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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 光明 这边 生命 选择

李静:我选择光明与生命的这边

jnlyseo998998 jnlyseo998998 发表于2023-03-20 17:06:03 浏览19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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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生活里长久坐落着一座灰火山,不知它将何时喷发,把我们的健康和自由吞没。 ”过去几年世界的快速变化,把我们推进了无常感的漩涡,而正准备探索自我、在世界找到自己位置的年轻一代,无疑经历着许多心理痛苦:蓬勃的物质渴望却逢不稳定的物质承诺、萌动的自我追求无法对应一个契合的坐标、撕裂的舆论场与孤绝的生命体验……

记者渡水崖在阅读了《我害怕生活》(全五册)之后,带着今天我们如何开展创作、如何过好这一生的困惑,与李静展开了一次对话。作为“过来人”,李静一一分享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思考,接近尾声时,她说到:“照着你的良心和使命行事,与人相爱、连合,开掘自己的潜能,自我完成并助益他人,是最务实的。这不是虚伪的道德高调,而是一个人唯一能把握、能选择、能得到自由和心安的事。”这次对话中,李静也首次公开表达了对木心创作所受非议的看法。

本文首发于三明治(ID:china30s)的创作者访谈栏目,经授权转载二人对谈全文。

“我选择光明与生命的这边”

采访、撰文:渡水崖 (三明治记者)

无法成为合格的“时代齿轮”,

当是一桩幸事

渡水崖:您称呼青年时期的自己为“女少年”,而不是“少女”(《致你》:探究写作不快乐的根源及应当快乐之理由),这意味着什么吗?如今在生活和写作中,是否还是会带有这样的意识?

李静:你注意到这个词,我很高兴,也许现在女孩子的女性意识真的很普遍和强烈了。“女少年”一词暗示我当年某种本能的自卑感——感到自己不配“少女”这个词所意味的含苞欲放的娇柔之美。当然,在不少进步主义者/反本质主义者看来,“含苞欲放的娇柔之美”是男权欲望塑造出来的少女特质,少年(男)/少女的刚柔之别,也是传统男权意识的产物,全部需要反思和重构;人对于自己的性别确认,也全凭自己的主观意愿而非客观的生理表征。对此观点,我感到有一小部分道理,但对于最后一点,我有所保留。

一个人对自身“性别性存在”的关注,会随着年龄增长发生变化的。人,除了是性别之人,ta 首先是一个“人”。你若不问,我都会忘记自己曾有这种“女少年”意识。

渡水崖 :您写自己曾经很内向、抑郁,有一个“黑暗的青春期”,这也是不少文艺青年的心灵状态。不知您如今如何看待某个阶段性的幽暗心思?而如果一个人的性格底色就是“消极默观”,它会给人带来什么样正向的影响?

李静:我很感谢那段黑暗的青春期,感谢抑郁、内向、隔绝、无助的经历和体验。苦难是一座熔炉,能炼净一个人如炼净银子;也是一个馈赠,帮助我们学习爱与怜悯。经历过抑郁无助的人,很难对他人的苦痛无动于衷,也很难成为丧尽天良的施害者。我想要对正在经历此种煎熬的青年朋友说一句:请珍惜你的痛苦经验,你的痛苦是你触摸真光、寻求超越性拯救的绝好通道。在这个功利主义裹挟一切的时代,一个人因为心灵的苦刑而无法成为合格的“时代齿轮”,当是一桩幸事,一次让生命获自由、得释放的机会。

“消极默观”的性格底色最直接的正向影响就是:它要比“积极进取”更容易避免“积极的罪恶”。这种性格的人只要避免过度的冷漠,会更易获得反思性的智慧,也是写作者所珍视的特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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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宁静的热情》

渡水崖 :用“无用的爱好”赚钱,和抛弃无用的爱好、“绞尽脑汁赚点额外的小钱”,您似乎也在这两者之间做过一些权衡(《必须冒犯观众》:阳光下的羞惭),后来的结论是什么?

李静:哈哈,那篇文章还是有点戏剧化的,考虑了读者的立场。经历大半生,我的结论是:凡只是为了赚钱而做的事,最后很难赚到钱;凡没怎么考虑钱、只为了某个有点意义的精神目标而做的事,多多少少都能获益。人是为意义和自由而受造,只要为这个目的去活,“赚钱”无论多少,一定够用。

渡水崖 :您在北京生活多年(《致你》:一个流氓的诞生),在这里结交过不少文艺创作者和工作者,从王小波那一代到当下这一代,是否有观察到什么样的代际变化?作为一座文化中心城市,这里是否真的存在一条从事文艺更好的出路?

李静:虽然作家都是单个的,每个人都不相同,但代际变化的确是有的。我感到最醒目的一点,就是自我意识和精神气质的变化。王小波这代 50 后作家,个体自我和家国体制的庞然大物之间有一种自觉而强烈的张力,即便直书“小我”,也有“大写”的特征,自带“庞然大物”的背景。从 70 后作家开始,直至 80 后、90 后,自我与庞然大物之间的张力模式开始弱化,乃至消隐(有的是“真隐”,有的是“假隐”),自我形象日益微观、时尚、柔和、纤细。作品的音色变化亦是如此。

在北京从事文艺,目前的确有些硬件优势。这里的剧场、美术馆、博物馆、出版社、杂志社、传统媒体、新媒体更密集,机会更多,创作者也更多,更易建立直接的、人格化的关系。但这优势并不绝对——网络时代了,创作者获取学习资源和精神交流的途径更多元。对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对生命经验的独特感受力和表达力,以及广阔而独到的眼界,这却不受地域限制。

知识和创作的领域是寻求真理之地,

而非权力相争之所

渡水崖 :作为女性学者、编辑、文学评论者,您在使用的语言、思辨的视角等方面,是否曾觉得自己与男性同行有不同之处?在一些不擅长或不够有发言权的领域,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尽量真实地表达,与男性老师们(尤其是长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呢?

李静:必须承认,我很少从性别角度看待自己和同行。不是没感到自己和男性作家的不同,而是不知在写作中确认性别差异并将这种差异自觉化,究竟意义何在。

在这里我要溢出你的问题,谈一点担心的事。我担心无处不在的性别政治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在过去的集体主义中,强调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别(今天依然难免),以至于相互定罪、相互斗争,斗死了很多人。现在强调男性/女性之异,并酝酿着相互定罪、相互斗争,会不会也死很多人?我认为会的,不过以另一种形式——两种性别总是对立、相争,就将不再有灵与肉的相爱与连合,新的生命便不会诞生,这就是另一种死亡——这是撒旦的诡计。

在写作上,有关性别的个人体验是:我与王小波和木心在思维方式上的共振,要强于跟张爱玲和萧红;和 C.S.路易斯的默契,要强于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而有些男作家则与我相反:他们对张爱玲、萧红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认同,远远强于以上所列三位男作家。每个作家所选择的文学导师、ta 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是 ta 的天赋特质和后天境遇决定的,这里可能有性别因素,但它不一定是决定性因素。

电影《黑蝶漫舞》

对自己不擅长、没有发言权的领域,我觉得应真实谦逊,尽量不说话,若必须说,也只能充当诚实的发问者。不只是女性作家应当如此,男性作家也同样。知识和创作的领域是寻求真理之地,而非权力相争之所——即使和性别有关的探讨,也是如此。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后现代主义的斗争哲学大行其道,不承认存在“客观真理”,而认为谁有权谁就可以定义“真理”,因此话语权、一切权,都要争。这是混淆黑白的文化相对主义。女权主义从最初朴素的为弱势妇女争权益,到现在成为文化相对主义大军里的有力一员,正在经历一个危险的阶段。

渡水崖 :您也曾“受困于写作与行动之间的矛盾”,但后来还是做了不少创作。如今很多人有志于创作,但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进而没有勇气,如何对抗这种巨大的怀疑和自我不确信?同时很多人如今已经在写作,却觉得自己没有天赋和才华,天赋和才华,究竟是不是一种能成立的评判标准?

李静:如果一个人想要走创作的路,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假如你既不缺钱,也不缺体面,可就是不让你创作,你会不会难受得要死?

如果不会,那么你就不必创作,你满可以在其他道路上寻求金钱和体面。

如果你的回答是“会”,真的会难受得要死,那么你就去创作。当然,你要为自己答案的真实性负责。

写作是最需要天赋和才华的行当——你对语言的热爱与敏感,你的感受力和想象力的独特与丰富,都有迹可循。因此我反对在写作领域上演“心想事必成”的励志片。但写作者仅有天赋和才华是不够的,ta还要有一副永不冷却的心肠——不只体贴自己,还体贴世界与他人;不只体贴平坦光滑的表面,还体贴奥秘崎岖的内面。

不要把“是否应当写作”的评判权交给外部权威,不要寄望于环境的友好,也不要归罪于环境不友好。若你是打不死的小强,且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越写越好,那你就坚定地写作吧。

电影《成为简·奥斯丁》

渡水崖 :您说过“不自由在于内心的警察太多”(《致你》:探究写作不快乐的根源及应当快乐之理由),后来是否找到了一些自我解放的方法?

李静:找到了,虽然并不容易。这方法是:挪开给自己和他人定罪的目光,仰望“世界之外的一个点”(克尔凯郭尔语)——那超越性的精神源泉。TA 会引领我们不为自己活,却为意义和自由而活,其中自有我们自己的意义与价值。

无论爱与肯定,还是批判与反思,

都是信心的产物

渡水崖 :您写过郭宏安先生(《捕风记》:当此时代,批评何为),也提到任洪渊先生(《致你》:在愧疚而清洁的微光中),在他那里学会了“在时代的喧嚣里,不期待分食的光荣”。作为国内正统文学院出身的弟子,老一辈学者身上的哪些品质,您认为如今可能是稀有的?

李静:任洪渊先生和郭宏安先生——以及许多前辈——普遍地有一种当下稀缺的人格,那就是“超我”都极其强大。诚恳,有爱,超越性地思考,为他人着想,真挚而超功利地关爱后辈。心中有一神圣的缪斯祭坛,他们倾尽心血地事奉她,不与稻粱谋相混淆。

渡水崖 :您在播客(《螺丝在拧紧》)里提到,创作者最好不要做评论,批评家尽量不要和作家做朋友,但作家、评论家的身份边界似乎越来越模糊了,大家难以各司其职,很多人带着创作的理想,先从相关工作做起,如出版编辑、评论者、撰稿人。在有限的选择空间内,这样是否是一条可行的成长路径?若创作者想从评论开始,应该有哪些稍高的自我要求?

李静:当然可行。许多大作家就是这样做起来的。

创作者若想从评论开始,可能 ta 的确需要做些功课。比如,在阅读装备上,最好有点有面地阅读,对中外文学史和相关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先通读,形成一张可供俯瞰、能将评论对象安放在“对的位置”的文学地图。遇见与自己极其契合的作家,去精读,偷艺。同时,对西方诗性的精神哲学和一些富有文体意识的古今中外批评家作品,当有足够的阅读,这有助于形成精神的骨骼和穿透力。也许是一种偏见:我不太推荐过度系统化、“科学化”的哲学和文论著作,这对形成文学的眼力没有太多帮助。

一个人以创作之心开始批评写作,最重要的是谨守艺术良心的公正。因此,看起来更理想的批评对象是外国作家作品——既可学艺,又不必因人情而纠结。但是,没有历史定论背书的本土原创作品,对批评者的眼力和德性更是一种考验,那种难度的诱惑也相当迷人。

先批评后创作的好处是:你在创作之初,就有了高度综合与精神提纯的能力,你的题材和主题可能更“硬核”,更复杂,更有力量。

渡水崖 :大家都在重读鲁迅,网络上关于鲁迅的二次创作风靡,但您认为二十多岁的孩子的痛苦与他的不同(《必须冒犯观众》:关于鲁迅的几条思絮),那么这样多的“共鸣”到底是来自哪里?

李静:写“思絮”的时候,是 2010 年前后,主要观察对象是当时弥漫全社会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氛围,以及青年一代对物欲的饥渴表达,爱心与同理心的匮乏。那时,表面上更适合思考“美丽新世界”问题,而非 “1984” 问题;作为精神资源的鲁迅,却更适合观照后者,这是我当时感到的极大错位。同时我也意识到,此地的特别之处在于:恰恰是 “1984” 之手营造了“美丽新世界”。

现在是 2023 年,青年一代已换成 90 后、00 后,他们正在面临新问题,或者说貌似新的老问题——“美丽新世界”的面具被慢慢揭去了,青年人越发理解鲁迅在说什么。这是共鸣的来源,也是现实的悲哀之处。但也可能孕育着更大的希望与觉醒。

电影《黄金时代》

渡水崖 :关于鲁迅与朱西甯,您称前者有对“爱—牺牲—救赎”的怀疑,而后者是肯定,用小说给予一条“爱、肯定和信心的道路”(《捕风记》:他让我们久违地想起“重要的事物”)。这与您另一篇文章里提到的“现在到了‘信心的形而上学’取代‘绝望的形而上学’的时候”可以联系在一起。但现实似乎是,很多人把高度凝练的批判与反思置于最高位,而非温润人心的作品,这是否有新一代创作者信心、动力不足的原因?在您的阅读序列里,是否还有类似朱西 甯这样被忽视、低估了的抚性力量的小说,能否推荐一些?

李静:你提到了信心,这可能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热能。人都是靠信心活着,关键在于这信心的对象是什么,它扎根在什么地方。若扎根在意义和自由的水泉旁,人就能获得真实的信心——无论爱与肯定,还是批判与反思,都是信心的产物,二者并不矛盾。用弗兰纳里·奥康纳的话说:“去观察最糟糕的事物只不过是对上帝的一种信任。”但那种对“得救”毫无认知和信心的批判与反思,由于全然出自否定性的精神,便只是苦毒、绝望、躁动的症候而已。我们可以出于了解人性真相和写作艺术的目的来阅读这样的作品,只是阅读之前需穿上信心与祝福的军装,免得被侵蚀裹挟进绝望的陷阱。

带有抚慰性力量的小说,恐怕不是像话剧《枕头人》里的傻哥哥所期待的那种“有着光明结尾”的小说,而是在真实信心的光照下,放胆呈现人性的光辉与罪性的小说。我推荐康拉德的小说集《青春》,C.S.路易斯的《魔鬼家书》《裸颜》“太空三部曲”(他最众所周知的是《纳尼亚传奇》),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小说集《好人难寻》,约瑟夫·罗特的《约伯记》,远藤周作的《沉默》《深河》,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探案集》,凯伦·布里克森的小说集《命运轶事》《七个奇幻的故事》《冬天的故事》,中文小说,沈从文的大部分作品都有宁静诗意的力量,还有你提到的朱西甯的作品。

欣然接纳你的唯一性,

自我完成并助益他人

渡水崖 :您写过木心喜欢用典(《捕风记》乙辑:“你是含苞欲放的哲学家”),去年有一篇论文在探讨木心文学创作中的“文本再生”(以经典作为原材料,进行改写,形成自己的作品)现象,导致很多人说木心“抄袭”,对他表示“失望”,您对此持什么样的态度?

李静:对木心“文本再生”与“抄袭”的指控,是依据了这样的事实:木心的一些作品,明显是对他人作品片段的挪用与改写(程度不同地),其中以诗集《伪所罗门书》最为典型——全部诗作,皆来自他人作品。

这是否当被认定为“抄袭”?若如此,也当认定杜尚的《泉》《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金宝罐头汤》等作亦是抄袭,小便池生产厂家、达·芬奇的研究者、电影《飞瀑欲潮》宣传照的拍摄者、金宝汤罐头厂,当联名控告这两个欺世盗名的艺术家。

在当代艺术领域,艺术家以他人作品、产品为材料,以自己的主题、创意为驱力,在自己选择的媒介上加以创造性改造而为自己的作品,已是普遍的创作方法。既是画家又是文学家的木心将此创作方式移用于文学写作,许志强教授将这部分作品命名为“后制品”写作,我认为是非常恰当的。

可否使用“查重”这一机械手段,来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独立作品还是抄袭?我认为不行。决定一部文学作品之为独立作品的,不在于它的语句全是作家“原创”,而在于别的。(在此可以给你一个相反的例子:几年前,某报约我一篇评论,不久,编辑以一个无比歉疚的理由退稿了。但几个月后,我发现该报一篇陌生署名文章,所有论点、论证、举例都与我的退稿相同,只有一点不同:语言——所有句子都是“原创”的。可它确实是一篇“完美”的观点复述。此事的追究与我们的主题无关,从略。)

那么,作品的“合法性”“独立性”在于什么呢?——主题、文体、结构、氛围、风格的创造性。作家使用了他人的文本,却在自己的主题驱动之下重新组合、拼贴、改写,形成与该主题血肉相契的结构,令那些被选择的文本片段,“重生”出他独有的文体与风格,散发独属于他的语言-精神氛围,这就是独立作品。

电影《秘窗》

木心是语言魔术大师,言语含蓄点到即止。以他的《伪所罗门书》为例,在诗集题记里,他写道:“如果将他人的‘文’句,醍醐事之,凝结为‘诗’句,从魔毯上挥洒下来,岂非更乐得什么似的。”他以此方式宣布这部诗集的创作方法论——即,这就是一本将他人文句点化成诗的诗集,他并未、也不打算将其伪装成每一篇每一句都是“原创”的作品。这是典型的“后制品”写作,作者将他所取的每一文本(全部是西方小说里的个别句段),作为自我生命片段、境遇、内心感受的移译与譬喻——所谓“不期然而然的个人成长史”。整整七辑,如同诗人自传的七个篇章、人生道路的七个阶段。“七”在《圣经》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上帝创世六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挪亚带进方舟里的各样洁净动物要“七公七母”;圣所的灯台,分七枝,共有七个灯盏;耶稣对彼得说:兄弟得罪你,你饶恕他不是七次,而是要七十个七次……木心熟读《圣经》,与之日日对话,他最后一部定型诗稿以“七”结构,表明他将回望人生的工作置于一个神圣秩序、回归安息的意愿,也隐含他将此“我”作为无数他人譬喻模型的雄心。篇幅所限,关于“七”就要说这么多,遑论每一首具体的诗,以及诗人在一首首、一辑辑所搭建的微妙结构中所寄托的深意。我只能概括地说,这部诗集每一辑里的每一首,都是作者内在生命瞬间的譬喻性凝结。这是典型“六经注我”式的写作。其中的心思,精微,敏感,宏大。《伪所罗门书》里的诗作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如何,木心将此文本如何转化,在语言、文体、结构、氛围上有何创造性作为,以及由此而来的诗作所传递的意味为何……若详尽分析下来,恐怕要写一本小册子。

因此,我认为与其说木心的这种写作是“文本再生”,不如说它是“文本重生”——句子人们还能认出是哪来的句子,但它们在一个新的文体、主题和结构中,已重生成别样的生命。能否对此“重生”的文本作出切中肯綮的解读,考验一个批评家的灵性和眼力。关于如何评价木心的这种“文本重生”写作,我推荐大家读许志强教授的一篇访谈《“点铁成金”与木心的“后制品”写作》,以及童明教授的论文《文学虚构中的互文现象——兼论对木心“非原创”和“抄袭”的指责》,我的表达不会比他们更专业。

渡水崖 :对于现实的问题,儿童文学应给出“治愈性回答”(《必须冒犯观众》: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对于儿童文学创作者而言,构建童话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界在哪里?如今,很多大人对有艺术探索但不够“治愈”的内容创作接受度不高(如最近火热的国产动画《中国奇谭》被举报),审核上也不容易,这种难度下,如何展示“真实的弱点和阴影”?

李静:儿童文学创作者恐怕需要遵循“诚实”和“理想主义”的双重法则——这既不是惧怕诚实的伪理想主义,又不是自以为“诚实”但失去了救赎、祝福、理想主义的纯暗黑心理。正如德国心理学家阿尔诺·格鲁恩所说,应避免孩子受到过强过多的刺激,“以支持孩子发现内心和外部新事物的愿望”;同时,也不能取消对孩子们“温和的刺激”,因为“所有生命都有面对温和刺激的能力”,“决定生命进化的恰恰是温和的刺激和接受这些刺激,而不是回避具有干扰性的刺激。”

因此,在爱与祝福的理想主义底色下,以涓涓细流的方式向孩子们呈现世界和人性的真相,释放“温和的刺激”,是非常必要的。

短篇动画集《中国奇谭》

渡水崖 :国内有些流行、相对大众的戏剧作品,似乎朝着一个先锋的方向发展,我个人的观感是很美、很有艺术性,但形式上被太多符号堆砌,具体表达的内容却看不太懂,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呢?

李静:“不太懂”,有时是观众艺术准备不足的问题,有时是创作者艺术表达不力的问题。我作为戏剧写作者,只能从创作一方来检讨。19 世纪末到现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戏剧积累了太多艺术形式的遗产——包括你说的“符号”,用以表达分裂、绝望的世界观。中国当代戏剧继承了不少这种“形式遗产”,但并未能自由、深刻、有机地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问题。

渡水崖 :您认为什么样的文学或知识分子写作,在当下是更务实的?您也写到,在一个需要形形色色的“知识”的时代,有价值可能是能卖个好价钱(《致你》:难说的事),那么务实是否重要?

李静:你所说的“务实”,是指追求“把自己卖个好价钱”吧。那是二十年前的文章了,彼时对此不屑一顾又惴惴不安。现在明白,这念头恐怕是最不“务实”、对自己最没好处的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务实?就是欣然接纳你的唯一性,也就是你与生俱来、未被自己和他人之罪所玷污的那部分,歆享这天赐的礼物——无论它是健康美貌,还是贫穷疾病,无论它是世人眼中的“正资产”,还是“负资产”。这天赐的特质是你的祝福所在,也是你寻求真理的基点——在寻求意义和自由的道路上,世人眼中的“正资产”可能恰恰会成为生命层面的“负资产”,因为你可能会骄傲于自己之“有”,而关闭爱与怜悯的大门,成为灵魂上的穷乏人;世人眼中的“负资产”却可能成为一个人生命成长的“正资产”,因为你可能在困苦无助的煎熬中,寻求并找到生命的真支撑和真亮光,而成为于人有益的人。

因此,照着你的良心和使命行事,与人相爱、连合,开掘自己的潜能,自我完成并助益他人,是最务实的。这不是虚伪的道德高调,而是一个人唯一能把握、能选择、能得到自由和心安的事。若依赖在世界秩序之中的利害交换,你的良心和尊严都会受到损伤。

渡水崖 :您写了一些关于疫情的诗,这几年对您的具体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吗?之后如何重建生活的秩序和对生活的信心?

李静:写《回放》——这也是“文本再/重生”哦——这首诗的时候,我自己的生活还没受到真正的影响,只是共情于这位武汉女子失去丈夫的痛苦。

但现在不一样了。疫情毁坏了每个人的生活。就我来说,我的舅母去世了。我的父母亲不再有力气自己做饭。我和我的丈夫、亲戚、朋友,身体也更虚弱。更严重的是,我们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无常感——仿佛生活里长久坐落着一座灰火山,不知它将何时喷发,把我们的健康和自由吞没。但这苦难里有一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那些曾赖以成为生命根基、肉眼可见的健康、财产、成就感、安全感,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生命只有建立在虽然不可见、但却不朽坏的意义根基上,才能安稳。

如何重建生活的秩序和信心呢?就是,你一定要对“秩序和信心”有信心。我们从自己的经历和历史书中就能看到,与疾病相比,健康是常态;与灾难相比,蒙福是常态;与战争相比,和平是常态;与混乱相比,秩序是常态;与死亡相比,生命是常态……造物主比我们有罪的灵魂所想象的仁慈和大能得多。我们总是觉得罪恶与黑暗、死亡与疾病才算数,善良与光明、生命与医治不算数。我们总是以为撒旦终必得胜,上帝一定落败——其实这也只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对撒旦的“信心”而已,但这“信心”带给我们绝望与毁灭。既然世界的终局并未来到,至少我们可以选择对哪边有信心。反正我选择光明与生命的这边。

▼我害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