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伴随着岳飞形象不断被重构的过程，有关岳飞还我河山、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以及手书前后《出师表》等一系列艺术典型皆成为“精忠岳飞”这一“箭垛式的人物”的附加内容。在此视域之下再来辨别《满江红》词作者之真伪，兹从一、外证：文献载录与时评；二：内证：作品内涵与风格等两大方面来看，亦是托名岳飞之“制作”。进一步考察原词作者，当出自明代边事危机时尤其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后，某关心宁夏边务却不幸遭贬的上层文官（谪臣）之手。词人面对功名消歇，壮志难酬，遂借古讽今，影射时事，并对朝廷发展“车战”之法对抗北境强虏的基本国策寄以无限希望。词作反映了明代中后期人们积极抗战，保家卫国的共同意愿与时代呼声。出于对词作不同的审美标准，裹挟着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介入，在随后的文学经典化价值评判中，文史书写者与一般读者共同创造并见证了这一经典的变迁与成型。
原标题《岳飞<满江红>词再辨伪》—— 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学经典地位的变迁》 ；载《中国诗学》2020年第29辑。
提起曹操，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旷世名言，一个白脸奸臣的形象跃然纸上。可遗憾的是，正史里的曹操从没说过这句话，它其实出自小说《三国演义》（最早出自《世说新语》，《三国演义》在此基础上大幅增加演绎），而白脸曹操的视觉印象则来自民间戏曲大花脸的脚色设定。由此可见，正史人物随着时代不同、阐释者身份的不同其形象被不断重构，反映某一时代的风神。相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对“坏人”的被冤枉其实并没有什么情感包袱，但是如果是岳飞，一个已成为民族英雄、军神的经典人文形象来说，除了相关史实辩证之外，还涉及到文本接受时读者阅读心理、主观情感层面的考量，从而加深了对于“经典”的阐释空间的纵深化。文学“经典”的确立是具备了人类共通审美的本质存在，还是后天政治因素、历史因素建构的形成【1】，似乎向来各执一端，对于岳飞形象而言，同样面临着这两种情况的辨析。
引言：岳飞形象的重构
一直以来，普通老百姓都对岳飞壮志未酬、身陷囹圄，成为皇权政治下一牺牲品的结局抱以深切同情，体现在戏曲、小说作品里的情感就十分具有代表性，比如有人不惜彻底改写历史，故事结局一变而为岳飞父子未曾蒙难，最后竟收复汴梁，攻破黄龙府【2】，最终将其上升为“还我河山”式的文本政治符号。在南宋孝宗和宁宗二帝对金政策从和谈转趋强硬的政策转向中，朝廷就追谥岳飞“武穆”、追封其“鄂王”为之平反，代表着官方意志与下层意愿的悄然合流。可见在历史人物演变为文学形象不断经典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到人们美好愿望与政治诉求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朝堂之上所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干预，上行下效，很自然地就被重构成为一件艺术典型，一个胡适说的“箭垛式的人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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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代神仙通鉴》叙，宋徽宗时，相州汤阴岳和妻姚氏有娠昼寝，梦见一铁甲丈夫入曰：“汉翼德，当住此。”【4】即是说岳飞乃是张飞转世。而关于岳武穆为张飞或神人转世的说法，一直广有流传。在明人小说《列仙全传》中说到，宋政和年间吕洞宾帮助皇帝捉鬼，特召金甲丈夫现身，竟为真君关羽，皇帝问及张飞何在，羽遂言张飞如今“已为陛下生于相州岳家矣”【5】。在清代短篇小说集《西湖佳话》中也说到岳母分娩时，梦见一金甲红袍身长丈余的将军走进门来，大声道：“我是汉朝张翼德也，今暂到汝家。”【6】更如流传广泛的清人说部《说岳全传》中，因为佛祖身边的大鹏鸟啄死了女星官，被如来罚入凡尘转世轮回，后转世投胎到了河南相州一户员外家庭，其人正是岳飞【7】。这些神话传说在民间口口相传，风行不已，凡此种种，皆为岳飞形象在民间文化“小传统”中的真实反映。
除了民间神话传说之外，正史与雅文学的作者文士也参与到了岳飞的形象建构中，表明代表精英叙事的“大传统”同样显示出这一情感趋向。相传岳飞手书“还我河山”石刻，根据张政烺在《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中的精审考证，其实此四字出自民国八年（1919）童世亨的《中国形势一览图》增修十四版。张政烺说：“我曾见过古往今来著录石刻文字的书无数，和碑帖铺打交道已五十年，所见拓本成千上万，内中曾见伪造的岳飞书《前后出师表》的各地刻本。但是没有岳飞‘还我河山’四字的拓本。可以肯定地说，‘还我河山’石刻二十世纪以前不曾有过。”【8】确定了这是一个建构过程。又如“岳母刺字”这一在《说岳全传》中大肆渲染的刻画，同样地史源堪忧，纵观有宋一代史籍，此说并无切实出处。惟见岳飞子岳霖、孙岳珂两代人“毕其心力”搜集父祖遗文事状撰成《金佗粹编》、《鄂王行实编年》等书彰功辩冤的正面记载中，只是在《鄂王行实编年》中看到：“绍兴三年(1133)九月，岳飞因剿寇有功，高宗赐宸翰于旗上，曰‘精忠岳飞’，令先师行之次建之”【9】。直到元朝脱脱修纂《宋史》，其中《何铸传》和《岳飞传》多依《鄂王行实编年》，才有“尽忠报国”刺字的记载【10】，其说流行，正在小说通行之后。又如世传南阳卧龙岗岳飞手书武侯《出师表》石刻，上有“绍兴戊午年秋、岳飞识”草书跋语，笔法飞腾，苍劲峻拔，堪称卧龙一景，可最早出现却在明代，联系到岳飞本出身行伍，忙于行军打仗，并不以书法闻名，所以历来备受争议【11】。而岳珂当年也并没有提及与此有关的任何信息。即便是岳飞生平最为人传颂的大战兀术的朱仙镇大捷，其实亦为岳珂在《金佗粹编》和《续编》中精心编造、子虚乌有之事，此后更为小说家敷衍流传，宋史泰斗邓广铭早有专文揭之【12】。实际上，岳飞距朱仙镇尚有四十五里时已班师南旋。李裕民亦有专文指出岳珂在《金佗粹编》和《续编》中加工、夸大之处甚多，包括参战金兵人数、死伤人数、岳家军人数（并非10万）、岳飞由未参战到参战（郾城之战）、颍昌之战的战绩等等【13】，为了使岳飞形象高大完美，岳珂在记述中肆意拔高，前后矛盾之处不胜枚举。
由上可知，不管是民间“小传统”还是精英“大传统”，对事件的书写都未逃过主观情感因素的左右，有关岳飞形象的演变随着阐释与建构的介入已成为一个层累的文化符码。因此，关于世传《满江红》一词是否是岳飞所作也就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必要用实证精神继续叩问之。对于《满江红》来说，三百多年的文献断层始终是最大的疑点。三百余年间，撰诗话、词话者罕言其文采，金石学家们则不愿考校其碑文（此词较早见于碑刻）拓本，按照梁启超古书辨伪法第六法：“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见那书，从这上可断定那书是伪。”【14】以此观之，此词自当在怀疑之中。由于“求真”始终是学术范畴内最重要的考量，考察岳飞形象在后世被“重构”“经典化”的过程，进一步体会其背后文学阐释、阅读经历的发生机制、历史成因，在文学史上亦颇具重要意义。
一、证伪：《满江红》作者非为岳飞的内证与外证
关于《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后略）作者之真伪的辩争，历时漫长。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余嘉锡率先提出《满江红》真伪问题【15】，为何此作三百多年来不见流传？之后半个世纪以来，词作真伪就成了文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段公案。概言之，所有论争要皆分为“证真派”和“辨伪派”两大阵营。“证真派”的代表人物：唐圭璋、程千帆、姚雪垠、邓广铭、王曾瑜、王瑞来、缪钺、周汝昌等。“辨伪派”的代表人物：余嘉锡、夏承焘、钱钟书、饶宗颐、刘子健、张政烺、杨镰等。对阵双方可谓旗鼓相当，词学宗师、文史巨匠都一一出手，孰是孰非？从情感上来说，岳飞作为一个经典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求真”始终是考证的根本目的所在，正如余嘉锡所说：“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16】其言自是。
早在1964年，饶宗颐就撰《贺兰山与满江红》【17】一文对这首词在明代出现的时间轨迹作过梳理，《满江红》首次出现于载籍并以岳飞署名，是从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袁纯《精忠录》开始——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文献来源。袁纯，典汤阴教谕，编辑此书的年代大概在1451、1452年，书成则在1455年。如这个时间轨迹没有问题，那么《满江红》词之撰作至少应在景泰六年（1455）或者二年（1451）之前。这就与继余嘉锡之后扛起证伪大旗的夏承焘所力主的明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后“明人发愤而作说”时间上正好接榫，二者相距仅三、五年，换言之，这当是一首应时而作的时政词、悲愤诗。
关于“辨伪派”的主张，目前现有的主要思路及观点有三：
一、此词宋、元三百年不见载籍，突然在“土木堡之变”后的明代中叶出现（余嘉锡、夏承焘等）。
二、此词受到元杂剧《东窗记》的影响，在明初经元杂剧唱词“怒发冲冠”等改编而成（王霞等）。
三、此词杂糅了前人词作如宋词、元曲等相关词作句法，在明代中叶另行创作而成（钱钟书等）。
第一种看法，夏承焘认为作者是王越或其幕府文士，已被后人推翻，不须论矣【18】。
第二种看法，王霞等人提出，尤具代表意义。王霞在其《岳飞作〈满江红〉词“新证”辨析》一文中指出《满江红》词是借鉴、改写了【女冠子】的唱词创作完成。传统文学经典的成型其实一直是这样一个漫长的层累过程，此词亦应作如是观，且看出自元杂剧《岳飞破虏东窗记》（简称《东窗记》）的【女冠子】唱词为：“怒发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激烈。功成汗马，枕戈眠月，杀金酋伏首，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言愁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19】这就是《满江红》词所本来源之一。《东窗记》明显带有明人的风格，系明人改编本【20】，故而王曾瑜所论《东窗词》抄袭《满江红》的说法【21】确如王霞所论是“本末倒置”【22】。唱词本身与世传版本如此不同，很大可能只是草创，而后出者转精。由于始终不能确定《东窗记》诞生的年代，在没有更多证据证明此词与元杂剧之确凿关系的前提下，本文更倾向于认同并补正第三种说法：它杂糅宋词、元曲、明初传奇而成句，至明代中期特定的时代下最终诞生【23】。
关于“辨伪派”主张的真正作者的身份，目前讨论的基本结果也有三：
一、夏承焘说是王越或其幕府文士，否，已被实证推翻。
二、惠康祐说是于谦，此说证据不足，但尤具启发意义。
三、张政烺、刘子健认为词作内容与 岳飞身份不合，或出于明代下层文士之手。
对于真正作者的身份的看法，本文亦倾向于接受第三种说法，并进一步补正。综上，本文力求对此词进行一次全面证伪，其中质疑要皆为目前“证真派”所无法绕开的诸多“症结”，有关文献及传播上的辨疑归诸外证，有关词作内容与风格等文本论析归诸内证，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主要观点如下：
一、从外证看，无论从史实，还是时间背景上，词作内容皆无法与岳飞其人生平吻合，当为托名岳飞之制作。
二、从内证看，依《满江红》词作内容、风格分析，此词绝非出自下层文士之手，观其流露出的胸襟抱负与政治识见，应是身当明代“土木堡之变”的动荡时局下某一未受重用的上层官员所作。词人借古讽今，影射时事，并对大力发展战车用于宁夏边防战、靖边强国的军事决策寄以无限希望。因此，他在当时的身份应是一个“谪臣”。详考如下：
关于外证，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进一步伸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文献流传上看，宋人或载岳飞其他诗词或录其生平事迹，却独不录此词
诸多学者指出，宋人对岳飞《小重山》词、《满江红》（遥望中原）词、《池州翠微亭》诗、《题青泥市萧寺壁》诗等等都有记述提及，却独不涉这首《满江红》。比如南宋人陈郁在《话腴》中提到了《小重山》而未及 《满江红》【24】，在这里，“证真派”则提出清代沈雄在《古今词话》中引用南宋陈郁《话腴》时就有“（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的记载，可补不见于宋元载籍之憾【25】。然而王霞等人在其文中已对其在版本、文献上作了全面反驳，事实是《话腴》的旧本、善本皆无这句话，只有后来的几种清刊本才有，问题出现在引录《话腴》的清人沈雄这里【26】。《话腴》本由其好友岳珂作序，若陈郁见过《满江红》，作为陈好友的岳珂又怎么可能闻所未闻？ 钟振振师曾在《〈古今词话〉批评》一文里详细论述了沈雄《古今词话》的种种谬误，明确指出其中不乏张冠李戴、人我杂糅之语，并告诫“对这部书中的资料，在未经核查无误之前，切不可贸然使用”！【27】证明这句后加的文献确不可信。王霞一文实是对“证真派”的一次集中反驳，对目前“证真派”提到的所谓新证：或言南宋陈郁《话腴》有载，或言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载，或言元杂剧《东窗记》改编此词等各方面一一辩驳，指出其在文献上的疏漏，要么是断句的问题，要么是版本的问题，拨开迷雾，辨清龃龉，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从文献“禁毁”上看，论者云蒙元时代文禁森严，并非实情
“证真派”学人林玫仪认为岳飞作品在宋代被禁“故时人亦不敢录之于册”，及至元代“蒙古入主中原，自亦不容许‘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言流传”【28】。考诸史实，实犯了以今视古的直觉错误。元代可谓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文字狱的王朝，由于蒙元统治者出身游牧，汉化不深，对读书人的“春秋笔法”体会不切，对意识形态管控松懈，反而造就了元代社会相对自由开放的风气。即便风行的“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其文献来源也仅有两处：一是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滑稽之雄以儒为戏”【29】，二是郑所南在《心史》中说：“鞑法：一官、二吏……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30】一个是开玩笑的口吻，一个说的是十种户籍，并无特别涵义，反是二人宋遗民的身份令人遐想。明人王世贞尝慨叹：“当胜国时，法网宽，人不必仕宦”【31】，言下之意明代比元代才更为专制。蒙古铁木真时期大肆杀戮，落下了被后人妖魔化的口实，但元代统一天下后，情形已然发生了变化。元曲被王国维誉为一代之文学，莫不与当时活跃的时代精神息息相关。同样地，宋史泰斗刘子健在《岳飞》一文第二节“岳飞在历史上地位的升降”时也说到岳飞在元代并不是被压抑，相反是被颂扬的，原因有四：“第一，官修的《宋史》，多半是尊崇朱子以来的道学思想的宋代遗老，和受他们影响的史家。……第三，元代并不太注意去统治民间的思想。因此祭祀岳坟岳庙，有增无减。”【32】其中就指出元代社会意识形态控制比较松弛的特点。一方面，理学在元代成为国学，修史的大多是理学家、遗民，情感上自然一面倒的偏向岳飞。另一方面，民间讲唱文学对岳飞事迹的推波助澜并没有停止，戏曲的影响直接延续到明初，出现了许多跟岳飞有关的作品。所以，从意识形态上看元代对岳飞作品的所谓“封禁”并不符合事实，岳飞在元代是被普遍揄扬的。
（三）、从“文史互证”来看，揆其作词时间，难与岳飞生平轨迹吻合
按常理，最有可能见到《满江红》的出处理应是岳霖、岳珂两代人“毕其心力”撰成的《金佗粹编》及《鄂王行实编年》，然二书偏偏都未收录。由于岳飞生前常有岳霖等亲人伴其左右，即使入狱后陪侍候在旁的还有另一个儿子岳雷——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岳飞赐死于大理寺”条下“小帖子”载，据《帖黄》称：
契勘岳飞次男岳雷系同岳飞一处送下，今来照证得岳雷别无干涉罪犯，缘为岳飞故节饮食成病，合依条召家人入侍，已就令岳雷入侍看觑，候断下案内人日，所有岳雷亦乞一就处分降下。【33】
记载并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小帖子，指当时的公文名称，系当时主审岳飞谋反案卷宗的诸多上级的“批示”，这个上级自然应是主审官万俟卨和授权他的秦桧。故而王曾瑜道，当时秦桧和万俟卨以“入侍看觑”为名，将与案情无关的岳雷也投入囹圄，直至飞死【34】。试想，若岳飞果有此作，无论秦桧一党如何毁灭文献、掩盖真相，也很难绕过事后岳雷对家人的口头追述。而岳雷出狱之后，却未对家人包括岳霖、岳珂留下任何相关信息，岂非怪事？反之，既然“证真派”坚持为岳飞正名，那么其作于何时？王曾瑜认为在绍兴四年（1134）岳飞第一次北伐时期，时年32岁【35】。邓广铭则认为在岳飞第二次北伐时期绍兴六年（1136），岳飞34岁【36】。这是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试来与岳飞生平作一印证。
按第一个时间，绍兴四年（1134）岳飞32岁，被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飞年纪轻轻成为军区大司令，自然是意气风发的，况且据张政烺考察，此时秦桧尚未用事，岳飞“如果想练兵杀敌，收复失地，足可以施展抱负”【37】。既如此岳飞又如何会写出“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无限低沉之句？这个七字句是对功名最终化为乌有的悲叹，这与当时岳飞意气风发的心境实难相副。再看第二个时间，绍兴六年（1136）岳飞34岁，同理，并无太大差别。揆乎岳飞心态，能让其志消神惰的不外乎两件事：北伐受阻（上层和议谈成）、兵权被夺（己身有志难申）。事实上和议渐成，岳飞公开面斥秦桧，反对高宗，乃是在绍兴八年（1138）以后的事，此时更无此等忧虑，故而两个时间点都有天然的硬伤。或说作于下狱后，也不太可能，缘由一是下狱后岳飞备受折磨，他已没有机会舞文弄墨；二是岳飞在备受折磨之际，根本无法再有写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这样句子的壮志豪情，因此又有人提出作于“下狱前不久”的折衷说法。回到文学创作本身，其中“自己用自己事迹的典故”【38】，尤不符合一般填词习惯，它更像一个后来者对照岳飞一生事迹创作完成的酣畅淋漓的书愤、怀古之作。
以上是从词作背景外部文献考察，力图扫清作品外部环境上文献中的症结。下面复从词作内容、风格等文本内证来进一步辨析。关于文本内证，主要有两句核心争议，辨析如下：
（一）、“靖康耻，犹未雪”句是用典而非实写，不然于礼、法不合
其一：“靖康耻，犹未雪”句太过实写犯忌。揆诸岳飞生平及诗词作品，皆以遵循儒家思想为圭臬，表现忠君忧国之思想。而《满江红》词毫无顾忌，就在于“靖康耻”中“耻”字使用令人惊诧，它将矛头直指赵宋朝廷，可以说欺君犯上，于礼、法皆不合。纵观宋代人记录靖康之变的，并无人敢用“耻”字，前引冯铁金文对此已有详细梳理，南宋时人对靖康二年（1127）徽、钦二帝被虏的记述与评价的词汇有：“靖康之祸”“靖康之乱”“靖康之难”，用词皆能注意分寸。记载这些文字的作者包括洪迈、周密、陈鹄、曹彦约等人比岳飞生活的年代已晚，用语尚且纾缓的多，更不用说“靖康之变”“二帝播迁”这些更为尊者讳的说法了。退一步说，秦桧一党在没有铁证的状况下反而可以据此“愤词”诬陷岳飞欺君、心有怨恨治其罪，拥有这么好的“文证”，何须用“莫须有”的托辞欺瞒天下？
（二）、“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句是对明代“战车”用兵于“宁夏镇”的实写
其二：“贺兰山”与“驾长车”有着现实语境的联系。前人已论，由于贺兰山在宋代位于西夏境内，与宋、金地理上皆无关涉，故而“证真派”认为与“阴山”“玉门关”等词同类，皆为泛指匈奴犯境。夏承焘等人则坚执实指，宁夏镇作为明代边防，正是明军与瓦剌作战关口，当时瓦剌就在宁夏一带，贺兰山正是该地的主要山脉。本文亦采此说，又见明代魏焕《九边考》卷八“宁夏镇”曰：“九年,复设宁夏等伍卫于上郡,东南距河,西北抵贺兰山,盖四塞之地。……所隶贺兰山后,虏贼出没无时。”【39】可见，明边境与北虏的分界岭正是贺兰山。不过，真正坐实“贺兰山”词意还在于深刻理解“驾长车”这一关键句，可惜前人误解多多，就连证伪主将张政烺虽一边认为此词为明代文人杜撰，一边却又指“中国自战国以下久无车战”，况且驾长车登山作战十分危险并不符军事常情， “真是文人不切实际，想入非非”【40】。事实果真如此吗？
考古代战争史，词中所云“长车”即“长毂”，指古代的兵车、战车【41】，早在西周时就已是战争决胜的法宝。据历史和考古发现，武王伐纣即投入了三百辆战车，并因此取胜。《史记》载：“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42】但是到了战国时代，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宜于平原车战的战车逐渐被以快速机动而著称的骑兵所取代，之后自秦汉至明一千多年，很少再有使用战车的记载。沈克尼遂因此质疑宋人使用战车的可能【43】，林玫仪则就“长车”问题引用了《史记》《汉书》《晋书》及《宋史》中四则记载“战车”的文献如宋神宗熙宁间“诏试车法”“造战车以进”等提出“宋代亦非全不用战车”【44】，试图证真，不过，这里犯了一个太过执信文字证据忽视了实际操作性的问题。宋熙宁间虽有“造战车以进”的提议，可并未见有何实际举措用于军中。相反，从汉、晋直至宋，面对北方异族骑兵的袭扰，中原汉族始终都没有拾起这唯一对骑兵有致命威胁的车战之法。文学是生活的反映，除非战车在作者身处时代特别强盛并广泛用于实战，不然词人很难有这种强烈的代入感对这一非诗词常用语产生青睐。王曾瑜在考察“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时指出岳家军的兵种包括骑兵、步兵、弓箭手还有水师，唯独没有车兵，岳飞最主要的亲兵主要还是八千“骑兵”【45】。那么宋代既无什么战车发展史可言，岳家军又无车兵与车营的兵种配置，有关创作语境的缺乏自不待言。而一旦将“驾长车”放在明代大背景下的“贺兰山”军师要地，二句连用，那么所有的疑问与不和谐都将得到冰释。有明一代“边无宁岁”，古代战争史到这时发生了彻底改变，契机就是火器在明代出现并大规模使用，而装备火器的战车又重新回到了暌违千年的战场，所谓“用车在用火（火器）”。车兵也在明代成为明军一个正式兵种，有车兵也就有了车营（戚继光）。据《明史》载：“中原用车战，而东南利舟楫，二者于兵事为最要。自骑兵起，车制渐废。洪武五年造独辕车，北平、山东千辆，山西、河南八百辆。永乐八年北征，用武刚车三万辆，皆惟以供馈运。至正统十二年，始从总兵官朱冕议，用火车备战。自是言车战者相继。”【46】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一战，五十万明军惨败，明英宗被俘，面对也先的劲捷虏骑，举朝文武一致认为惟造战车之法应对，这是明代边境危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朝堂之上发出的时代强音【47】。“土木堡之变”遂成为明代军事史的转捩点，擅用车战的明主将们的不朽军功永远被载入史册：一、明成化年间（1465—1487），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上书言边务谈到在宁夏车战的情况：“追忆天顺年间，臣守西安，曾办车料，送至宁夏，成造兵车，用无不利，至今赖之。”【48】二、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俞大猷在大同和巡抚李文进一起造战车、建车营，据《明史·俞大猷传》载：“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安银堡。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也。”【49】。三、一代名将戚继光统车兵大捷，隆庆二年(1568)十二月，青山口大捷：长昂与董狐狸犯边，戚继光“闻警即统车兵策应。于岁除日督兵驰青山口，用磕石、弓矢、枪炮将前哨贼击退，遂引兵出口，擒斩大获全胜”【50】。清樵子在《万胜车营·序》中评说：“戚南塘备兵北平，制‘偏厢车’以御敌，一战而擒朵颜长秃，孙高阳用其制而拓地数百里。”【51】戚继光造“偏厢车”御敌，正是防御战中使用“重车”的一个明确记载。由于北方多山，地势险峻，战车笨重难以推挽，防守易进攻难，论者遂怀疑战车行军的可行性。但是明军因地制宜，为了适应冲锋陷阵，相比于前代进行了改良【52】，制造了几种小车，用于山地行军的“长毂”（长车）又有“轻车”“重车”之分，有评价说“明代的战车及其车营可谓初期的坦克及装甲兵团”【53】。长于突击的“轻车”即为冲锋陷阵的古代版轻坦克。明军凭借“轻车”冲锋陷阵，叱咤疆场，写词者自然能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军旅书写与豪情想象，词作背后是一出明人关于宁夏边防战的“冰与火之歌”【54】。
当明白这首词诞生的背景之后，那么此词作者极有可能参加过宁夏边防战或是密切关注时局的朝堂大臣，甚至曾在宁夏一带任过职，正因此故，以惠康祐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词作者很有可能是于谦【55】。既然作者不是岳飞，有关语境上的矛盾也将迎刃而解，比如填词创作中不该有对自己盖棺定论般的“后知五百年”，使事用典“靖康耻”不应使用今典等等。
（三）、词意主旨：借“古典”影“时事”，抒发羁旅贬谪之情
在对相关史实梳理清晰后，重新体会词意就会有新的发现，再读“踏破贺兰山阙”句就会有强烈的现实语境之默会。整首词上片写实：写词人在坎坷的旅途中，于大雨中登高远眺、凭栏抒愤的场景。词作情感契机首先来自于“功名”的消歇，司空图《榜下》诗“三十功名志未伸”，最早以“三十功名”约数连用指代落榜。功名消歇不外乎两种情况：革职或贬谪。韩愈被贬时有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可知《满江红》词里“三十”“八千”实受前人诗句影响，其底蕴主要则在贬谪之情。下片展开想象：联想到时局动荡不堪，皇帝北狩、被异族俘虏的事再次发生，词人不由义愤填膺、怒发冲冠，“靖康耻、犹未雪”句则轰然出笼。无论怎么看这首词，都更像是一位“谪臣”写下的郁郁怆怀的“贬谪诗”。词作者身当朝堂党争失利而被贬，通过此词抒发个人爱国情怀与内心愤慨。前有惠康祐认为是于谦，虽不能中矢，但已近乎真相。作者真实姓名自难详考，但词人创作大致应是借鉴了宋词、元曲里的相关词句。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七一七则“岳飞《满江红》”条，对全词各句的借鉴出处作了详细爬疏：
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三谓此词来历不明，疑是明人伪托，是也。窃谓伪撰者亦是高手。“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本之《汉书·王莽传》中韩威曰：“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不赍斗粮。饥食虏肉，渴饮其血，可以横行”。他语亦挦撦宋人长短句，而浑成无迹。如“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乃胡世将《酹江月》之“神州沉陆，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空指冲冠发。阑干拍遍，独对中天明月”（《全宋词》卷八十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乃朱敦儒《相见欢》之“泷州几番清秋，许多愁。叹我等闲白了、少年头”（《全宋词》卷一百二十五，又汪晫《瑞鹧鸪》云：“只是鹧鸪三两曲，等闲白了几人头”，见卷一百八十八）。“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乃朱敦儒《苏武慢》之“除奉天威，扫平狂虏，整顿乾坤都了”（《全宋词》卷一百二十三），李纲《苏武令》之“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全宋词》卷九十二），又姚嗣宗诗“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有此志，可惜作穷鳞”（《邵氏闻见录》卷十六载；《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四又《容斋三笔》卷十一引《田昼集》记张元、吴昊、姚嗣宗事，姚句同《闻见录》；《类说》卷五十九引《西清诗话》作“踏碎”、“布衣能办此”；《续湘山野录》作：“踏碎、“布衣能效死”）。【56】
除此，“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也有借鉴关汉卿《单刀会》、无名氏《岳飞破虏东窗记》的可能；“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应是借鉴南宋僧人晦庵《满江红》词“漫教人，白了少年头”，词见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四【57】，等等。词人怀着悲愤的感情，上阕写实，下阕用岳飞典，气势磅礴，把对自身的坎坷和对时局的愤慨倾泻无余。由于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共同意愿与时代呼声，所以词一出世即引起文人注意并渐渐流传。
二、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学经典地位的变迁
一般来说，“经典”是经过淘泽具有永恒性的、超越时空的优秀作品，在艺术审美、道德价值上成为典则。讨论文学经典化的人又会问：“谁的经典？”于是，有关文学经典化的讨论遂从本质的抑或建构的两个角度予以辩难，诚如调和二者的学者所认为，文学经典既是可以变动的，又是相对稳定的；既是建构的，又是客观的【58】。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经典”的概念在西方理论界同样发生争执，他们认为“经典”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审美建构，“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59】，“文化不能免于政治的内容，而是政治的一种表达”【60】，可见“经典”裹杂着复杂的意识形态，也是文化权力博弈的结果。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作品“经典化”与“被经典化”的历程，正是受到权力话语的掌控，即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支配。那么，再来理解岳飞以及《满江红》二者“经典化”的过程，可知不但有作品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原因，更有一个文化权力博弈的背景存在。南宋时人对岳飞的评价并不那么崇高，其后的元明清三代，文人笔记所载也褒贬不一。随着政府（朝廷）主导的意识形态介入，文史批评标准也随之发生变换，与此相关岳飞渐渐由人成为神，成为文本符号与政治偶像。其人如此，《满江红》词作更是如此。兹从文学经典所处的历史场域，深入考察意识形态对经典生成的支配，提出岳飞形象被重构、《满江红》作品价值被不断拔高的背后，要皆暗合着文化权力话语的变动。
（一）岳飞形象从边缘到中心的地位变迁
南宋时期，时人对岳飞的评价毁誉参半。绍兴十一年十二月（1142），岳飞死后，秦桧对交好岳飞以及为岳飞说好话的人大肆迫害，时人一时皆莫敢谈论岳飞，岳飞成为罪人的身份被坐实，当时记载其事迹的文献也大多湮没不彰。一直到他死去二十年后，金兵又来进攻，高宗下令亲征，才开始追赦岳飞，但在诏书中却将他与人人痛恨的奸臣蔡京、童贯并列【61】，可知岳飞罪人的身份依然还在。到了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退位，隆兴元年（1163），孝宗即位，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孝宗皇帝一心要恢复祖宗基业，收复被金人掳掠的北方领土，欲借推扬岳飞、韩世忠等人的声望来鼓励诸将，反攻金国，才决定为岳飞正名。乾道六年（1170），孝宗答应鄂州地方人民的请求立岳飞庙纪念，诏给忠烈庙额。淳熙五年（1178），追谥岳飞为“武穆”。按照后人的理解，时人大多都该是推崇主战派的言论的，对于岳飞被冤杀也应持同情态度【62】，似乎这也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可其实不然，在当时人的一些笔记之中却还有一些别的看法，对于秦桧是否冤杀岳飞，以及和战的是非对错等问题都持有一些相反的意见。
洪迈《夷坚志》是最早收录岳飞传说的文言小说集，洪迈撰作《甲志》的时间恰好在高宗时期，代表了当时人对岳飞的看法。《甲志》中有两则写岳飞故事的，一是《辛忠中丞》，一是《猪精》【63】。其中《辛忠中丞》言岳飞梦中得知将有牢狱之灾,“辛中丞被旨推勘”，遂几次三番求见赴任湖南提刑的辛企李，以望日后下狱时辛能救护之，辛拒绝了几次不得已方得见之；及后于大理狱时才知是“命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寿铸治其事”，是“新中丞”而非“辛中丞”。细谙这则故事，作品几乎是在揶揄岳飞，并不无挖苦之态，意在讥讽岳飞拉拢关系，却又没派上用场。另一则《猪精》，言善相人说岳飞乃猪精托世，他日“建功立业，位至三公，然猪之为物，未有善终，必为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也”。这个传说更加说明一个问题，即当时人应该对岳飞的印象不是很好，不然也不会将一代大将污蔑为“猪精”。这与后来明清两代小说里说岳飞是大鹏转世完全不同。
宋末周密《齐东野语》卷七《洪端明入冥》，记载了对久患兵灾及对擅开边界战争者的厌恶：
洪焘仲鲁……途中，因扣绿衣所见大蟒为何物？厉声答云：“此开边喜杀之人也。”……又问：“何罪最重？”曰：“开边好杀罪重,豪夺次之。或谓其说尚多。”因问：“金紫者何人?拱手对曰：“商公飞卿。字晕仲，乾淳间从官。”﹝64﹞
商飞卿，字翚仲，淳熙二年（1175）进士，乾淳间，即孝宗时期。商飞卿不满韩侂胄兴兵开边被罢，则此故事显露当时人对武将“好杀”的憎恶心理不言自明，对岳飞的态度也好不到哪去。夏承焘曾即此发表看法：“谈宋代和战事，今所传之文献，十九皆主战派言论。然观《齐东野语》内地域巨蟒为主战者之业报一事，亦可见民间反战心理之一斑矣！”【65】
再如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中明确指出，高宗念天下百姓久厌兵战，起用秦桧，遂得安定天下二十余年：
（桧）投闲屡岁，吕颐浩、赵鼎、张浚前后为相，皆主战者也。……思陵兴念疆場生灵，久罹锋镝，亦厌佳兵。桧起帅浙东，入对之际，揣摩天意，适中机会，申讲和之谋，遂为己任焉。大契渊衷，继命再相，以成其事。凡敌中按籍所取北客，悉以遣行，尽取兵权，杀岳飞父子，其议乃定。逮太母回銮，卧鼓灭烽逾二十年，此桧之功不可掩者也。【66】
言之凿凿，是说南宋能偏安一隅，居然与秦桧定鼎之功不无关系。卷五还记载，秦桧虽然杀岳飞，但对于岳飞后人并没有赶尽杀绝，还供给钱米，相反一些欲阿附秦桧的官员建议“叛逆之后不应存留”，却遭到秦桧拒绝，可见岳飞“逆臣”的身份在当时是十分明确的了【67】。细察王明清祖上实与秦桧一党相左，本不会偏袒秦桧，可见秦桧并非如《宋史·岳飞传》里讲的那么坏，一无可取。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这里这样解释道：“盖当时相去甚近，毁誉纠纷，尚未论定……非好诋正人。”【68】
其实不论王明清还是洪迈，当时文人有这种识见并不足怪。宋朝素来严守“祖宗家法”，以文人立国。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宋朝文人士大夫，对于武人拥兵自重本就持一种天然的警惕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官僚士大夫们对此交口称赞。王船山在《宋论》卷十“高宗”卷论及宋代立国之本“祖宗家法”，即是指此：
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无猜忌之家法，高宗犹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坏千万世中夏之大闲者，赵普也。……祖宗之家法定，奸邪虽逞，而天子不为之移。【69】
王船山将宋亡的根本原因推究到宋代立国的“祖宗家法”，始作俑者即是赵普。因为如何保证长治久安，使宋代不致成为五代之后短命的第六代，始终是萦绕在宋初统治者心间的重大问题，邓小南即说“两宋对于‘祖宗之法’的重视与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70】，在此背景下，王船山《宋论》卷八《徽宗》引胡安国氏尝主张“兵权不可假人”之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其实是宋代君臣一致的看法，故而狄青、岳飞、韩世忠这些大将才会相继被猜疑而最终兵权被收、身死囹圄：
然此非胡氏专家之说也。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为藏身之固也，久矣。……夫岂知疑在岳、韩，而信在滔天之秦桧，其子弟欲为之盖愆，徒触怒以窜死，而终莫能挽哉。【71】
刘子健论及岳飞被杀时亦说这是“君主专政，官僚辅佐，共享权利的制度下，必然的结果”【72】。君臣上下都有这样一个对“祖宗家法”默契的遵守，这即是王明清为何对岳飞颇有微词对秦桧有几分回护的真正原因。因此，秦桧之所以杀岳飞，跟宋仁宗时期欧阳修、文彦博请罢大将狄青一样，都是为了避免武人拥兵自重，采取防微杜渐的尊崇“祖宗家法”的措施。
随着朝堂政治风头的转向，文人笔下对岳飞的赞扬慢慢出现。中兴四名臣之一的胡铨就有《吊岳飞》诗：“匹马吴江谁着鞭，惟公攘臂独争先。张皇貔貅三千士，搘拄乾坤十六年。”以及陆游《书愤》诗：“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膻实未闻。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陆游《感事》诗：“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到了南宋后期，文人写诗追叙岳飞、赞扬岳飞抗金事迹的情况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一个高潮。总的来说，岳飞在南宋的地位因毁誉参半，地位由不显渐渐得到肯定，但总体还停留在政治人物的层面上。元代是中国第一次被异族统治，元代统一中国后，对岳飞的评价不但丝毫未减，反而第一次在正史中得到崇高的地位。儒学正是在元代第一次被定为“国学”，加上编撰《宋史》的大多是尊崇朱子儒家思想的宋代遗老，他们根据岳珂的《金佗粹编》、《续编》撰成正史，由于岳珂对亲人的有意回护与夸张，到了《岳飞传》中岳飞的地位自然被无限拔高。
若说岳飞形象在宋末、元代的戏曲话本里有了虚构的迹象，那么到了明代开始，已经慢慢被拔高乃至神化。明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将岳飞列为历代三十七名臣之一，“从祀历代王庙，配宋太祖享”。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被俘，不少人开始以岳飞为题，写了许多《满江红》词。景泰五年（1454年），武功伯徐有贞创岳飞庙于汤阴故土，景泰帝御题为“精忠之庙”，明代对岳飞的“造神运动”由此拉开序幕。明代中后期政府肆力推扬岳飞，最终在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将岳飞置于神的地位，加封其为“三界靖魔大帝”，完成与关帝同一规格的社会影响力【73】。这种情形对当时的戏曲、小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到了清代，岳飞的形象开始渐渐从明代的顶点回落。满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一方面希望继续借岳飞来宣扬忠顺，感化汉人；一方面又因自身本来属于金国（后金），不愿意看到岳飞这个抗金名将被顶礼膜拜，于是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下令将岳飞移出供奉了几百年的武庙，不再祀享，同时追封汉将关羽三代，在全国普建关帝庙，想借关羽之名将汉人对岳飞的尊崇全部转移出去。这样一来，岳飞地位自然大跌，各地武庙多为关羽独占。而在此后清朝的官方评价体系里，岳飞则被仅仅定型在一个“精忠”的框架里，成了“精忠岳飞”。而“精忠岳飞”的官方概念，又体现在当时影响广泛的小说《说岳全传》。正是钱彩、金丰《说岳全传》实现了史传原型向章回小说的彻底转变，使岳飞故事更为深入广泛地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于1928年将岳飞与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孟子、关羽等十二位历代名人列为“先哲类神祀飨祭”，并列入法典。20世纪以来，国家受到外来入侵，岳飞更被抬出来歌颂，成为当时人的精神图腾。准此，岳飞形象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典化”的过程，背后始终有一个文化权力博弈的背景存在。
（二）《满江红》词由不显到经典的地位变迁
其实，《满江红》在南宋、元、明一直至清代都不怎么被人关注，它成为人们一致认可的经典之作并广泛流传，同样有一个在时代审美意识影响下渐渐成型的过程。
前文已考《满江红》词作的传播接受史，它初面世的时间，乃是从明代中期才开始发轫（袁纯《精忠录》）【74】。除了一些诗词选本，明代文献收有此词的还有田汝成《西湖游兰志》，以及后人增补《桯史》附录。这与自明代开始岳飞形象从正史人物变成虚构英雄走向神坛有密切关系。令人注意的是，元明戏曲里出现的《满江红》词与今传版本字句出入较大（如《精忠旗》、《香囊记》）【75】，可知当时流传版本不同，流传度也很有限。
至清代康熙间刊行的《西湖佳话》，其中收有《岳坟忠迹》一篇引《满江红》词句为“壮志饥餐仇寇肉，笑谈渴饮刀头血”，亦是异文，可见在清代受文字狱影响而不敢使用“胡虏肉”“匈奴血”这样的字眼。同时也说明，此词通行版本直到清康熙年间也未能完整流行，影响反而不如明代。到了民国时期，随着岳飞形象被鼓吹，此词因入选朱祖谋《宋词三百首》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宋词”经典流传至今，张政烺即道：“朱祖谋用一首岳飞《满江红》来教育青年爱国，补自己不足，总算鼓了最大的勇气，但是，从词学发展史看，中间却怎么放得下岳飞《满江红》？”【76】对词作的精神意义表示认同，但对词作的真伪及质量提出质疑。
为了精确考察此词的流行度，可借助“E考据”的方法用数据说话。王兆鹏长期致力于用“文学定量分析”法研究唐宋文学，著《宋词排行榜》综合考察出千百年来流传至今的宋词经典一百首，设定科学考察5项标准，较大限度排除个人主观印象。在此设定之下，北宋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词当仁不让地登上冠军的榜首，而被认为系岳飞所作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则赫然排名第二。这与与一般读者的感知大致相吻合。但王兆鹏同时指出，与苏词在“五项指标”中有三项指标如历代词选入选数、唱和次数、20世纪研究皆排名第一不同的是，《满江红》“则主要因为在20世纪备受关注而地位飙升”【77】。换句话说，《满江红》词主要是在20世纪以来才备受推崇，而在宋、元时代并不见流传，明清之后才有所记载：收录此词的明代选本有2、清代选本有3，仅此而已。因此，它真正的深入人心，正是始自20世纪以后的中国近现代文学语境中。20世纪以来近代中国多灾多难，饱受列强的欺凌，类似于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被唤出，背后正迎合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张政烺在论及此词由不显到彰著时又道：“时至近代，始多热情称道者，推测其原因不外几点：一是清末兴起的革命，有些参与者只是排满，借岳飞《满江红》词作宣传，抒发民族主义思想感情。二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日多，因此怀念古代的民族英雄，珍惜其作品，岳飞《满江红》词气壮义明为历史所罕有，正符合大家的要求，足以鼓励人心。这是一个时代的需要，政治性很强，一唱百和，无可非议，所以作品之真伪，艺术质量之高低，都不是重要的问题了”【78】。由此可见，由于时代的变迁，文学作品的阅读、传播乃至经典化，始终寄托着人们强烈的主观愿望与特定的情感希冀，对于真实历史的“改编”与“重构”倒是常态了。
结语
由于传统的忠君、节义观在上层儒家经典和下层通俗文学小说、戏曲里的传布，岳飞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传播越来越广，最终成为一个忠君报国形象的集大成者，一个政治偶像，一个文本符号；又由于明代特定背景下出现的《满江红》词艺术品质最能表达出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一往无前的悲剧英雄气概，所以成为精忠岳飞的附着体、一部分，一个艺术典型。就文本意蕴来说，词作集中反映了明代中后期人们积极备战、保家卫国的共同意愿与时代呼声，加之文本的不断被修葺、提炼，其在流传中终成文学经典。综上，通过文学的、历史的考察，可以见出岳飞形象被重构、《满江红》作品价值被不断拔高这一过程的背后始终暗合着文化权力的变动，以至于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小传统”与精英“大传统”不期然合流，出于对词作不同的审美标准，裹挟着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介入，在随后的文学经典化价值评判中，文史书写者与一般读者共同创造并见证了这一经典的变迁与成型。
最后，就这一文学经典化历程而言，诚然，建构经典的因素是复杂的、多元的，可以是历史文化的特定时代语境下的形成，但同时至少也包括了文本、读者接受各种合力因素的糅合，如何辩证地、历史地看待文学艺术本身价值和文化权力之间的协作关系，才是面对经典所应持有的达观，也是对经典最大的尊重。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满江红》的作者是否是岳飞，都不影响岳飞的第二个分身抑或面孔，作为我们民族伟大的生存智慧“英雄”的存在，彰显着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不屈精神，引导着中华民族永远屹立在世界东方。
注释：
【1】【58】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2】岳飞题材的戏曲在晚明至清代出现了很多翻案剧，如明末祁麟佳《救精忠》，清张彝宣《如是观》（又名《翻精忠》、《倒精忠》），周乐清《碎金碑》（又名《岳元戎凯宴黄龙府》）等等。
【3】胡适《〈三侠五义〉序》，见《胡适文存》三集卷六，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42页。
【4】 徐有期、张继宗《历代神仙通鉴》卷十九，台北中华世界资料供应出版社1976年版，第17页。
【5】王世贞《列仙全传》卷六，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年版，第218页。
【6】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7】钱彩编次，金丰增订《说岳全传》，齐鲁书社1995年版。
【8】【37】【38】【40】【76】【78】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32—740页。
【9】 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粹编 续编校注》卷五之《鄂王行实编年》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17页。
【10】脱脱《宋史》卷三百六十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
【11】早有《光绪南阳县志·艺文》云：“考宋史本传，绍兴十年，飞授少保，此帖称戊午，实绍兴八年飞未授此阶，不应有此印章，殆浅人膺为之欤。”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又邓拓《燕山夜话》：“历来相传的岳飞字迹，如‘还我河山、前后出师表’等，现在也已经证明并非岳飞真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481—484页。
【12】【36】邓广铭《〈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文史》8辑，1980年；邓广铭《岳飞传》之《后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李裕民《岳家军三大问题考辨》，《浙江学刊》2016年第1期。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第73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
【15】【16】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47页。
【17】饶宗颐《贺兰山与满江红》文，原名《论岳武穆满江红词》，属稿于1959年，1964年春改定，发表于《斑苔学报》第2期，马来西亚大学华文学会主编，1964—1965。
【18】夏承焘在《浙江日报》1962年9月16日发表《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一文，指出“贺兰山阙”的问题不应出现在宋代，而应在明代，但对于作者系王越之说有失偏颇。邓广铭在《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文中根据线索把王越排除，见《文史哲》1982年第1期，第29—36页。
【19】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5—219页。
【20】康保成曾著文考证能证明《东窗记》时间点的《精忠记》的诞生时间，最终也未果。见康保成《从〈东窗事犯〉到〈东窗记〉、〈精忠记〉》，《艺术百家》1990年第1期。
【21】王曾瑜《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文史知识》2007年第1期，第33—37页。
【22】【26】【57】王霞《岳飞作〈满江红〉词“新证”辨析》，《古典文献研究》第2009年期，第190—191页。另，早有梁志成在《〈满江红〉词非岳飞作又证》一文中就指出沈雄《古今词话》径添“故作《小重山》……又作《满江红》”的问题（《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23】【56】《钱钟书手稿集 容安馆札记》第七一七则，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4】 详细梳理见冯铁金《也谈〈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的作者问题》，《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24—26页。
【25】郭光《岳飞的〈满江红〉是赝品吗？》，郭光《岳飞集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89页。王曾瑜采信其说并进一步护辨。
【27】钟振振《〈古今词话〉批评》，《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第88—89页。
【28】【44】林玫仪《词学考诠》，台北联经1993年第2版，第312、279页。
【29】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第35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30】郑思肖《心史》，《四库存目丛书》本。
【31】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292页。
【32】【72】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1987年，第188—189、200页。
【33】【6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296、3352页。另，同样的记载还见诸《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条，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90页。
【34】王曾瑜对此条材料的释读见《岳飞新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35】王曾瑜《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文史知识》2007年第1期，第33—37页。
【39】 引魏焕书见薄音胡，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页。
【41】据《周礼》中《考工记·车人》云：“行泽者欲短毂，行山者欲长毂；短毂则利，长毂则安。”亦即，在沼泽之地行军打仗用“短毂”，比较便利；在山地行军打仗则用“长毂”，比较安全。
【42】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岳麓书社2011年版。另，相关考古发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123页。
【43】沈克尼《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也谈满江红不是岳飞所写》，《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45】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46】【49】清 张廷玉等《明史》卷92、卷100，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66页、第5605页。
【47】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三二“兵考”也说：“自骑兵兴，而车战渐废。”“夫自正统以来，言车战者多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8】《明代笔记小说大观1》所收黄瑜《双槐岁钞》，其中“车战器械”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50】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隆庆二年十二月青山口大捷，《续修四库全书》本。
【51】引自范中义著《戚继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52】重日《略述明代的火器和战车》，《历史教学》1959年第8期，第31页。
【53】陈刚俊《明代的战车与车营》，《文史知识》2007年第7期。
【54】要补充的是，明人面对北方民族骑兵的侵扰发明的“车战”应对之法一直用到明末。明末抗辽督师熊廷弼在分析后金骑兵作战特点时曾说：“奴贼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被重甲、骑双马冲前……惟火器战车一法可以御之。”（《明神宗实录》卷五八〇）只不过由于后来后金掌握了明朝这一“长技”，反过来成为制胜明朝的军事武器，致使明朝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最终覆亡。
【55】惠康祐《〈满江红〉作者应为于谦》，《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54—56页。
【59】伊格尔顿著，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60】斯沃茨著，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62】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28—738页。
【63】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1—133页。
【64】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6—129页。
【65】 夏承焘《夏承焘集》第6册，1938年10月20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5页。
【66】【67】王明清著，朱菊如、汪新森校点《投辖录 玉照新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4、95页。
【68】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71】清 王夫之《宋论》卷十，中华书局1964年版。
【70】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5页。
【73】李汉魂《岳武穆年谱》，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37页。
【74】明嘉靖十五年（1536），焦煜编《岳王集》，由徐阶删定，集中收入此词。明嘉靖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36年徐阶所编著的《岳武穆遗文》，才出现了这首词。
【75】康保成《岳飞〈满江红〉词在元明戏曲中的衍变》，《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
【77】王兆鹏 郁玉英《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第79—86页，第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