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财经|高薪失效，重赏之下，为什么没有勇夫（上）
文/周锡冰
细数中国数以万计的企业，几乎都是毫无例外地在“勃然而兴”后不久地陷入经营困境之中，最后因“激励综合征”而走上破产之路的企业举不胜举。
在《留人更要留人心：员工激励的破解之道》的公开课间，一个张姓学员问询说：“周老师，您说现在的员工真不好管，我给的工资是当地最高，为什么还起不到激励作用呢？”
梳理发现，长久以来，一些管理者错误地认为，只要给予员工高薪，就能有效地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殊不知，这样的激励管理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很多影剧中，但凡遇到困境或者麻烦，“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解决办法从一些人嘴中脱口而出，似乎重赏之下，一切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
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最早出自汉初道家隐士黄石公所著的《黄石公三略》一书中：“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士。”
《黄石公三略》，亦称《三略》，该书分上略、中略、下略3个部分，共3，800余字。在黄石公看来，在丰厚赏赐的刺激之下，必然会有勇敢的人接受任务。即用大量金钱、财物作为激励手段，可以诱导人为之效力。
在黄石公之前的战国时期，商鞅就已经用过此激励手段了。据《资治通鉴》记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秦孝公渠梁（公元前381年12月6日～公元前338年）的大力支持下，商鞅开始实施自己的变法主张，担心百姓不信。于是，下令在都城南门外放置一根较长的木头，并当众承诺：“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布告贴出后，围观的群众没有人相信，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能得到赏金十两，结果没人愿意搬。面对围观人群不为所动，商鞅不得不再次发布告示，将搬动木头的赏金再次加倍，提高到50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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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围观人群议论纷纷之际，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完，真的把木头扛到了北门。
商鞅立即兑现了诺言，扛木头的人由此得到50金。通过此举，商鞅变法的效率很快就提升了。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统治，“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所以大行其道，原因有二。
第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制度。
商鞅两次变法后，秦国经济发展迅速，军队战斗力也得到大幅度提升。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先后战败韩、赵、魏、楚、燕、齐后统一中国，号令天下，开启前所未有的郡县统治模式。
随后，曾为质子之子的秦王不满自己只做秦王，创造性地称自己为“朕”。据《资治通鉴》记载：“王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家天下王朝由此轰轰烈烈地拉开序幕。
对于秦始皇创造的帝国模式，在明末清初经学家黄宗羲看来，自秦朝至清末，从统治层面讲，其制度基础就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皇帝可以凭一己之喜怒，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
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黄宗羲直言：“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
第二，源于其社会重义轻利文化。
在春秋战国那个讲究诚、勇、信的时代，士人的最大特征就是尚义和勇敢，不少士人为了主家的恩怨演绎了多少刀光剑影与生死的剑客故事。
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把士人列入，名叫《刺客列传》。虽然这部分文字只有短短5，000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刺客，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代悲情的士人存在。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
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
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矢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
司马迁歌颂曹沫，或许是因为战场上得不到的土地，曹沫却用自己的谈判方法，居然做到了。
今非昔比，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社会的变革和民主化进程让员工个性化十足，管理者已经不可能按照王朝的激励范式来激励员工，原因是仅靠重赏的激励手段，已经无法满足员工们的心理需求，原因有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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