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娅·葛林菲尔德
莉娅·葛林菲尔德（LiahGreenfeld），美国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教授，民族主义研究领域最杰出的知名学者之一。为中国读者所知的其主要著作有：《民族主义：通往现代性的五条道路》《资本主义的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民族主义与心智：现代文化论文集》等。其三卷本力作《心智、现代性和疯癫：文化对人类经验的影响》的中文版将于今年在国内面世。
展开全文
一、科学和社会科学
不先理解什么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就很难理解什么是社会科学，更无法对它进行评判。“科学”这个词本身并不能表达什么。迟至十八世纪，科学一直被当作是艺术的近义词，两者用于指代任何种类的知识；用来区分科学各学科和艺术各学科的标准或许是科学对现实的高度抽象。以此标准，艺术指的是如何做某事的实用知识，例如“爱之艺术”“政治的艺术”等等。而科学则指的是同一事物的理论知识，例如“爱的科学”和“政治的科学”。
然而，十七世纪现代物理学兴起之后，科学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语世界尤甚。今天，在知识的连续体（the knowledge continuum）中，科学占据了与艺术相对的另一极；艺术被认为是主观的，在自身创造的世界中自成一体；而科学则被认为是经验世界的知识体系，能够准确地反映经验世界。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是唯一可靠的，客观而权威。该术语含义的变化反映了科学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出现了，它是特定的生活领域中某种既定的知行方式，它的组织方式令自己能够持续产生这种类型的知识。为了与过去那些从经验现实中产生客观知识的零星尝试相区别，今天的科学也被称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制度的方向是理解经验现实。这一制度存在的前提预设是：经验世界是有序的，其秩序是可以了解的、且本身值得被了解。欧洲中世纪时，上帝被认为是唯一值得被了解的现实，自然就没人费心思去了解经验世界。因此，科学制度出现的前提条件是重新评价了世俗与超验的关系。十五世纪英格兰的玫瑰战争之后，以世俗为本质的民族意识取代了封建社会的宗教意识，经验世界蓦然变得重要了。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英格兰将自身重新定义为了一个民族，将对经验现实的系统审视隐蔽于皇室恩惠与社会名望的合力背后，从而使科学体制变成了吸引知识精英的磁石。
科学的目的是如实地理解经验世界，这一目标为科学的逐步实现规定了一种方法，即最终被称为猜想和辩驳的方法，又被称为科学的方法（the scientific method）。它包括假设推论、逻辑组织、实证证明以及搜寻证据。科学的方法成为了科学规范架构的基础。在科学方法的系统化应用中，自相矛盾、易于驳倒的假说不断地被更好的假说所取代；这些更好的假说与相应的证据（即假说的真理内容）更加和谐一致，所产生的知识也更加深刻而可靠。尽管偶尔会有偏差，但与所有其他智力领域相比，科学知识的增长和进步从未停歇。这种进步不仅仅是一种愿望，而是科学实实在在、与众不同的特征。
在十七世纪之前，关于经验现实客观知识的渐进进步是不存在的。换言之，科学并不存在，知识实际上根本没有发展。对于那些在十七世纪以后会用科学来解决的问题（例如事物为何或怎样如此的问题），人们的兴趣转瞬即逝；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多采用与现有的现实信仰相契合的假想方式，而不是依靠实证证据。当科学制度形成，社会认可其目标为系统地理解经验世界，它的规范框架是猜测与辩驳；如此一来，科学制度成为了逐步积累关于经验现实的客观可靠知识的首个必要条件。科学的制度化更是物质科学（即物理学）成立的充分条件。
然而，那些与现实的其他方面相关联的学科，尤其是与生命和人类相关联的学科在西方却一直为公元前五世纪以来的哲学信仰所阻碍，未能顺利发展；该信仰认为现实具有二元性，一部分是物质的，另一部分是精神的。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之中，现实的心理或精神维度其实更为重要，但是在实证上难以触及。其结果就是，十七世纪出现的现代物理学将物质定义为实证的和科学的，随后又定义为客观真实的。这就使得一切非物质的东西都被定义为理想的、超出科学探究范围的，它们是主观的，最终必是不真实的。尽管对生命的、特别是对人类的研究，其主题都是不可否认的真实，但是它们当中确实明显包含非物质的层面，而上述对非物质的误解就使得相关研究处于两难的境地。要么这些现实中极其重要的方面根本无法用科学的方法考察，要么就只能研究它们的物质维度，但是只研究物质维度在逻辑上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生命研究和人类研究这两个领域要么只能收集编排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信息（例如生命研究领域中的“自然史”这个任务），要么编撰形成完全无法被实证证明的推想猜测（例如人类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与这些领域相关的经验现实客观知识的渐进进步，即这些领域的科学，是遥不可及的。
1859年，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生物学摆脱了这种本体论的陷阱。一切生命都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受到所有物理学定律的制约并在这些定律的前提下运行，因此在逻辑上与它们一致。这一理论使得生命被描述为自主现实，突破了精神物质二元论的障眼法，在现实中增加了至少一个巨大的维度：有机体。对于其主题自主性的认知使得针对生命的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探索领域，即研究有机现实的科学。从那时起，生物学一直在飞速发展，各项成就薪火相传、青出于蓝，能够经受得起越来越多实证的考验。
二、研究型大学里的社会科学
二元对立的精神物质本体论造成了认知障碍，阻碍了一切不关注物质现实/物理学的科学的发展；然而，生物学创造出方法来规避了这种二元本体论，令与非物质经验现实相关的科学活动和知识成为可能，针对人类的研究就包含在其中。发展与人类有关的科学已然具备了充要条件，然而不幸的是，随后并没有关于人类的可靠客观知识接踵而来。失败的原因是：二十世纪初，美国把社会科学纳入了新成立的研究型大学的学科，并对其进行了制度化。
南北战争（1861-1865）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迅速成为西方世界人口最多和最繁荣的社会。在美国新成立的大学里，这种繁荣为许多名利双收的学术职业创造了机会；大学迅速建立起了强大的官僚机构和专事培训的研究生院，很快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研究型大学内部的官僚化和部门化并不会影响到精确的自然科学学科的进步，这些学科已经站稳脚跟、快速发展了；但官僚化和部门化有效地阻止了与人类有关的科学的形成，它们非但没有促进这种科学的发展（比如保护执业科学家，令他们免受公众舆论的压力），反而在追求处于经验现实核心位置的客观知识之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
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一般由两个群体创建：一个群体是内战后的商业巨头，他们欣赏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进步能够带来的潜在工业革命，渴望向科学进步投资；另一个群体是东海岸的贵族分子，他们是一些古老家族的后代，这些家族构成了早期殖民地和内战前的传统文化精英。后者在智力上并不成熟，对科学本身或科学史也没什么兴趣。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美国社会传统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越来越多的移民带来的，尤其是因为其中那些来自非传统上流阶层的新商业精英（“新贵”）崛起了；文化精英们通常嘲弄地称呼这些新贵为“敛财大亨”（robber barons）。传统精英担心这些变化会威胁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内战前的生活方式令他们的社会地位变得合法，而新贵累积的巨大财富与这种生活方式毫无干系，他们认为这会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对社会整体是有害的。
1865年，传统精英群体中的一些重要成员在波士顿成立了美国社会科学促进会（AAPSS）。根据该组织的章程，它的目标是帮助社会科学的发展，并且以最实用的手段引导公众意见，以便推动法案的修正、预防和遏止犯罪、改造罪犯、提高公共道德水平、实施卫生条例，以及传播与经济、贸易和金融问题相关的各种合理原则。章程进一步宣布，AAPSS将重点关注贫困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富足而成功的、聪明而受过教育的、诚实和受人尊敬的人需要对那些没能像他们一样的人负怎样的责任。促进会的目标是把对这些议题感兴趣的团体和个人聚拢在一起，通过讨论获得事实的真相，消除疑虑、协调争端，为妥善处理当今重大社会问题提供共识的基础。
该章程在修辞上重申了传统精英的权威地位，这种地位已经被独立商业精英的崛起侵蚀了。聪明才智和教育程度被等同于诚实守信，章程故而暗示，聪明而受过教育的AAPSS成员早已掌握了社会科学。也就是说，在进行任何研究之前，这些成员早已知晓了与经济、贸易、金融以及商业阶层所持的社会责任相关的所有正确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指的并不是通过逻辑猜想和实证反驳来累积经验事实中客观知识的开放进程。相反，它指的是一种政治宣传形式，由那些认为自己见解独到、能够“通过讨论获得事实的真相”的人来实施并支持。换言之，AAPSS意图培养的“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
AAPSS章程指出，社会科学所关注的问题从“作为食品的猪肉”到精神病院的管理不等。然而从一开始，就有两个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个是经济贸易和金融，包括国债、劳资关系及相关主题，反映了乡绅阶层社会批判对经济的关注；另一个是教育，包括“大中小学里古典及科学教学的相对价值”。这里的“科学教学”指的是物理学科（生物学科仍方兴未艾）的教学，此时物理学科还算新鲜事物；而古典教学，则指的是这些传统精英们自己在大中小学里接受过的教导。当没上过几天学的商业巨头们不断取得成功，这种古典教育的形式业已丧失了一部分威望。因此，精英们坚持声称这些“非科学的”教育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无非出于保护自身地位的需要。
一年后，AAPSS与同样成立于1865年的美国社会科学协会（ASSA，马萨诸塞州慈善委员会的附属机构）合并。ASSA的主要管理者、也是贵族改革者包括三位未来研究型大学的校长，他们将在这些新机构的创建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科学家们利用没文化的商人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将其运用于解决自身对于地位的关注，即：双方合作成立机构以推动科学的发展，而究竟什么能算作科学则由这些自诩的权威来决定。1876年，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完全符合这些自诩社会科学家的利益；他们已经跟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一起，被视作科学界的成员。生物学领域的达尔文革命之后，科学在受教育阶层中的声望急剧上升，很快就赶上了宗教所获得的尊重，并且确实将宗教甩在了后面。科学正日渐成为美国社会中最显著的知识权威甚至道德权威，社会科学家自然乐于分享这种身份带来的权威，他们中的许多人恰恰正是神职人员。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刚刚成立就实施了两项举措，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家的愿望：首先，将“社会科学”划分为“学科”；接着，以物理学的学科为模板来建设这些学科。尤其后者帮助确立了几乎不容置疑的双重信念：一、令科学客观的基本科学方法是量化；二、某个学科的科学性须与该学科产生的量化文本数量相适应（即学科出版物中使用量化符号的程度）。研究型大学中第一门被制度化为学术学科的社会科学是历史学，具体地说，是经济史。许多来自美国贵族家庭的社会科学家都曾在德国的大学里待过，在德国的文科院系里，历史早已是值得尊敬的职业；因此，第一批美国大学教授十分乐意将自己视为历史学家。反过来讲，这些新历史学家对经济的关注依旧反映了他们社会批判的旧目标。1884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仅八年后，美国历史学家举行了第一次年度会议，并在年会上成立了一个专业组织，即美国历史协会（AHA）。1885年AHA年会期间，一些历史学家脱离了这个组织，成立了美国经济协会（AEA）。几年之后，一批美国最早的经济学家又脱离了AEA，转而成立了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到了1905年，有些先前被认作经济学家、更早时候被认作是历史学家的人现在被当作了政治学家，其中一些人又退出了APSA，成立了美国社会学会（ASS），现称为美国社会学协会（ASA）。综上所述，二十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一群隶属于慈善组织的乡绅活动家和社会批评家已经催生了四门学术学科，将社会科学分成了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四类。
社会科学相对自发的裂变在性质上不同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专业化。对所研究主题理解的不断深化促成了科学的专业化——早期研究中理论可能会与证据相矛盾，新的问题会接连提出，之前未知的因果关系会被发现。科学的专业化是伴随着经验现实客观知识的进步而来的，并促进其进一步发展。与之相反，将“社会科学”分解成独立学科的做法却并不是出于科学的需要，而是因为社会科学家和研究型大学的管理者希望为自己和同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整件事情本末倒置了。
在这个倒着走的科学过程中，第一步便是建立专业协会。专业协会的存在表面上证明了在大学开设院系的合理性；在这些院系当中，人们从事着被命名却未被定义的专业，培训着一代代的专业人员。然而，这些协会大多有助于官僚化，为既得利益者服务，对于促进对人类的真正理解毫无帮助。人类学和心理学这两个专业历史悠久些，它们独立于社会批评，也并不关心没文化的新贵对传统精英地位的威胁。这两个专业在研究型大学的形成期就被纳入社会科学的学术圈，这种纳入并没有准确地反映两者业已发展起来的专业身份，但是与它们各自的知识章程并不干涉，于是就被接受了。
从历史学衍生出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三个学科，其身份和章程本应也在这个新生的体制环境中发展起来；这个制度环境与三门新学科一样，都是由传统精英重建自身政治和文化权威的强烈愿望造就的。对于新的社会科学人，这种环境能够给他们造成吸引力，源于三个各自独立的动机，这三个动机也是这些学科总是搞混自己的身份和章程的根本原因。首先，美国最早的这批社会科学家坚信自己比别人更了解社会是如何组织的，他们作为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平问题的专家，也是道德权威的掌控者，应当成为决策者的天然顾问，即使在社会科学分裂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之后，这种信念依然存在。渴望被视为权威的拥有者和社会的天然领袖，这是第一个动机。
用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来形容，所有这三个学科都持续吸引着那些对理解现实而不是对改变现实感兴趣的人。然而，当科学在与宗教竞争成为特定知识和终极意义来源的比赛中获胜，这种权威不再以上流社会生活方式为要求，现在这些人需要的是被承认为科学家。因此，社会科学的重点从“社会”转向了“科学”，而且如前所述，“科学”被理解为“像物理学和生物学那样”，而不是“任何类型的知识”。渴望获得科学家的地位，这是吸引人们从事社会科学的第二个独立动机。这一动机也是经济学学科崛起的主要原因。经济学明确地以物理学为榜样，主要体现在它以量化方式来表达想法，充分体现了未来的经济学家普遍想在社会领域与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在自然领域占据同等的地位。然而，社会科学家对自然科学和科学的性质知之甚少，只知道物理学和生物学正在产生与其主题相关的权威性知识，却并不清楚这种知识权威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像其他外行一样，他们从外行的角度发现科学实践的一大特点是使用数字和算法，这是一种深奥的表达语言。他们于是得出结论：正在兴起的科学哲学人文学科侧重于调查与推论的科学方法，科学知识与其截然不同，应当使用数字和算法来表达。虽然尽可能地量化研究对象是这三个新生社会学科的主要特点，但经济学走得最远，大力发展量化体系，用构建思想的外在模式来替代研究的真正方法。在建立学科专业地位方面，这一做法行之有效——这一量化体系最终使经济学成为排他领域，一个讲着旁人不懂的语言的秘密社团，并使其成为社会科学之王，具有相应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学和社会学也非常关注自己的科学地位，它们采用的定量方法和表达方式在维护其科学地位方面也颇具价值，但是这两门学科都没有达到经济学所享有的权威水平。
新学科对其科学地位的培养令它们将自己的学科史视为科学史的一部分，即：对现实客观知识的逐步渐进累积，以及对知识各构成要素间因果关系的更加准确而完整的理解。接着，人们相信社会科学就像物理学和生物学一样，是建立在非系统（因其非科学）的悠久传统之上不断演进和飞速发展的。尽管有海量证据可以反驳，这种说法仍然持续存在；它吸引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从业者的原因是他们的第三个动机——对理解人类经验现实抱持的浓厚兴趣。这几个学科的学生对社会科学的说辞坚信不疑，热切地全盘接受导师推荐的方法论训练，同时将导师身上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激进倾向视作个人偏好而排除。在社会科学诞生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这些社会科学的理想主义者为该领域大多数重要学术成果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由于心理学向来坚称自己关注个人、与其他社会学科截然不同，它回到了它在自然科学中的本源，致力于研究动物的大脑，将人类心灵的谜题留给了哲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注点都与心理学不同，例如：历史学几乎从一开始就被该学科内部专注于自我提升的创始成员抛弃了，早早就退出了社会科学，进入了人文科学的领域，其学术主旨就是单纯研究学术，而不是获得任何社会权威。在人类学中，专业的权威性以及它是否应当被认作科学的问题也远不如在社会科学的上述三个核心学科中那样重要。人类学家在那些深刻影响他们的实地调查中已获得了足够的满足，尽管这些研究对于他们本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毫无助益。正如生物学兴起之前的自然史一样，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和杰出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个体一起，无疑为与人类有关的共同知识库增添了宝贵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并不是按照科学的逻辑组织的，其本身不能刺激知识的发展，故而也不会导致理解上的进步。科学本质上是一项齐心戮力、持之以恒的事业，没有具体思维和行为方式等制度的帮助是难以实现的，这些制度条件与现今研究大学里的那一套截然不同，至少在与人性相关的主题方面。那些社会科学学科和学者们的贡献类似于杰出人才的个人洞察，在物理学和生物学出现之前间或捕捉到了物质或有机现实的某个方面，但是他们没能建构起来任何东西。当他们研究的东西恰巧迎合了公众的兴趣，这样的文化历史时刻便是他们的最大意义之所在了。
公众的兴趣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导致社会科学不断转换方向；时髦的学科和理论突然失宠，新学科和新理论则猝然进入，这使得任何累积性的进步都不可能产生。例如，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使极权主义成为政治学的主要焦点，并激发了政治学中苏联学这一分支学科的产生。1991年，苏联解体了，无论是苏联学还是政治学研究都不再与政策制定者有什么干系，数以百计的政治学家被迫选择新的研究主题，从而产生了民族主义研究、转型研究、民主化研究和全球研究等新领域。与此同时，许多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本来不满，种族灭绝的大屠杀让他们的不满情绪显得合情合理，这就使得社会正义的意识形态从对经济结构（如社会经济阶层）的关注转向了对身份（如种族、宗教、性别和性取向）的关注，这种转变尤其影响了社会学。美国社会学及后来的全球社会学随即成为研究“本质主义”不平等的学科，也就是说，研究的是建立在被赋予的身份之上的不平等；这取代了社会学长期的主要研究对象——社会分层。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声称自己拥有辨别这些不平等的权威，并能够引领大家消除这些不平等。同样，女性主义、酷儿和其他次生（从属）理论视角也经常被列入社会学理论课的教学大纲，规定了人类现实应该如何被解释。这些理论反过来又激发了与非裔美国人、拉美裔（Latinx，以前叫作拉丁裔美国人）、妇女、性别和性相关的一系列新项目和新院系的产生，这些新的项目和院系在全美国都被认为从属于社会科学学科。在学术界之外的文化精英看来，种族和性的多样性是政治章程上最重要的议题，他们相信相关研究能在不同身份的族群之中实现平等；正因如此，大学在政治上变得依赖于社会科学，以此来维持文化精英的青睐。这反过来又保护了社会科学在大学中的地位，在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难以大量吸引女性和少数族裔（犹太人、东亚和南亚人除外）从事的情况下，社会科学仍能获取到大多数外部资金。相比之下，既无经济效益又无政治效益的人文学科则缺乏这种保护。
从一开始，在经济学科自创的权威领域里，该学科就在两种理论和预设立场之间摇摆不定；两者都继承了十八到十九世纪的政策和哲学论争。一个是古典主义（或曰自由主义）的立场，常常被误认为是由亚当·斯密确立的，该立场主张自由贸易和竞争以及市场的自我调节。与之相对的另一个立场是由弗里德里希·利斯特在《国家政治经济学体系》（1841年）一书中提出的，鼓吹国家干预和监管，通常是以保护性关税的形式。到了二十世纪，干预主义的方法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字命名。冷战结束后，古典主义理论以“经济全球化”的名义来推广，而与之相反的干预主义方法则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这一事实颇具讽刺意味，因为从历史上看，经济全球化正是那些最具竞争力的国家表现其经济民族主义的方式。经济学在两种理论之间的摇摆广泛地反映了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地位的上上下下：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崛起了，成为保护主义最坚定的代表，可是在二战之后却立即转而成为自由贸易的主要倡导者；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经济实力几乎上升到世界的主导地位。
社会科学的各学科没什么发展、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自己的范畴内累积关于现实的客观知识，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它们所关注的东西并不是它们自己的；如前所述，随着更大社会范围里外部利益的不断变化，社会学科的关注点也随之转移。但是社会学科能够通过创造表达这些利益的语言，以及通过在这些利益背后放置科学权威，将它们呈现为客观而“真实”的，从而大大强化这些外部利益。一旦外部社会利益与社会科学专业的自身利益不断呼应，就能够让社会科学发挥出了巨大的影响力，直接影响美国的立法、执法、媒体、中小学教育和政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洲其他国家、欧洲和澳大利亚。在西方社会思想的悠久传统中，“社会学科”作为最强大的社会力量脱颖而出，其威力几乎全部来自于名称。组成了社会学科的那些支离破碎的努力所蕴含的知识意义一直是相当有限的，全取决于美国社会的文化影响力。然而二十一世纪以来，东亚和南亚（如中国和印度）在世界文化、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表明社会学科研究的那些大工程与西方之外的社会毫无干系。这些学科号称自己具有权威性，却因为排除了客观性而永远无法像精确的自然科学学科那样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在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西方思想史上，社会学科尽管有些影响力，却只会被当作一段插曲而铭记，最终完全失去在思想上的意义。
“社会科学”这个词显然来自欧洲，代表关于人类的科学。在欧洲，对有关人类的客观知识进行系统性的探索，这一观念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甚至更早开始就有了。由于作为科学的生物学还不存在，这门科学必然是通过与物理学进行类比来构思的，它的确也被孔德称为“社会物理学”，后来又改称为“社会学”（sociology）并沿用下来，强调研究社会是出于管理当代情感的必要。与被制度化为医学专业的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不同，这种新的综合性人类科学关注的是超越个体之外的人类是什么，而将人类个体留给了终极生物科学，即孔德在自己的科学哲学中突出论述的“有机物理学”。产生这种妥协可以理解，但它却危及了人性科学的未来，因为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事物的称谓意义重大。
三、创建人性科学的早期尝试：涂尔干和韦伯
二十世纪初年，法国的埃米尔·涂尔干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这两位欧洲思想家采用了“社会学”这一名称，来称呼他们都准备研究的这门关于人类的综合科学。涂尔干认为，这门新科学的主题是自成一体的独有现实，如同生命本身一样自治而自洽，尽管存在于按照物理学或生物学规律运行的环境中，却不受这些规律的制约。韦伯不如涂尔干那样明晰，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研究领域的自治性；若非如此，逻辑上就没有理由让一门关于人类的科学与物理学和生物学比肩独立存在。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本质上是关于制度的科学，他将其定义为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中的集体思维和行动模式（包括集体心灵表征），例如在家庭、市场或立法机构中表现的那些模式。而在韦伯的构想中，社会学研究的是主观上有意义的社会行为，即由行为人构思或者设想的行为。因此，对于二人来说，社会学都是有关象征性现实的科学，尽管涂尔干关注集体层面的象征现象（今天一般称为“文化”）而韦伯则强调个人层面的象征现象，即人的心灵。出于历史原因，涂尔干并没有使用“文化”这个词，但韦伯在决定选择“社会学”这个词之前曾打算把自己研究的项目称为“文化史”。
社会学既是有关象征性现实的科学，又是有关人类各个领域的文化和心灵的科学，它必然与历史交融、不可分割。无论是涂尔干还是韦伯都认为脱离了历史的社会学就相当于脱离了数据的自然科学；因此，美国研究型大学及依其模式建立的所有学术机构的组织方式在二人看来都毫无意义。当然，机构的学科细分诸如政治、经济、家庭、宗教、科学、法律等等是必要的，涂尔干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政治科学、法律史和人类学都是“社会学学科”（sociological sciences）或者社会学的子领域，就如同遗传学和生态学是生物学的子领域、无机化学和力学是物理学的子领域一样。韦伯则研究了政治、经济和宗教中的意义建构，对他和涂尔干而言，将社会学视为多个独立自足、各自为政的“社会学科”中的一个，无异于将生物学与其他生命科学分开对待。
然而，无论是涂尔干还是韦伯都没能为他们所设想的人性科学阐明一个逻辑上合理的研究方案。“社会学”这个称谓误导了他们。该称谓将注意力导向社会，意味着人性本质上是社会现象，对人性的本体做出了假设却没有分析。然而稍加思索就能意识到：社会是众多动物物种的共同属性，它是生命的必然结果，显然属于生物学的范畴，社会学应分属于生物学学科，所有不熟悉生物学的社会学家通常都没有资格成为社会学家（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同理）。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独立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假定研究的现实与有机物质现象的不可还原性。涂尔干的论文明白晓畅、有理有据，然而集体表征的存在并不能解释社会学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谁能想象出一个比蜜蜂群落更加严格构建、更加明显地受不可变更的共同集体表征支配的社会生活吗？集体表征怎能为人类所独有呢？韦伯所谓之主观意义同样也不是充分条件——并不是因为他找到了证据来证明，关涉他人行为的动物社会行动建立在主观意义上，而是恰恰因为他找不到这样的证据：主观意义既然主观，就使得它不能为他人所理解。我们需要的是将人从动物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定性正面证据，能够实质性影响所有人类生活的东西，生物学根本无从插手。上述两位思想家的知识背景使他们远离了这种证据。
尽管涂尔干明确阐述了他所关注的现实是自成一体的，他并没有致力于研究这种现实的性质。他只关注人类的社会现实，但这种对社会的强调掩盖了人类的独特性，让人搞不清楚为什么心理表征在他的思想中会如此重要。涂尔干对心理学的态度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导致他极力坚称社会学只关注集体表征、不关注个人“想法”，并认为社会学与当时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毫无共同之处，后两者主要从生物学出发，侧重研究大脑这个器官。法国的涂尔干需要处理他与那些质疑社会学科学资质的科学家们之间的关系，而德国的韦伯面临的困难则主要与哲学有关：为了推行他的研究计划，他需要把自己置于唯物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争论之外。如前所述，唯物主义被认定为现实的领域，所研究的也都是经验科学。尽管行动当然属于现实，但韦伯的兴趣主要在对动机和思想进行实证研究；而哲学家们会认为动机和思想都是理想的，能被直觉感知，却很难用实证来研究。韦伯因此宣布行动是社会学的主旨议题，但他将“行动”定义为包括行动和不行动——既公开又隐蔽、既主动又被动，既包括决定行动（即通过行动公开表达思想）又包括决定不行动——所有这些对行动者都具有主观意义。尽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韦伯产出了大量作品，但这个策略实际上并不成功。韦伯的社会学研究通常被解读为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化回应。与其说韦伯是位理想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位唯物主义者。他对非实体的思想和物质现象（如：人口、自然资源、死亡）都感兴趣，但是兴趣仅限于思想和现象对相关行为者的意义，即这些思想或现象与个人头脑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它们是如何被反映和解释的。而人的心灵随时充满着来自外部的思想，时时刻刻都与涂尔干所研究的集体意识相联系。涂尔干所谓之集体表征与头脑相互作用，就产生了韦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主观意义。
社会学的这两位创始思想家都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专门研究人类精神现象的科学。不幸的是，“集体表征”和“社会行动”这些意义模糊的新术语对大家来说意味着很多东西，以至于两位思想家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研究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他们各自国家主流思想趋势的影响下，他们无法清晰地命名自己研究的主题，也不能确凿恰当地分析该主题的性质，或是令人信服地论证为什么只有这个主题值得人们为它建立一个与物理学和生物学并驾齐驱的独立新学科。与此同时，美国强大的既得利益者业已阻碍了这一新学科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