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总理李强3月13日在记者会上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9日又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区部门围绕重点问题展开调查研究，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称调查研究是中共的“传家宝”，强调正确的决策和贯彻落实都离不开调研。
如果说调查研究是中共的“传家宝”，那么这一毛泽东称得上是调查研究的“祖师爷”。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非常注重读“无字之书”——通过各种途径调查了解国情。
青年毛泽东反对死读书，做书呆子，认为学习就应注重学以致用。在他看来要参透宇宙人生之真谛，就不能把自己囿于书本中，就不能满足于书本知识。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就认为：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主张应效法司马迁等人，不但读有字之书，亦读“无字之书”，不但读“死”书本，还读“活”书本。他认为“学皆起于实践”，“吾人务须致于现实、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等。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萌发了走出书斋，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去观察、体验民众的生活，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向社会实际学习，以便探索和掌握宇宙、社会和人生之真正本质的强烈愿望。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读“无字之书”的形式之一就是游学。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说：
“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
这样，毛泽东除了常常利用周末和星期天，和同学一起走出校门，体察民情外，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是在1917年暑假邀请同学肖子升的游学活动。
这是一次他读社会实际这一“无字之书”的重大活动。他们游学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行程九百多华里，历时一个多月，沿途对当地的历史、地理、社会风俗人情，农民及其他阶层人士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这次游学，使毛泽东具体感受到农村中极为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这可以说是他读“活”书，对社会作实际的调查研究的最初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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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仅多次到农村作调查研究，而且还多渠道地接触城市工人，了解工人状况。除了深入工厂和工人交朋友外，他还在1917年冬在长沙参与创办了工人夜校，通过夜校，他对工人阶级有了进一步了解。此外，1918年冬天和1919年3月，毛泽东两次到北京近郊长辛店铁路工厂调查研究工人的现状和要求，使他对中国当时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先进企业的工人状况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
正是通过多次深入社会底层，深入农村、工厂的考察、调查，毛泽东对农民和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生活，对他们悲惨的人生境遇以及他们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的愿望要求，都有了真切的感受，对中国社会的一些弊病和不合理现象，对旧中国社会制度的腐朽和黑暗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从而使他更加坚定了改造不合理社会的决心，也使他进一步深深地体会到、认识到，研究学问，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从民众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中国、才能成功地改造中国。因此，他在《健学会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明确提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可以说，通过读“无字之书”，毛泽东越来越关注和思索着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
深入社会和民众，读“无字之书”的调查研究活动，为促使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他后来创立调查研究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作了必须的初步的准备。
坚持长期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从而获得了第一手资料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他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
终开国领袖毛泽东一生，都在认真“阅读”和研究中国国情这本内容极其复杂丰富的“无字之书”。毛泽东真正“读透”了中国，“摸透”了国情，所以才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横空出世。
毛泽东在读中国社会现状这部“无字天书”，深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其中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形成于1930年的《寻乌调查》。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所进行的关于中国历史与现状的调查中，保存下来的篇幅最大的一部。毛泽东说过：“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
这篇调查报告长达8万多字，分五章39节。毛泽东对大量的访谈记录进行整理加工，以具体的事实和统计数字，借用了江西老表的富于特色的地方语言，描绘了这个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县城内外的社会生活风貌。
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以“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为全党树立了一个眼睛向下，深入实际了解社会下层情况的榜样。
所谓“眼睛向下”，就是要深入社会下层，自己搜集材料，亲自做调查工作。毛泽东在寻乌，“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毛泽东说：他们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
为了研究寻乌城商业发展的情况，毛泽东以强烈的“求知的渴望”，从寻乌市场所经营的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他细心地分析了5家盐店、17家杂货店、一家油行、一家豆行、10家酒店、7家水货店、7家药店、2家黄烟店、16家裁缝铺、10家旅店、8家理发店、7家首饰店……
为了研究杂货店的生意，毛泽东搞清了杂货店经营的全部内容，列举了牙粉、牙刷、胶底鞋、皮鞋、钢笔、铅笔等131种“洋货”的名称，弄清了其中肥皂、毛巾、电筒、洋火、信纸等23种最畅销的商品。
毛泽东还了解了水货店经营的内容，以咸鱼、海带、糖、豆粉、猪皮、闽笋、鱿鱼等11门产品为主，海参、香菇、云耳等28种为次，详述了这39种土特产品、水产品在寻乌的销售情况。
在调查寻乌的圩场生意时，毛泽东详列了圩场交易的各种货物，如鱼、小菜、竹木器、水果等等。
此外，调查还涉及到妓院、会道门、神、坛、社、庙、寺、观及祖宗祠堂的情况。毛泽东这样“过细”的调查，表明了他深入下层的程度。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是不可能得到这些“闻所未闻”的知识的。
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调查不能像有些同志那样，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一看，“到处只问一下子”即可以完成的。他认为，这样子一辈子也不能了解到问题的深处。要真正了解社会情况，就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
毛泽东在调查寻乌时是决心要把城市问题了解清楚的。所以他把这个城市的结构进行一番解剖。他把这座近2700人的城市按照行业进行了统计，分别算出农民、手工业者、游民、娼妓、商人、政府机关、地主、宗教徒等所占的比例。通过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发现：寻乌城“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因为在这个县城的居民中，占第一位的是农民，有1620人，占全城人口的60%；占第二位的是手工业者，297人，占11%。农民和手工业者共占人口71%。由此看来，这个城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向附城一带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着住民的最大多数。”这样，毛泽东便发现了这个城市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花大力气，“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这使他得到了寻乌城的基本知识，特别是得到了寻乌商业状况、土地关系状况的基本知识。掌握了寻乌城的状况，对于中国各地县级城市的状况就有了一般的了解，也可以以此方法去对各地的县城进行比较。
毛泽东是把寻乌县做为中国南方地区的一个典型，把寻乌县城做为南方县城城市的典型来考察的。但在考察过程中，他还进行了更细致的微观考察，选择各类典型家庭进行剖析，以便看到这里社会生活的具体面貌。这是一种小中见大的认识方法。
例如，范兴甫是卖山珍海味的水货店顺昌老店的店主，有三四百元本钱，请了个先生，家里十多个人，水货生意仅能敷口。范家的兴衰也很典型。他的祖父是个大地主，三个儿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担谷。清末民初，他家兄弟共有七家店子，做绸缎、布匹、杂货、水货生意，“招牌响得很”。
然而到民国十四年就剩下两家，包括范兴甫这个老店。衰败的原因固然主要是市场变动，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但也有自身的原因。因范家子弟多，“生长在那些封建经济的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业资本的家庭里），大嫖大赌，大吃大着，‘练腔调’（闹阔气），把个家门了了。”这些子弟不好好读书，拿了钱到号称“毕业公司”的城东小学坐上三年，得张文凭，大摆架子。范家少爷们竟有六七十个进了这个“毕业公司”。通过这个例子，毛泽东把中国初期资产阶级家庭的状况表现得淋漓尽致。
着力刻画家庭、分析家庭，是毛泽东寻乌调查的一个突出特色。他把家庭看做是社会的细胞，没有对于单个家庭的认真分析，他不作笼统的结论。在说明寻乌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和政治思想状况时，他不是凭印象进行大概的分析，而是对全县8个头等大地主、12个次等大地主和113个中等地主的情况，在分别对每个家庭进行分析以后，再归纳出总的结论。
毛泽东所作的《寻乌调查》之所以使人感到真实可信，与他注意搜集第一手资料，让事实说话，让材料说话，让数字说话，让直接参与其事的人讲话有关，这是被历代史家称道的一个好的治学传统。毛泽东继承发扬了这种传统，使他的调查的真实性大大增强了。
譬如，《寻乌调查》介绍了捐税剥削的情况。毛泽东曾详细谈到县署钱粮经征柜上的几种陋规：如银水、过割礼、填写礼、券票礼、点规、过节礼、过年礼等等，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官府剥削农民的种种办法。但这些“陋规”具体怎样实行，一般人是不知道的。由于参加调查会的27岁的刘亮凡，原是县署钱粮经征柜的办事员，现在是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由于他提供了亲身所见的资料，于是便揭开了旧县署征收粮税“陋规”的全部秘密。
总之，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初所进行的这些社会调查，其意义不仅在于他所揭示出来的社会现象本身以及根据这些事实所得出的结论，而更为重要的意义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不仅对当时有指导作用，即使对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和认识现实，都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人们对于社会及其历史的认识是永远没有完结的。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11年后，回顾起这次调查时说：
社会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建设好社会主义，毛泽东始终如一地号召全党要重视调查研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第二天，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