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原兰州军区司令员刘懋功离休后，曾对家里人说，他参加革命50年，最感激的将领有刘志丹、韩先楚、彭老总、刘亚楼等人。
刘懋功是甘肃庆阳人，早年参加南梁苏维埃政府赤卫队，后编入红二十六军四十六师二团，深受刘志丹影响，最相信的就是刘志丹。刘志丹也喜欢、相信刘懋功。
1935 年初，红四十六师南下终南山失利，刘志丹率部突围。到陕北后，身边就剩下四个人，其中就有刘懋功。
直到晚年写回忆录时，刘懋功还能细细回忆出刚刚得知刘志丹牺牲的噩耗时他和部队的悲伤情景。
名将韩先楚来自红二十五军，刘懋功当营长时，韩先楚是他的团长，刘懋功当团长，韩先楚是他的师长。刘懋功敬重韩先楚作战英勇，能打仗。
1936年夏，红军西征，红七十八师师部两次被马家军骑兵偷袭，刘懋功为救韩先楚不惜自己身陷险境，因此同韩先楚结下终生的友情。
抗战期间，韩先楚从前线回到延安，告诉刘懋功：“我在日寇发动的扫荡中，几乎遇险。如果当时你在，我就不会那样危险。”还专门带了缴获的望远镜、日本军大衣等物送给刘懋功。
1975年，刘懋功调任兰州军区当空军司令员，刚好又当了韩先楚的下级，韩先楚动情地对刘懋功说：“老刘，咱们好好干，一起把兰州军区搞好，你们空军要钱要物我都批。”
解放战争期间，刘懋功先后担任西野四纵警一旅参谋长、警三旅副旅长、一野四军十师师长，一直在彭老总指挥下战斗。彭老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严厉，不讲情面，批评错误毫不留情。
兰州战役前夕，彭总亲自带领师以上领导干部去看地形。刘懋功到得晚一点儿，跟在后面，也拿起望远镜，看到一个个土黄色山包光秃秃的，没有树林，没有庄稼，连野草也没长几棵，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真是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在这里打啥仗！”
这句话不小心被彭总听见了，彭总回过头横了刘懋功一眼，口气严厉地说：“哪里有祖国的土地，我们就要解放到哪里。不想到这里打仗，想到四川去吃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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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懋功一时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儿。往回走的路上，政委告诉刘懋功，西进之前开军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战略行动。就有同志在会上提出：“南下四川吃大米，西进甘肃喝西北风。”被彭总狠狠批评了—顿。
这件事虽然不大，刘懋功却终生难以忘怀。同全国其他战场比较，西北战场更艰苦一些。彭总不计较这些，带头艰苦奋斗，表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胸怀。
刘懋功一生有两个伯乐，一个就是带他走上革命道路并慧眼发现其军事才能的刘志丹。另一个就是发掘、培养刘懋功空战指挥能力的刘亚楼。
他同刘亚楼可谓不打不相识。昨天笔者发文《一野师长拒绝调入空军，刘亚楼一招搞定》一文中就提到，刘懋功最初不愿意调入空军，同刘亚楼闹了几次，想回陆军。这个念头一直到进入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学习后，才逐渐打消。
南京军事学院1950年底筹建时，曾准备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负责筹建的刘伯承正因为考虑要开设空军系、海军系，才建议中央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刘懋功于1953年秋入学，被编入空军系二班。入院之前，刘伯承院长根据学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实际情况，决定增加文化学习时间。
因此，1953年秋季开学后，无论哪个系，学员们都要先上半年预科，学语文、数学、物 理、俄语等课程，以语文、数学为主。
预科班要求通过半年的突击学习，学员们语文达到高中毕业，数学、化学、物理达到高中二年级，俄语学会用军事用语代号的水平。
因为刘懋功文化基础差，感到要求高，课程重，时间紧。为了闯过“文化关”，他只有加班加点地拼命学。半年“拼”下来，各科成绩都达到了优秀。
1954年春季开学后，空军系转入专业课学习。专业课主要学习各种飞机包括轰炸机、歼击机、强击机的战术、飞机构造、飞行原理、领航学、气象学等。另外还系统地学习了战术、战役、战略等军事理论，并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研究了我军各个时期和外军二战时期的著名战例。
50年代前期，正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苏联顾问很多，刘伯承院长的顾问是位苏军中将。各系有系顾问，空军系教功课的大多数是苏联教官，教学方法也沿用苏联军事院校的一整套办法，很死板。
最典型的是背条文，一本本厚墩墩的书叫学员死记硬背，提问、检验也完全按条文进行，不允许有一点儿出入，少几个字多几个字都要挨苏联教官训斥。
学院里的中国教员比较少，大多数是原国民党军队有“学历”的高级将领，其中多数是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或起义的，人称”旧军官教员”。
教空军系“合同战术”的老师叫刘振世，原来是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在宜瓦战役中被俘，1949年后任一野二军五师副参谋长，认识刘懋功。
课间休息时，刘振世主动找刘懋功一起闲聊，感慨地说：“国民党军队的战术和解放军的战术不一样，国民党的战术生硬、死板；解放军的战术灵活、机动，总打胜仗。这种打法厉害，我佩服。所以我觉得给你们讲课难啊！”
1955年底，授军衔后，举行了阅兵式。除将军以外的学员，还参加了分列式。刘院长做了检阅。之后不久，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南京，参观军事学院。学院决定校级以上军官，身着新发的礼服，佩戴勋章，夹道热烈欢迎。
不巧，天下大雨，有人建议将欢迎仪式改到礼堂内举行。刘院长说，事关国威军威，哪能随心所欲，坚持按原计划办。他身着元帅礼服，不打雨伞，带头淋雨。陪同苏加诺总统来院的陈毅元帅见状也不要雨伞。两位元帅英姿焕发地率领大家，冒雨夹道欢迎外宾。
威武雄壮的钢铁之师，顶天立地的将帅风度，使苏加诺总统一行深受感动。
刘振世教员曾感叹地对刘懋功说：“我进过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国民党训练也讲究严格，但比起你们共产党来，差得远了。”
军事学院毕业考试属于国家级考试，极其隆重，由一个主考官和两个以上的陪考官主持，还要有监考官在场。监考有一二十人之多，除刘帅外，学院的主要领导都到场。 每个班要进行9天，人们把这种方式称为”三堂会审”。
通过4年的学习，刘懋功遵照刘伯承元帅”学以致用”的教诲，已摸索出一套适宜于自己的学习方法，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效。
在复习口试题提纲的时候，有一道关于强击机战术的试题，完整答案共有39条，在教材上占了十几页篇幅。同学们都议论说：”谁抽到谁倒霉！”
刘懋功是凡事不抱侥幸心理，下了狠功夫，做足两手准备，一是按苏联教官的死要求，抱着书本背，背了八九不离十；二是照刘帅活的告诫，认真理解条文的意思，归纳成3大类，做了充分准备。
“国家考试”，真是名副其实！一进考试楼大门，从门厅、楼梯到考试大厅里都铺着大红地毯，长长的台桌后面坐着主考官、陪考官和监考的刘帅的顾问、军事学院副院长、副政委、教育长、部长等十几个人。
真是又巧又不巧，到刘懋功抽签时，几十道题，刘懋功偏偏抽了大家说“要倒霉”的那道！
在主考官点名后，刘懋功不慌不忙地踏着红地毯，走到应考席上。当主考官一字一顿地念了考题，宣布现在请你回答时，刘懋功说：“这道题有两种答法，一种是按教材上39 条条文背诵；另一种是照我个人理解，归纳为3个方面的重点。请问我用哪一种？”
主考官说：“当然按教材的条文回答！”刘懋功刚准备背诵，被监考的院长顾问抬手制止了，他问翻译：“他说的什么？”翻译向他叽里咕噜说了几句以后，对刘懋功说：“请按你理解的内容解答！”
刘懋功侃侃而谈，还没有答完，这位苏联中将首席顾问突然举起右臂，伸出手掌，兴奋地喊道：“吧济，哈啦绍！哈啦绍！”（俄语，意为5分，好！好！）”
刘懋功少将
在军事学院毕业后，刘亚楼在北京找刘懋功谈话：“你愿去武汉军区空军任副司令员，还是到沈阳军区任空三军军长？”
刘懋功回答：“我只想打仗，武汉军区是战略预备区，估计没啥仗打，还是去大连的空三军吧。”
1957年8月，刘懋功奉命到大连担任空三军军长。
空三军是空军的老部队，军部是1952年在四平由陆军四十九军军部改建组成的，1953年曾组建指挥所入朝作战，1955年进驻大连，接替苏联空军一个军的防务。
刘懋功去时，空三军下辖4个师，即空五、六、二十一、二十七师。其中，空六师参加过抗美援朝实战，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比较好。空二十七师是一野八师改编过来的，部队作风和组织纪律性都很好。
刘懋功到任后，先下部队搞调查研究，熟悉情况，在此 基础上，重点抓了以提高战斗力为中心的专业理论、飞行和战斗实用科目训练，对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也抓得较紧。
经过全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大半年后，每个师都有一个团达到四种气象作战水平，即在昼间简单、昼间复杂、夜间简单、夜间复杂气象条件下训练，空三军在空军范围成为战斗力水平较高的一个军。
1958年7月，空军党委高级干部到大连空军疗养院避暑，一天，刘亚楼司令员和吴政委、常乾坤副司令员各自带着妻子，去空三军家属大院拉上刘懋功：“忙啥呢，你这军长比我们这些首长还忙？我批准了，这三天你不要上班，和我们一起到海边玩玩！”
盛情难却，刘懋功只能放下手中工作，和空司首长一行人游遍了大连附近岛屿，尽情玩了三天，游览结束后，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急匆匆地给刘亚楼递上了一份报告。
刘亚楼边看边笑：“老刘，我们这次是专门来检查你工作的。王副主任带了一个工作组把你们三军各个团都看了。 战备训练、作风、内务、正规化建设都不错。特别是干部年轻化方面很突出，飞行员技战能力强。”
刘懋功大吃一惊：“王副主任来检查工作，我怎么不知道呢?”
刘亚楼笑得更开心了：“我为什么拉你去玩？就是不能让你知道呀！你一知道，就有准备了。”
以往在刘亚楼印象中，刘懋功就是个刺头，但学习能力强。经过这次检查之后，刘亚楼这才发现，刘懋功治军也不含糊。
1958年8月，为惩罚蒋介石集团对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 军委决定在福建前线炮击盘踞在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队。空军各部迅速进驻福建及与其毗邻的浙江、广东地区，配合陆、海军封锁金门，与敌人空军展开空中斗争。
刘亚楼命刘懋功带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进驻福州，归福州空军指挥。刘懋功和参谋长韩顾三、政治部主任谢锡玉带了三四十个作战参谋人员，急急赶往福州。
到达后，聂凤智司令员指着 地图上已画好的一条线，把空军作战区域分为南北两个战区，南线战区为南起广东汕头，北到晋江一线，北线战区为南起连城至晋江以东，北到浙江温州沿海及以西地区，命刘懋功具体负责指挥北线战区。聂凤智司令员主要负责南线战区。
空军部队紧急进驻福建的最初阶段，首要任务是同蒋军争夺制空权。这一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7月27日到8月22日炮击金门开始前是第一阶段；之后到10月10日是第二阶段。刘懋功只赶上了第一阶段的后半截。
在第一阶段，蒋介石的空军以F—86掩护侦察机对我方进行侦察，每天出动飞机100架次左右。在第二阶段，美空军第13航空联队接替了台湾本岛的防空，蒋介石的空军完全腾出手来进犯大陆，每天出动的飞机达到200多架次，空战的规模更大了。
蒋介石的空军每次出动，以大部或部分飞机在海峡上空巡逻，而以8机编队，有时是12机编队，窜扰至福州到温州一线之西上空。刘懋功指挥的北区部队则从几个方向出动迎敌。
8月14日 ，空十六师四十六团8架米格一17从福州机场起飞后，在平潭岛上空同敌11架F—86遭遇，在高度低于敌人，兵力少于敌人的情况下，英勇同敌搏斗，飞行员周春富击落敌机两架，击伤1架，最后自己不幸被敌击中，光荣牺牲。
10月10日的空战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一天，蒋介石的空军一共出动了约400架次。其中，国民党第五大队少校指导员路靖率领的6架F—86窜至福清、龙田上空。
刘懋功立即命令空十四师副师长李振川率8架米格一17迎敌。飞行员杜凤瑞先后击落两架敌机，自己也不幸被敌击中，跳伞降落到距地面高度约1000米时，又被敌开炮击中，英勇牺牲。向杜凤瑞烈士开炮的 敌F—86，也被刘懋功高炮击落。
刘懋功在闽北指挥作战期间，空军刘亚楼司令员的军事顾问（苏联空军中将）带着其他几个顾问，在空军何廷一副参谋长陪同下，来前线视察工作。
北线指挥所有一张很大的地图桌子，上边有刘懋功亲自用红蓝铅笔标定的预警线、起飞线、截击线、作战区域等符号标志。
这位顾问看着地图，通过翻译说：“你这画的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划起飞线？要马上改过来！”
刘懋功不高兴了：”这不能改，台湾到大陆的距离太近，如按要求画的话，起飞线就到了台湾东面的海上了！”
当时指挥所里有20多个人，大家都没有说话。刘懋功和顾问争执起来，辩论得很厉害，顾问满脸通红，气得用拳头在桌子上直捶。
可当天晚上，苏联顾问在福州市交际处吃饭，把刘懋功也叫去了，通过翻译说：“少将同志，你是正确的，我意见不对，还发了脾气，现在真诚地向你道歉，希望你能原谅。”刘懋功当时很感动，这位顾问真够直爽的。
1959年秋天，这位中将顾问回国前，特意乘飞机来大连看望刘懋功。刘懋功请他在家中吃了顿饭，还送给他两大筐苹果。他高兴得很，热情地和刘懋功以及刘懋功的妻子、孩子拥抱，把刘懋功的小女儿高高地举过头顶。
那时候，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为获取我国政治、军事、 经济情报，经常派侦察飞机深入我国腹地进行侦察和骚扰。侦察机由蒋介石集团派出，所获得的情报由美、蒋分享。
1960年春，辽南地区成为侦察重点。蒋军空军投入使用美国海军P-2V型反潜巡逻机，该机航行设备先进，夜航能力强，低空性能好，时速340公里，可连续飞行15小时以上，活动范围大，乘员10余人。
这种飞机还安装了电子侦察、电子警戒和电子干扰设备，能够侦察我国地面防空部署、指挥系统、战备设施，以及侦察我国地面和空中雷达并实施干扰，还能侦察我国地面工业设施情况，是一种很难对付的飞机。
1959年冬，空军和沈阳军区空军为了保卫国土安全，打击美蒋侦察机的侦察挑衅，命刘懋功担负辽南对空作战的指挥任务。为加强作战力量，又给刘懋功们配备了两个高炮师、一个探照灯团和一个雷达团，由刘懋功统一指挥。
要打掉这种飞贼，探照灯和高炮阵地的选择非常重要，是决定作战胜负的关键。刘懋功带作战处长和有关人员看了几处阵地，感觉都不理想，关键是不够隐蔽。
几经选择，最后选中庄河县北边一片丘陵地带，既符合隐蔽条件，又距离海岸线近，是待机歼敌的理想地点。
为仔细勘察当地情况，刘懋功在老百姓家住了两天，初步确定了阵地、营房的位置后，命令部队进驻，立即展开了战前练兵。
1961年11月上旬，这个阵地上的高炮群采用机动灵活 的战术，开创我军首次击落敌P—2V电子侦察机的先例，蒋空军研究组副组长叶霖等12人当场毙命，受到国防部的表彰。可惜那时刘懋功早已受命南下组建西南空军了。
日内瓦协定墨迹未干，美国开始插手东南亚，干涉越南内政。蒋介石集团妄图利用这一形势反攻大陆，几乎天天派飞机到云南进行空中侦察、骚扰活动。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李弥兵团残部也蠢蠢欲动。
1960年5月，经军委慎重研究，下达了组建“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的命令。
6月，刘懋功正在青岛空军疗养院参加空军召开的一个会议。当时，听有的同志说：”空军要点将了”。点什么将，去干什么，刘懋功没有很在意。
过了几天，刘亚楼司令员找刘懋功谈话：“空军党委决定调你去昆明，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负责组建昆明空军指挥所，马上就去，飞机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刘懋功大吃一惊：“不是说点将吗？怎么点到我了，点我之前连风声都没有放，我也没做好准备呀。”
刘亚楼说：“这回军情紧急，中央下命令下得很紧，你再当‘刺头’就不合适了，别废话，马上就去。我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真是“军情急如火”，从青岛空军疗养院出来，刘懋功只带着秘书和两个警卫员乘专机去了昆明。新任命的昆指政委崔文斌同志是从福州赶来的，比刘懋功还早到两天。
刘懋功在昆明巫家坝机场勘察地形
到昆明后，刘懋功先去昆明军区见秦基伟司令员，向他 报到并听取指示。秦基伟就说两句话：“你就放开手干吧！要房子、要地皮、要人、要东西我都给你！”
昆指成立后，最大难题是机场。刘懋功一到昆明，向昆明军区要了一辆吉普车，又调来5个人，带着地图，带人到云贵两省的旧机场和可以修建机场的地方都进行了实地勘察。
根据防空作战的需要和未来战场建设考虑，刘懋功提出了先修建云南蒙自、砚山、祥云、陆 良、思茅和贵阳机场，第二批再修建云南昭通、沾益、元谋、保山机场，以上两批共16个机场。这个方案得到空军和昆明军区的同意，并列入战场建设规划。
随后，刘懋功们派出测量队逐个机场进行测量规划，调查了当地的地质、水文、气象情况，设计了具体修建方案。
从1960年蒙自机场开工修建后，到刘懋功离任时，共建成了蒙自、祥云、砚山、贵阳4个机场，正在施工的有陆良、思茅、遵义和安顺机场。为大批航空兵部队进驻创造了条件。
入滇后的第一仗是1960年8月份打的，那时蒋介石集团用美国二战时用的B -17型飞机在夜间窜入云南进行侦察骚扰。刘懋功立即命令飞机起飞进行拦截。
虽没有打下来，但把敌人吓得够呛，知道了云南驻有我航空兵部队，B-17飞机从此再没有来过。
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后，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美国对我国广东和云南纵深地区的空中侦察活动频繁起来。为防止被我军击落，改用了火蜂式无人驾驶飞机。
这种飞机原是空中靶机，加装上电子和照相设备后，用于空中侦察。特点是体积小，飞行高度可达18000米以上，在空中不易被发现，并可多次回收反复使用。其飞行经过的地方，可拍出正面宽度 80—100公里的照片，分辨率极高，地面各种目标显示得一清二楚。
为了反侦察，空军决定在广东遂溪、广西南宁、云南昆明和蒙自4 个机场设立高空作战点，配备精干的作战分队，用国产歼—6 和歼—7 两种飞机打敌无人驾驶侦察机。
1964年11月15日，广州军区空军率先打下了敌无人驾驶侦察机。空军领导机关及时总结了他们的作战经验进行推广。
刘懋功所指挥的昆明和蒙自两个作战点的飞机，应用广州军区空军的经验升空作战，但无战果。昆明军区陈康副司令员很着急，对刘懋功说：“老刘啊。你们打下个麻雀来看看也好呀！”
刘懋功冷静地分析了几次作战情况，带领一个作战班子住到蒙自机场，半年没有回过家，集中精力研究与指挥作战。
每次作战后，刘懋功都召集指挥员、飞行员、雷达显示器上的领航员和作战、情报、通信参谋等人开会。空军称这种办法为”三头六对面”。
从飞行员起飞后的每一个动作，到指挥引导口令等各个方面，一点一滴搞清楚，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进方案。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终于研究出：我机在敌机尾后80 -60公里处压准敌机航迹，达到14000 米高度，追到距离10公里处，增速到超音速，在敌机尾后2.8至3公里时，以 28 度的仰角跃升，当达到与敌机同一水平时正好在敌尾后 800到 1000 米，立即瞄准开火，然后迅速脱离，防止与敌机相撞。
这个作战办法难度极大，首先是要判断准入侵敌机航线，在其平飞侦察地段上才可能将其击落，对指挥人员的判断力要求极高；
其次，飞行员的每一个飞行动作都要求准确无误，歼—6 飞机的升限只有15000米，要达到17500以上米的高度，只能采用爬动力升限的办法跃升，也就是俗话说的”把飞机甩上去”，这时飞机状态极不稳定，很难驾驶。
再次，距敌 800 至 1000 米时 只有8到10秒的时间可供瞄准和射击。跃升所需的28度仰角，飞机上没有设备显示，这就要求飞行员反复练目测，不能出现丝毫误差。
最后，要求引导雷达的距离误差不能超过 50 米，引导领航员和指挥员的口令要简短准确。
全体战勤人员，从指挥员到战士上百人都要默契配合，像一个人一样整体动作，才能保证击落敌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个月的突击训练，昆明军区空军刷出了一批熟练掌握上述方法的优秀飞行员。1965年4月 18 日，空一师大队长张殿文和中队长张怀连驾歼 -6 飞机从蒙自机场起飞首次击落敌无人驾驶侦察机。
之前盼着击落一架飞机都不容易，这回击落飞机一架接着一架，空九师大队长朱以隆两次驾歼—6飞机击落敌机。空三师尖子飞行员王志跃三次驾歼—7击落敌机。
在反无人驾驶侦察机的战斗中，全军一共击落20架，其中空军航空兵击落了14架，这14架中，有8架是昆指所辖部队击落的。
美国对其无人驾驶侦察机的先进性很迷信，他们认为中国飞机升限不够，用飞机击落其侦察机是不可能的。中国又没有那么多导弹部队，不可能用地空导弹在那么多不同地点击落其侦察机。
究竟中国用什么击落其飞机，他们始终迷惑不解。直到 1968年以后，海军航空兵第四师在海南岛上空击落其侦察机，我国报纸上登出了舒积成的名字，舒积成是著名战斗英雄，美军知道他的名字，才最后认定其飞机是被我空军航空兵击落的。
1968年5月，刘懋功调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1975年9月和杨焕民司令员对调，担任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1983年秋离休，2009年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