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建筑特赦”如何制造一颗定时炸弹
在土耳其东部城市伊斯拉希耶，一栋倒塌的公寓楼前堆满了碎片。救援人员主要是志愿者，包括许多外国人，他们正在堆积人们的生命碎片，必须将这些碎片移走才能更接近尸体。其中有书籍、衣服、椅子、玩具自行车……公寓楼已经倒塌，夹杂在街道的废墟中。
土耳其伊斯拉希耶，当地时间2023年2月7日的震后现场。
2月6日土耳其东南部发生两次地震（7.8级和7.6级）后，超过47,000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专家估计死亡人数要高得多，接近200,000。破坏程度和死亡人数与允许开发商规避建筑法规的政府政策直接相关。来自土耳其的作家凯特哈林顿在《雅各宾》中评论了这些政策的影响。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特别是自2002年AKP崛起以来，政府推行了名为imaraffi或imarbarisi（建筑大赦）的政策，允许建筑商无需编码即可正式注册，收取费用。类似彩票的系统通常在特定时间段开放，上一次可以申请imarbarisi系统是在2018年市政选举之前。
“通过建筑特赦，我们解决了马拉什市144,556人的住房问题，”埃尔多安在2018年马拉什市的一次会议上说。数以万计的这些人现在已经死亡。
1984年，在1980年军事政变中上台的凯南·埃夫伦(KenanEvren)政府正式实行建筑大赦。然而，这种做法非正式地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埃夫伦政府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军政府，专注于两件事：通过消灭左翼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来“恢复”土耳其的秩序（正如埃夫伦上台后在他的军事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以及将土耳其经济私有化。
埃夫伦政府提倡“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这与自建国以来一直主导土耳其的凯恩斯主义体系形成鲜明对比。与1980年代世界上许多政府（包括罗纳德·里根领导下的美国）一样，埃夫隆领导的土耳其当局旨在尽量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华盛顿默默支持埃夫隆政府。
建筑特赦就是这样一个项目。它让政府获得了面子和利润——非法建筑的所有者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而政府则从其新支持者那里获得了可观的收入。
展开全文
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以弗仑政府结束，并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从1950年代到2002年正发党兴起，共实施了8次建筑大赦。
然后是1999年的地震。1999年8月17日，位于伊斯坦布尔以东马尔马拉海的土耳其伊兹密特省发生7.6级地震。正如今年2月发生的那样，建筑物倒塌，超过18,000人死亡。军队出动，土耳其和外国搜救队在48小时内到达该地区。但这种回应也被广泛谴责为不够充分。
时任伊斯坦布尔市年轻市长的埃尔多安批评了政府的反应。据他说，在这样的悲剧发生后，这个国家“应该团结起来”。他通过这种反应获得的声望和支持是2001年正发党崛起和2003年他登上总理宝座的关键。
总统埃尔多安和AK党在经济危机中上台，承诺进行经济改革。由于正发党政府获得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计划，政府推动了土耳其经济的私有化和扩张，尤其是在建筑领域。包括CengizHoldings和LimakHoldings在内的大型政府关联控股公司正在根据已经控制土耳其大部分经济的招标系统开展大型建设项目。
1999年地震后，土耳其政府出台了严格的建筑法规，但由于建筑热潮和建筑大赦的持续实施，许多建筑不符合要求。从2002年（正发党上台时）到今年的地震，共有9次建筑大赦被提供给民众。
这些计划通常在选举前不久启动，例如2018年，在竞争激烈的地方选举之前。政府总共收取了约190亿美元（或约3亿土耳其里拉）的特赦金。
2018年5月15日，在1980年代引入的建筑特赦法中增加了一条，指出土耳其超过50%的建筑不符合规定。因此，政府将在年底前接受建筑商的特赦，住宅建筑的房产价值总计为3%，商业建筑的房产价值为5%。这导致非法建筑的正式登记激增。
主要反对派也支持大赦制度——它很受欢迎。然而，来自较小的反对党的政治家、地震学家和土木工程师警告说该计划存在危险。
反对党人民民主党成员加罗·佩兰(GaroPaylan)在2018年的一次演讲中表示，该法律影响了1300万座建筑物中的超过5000万人。他说，对于在地震中倒塌的每一座建造不当的十层楼，至少有一百人被困在下面。据目前由反对派领导的伊斯坦布尔市称，2018年，在受地震影响的10个省份，共发出了294,166份针对建筑物的特赦令。阿达纳市颁发了59,000份建筑登记证，哈塔伊市56,000份，加济安泰普市40,000份和Kahramanmaras39,000份。“我们的公民生活在一颗定时炸弹中......”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副秘书长BuğraGökçe说。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描述了Israhiye的一座建筑。这栋建筑有七层楼高，高于地震法规允许的高度，几年前在底层建造了一个新市场。为了给食物腾出空间，承包商还拆除了柱子和支撑梁。据旁观者和被从废墟中救出的人说，在地震发生的最初几秒钟，整座建筑几乎立即倒塌。
据那里的家人说，这座建筑是1998年由一家名为TekinInsaat的公司建造的，当时还没有实施新的地震规范标准。它通过建筑大赦获得了法律地位。在过去的20年里，该公司在附近建造了几座额外的建筑物，包括在现已毁坏的建筑群旁边的一座几乎全新的建筑物。一方面，招牌在宣传新的、现代的、豪华的公寓。这座年仅几岁的建筑物的墙壁出现裂缝，整个立面倒塌在街道上。“TekinInsaat”的招牌自豪地装饰在建筑物的屋顶上，而一家人的财物则像受伤的肉一样挂在建筑物的侧面......
印度宝莱坞的性别革命
《日经亚洲（Nikkei Asia）》对过去20年1200多部印度宝莱坞电影的数据进行了计算，得出的结论是，印度电影业正在发生缓慢但重大的变化，女性电影人正在改写宝莱坞的男主和女配角色。规则。
“通常大型动作片、剧情片或大型历史片都有男巨星支持，”宝莱坞巨星迪皮卡帕度柯妮告诉《日经亚洲》。帕度柯妮在2018年的大片《帕德玛瓦蒂王后》(Padmaavat)中饰演一位14世纪的印度教女王，最终拒绝了数十名女性跟随她进入火坑自焚，而不是向入侵的军队屈服。这部讲述14世纪穆斯林国王AlauddinKhilji和印度教王后Padmaavati的故事的影片，自宝莱坞枪击事件后在印度引发争议，甚至在印度多地引发暴力事件。里程碑：宝莱坞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女性主演电影（制作成本为2620万美元），票房大卖（6670万美元），帕度柯妮已跻身世界少数女巨星之列电影。去年戛纳电影节的八人评审团。
女权主义、更多女性在幕后工作的出现以及流媒体平台的兴起已经开始改变印度电影业。长期以来，宝莱坞电影一直将女性描绘成一维角色。没有比这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了。
但随着好莱坞努力应对数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宝莱坞的革命也在走向成熟。《日经亚洲》的数据分析显示，女性主演的电影越来越多。此类电影现在占四分之一，高于2000年代初的十分之一，流媒体服务加速了这一趋势。
2000年至2022年间，由女性主演的宝莱坞电影数量将会增加。图源：《日经亚洲》
更多宝莱坞幕后女性
2018年，奥斯卡获奖制片人GuneetMonga是《名利场》杂志国际女性权力报告“50位娱乐界女性榜单”中的两位印度人之一。另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帕度柯妮。Monga在国际电影界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系，白天在奥斯卡午餐会上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等知名人士打成一片，晚上在孟买工作。
根据OrmaxMediaandFilmCompanion的报告，根据对2021年以不同语言抽样的150部印度电影和连续剧的分析，女性仅占编剧的12%、剪辑的8%以及导演和电影摄影师的4%.他们通过了。.3%的拆分。《日经亚洲》对票房收入最高的印地语故事片的分析表明，在过去二十年中，只有8%的导演是女性。
Munga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人，她在23岁时向邻居借钱拍摄了她的第一部电影，她的使命是增加宝莱坞女性的数量，尤其是在幕后。她通过她的工作室SikhyaEntertainment和一个新成立的名为WomenRisingIndia的组织来实现这一目标，该组织旨在发现和培养印度的女性电影人才。“这不一定是一部女性主导的电影，它是关于女性将自己的观点[带入作品]。我想在阳光下做任何事情。我不想被困在一个女性故事中，”蒙加说。尽管我真的很喜欢男性主导的大片，但我认为女性在银幕上扮演的每一个角色也非常重要。”
“预算决定了电影的成败。这就是为什么正确使用金钱语言很重要。无论是男性电影还是女性电影，都要制定可行的商业计划，”Monga说。“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在制作低成本且投资回报率高的独立电影。”
《日经亚洲》的分析显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由女性主演的宝莱坞电影每年获得的资本不到总资本的五分之一。
尽管缺乏资源，这些电影的表现至少与男性主导的电影一样好，甚至更好。77%由女性执导的电影盈利，而其他电影的这一比例为72%。平均而言，女性主导的电影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每花费一美元/卢比就产生一美元/卢比）。投资回报率为1.89倍，而其他电影为1.75倍。
预算低于总资本20%的女性主导的宝莱坞电影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其他电影。图源：《日经亚洲》
“这种转变不仅适用于主要角色，也适用于更多正在撰写这些故事的女性作家，”电影制作人AnushaBose告诉《日经亚洲》。“越来越多的女性编辑进行了最后的剪辑，并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改变了视线。更多的女性评论家发出了更大的声音。”
Bose自编自导了短片《耻辱》（羞耻），这是一部关于酒店客房服务员因客人投诉而被解雇的复仇喜剧。这部电影也评论了阶级两极分化，在YouTube上的观看次数迅速达到1000万次。
“现在有更多的女性制片人、更多的工作室负责人和更多的顾问帮助润色剧本，”博斯说，他指的是提交剧本以供项目批准的过程。
“当我现在写作时，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10年前房间里满是男人。现在当我讲故事并环顾房间时，他们会点头，而当他们不点头时。对男人来说，微笑时那家伙不笑，所以他们在不同的时刻联系在一起。“
男性角色的多样性
Bose的丈夫SharatKatariya，同时也是导演和编剧，写了一个故事《胖妹子也会有春天》（DumLagaKeHaisha），挑战长久以来的审美规范，颠覆传统的宝莱坞权力结构，讲述了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故事。一个受过教育的超重女性和一个未受过教育、失业但不超重的男性。2015年，他执导的电影由印度著名工作室YashRajFilms出品，受到印度观众的好评。
这部电影由阿尤斯曼·库拉纳(AyushmannKhurrana)担任男主角，这是库拉纳(Khurrana)职业生涯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开端，在这个行业，传统的明星之路一直是男性化的、大预算的故事讲述。他成为宝莱坞收入最高的明星之一。
“这是第一部让我在性别方面向前迈进的电影，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Khurrana说。“这是一个准则，女演员有更强的角色，更多的角色。在作者的支持下。”从那时起，Khurrana的角色包括一个因脱发而过早秃顶的男人、一个男同性恋者，以及一个急需工作、在性爱聊天中假扮女人的男人。
“时代变了，”库拉纳说。–观众也在成长和发展。
当他被《时代》杂志评为2020年最具影响力的100人时，帕度柯内写道：“阿尤斯曼成功而令人兴奋的男主角常常陷入刻板印象的男性气质陷阱。”令人信服地转变为挑战这些刻板印象的角色。”
女性的中年职业复兴
在过去的几年里，宝莱坞不仅在为女性创造的角色类型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在她们被赋予这些角色的年龄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几十年来，女演员在30岁之后都难以在职业上发挥作用。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担任电影的编剧、制片人和投资人，女性正在重返聚光灯下并在中年享受职业复兴。
《日经亚洲》的分析显示，如今，随着女性角色变得更加微妙，33%的女性高管年龄超过35岁。这在2000年代初期仅为3%。但男人的职业生涯仍然更长、更持久。
35岁及以上的宝莱坞女星所占比例每年都在增加。图源：《日经亚洲》
在几十年的印地语电影中，女演员很少在专业背景下被描绘出来。在电影评论家阿努帕玛·乔普拉(AnupamaChopra)最近在她的娱乐平台电影伴侣(FilmCompanion)上主持的一次选角圆桌会议上，几位女性谈到他们收到的剧本将她们的角色描述为“英雄”。情人”、“泡泡女郎”或简单的“邻家女孩”。
根据日经亚洲的分析，在描绘职业的1,319个角色中，只有32%是女性。没有职业，在这个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女性被描绘成妻子、女儿、姐妹和女朋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过去二十年的下降幅度与巴基斯坦和索马里的23%相当。
在描绘职业的1,319个角色中，只有32%是女性。图源：《日经亚洲》
“以前，即使是最有权势的女演员也不会谈论这些事情，”乔普拉告诉《日经亚洲》。“只是，你知道，非常执着。但如今的女性想要谈论这些事情，她们不想忍受这些。”
“我们距离拥有一个完全平等的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莱坞如此，欧洲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在进行这些如此重要的对话，”他说。“而且我认为这取决于演员自己通过处理它来推进这种叙述。”
流媒体让市场更垂直
印度因冠状病毒而长达数月的停摆加速了流媒体内容的消费。随着印度重新开放，该国廉价的数据套餐意味着每个人都将盯着屏幕。
“就女性主导的叙事而言，流媒体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罩袍下的口红》（长袍下的口红）的导演Shrivastava说。“即使在男性主导的节目和电影中，它也为更微妙、更复杂的女性角色开辟了空间。”
在印度，1990年代后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通常可容纳1,200人的单屏幕电影院让位于“多厅影院”——为较小观众提供多个屏幕的结构。这意味着该行业不必制作一部电影来吸引所有人，而是可以制作不同类型的电影，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观众。几十年后，最新的重大变化是印度流媒体平台的涌入，Netflix、亚马逊和迪士尼在过去六年纷纷涌入该市场。
《我罩袍下的口红》最初由于规模问题和缺乏发行资金而面临审查，最终在BalajiMotionPictures创始人EktaKapoor的加入下上映，票房收入是其制作成本的三倍。卡普尔还是WomenRisingIndia的联合创始人。印度的流媒体平台，加上该国缺乏电影屏幕，推动了对内容的需求。日经亚洲研究显示，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印度工商会协会、Statista和全国剧院业主协会编制的数据，2021年印度每百万居民拥有7块银幕，而中国将有59个屏幕。同年和2020年在美国。有124件。
从Netflix上的AliaBhatt和ShefaliShah的《达令我的爱》(Darlings)到AmazonPrimeVideo(Jalsa)上的VidyaBalan的，这意味着顶级的宝莱坞印地语电影正在绕过影院发行并走向观众。
参考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