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放在一块保存，直至1980年代去世，其藏书出售给华中工学院，两书仍相依相偎，未被打散。于是，这册虽无辛岛骁题赠语的日本书，却因魏建功的一段跋语，写就了一段一百多年前中日学人交游的情深厚谊。
盐谷温著《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东京博文馆，大正十四年（1925）第八版
说到魏建功，常有人感叹这位老先生的学术贡献及历史地位颇未得充分评价。我以为确实如此。人们大约都知道魏建功是著名音韵学家、古典文献学名家，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校长，曾组织编写《新华字典》。可能也知道他的治印水准很高、书法也颇古峻。不过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他的声名确乎小于他应该获得的。自然，这其中有一些历史缘由，只好留待后世继续评价。不过，如今可确信的是，魏建功出名很早，获得的签赠本很多，他也十分用心收留。例如，他曾保留董作宾（1895-1963）所赠《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殷虚新获卜辞写本》，此书有值得玩味处。在签赠者董作宾而言，封面题了“寄呈建功学长”后，意犹未尽，乃在书的护封上再写一封信，信中说：“此本印刷百本，弟手仅馀三两册，谨寄呈一份，愿兄有以教之！”董作宾直白地写出所赠书籍的珍贵，并以此矫情，这是一般谦虚的中国学者所少有的。考魏建功1921年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董作宾晚两年入学，无怪乎要称“学长”了。又，董作宾在河南安阳考古有年，备尝艰辛，乃有此册，而限于条件，印数不过百部，手头更是只有两三册，从中匀出一册寄给魏建功，确乎情深义重。董作宾的心意没有被辜负，收到赠书后的魏建功对此书也颇为看重，此书内页即有魏建功所钤朱文印“独后来堂”，即是一证。
董作宾著《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殷虚新获卜辞写本》，民国十七年印本，魏建功旧藏
只是，珍护藏书的魏建功先生，其精心庋藏的签赠本在殁世后也不免散失各地。自然，这与魏建功先生无涉。然而我们可以想见的是，签赠本，无论它的所有者珍护与否，它总归仍要流向人间，而并非专属于受赠者和签赠者。想到这里，对于所有签赠本的得失，我想我们是应该释怀的。如果签赠本回到中国古代图书的出版与往还环境中，则师友通过签赠本切磋琢磨，倒真能多多促进学术的进步，或是改进图书的质量。可惜，在当今的出版及书籍赠还习俗中，签赠本免不了作为礼物的命运。于是，其轻重如何，存废若何，我们的确是不必那么挂念的。
书此短文，聊以为天下“放生”签赠本者增添一点心安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