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期唐宋诗风融合的个案：
满洲诗人舒瞻的诗歌风格
文/李桔松
摘要：舒瞻作为清中期著名的满洲诗人，存《兰藻堂集》十二卷。舒瞻诗早期呈现出清俊丽逸的风格。赴浙任职后，主要受到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诗歌的影响，在丽逸之外，兼具冲融清淡的特点。而对格调派所强调的“诗教”的理解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更让舒瞻在浙籍士林中有口皆碑。梳理舒瞻诗歌风格的流变，可以清晰看到乾隆朝文人个体诗歌追求中唐宋诗风融合的轨迹。作为满八旗特殊身份的舒瞻以一己之身，虽为卑下僚，却在与江南士林群体的交往中游刃有余，且以自我独特的诗歌风格颇得当时士林的认可和推崇。舒瞻本人及其诗歌，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乃至社会现象。
关键字：舒瞻 《兰藻堂集》 清俊丽逸 冲融清淡
舒瞻（？--1757），字堃亩，号云亭，他塔喇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乾隆十一年（1745）人浙江桐乡知县、后移平湖知县，乾隆时十五（1750）年任山阴知县，乾隆十九年（1754）任乍浦理事同知，乾隆二十一年（1756）任海盐知县，同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卒。[1]有《兰藻堂集》十二卷传世。学界少有对这位满洲八旗诗人的关注，仅有寥寥几笔介绍[2]，和其在乾隆诗坛的地位颇不相称。
舒瞻所著《兰藻堂诗集》现存六卷本、八卷本和十二卷本，是舒瞻不同时期刊刻的诗歌汇集。诗集各卷单有名称，分别为：《赏音初编》《棲桐小草》《柘湖诗存》《吴船集》《越吟》《越吟续刻》《金粟吟》《养疴偶存》《借园草》《鸿爪集》《南帆北马吟稿》《寻旧集》。诗集取名同其宦迹相吻合，应是舒瞻按时间顺序所刊刻。施安在乾隆十八年（1753）为《兰藻堂集》所做序言中说：“予友云亭舒君……来官吾浙，前后凡历四邑。……今年春忽以微疾引归。将行，汇其官游及曩昔在都所为诗，都为一集，督序于予。”[3]亦为佐证。
卷一《赏音初编》是舒瞻在乾隆十一年（1745）前所作诗合集，多为在京时所作。之后，舒瞻出任浙江桐乡知县。梁启心在《兰藻堂集》序中云：“《棲桐草》者，吾友云亭舒君宰桐邑时所作也。”此卷中存《闰上巳西湖修禊效兰亭体赋四言五言各一首》，此诗应是舒瞻参加鄂敏在乾隆十一年三月三日所举“西湖修禊诗会”所作，诗题下注“桐乡知事”，由此可知以此卷创作时间大致为乾隆十一年左右。同年秋，舒瞻移官平湖。平湖史称柘湖，所以舒瞻在此期间所作汇成诗集《柘湖诗存》。乾隆十二年至乾隆十四年（1747-1749），舒瞻丁母忧回京三年。归京沿途所作诗歌汇为《吴船集》。乾隆十五年（1750）舒瞻补山阴知县，并任乡试考官。任上所作诗歌汇为《越吟》《越吟续集》。卷七《金粟吟》则是舒瞻在杭州和海盐时所作。卷七后半有诗《过永安湖》、《秋日同龙威游金粟山》、永安湖、金粟山皆海盐名胜。其中收诗《堇浦、谢山同应粤东掌教之聘不及握饯诗以送之》，考杭世骏、谢山同去广东任教在乾隆十七年（1752）。另有《挽樊榭》诗，厉鹗亦在乾隆十七年谢世。所以此卷创作时间应该是在1752年前后。卷八《养疴偶存》是舒瞻病休中所作，集中有《哭汪丰玉孝廉》，汪丰玉为汪仲鈖，其卒于1753年，所以此卷创作时间为乾隆十八年（1753）前后。
《兰藻堂诗集》八卷本中已有十二卷本的所有序言，结合施安序言可知前八卷的创作时间截止到乾隆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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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借园草》、卷十《鸿爪集》是舒瞻因病借住西湖边“小有天园”时所作的诗歌结集。卷十一为舒瞻陛见离浙入京，后又奉旨南下任职一行所作，所以诗集命名为《南帆北马吟稿》。此三卷都是乾隆十九年（1754）前的作品。乾隆十九年舒瞻任乍浦理事同知，重回浙江乍浦履职，故地重游，所以这一时期的诗作名为《寻旧集》。
综上，《兰藻堂诗集》作品除去第一卷外，其余是舒瞻从乾隆十一年（1745）至乾隆十九年（1754）间的作品合集。
一、舒瞻早期的诗歌风格
舒瞻雅好吟咏非偶然而成，如梁启心序言云：“云亭家世通显，自束发受书即屏去纨绮之习，尤耽吟咏。”[4]梁氏所云“家世通显”并非虚言。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亦云“云亭亲交卫霍，屏居曲巷，如寒素然”[5]也说明舒瞻本家在京城并非寒门。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详载舒瞻家族世系。舒瞻属扎库木地方他塔喇氏，满洲正白旗。始祖是岱图库哈理，曾封二等公，多罗额驸。到舒瞻父叔一辈，最晚至乾隆九年(1744)之前家族中“木和林任礼部侍郎兼佐领，木桑阿任膳房总领，木尔泰任八品官，木尔图原任员外郎，木尔徳原任郎中，木尔素任员外郎，唐爱任笔帖式，唐竒任骁骑校，明智任骁骑校，栢龄阿任三等侍卫，苏崇阿任内阁侍读，苏凌阿任中书，苏方阿、苏章阿俱任笔帖式，松福任贴写中书，苏魁任蓝翎侍卫。”至舒瞻辈，“舒龄任笔帖式，元福原任员外郎，舒辂任西安粮道”。[6]而且舒瞻家族中能诗者颇多，如苏章阿、保禄等。
苏章阿，生卒年不详，字雷岩，世袭恩骑尉。著有《补履斋集》。《熙朝雅颂集》选录其诗十五首，如“梦冷云留榻，天寒雁过楼。泉流深壑静，钟响夜堂幽”（《宿广应寺夜雨》）、“满簾烟月闻清梵，几曲疏琴怨落花”（《春夕僧寺书怀》）、“残灯孤枕闻归雁，夜雨江城梦落花”（《清明》）等皆清雅可诵[7]。徐世昌评其诗“雅洁，幽秀娟净，别开蹊径。”[8]
保禄[9]，生卒年不详，字在中,号雨村,官户部笔帖式, 颇有诗名，为“农曹七子”之一，有《野人居稿》。保禄与塞尔赫（1576-1747）、鲍西岗为文字友，与李锴（1686-1755）、允禧（1711-1758）亦时常文字唱和。保禄诗风纵横倔强，李绂（1675—1750）为其诗稿作序，赞其诗“清新老健，直追古人”。法式善说保禄嗜苦吟，“诗笔峭拔，世以枯藤怪石凝之”，并说他的诗“大江而南，皆诵其佳句”[10]。法式善之说可能略显夸张，但也是保禄以诗名世的明证。
另外，舒瞻同辈中的舒辂，乾隆六年（1740）年任巡视台湾监察御史，乾隆八年（1742）年任满后升任陜西督粮道。后迁安徽布政使，乾隆十三年（1747）任广西巡抚。现存诗四首，性喜琴，《澄鉴堂琴谱》有其序。
这样的家族氛围无疑影响了青年舒瞻，使其不仅立志从文，且醉心诗艺。青年舒瞻借由家族长辈构建的交游网，和文坛前辈中的马长海、傅雯等[11]皆有交往，尤其是和傅雯相识颇久，并时常向其请益。他和傅雯的相识极有可能是来源于同族诗人保禄的影响。如前所述保禄作为当时的隐逸诗家，同傅雯交好，辈分的差距和交往时间和舒瞻相识傅雯颇相符。[12]舒瞻在《赠傅供奉雯》中记：“凯亭居士佳公子，胸怀浩落无尘滓。与予结交已十年，击剑学书聊尔耳。”[13]当八旗诗人马长海去世后，他作《哭马大钵先生》以示对这位八旗诗坛耆宿的敬仰和怀念。他亦乐于与同辈交流切磋诗艺，如蒋用安、陈长卿、申甫、伊聘梓、伊梦原、唐书田、仝复九、许友滕等，如诗中云“风流却忆陈无已，何处诗成付锦囊”（《雨中有怀陈长卿》）、“天寒送客三千里，诗思同心十二人”（《同人公践施竹虚即席赋别》）等句[14]，都是他青年时期与友人相交的直接记录。
尤其是舒瞻和申甫的交往，对他早期诗风有一定的影响。申甫，号笏山，江苏江都人。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乾隆六年（1741）举人。著《笏山诗集》。袁枚对其诗褒奖有加：“惟公扫而空之，修然自束，清峭不群。取之于人意之中，得之于物象之外。”[15]《随园诗话》谓：“查他山先生诗，以白描擅长……近继之者，钱玙沙方伯、光禄卿申笏山。”[16]杭世骏《词科掌录》称其：“诗章秀拔，律调尤妍。”[17]从这些评价中可见申甫诗歌特色。申甫在京中时，舒瞻多和申甫作诗往还，探讨诗艺。如舒瞻诗中云：“淙淙三日两，寂坐觉愁添。……春情难自遣，险韵复谁拈”（《久雨次申笏山元韵》）。春日连绵的雨中，舒瞻闲中无聊便想起和申甫拈韵作诗的时光。之后申甫来访，舒瞻和其秉烛夜谈。“尘谈同小塌，月色上疏窗。坐久诗筹检，狂来酒盏拈。此中多臭味，知不异酸甜。”（《笏山过访叠前韵》）[18]一夜论诗佐酒，当真是脾性相投。舒瞻早期诗歌，也有词律工整、浅白流畅、善用白描的特点，且较申诗更为清丽飘逸。
优渥的家庭环境和其家庭在政界的人脉积累都为舒瞻青年时期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学习基础。从《赏音初编》所存舒瞻早期的诗歌来看，其诗清俊丽逸的风格已趋于成熟。沈德潜在《兰藻堂集》序中说:“（云亭）所为诗原本三唐，仰攀晋宋，而闲雅冲融，性灵自具。”[19]《国朝诗别裁集》中甄选舒瞻诗五首，其中《为朱蕴千题杏花春雨图》《偶占》都是舒瞻青年时期在北京生活时所作，且被视为其诗风的代表作。[20]
《为朱蕴千题杏花春雨图》
浅深春色几枝含，翠影红香半欲酣。帘外轻阴人未起，卖花声里梦江南。[21]
此诗声色俱佳，江南春色都蕴含在几枝半开未开的杏花中。“翠影红香”四字为杏花春雨的江南涂抹了明丽的色彩。后两句虽从“明朝深巷卖杏花”取义，然青出于蓝，在清脆的卖花声中，往复缠绕的是对江南杏花烟雨景致的眷恋和回味。所以沈德潜评曰：“梦江南，本属韵事，梦于卖花声中，又添韵事一重矣。入唐人绝句中，亦称中驷。”[22]傅庚生先生评此诗说“有韵致而极疏快，藉春色江南以写别与忆也。”[23]“卖花声里梦江南”被誉为吟咏江南风景的绝唱。
再如《偶占》一诗：
芳草青青送马蹄，垂杨深处画楼西。流莺自惜春将去，衔住飞花不忍啼。[24]
本是郊外游赏踏青之作，却借黄莺抒发伤春之怀，用情细腻。沈德潜评此诗是“于无情中，写出情来”[25]，傅庚生先生评说此诗是“皆于似无情中透出情致，乃藉莺惜燕嗔以抒怀愫也。”[26]
舒瞻善于将眼前之景同自我之情感圆融一体，并用浅白的语言脱口而出，可谓言浅情深。这也成为舒瞻诗最大的特色。所以王昶在《题舒云亭瞻<兰藻堂集>后》直接以“女郎词”[27]称呼他的诗，也可见其诗清俊丽逸的特点。
二、舒瞻对“浙派”诗风的借鉴
舒瞻南下任职对他诗歌风格的发展和定型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坐宰桐乡、平湖、山阴、海盐的七年间（其中还包括了舒瞻丁母忧回京三年），舒瞻同浙派诗人频繁交往，诗歌风格明显受到浙派山水诗的影响，掺入了清寒孤寂的成分。伊福纳在《白山诗钞诗人小传》中评舒瞻说：“英年藻思雅，擅诗。及出宰浙中，多与东南文士倡和，诗格益复雅练。所著《兰藻堂集》八卷，涉笔新颖，托兴清远，可云得湖山之助矣。”[28]
乾隆十一年（1745）对舒瞻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他被任命为浙江桐乡知县，开启了其江南生活的序幕；另一方面，他初到桐乡，便参与了清代文学史上有名的“西湖修禊”。也是借由这次雅集，舒瞻得以结识“浙派”诗人厉鹗。
乾隆十一年春三月三，鄂敏（？—1749）仿效兰亭修禊，邀请当时名流俊彦七十六人云集西湖，饮酒赋诗，会后鄂敏刊刻《西湖修禊诗》，舒瞻作《闰上巳西湖修禊效兰亭体赋四言五言各一首》。此次的“西湖修禊”为刚到浙江的舒瞻融入江南士林创建了绝佳机会，他不仅得以联络旧雨，更重要借此雅集结识了众多文坛名宿。除去裘曰修、梁启心是舒瞻同年外，舒瞻结识了厉鹗、杭世骏、丁敬、金农等一批当朝名士，极大的扩展了交游范围。此次雅集后，舒瞻与当地文士的关系迅速热络起来，开始频繁参与当地的文学活动，并成为南屏诗社成员[29]。
对舒瞻诗风影响最大的首推厉鹗。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人。清中期著名诗人、词人。其人性格孤峭，为诗精深峭洁。有《宋诗纪事》《樊榭山房集》等。乾隆十一年，厉鹗《宋诗纪事》刊刻，舒瞻勘定卷五十五，同时校勘者有杭世骏、张湄、梁启心、吴城、王启淑、施安、金志章、丁敬、周晶。这既是厉鹗对舒瞻学识的一种认定，也是舒瞻能深入结交以厉鹗为中心的浙派诗人群体的基础。舒瞻在《寄樊榭》诗中说：“众中一握手，翻愧识君迟”。厉鹗在《次韵答平湖舒明府见寄》的回诗中云：“藉甚舒明府，相逢恨最迟。”[30]答和之间表达了二人相见恨晚、一见如故之感。
随后的几年间，舒瞻和厉鹗两人叠和频繁直至厉鹗去世。在这次西湖雅集后的四月十四日，吴城就在瓶花斋召集众人送舒瞻还桐乡。参加者有杭世骏、厉鹗、周京、梁启心等。三个月后，舒瞻即招厉鹗、施安、吴城、梁启心泛舟西湖，并订登高之约。九月，厉鹗应邀为舒瞻《栖桐草》作序。序言中，厉鹗称赞其诗是“涤笔在冰瓯雪椀，寄情非错彩镂金。念贾岛佛，我方李洞之服膺；唤太白仙，世不乏贺公之鉴赏。”[31]厉鹗将舒瞻诗歌形容为冰碗盛出，清寒疏淡，语实情真。并借李洞对贾岛诗歌的仰慕和贺知章对李白诗歌赞誉的典故表示了对舒瞻诗的赞赏。这两句话看似是对舒瞻诗歌的评价，不如说是厉鹗对诗歌风尚追求的自我诠释。[32]细读此集，会发现舒瞻的诗作在认识厉鹗前就带有孤寒之气，如其《暮春郊外》中：
已觉垂杨噪晚鸦，忽催归思漫无涯。一鞭残照余芳草，十里春风送落花。绝涧寒云凝几树，荒村小犬吠谁家。那能抛得尊中酒，指点青帘隔水斜。[33]
此诗借景构图有悲凉冷落之意。薄暮寒鸦、残阳落花、绝涧寒云、荒村小犬，愁情满纸，最后则需借酒浇愁，口吻语气与一个青年贵公子形象颇为不符，唯诗中的红绿用色，使得诗风不致颓唐，衰瑟中流露出一种闲雅。再看其南下途中作《月夜淮河舟中》：
秋色濛濛澹欲无，乘槎人似在冰壶。银河西泻千寻直，旅雁南飞一影孤。近水楼台多寂寞，远帆灯火半模糊。凭谁烘染荆关笔，为作轻舟夜泛图。[34]
月下行舟，舒瞻将周遭环境比喻成冰壶乘槎，本有欲上银河，云游仙境之感。颔联中广洁天幕上却嵌一只孤雁，诗境顿觉霜河冷落、孤寒萧索。烟水迷蒙的楼台，半明半寐的渔火映衬着舒瞻寂寞寥落的心境。如果说这首诗是舒瞻一人南下任职心绪的别调，恰与厉鹗的诗心相契合。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二人相见恨晚，一见心折。
舒瞻对厉鹗诗风的学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厉鹗对舒瞻的诗评可见他把舒瞻当为知音，但《栖桐草》中的作品实仍以丽逸为多，如“桃树弄晴红未绽，秧田经雨绿初齐。……蹀躞香尘思小憩，呼人春梦有黄鹂。”（《古荡桥》）、“日午万家烟灶暖，雨余千顷稻花春”（《桐溪留赠诸父老》）等句[35]，皆是前期诗风的延续，所以梁启心评舒瞻此卷诗说：“其思清，其力赡，充融闲雅，湔洗凡陋。”[36]可说是确论。 由于舒瞻与厉鹗以及浙派诗人群体的频繁的交往，这个时期的舒瞻诗歌确实开始向厉鹗所宗尚的“清寒孤淡”靠拢。如此卷中“岭云犹带润，野水细无声。地僻闲樵径，林深冷宦情”（《雨后游湖上诸山》）、“寒雨连城暗，冬心向晚孤。……迢递平桥外，渔灯淡欲无。”（《自乍川归东湖》）等句[37]，都隐约有厉鹗诗的影子。
在任官平湖、山阴的时间里，舒瞻同浙派诗人群体往来更为密切。舒瞻邀浙派诗人施安（生卒不详）等作为其幕僚，同官平湖。[38]，定时参加“南屏诗社”活动，同杭世骏、释明中等人往来唱和不绝，并参加张云锦（1704—1769）在平湖所举的诗社活动。舒瞻在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才真正有了厉鹗在《栖桐草》序言中评说的“冰瓯雪椀”的特点。其在卷五《寄樊榭》中，舒瞻直接说“骚雅唯君是我师”，可见舒瞻对厉鹗诗的推崇。如卷三《集弄珠楼》：
佳处在烟水，残年胜事兼。书来三宿约，雪后一舟淹。落日明渔舍，高城接画檐。荒寒诗境好，知为故人拈。[39]
用词造景皆突出“荒寒”二字。此处不妨将厉鹗同时同地所作《张龙威招同陆南香纡斋耐士诸君集弄珠楼》一诗和舒瞻诗对看：
为选东湖胜，相擕上野航。层波围酒地，疎树入渔乡。旧雨前期在，新晴客思忘。十三回月子，流照一楼霜。[40]
相较之下，舒瞻诗更像是为厉鹗的诗所作的注释。舒瞻助“故人拈出”雪后孤舟、高城画檐、寒林疏木，正是厉鹗诗中“野航”之景，亦可以与月下流霜的清寒之诗境相互映衬。
在与厉鹗交往的同时，舒瞻也同周京、杭世骏、丁敬、释明中、释篆玉等人相交日深。舒瞻在乾隆十二年丁忧回京路过天津水西庄时，还曾拜访查为仁，并写《过津门访查莲坡居士》以纪。“交成萍水缘非偶，道在诗书味自亲”，舒瞻虽说和查氏的结交是因有共同的诗书爱好，且水西庄此时已是北方文士竞相拜会的名园。但是萍水相逢就心有戚戚则不能不说有赖二人共同好友厉鹗的推介。[41]诗句中“非偶”一词既是对二人以文相交的如实叙述，同时也是对二人关系缘起背后厉鹗作为中介的隐射。
舒瞻在不知不觉中被浙派所吸纳，诗作也自然沾染了浙派的诗歌风格，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学的好尚也同时在影响着舒瞻的思想。张仲谋先生总结以厉鹗为首的浙派诗特点时说：“他们对康熙朝政治的冷漠态度……向往野逸，喜欢欣赏古董，与方外交游。他们很少谈论现实政治。”[42]这段话也可以说是舒瞻诗集内容以及风格的整体的概括。这个时期的舒瞻诗作确实经常流露出对于宦途的厌倦，羡慕闲云野鹤的悠然生活。
舒瞻在诗歌创作中虽效法厉鹗，只是吸纳了其取境孤淡清寒的艺术特点，并没有学习他好取典入诗的“弊病”，他是将孤清与自己擅长的清俊丽逸相融合，所以在诗歌整体风貌上又和厉鹗为首的浙派诗显得同中有异。
舒瞻诗在孤清的艺术底色上，善用白描手法，把自我细腻感情通过眼前之景自然的表达出来。这也正是舒瞻前期诗歌的最大特色，所以其诗没有厉鹗瘦硬的特点，反而有一种自然冲融的态度。这也是舒瞻诗在当时没有被纳入浙派诗的重要原因。沈德潜评其诗云“诗品在元、白之间，近情处迥不易及。”[43]间接说明舒瞻诗被时人认为具有元白诗派浅易情深的诗风。如其《别竹田》：
莫向风前折柳枝，柔条原不绾相思。人生难得惟知己，天下伤心是别离。半载篝灯同听雨，何年把酒更论诗。西泠夜夜添新梦，多在烟江月上时。[44]
此诗首联翻出新意，作者劝送别的朋友莫要折柳，因为柳条并不能系住相思。而颔联则直抒胸臆，表达了知己离别的神伤。颈联回忆往昔二人篝灯听雨、把酒论诗的欢乐时光，尾联感慨二人以后只能在梦中才能在烟波江月下相会了。此诗明白如话，情真意切。沈德潜读后感叹说：“古之伤心人耶？读竟，辄唤奈何！”[45]傅庚生先生则称赞此诗是“隐与秀萃于一篇者。颈联以上皆明畅之句。尾联则纳秀于隐；看他幽咽吞声，竟是伤情何限。”[46]傅庚生先生的评价颇抓住了舒瞻诗的艺术特点即“纳秀于隐”，也即前文所言舒瞻诗是将丽逸明快的诗风融合了孤淡清寒的诗词格调，从而显出了不同于浙派诗歌的独特特色。
三、舒瞻对“格调派”诗学的实践
作为生活在乾隆朝的诗人，舒瞻的诗风不可避免的受到当时主流文学风气的影响，尤其是沈德潜所倡导的“格调派”。[47]不过对于舒瞻来说，其诗作中“格调派”的艺术特征显得十分隐晦。蒋寅先生论沈德潜诗学主张时总结说：“（其）诗学的基本宗旨，概而言之就是在诗的功能论上强调载道致用，在美学特征上要求温柔敦厚，在艺术表现上崇尚比兴含蓄。……他还通过对诗教的重申和强调，将《毛诗序》所代表的政教观念纳入‘温柔敦厚’的诗教中，形成‘诗道’与‘诗教’的互文，实现了儒家传统诗学话语的整合。”[48]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舒瞻诗歌的话，舒瞻对格调诗学的接受更多是外显在其桐乡、平湖和山阴的执政理念中。
舒瞻和沈德潜二人是乾隆四年同榜进士。同年之谊使二人不仅早有交往，且由于舒瞻对诗词创作的痴迷而使二人关系更显亲厚。这不仅体现在二人在舒瞻南下任职时后仍不时有交流，而且从沈氏对舒瞻诗作的品评亦可见端倪。沈德潜在乾隆十七年（1752）为《兰藻堂集》所作序中这样称赞道：
晋潘岳为河阳令，种花满县。其诗颉颃张陆，而政绩不著。唐元德秀为鲁山令，民以德化，作《于蒍于》歌。元宗叹为贤，而其诗不传。政事风雅兼之若此其难也！同年云亭舒君以名进士令桐乡、平湖、山阴。所至问民疾苦，兴利除弊，先抚字而后刑罚，不以刀笔筐箧为能。暇则揽名区，访旧迹，凭今弔古，一一形诸咏歌。闲与邑之贤士大夫更唱迭和。所为诗，原本三唐，仰攀晋宋，而闲雅冲融，性灵自具。若云亭者非政事风雅兼之者邪？！[49]
此序可以说对舒瞻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赞扬舒瞻是文政合一的典范。沈氏在序言中所论及的“先抚字而后刑罚”，实有所指。
舒瞻在桐乡县令任上，曾挽救了身陷牢狱的僧人行芳（荇舫、印方），获得浙江文士的交口称赞。杭世骏就此事写诗《桐乡凤鸣寺僧行芳俗姓魏氏，工诗，为署令所诬将致之死。舒明府行狱见其诗，爱之，立为昭雪，遂返初服。即以舒为名字曰更生，赋感恩诗八章，清丽可诵。今游武林，明府赞之，遍游诸公间，为赋一律赠之》[50]赠与魏舒。此事在吴骞《拜经堂诗话》有载：
魏舒者，桐乡人。少学浮屠氏法，名荇舫。工诗嗜酒,不安净业。邑令吴某速系于狱，将严治之。会移他邑，代之者为满洲舒瞻。偶录囚入狱,见壁间诗，询知为魏作，大喜，立出之，而加冠巾焉。魏感其德，更名舒，字曰更生。[51]
其记多简略，同杭世骏诗相类。其后阮元《两浙輶轩录补遗》总所著甚详，兹录如下：
潘学敏曰“余家藏有王次檐先生手书日记一册，中载魏更生事极详。录其略云：僧一壑，字印方，俗姓魏，住持桐乡县凤鸣寺。会乡民有与土豪争田者，县令某已断归豪。壑助乡民使控于上官，因得直。于是豪与令咸切齿于壑，诬治之。为榜于通衢，有能持壑私事者悉以告。数日无所得，将阴毙之于狱。适令以事去，新令舒至，阅狱中得题壁诗一首，叹曰：此湘累遗音也。立为平反释之，使反初服，复姓，更名舒，字更生。因为诗呈舒令，于是魏更生诗名一日闻远近。人以为艺林佳话云。[52]
舒瞻因欣赏这名僧人的文采，不仅将他无罪释放，还让他恢复文士身份，并亲自给他戴上冠巾。此僧被救后还俗，由于感念舒瞻的救命之恩，所以更名为舒，从此称魏舒。此案的成功办理为舒瞻赢得了为官贤明的声誉，尤其此事因诗而起，所以在浙西士林中产生了不小的震动，被当地文士津津乐道，誉为“艺林佳话”。
舒瞻在平湖、桐乡、山阴直至后期的海盐无不是以文饰吏，魏舒一事只是代表。《清史列传》记舒瞻云：“以文学饰吏治，廉明风雅，浙人争颂之。”[53]袁枚在《随园诗话》记载舒瞻离浙归京时，“布衣丁敬送哭失声”[54]。袁枚虽将舒瞻早期诗挪于此处，且对舒瞻离任场景有夸大之嫌，但仍不妨碍我们理解舒瞻颇受浙地士林所重的情状[55]。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选舒瞻诗五首：《别竹田》《留别当湖诸人士》《偶占》《为朱蕴千题杏花春雨图》《为堇浦太史悼亡》，与沈氏“温柔敦厚”诗学宗旨相比照，选择理由异常清晰。《偶占》《为朱蕴千题杏花春雨图》为舒瞻前期作品，明显带有追摹唐诗的痕迹，而另外三首则是舒瞻笃于山水朋友之谊的作品。正如沈氏在《留别当湖诸人士》后评曰：“忘知己，不忘溪山，近日仕途中能有几人？”[56]
所以舒瞻对于沈氏“格调派”的接受，不是在诗作的艺术手法上，而更多的是在“诗道”与“诗教”的政治理解上，这一点不仅仅限于舒瞻，而是当时文士的一种共识。回观乾隆十一年鄂敏为《西湖修禊诗序》云：
诗者，先王之教也。古意存斯，雅音播矣。古人韵事，沾丏后来，可效者意焉而已。意合而音以谐，音谐而诗以著，诗著而教以传。发响幽喦，洗心川上，鼓舞风骚，步趋前轨，其裨益岂小小哉？……呜呼!振起斯文,移风易俗,守土者之责也。[57]
无独有偶，杭世骏（1695-1773）在《兰藻堂集》序文中亦赞舒瞻诗云：“（其诗）点染烟岚，驱使草木，每一篇出，朝传而夕遍，《记》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其感人深而化俗易，如此其捷也。” [58]
四、结论
舒瞻早期诗歌清俊丽逸的风格成为其诗风的主要特色，这是由于舒瞻善于运用细腻柔婉的笔触描摹风物，并能将自我情志打并其中，并用浅语脱口而出。而赴浙任职后，主要受到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诗歌的影响，吸取了浙派诗清寒孤淡的诗歌风尚，所以后期诗歌才在丽逸之外，兼有了冲融清淡的特点。而对格调派所强调的“诗教”的理解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更让舒瞻在当地士林中有口皆碑。梳理舒瞻诗歌风格的流变，可以清晰看到乾隆朝文人个体诗歌追求中唐宋诗风融合的轨迹。 舒瞻原本清俊丽逸的宗唐师风，在结合了清寒孤淡的宋诗格调后，竟然在舒瞻诗中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形成了清俊丽逸、冲融清淡的独特风格。也无怪沈德潜评舒瞻诗是学习唐诗之作，而李调元《雨村诗话》则直接说舒瞻诗歌是学习陆游的产物。[59]
另外，作为八旗满族勋贵，舒瞻一生最重要的时间都是在浙江度过，甚至在后期因病退养期间都借住在杭州的小有天园，未回北京。舒瞻一生与浙籍文士的往来十分密切，文中仅是将对其影响最大的厉鹗单论，其他如与杭世骏、施安、吴城、梁启心、张云锦等浙派诗人群体的交往则未展开而书。舒瞻在当时江南士林的交往以及其诗在乾隆朝的影响和地位也需重新审视。
总而言之，作为满八旗特殊身份的舒瞻以一己之身，虽位卑下僚，却在与江南士林群体的交往中游刃有余，而且舒瞻也以自我独特的诗歌风格颇得当时士林的认可和推崇。他不同于专注八旗诗歌搜集整理的铁保和以“诗龛”名世的法式善，舒瞻本人及其诗歌，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乃至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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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舒瞻卒年，此据袁行云先生考证补，见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卷二十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917页。另见陆勇强：《三十一家清代诗人疑年考述》，张其凡主编，《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5页。
[2] 有关舒瞻仅见梦若：《满族诗人舒瞻》，《满族研究》，1995年第一期，第81页；高兴璠：《舒瞻一事》，《满族研究》，2000年第三期，第41页。朱则杰：《<随园诗话>关于舒瞻<偶占>诗》，《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5期，第157-158页。
[3] 施安：《兰藻堂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3页。
[4] 梁启心：《兰藻堂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16册，第74页。
[5] 沈德潜：《兰藻堂集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16册，第77页。
[6] 官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铁保辑、赵志辉校点补：《熙朝雅颂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28页。
[8] 徐世昌编、闻石点校：《晚清簃诗汇》卷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850页。
[9] 《晚晴簃诗汇》载保禄和苏章阿为同宗，徐世昌编，闻石点校：《晚晴簃诗汇》卷六十九，第2850页。
[10] 李锴有《答保雨村户曹秋夜见怀》、《寄保雨村兼怀铭源》等诗。法式善著；张寅彭，强迪艺编校：《梧门诗话合校》，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499页。
[11] 马长海（1678-1744），镶红旗满洲人，辉发那拉氏，字汇川，号清痴，自号大钵山人。布衣终身。工诗。与李锴、戴亨被誉为“辽东三老”。傅雯，字紫来，一宁凯亭，号香嶙，别号凯头陀，奉天广宁(今辽宁北镇)人，家闾山之阳，官骁骑校，生卒年不详。工佛像，善作指画，为高其佩入室弟子，乾隆时供奉内廷。
[12] 舒瞻和傅雯的交往极有可能是通过族中保禄等人的关系。保禄和允禧、李锴过从甚密，傅雯也曾是允禧、李锴等人的座上宾，借由这层关系，舒瞻可能在雍正时期同傅雯相识。
[13] 舒瞻：《兰藻堂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3页。
[14] 舒瞻：《兰藻堂集》卷一，第82页。
[15] 王英志编纂校点：《笏山诗集序》，《袁枚全集新编》第17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16] 袁枚：《随园诗话》卷八第二七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58页。
[17] 杭世骏：《词科掌录》卷八，《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17，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335页。
[18] 舒瞻：《兰藻堂集》卷一，第82页。
[19] 沈德潜：《兰藻堂集序》，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20] 有关此问题见朱则杰：《<随园诗话>关于舒瞻<偶占>诗》，《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五期有相关讨论。
[21] 舒瞻：《兰藻堂集》卷一，第81页。
[22]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影印乾隆二十五年（1760）教忠堂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4页。
[23] 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第2版，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第110页。
[24] 舒瞻：《兰藻堂集》卷一，第80页。
[25]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影印乾隆二十五年（1760）教忠堂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4页。
[26] 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第2版，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第109页。
[27] 王昶著，陈明洁、朱惠国、裴风顺点校：《春融堂集》卷二十三，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474页。诗云：“残吟兰藻一编诗，竞体芬芳绝妙姿。拈出断肠江南句，不妨唤作女郎词。”
[28] 伊福纳：《白山诗钞诗人小传》第五册，清抄本。
[29] 舒瞻在《兰藻堂集》中多有参与南屏诗社活动的诗作。郑幸：《南屏诗社考》，《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刘正平：《南屏诗社考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5期中有相关讨论，其中论述舒瞻时任乍浦理事同知，并认为他参加诗社交游的目的是意在引导关注杭州文士的文学活动，亲近清廷和浙江文士的关系，此说法不确。如本文所述，舒瞻时任桐乡知县，并和南屏诗社中很多人有旧谊，所以被邀请参与西湖修禊雅集，由此才进入浙派诗人群体中。
[30] 厉鹗撰，罗仲鼎、俞浣萍点校：《厉鹗集》,《浙江文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78页。
[31] 厉鹗：《栖桐草序》，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16册，第74页。
[32] 有关厉鹗诗歌风格的论述，可见刘世南：《清诗流派史》第十章《浙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严迪昌：《清诗史》下编第六章第二节《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张兵、王小恒：《厉鹗与浙派诗学思想体系的重建》，《文学遗产》，2007年第一期。
[33] 舒瞻：《兰藻堂集》卷一，第79页。
[34] 舒瞻：《兰藻堂集》卷一，第84页。
[35] 舒瞻：《兰藻堂集》卷二，第86、89页。
[36] 梁启心：《栖桐草序》，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16册，第74页。
[37] 舒瞻：《兰藻堂集》卷二，第87、96页。
[38] 张云锦：《题闵蕴斋松阴听泉图》自注：“蕴斋与施君竹田、计君卜亭俱系云亭平湖幕友。”见《兰玉堂诗续集》卷一
[39] 舒瞻：《兰藻堂集》卷三，第100页。
[40] 厉鹗撰，罗仲鼎、俞浣萍点校：《厉鹗集》,第383页。
[41] 查为仁和厉鹗在此时已经交往颇深，厉鹗更在乾隆十三年（1748）借上京铨选县令之机，在水西庄诗酒流连近两月。有关厉鹗和查为仁的交往可见叶修成：《厉鹗与水西庄查氏的文学交游及其意义》，《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42] 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221页。
[43]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影印乾隆二十五年（1760）教忠堂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4页。
[44] 舒瞻：《兰藻堂集》卷四，第102页。
[45]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影印乾隆二十五年（1760）教忠堂重订本，第524页。
[46] 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第2版，上海：开明书店，1947年，第110页。
[47] 有关沈德潜“格调派”诗学的研究主要可见蒋寅：《沈德潜的诗学贡献及其历史定位》，《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蒋寅：《沈德潜诗学的文化品格及历史定位》，《文学遗产》，2018年第3期。蒋寅先生认为沈德潜诗学可称为“新格调派”，此处仍沿用旧说。
[48] 蒋寅：《沈德潜诗学的文化品格及历史定位》，《文学遗产》，2018年第3期，第139、148页。
[49] 沈德潜：《兰藻堂序》，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7页。
[50] 杭世骏著，蔡锦芳、唐宸点校：《杭世骏集》第4册《道古堂诗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36页。
[51] 引自刘衍文主编、王立翔等撰稿：《历代文坛掌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434页。
[52] 引自钱钟联主编：《清诗纪事·乾隆朝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844页。
[53]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一《文苑传》二 ，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873页。
[54] 袁枚：《随园诗话》卷七第八十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238、239页。
[55] 有关此考辨，可详见朱则杰：《<随园诗话>关于舒瞻<偶占>诗》，《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5期。
[56]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影印乾隆二十五年（1760）教忠堂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4页。
[57] 鄂敏：《西湖修禊诗序》，丁丙辑：《武林掌故丛编》第一集，北京：京华书局，1967年，影印清光绪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本，第539页。
[58] 杭世骏：《兰藻堂序》，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5页。
[59] 李调元《雨村诗话》云：“（云亭）诗学放翁”，引自铁保：《钦定熙朝雅颂集》卷七十，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07页。
- 全 文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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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6期
作者介绍
李桔松
文学博士，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文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主要讲授“语文整本书阅读”、“古诗词教学”、“语文教育戏剧”等课程。在期刊发表文章多篇，主持北京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出版有《如何阅读<水浒传>》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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