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公,是陈继儒的号。他是明代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也算上海的古乡贤。最初知道他,还是年轻时读鲁迅杂文:
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隐士》)
鲁迅是斗士,文章对隐士文化崭露出批判的锋芒;他虽然也说“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却未具体剖别对陈眉公的误解。
但鲁迅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题未定”草(六至九)》)同理,倘要评骘陈继儒,仅据一纸风行的眉公小品,议论便难公允;最好也顾及全面,以及他的时代,并通读他的全集,才能较为客观。202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陈广宏教授主编的《陈继儒全集》,让读者首次得窥眉公著述的全豹,功莫大焉。
陈继儒画像(《松江邦彦画像》南京博物院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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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儒(1558-1639),主要活动在万历、天启与崇祯三朝。万历前期虽有张居正改革,在经济上简化了赋役制度,缓解了财政危机;但在政治上,体制性贪腐已无法阻遏,时政黑暗也日甚一日,内阁倾轧,党争激烈,宦官专权,税监横行,世风颓败,民变频发,晚明正向覆灭的深渊一路狂奔。在这种大背景下,士人该如何应对?袁宏道与陈继儒同时,他认为:“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 (《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尺牍·徐汉明》)按中郎所论,玩世的,上下几千年,仅庄子、列子、阮籍等数人而已;出世的,像达摩、马祖那样的高僧大德同样少见;谐世的,就是立定脚跟,服膺仁义道德,但往往用世有余而超迈不足。袁宏道最钦羡适世之人:“其人甚奇,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之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陈继儒与袁宏道都可归入适世型,但眉公雅不及中郎,俗则过之。所谓“适”,大抵近乎时下的“润”,且看眉公是怎么“润”的。
陈继儒少有文名,颖悟过人,也做过科考入仕梦。但万历十四年(1586),第二次乡试失利的次年,他便幡然觉悟,弃绝青襟。自绝场屋,在晚明生员中司空见惯。屠隆推美眉公的彻悟:“如此则了道之本也。”眉公的“了道”,固然有老庄道家的认知因素,如其《告衣巾》所云:“揣摩一世,真如对镜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但其两试均告铩羽之间,权倾一时的故相张居正先是追夺官爵,继则籍没家产,长子被迫自缢,相府饿毙十余人。这一大事变,势必强烈刺戟眉公,让他痛感现实政治的惨烈与酷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儒家规诫,同样提醒他在无道之世应该知所进退。
抉择既定,眉公先后卜居松江小昆山与天马山等地,示人以山人形象,恣意享受精致闲雅的隐居生活。眉公有一段话,既说出了他追逐风雅的人生理念,也勾画了他闲散自在的生活实景:
凡焚香、试茶、洗砚、鼓琴、校书、候月、听雨、浇花、高卧、勘方、经行、负暄、钓鱼、对画、漱泉、支杖、礼佛、尝酒、晏坐、翻经、看山、临帖、刻竹、喂鹤,右皆一人独享之乐。(《读书十六观》)
然而,自断科场之路后,眉公虽声称隐遁山林,却仍结交达官闻人,毕生没放下过声名货利。对其而言,遁世显然只是一层保护色,便于进退能有托辞。在这块招牌下,为能过上“独享之乐”的舒适生活,他还必须广开财路。他的生财之道大致有三条。
首先,以知识才艺主动适应市场,赢得可观的回报。陈继儒与包柽芳、钱士升等为代表的当地刻书业联袂合作,他独具慧眼,操觚编书,纂辑之书既投契文人雅趣,又迎合世俗风尚,不少出版物假托其名才大行于世。他也干脆招集穷儒老宿,支给食宿酬劳,代为寻章摘句,形成流水作业。他不仅深度介入图书出版业,还在诸多生活领域大展才干,“甚至吴绫越布,皆被其名;灶妾饼师,争呼其字”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陈继儒》)。清乾隆朝蒋士铨创作传奇《临川梦》,假借眉公之口自称道:“把饮食、衣服、器皿,各件东西,设法改造新样,骗那市井小人,遂致财源滚滚,所以古有东坡之肉,今有眉公之糕;古有李斯狗枷,今有眉公马桶。”虽竭尽嘲讽之能事,却未必凭空捏造。但换个角度看,他对饮食器服推陈出新,不仅未可厚非,而且应该肯定。且不说眉公糕,即便眉公马桶,倘能令便器雅洁,不也善哉!由此获取的收入也是其知识产品的应得报酬。
其次,丰厚的润笔是其另一财源。眉公文名藉藉,擅书画,精鉴赏,声誉鹊起后,向他求文章、索墨迹的达官贵人与文人雅士比肩接踵,甚至“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陈徵士继儒》),令其应接不暇。他的文集收有为数可观的寿序、贺序、碑记、传状、志铭、墓表、祭文,绝大部分都是收取酬金的。直到八十虚岁时,他乘舟出行,仍“陈笔砚,脱帽裸体,挥汗应求书者”,以致不胜自慨:近年“自朝至暮,自元旦至腊月三十日,但以浮字应酬,嚼蜡无味”。但也不难推想其润笔之丰赡。
最后,颇招非议的就是打秋风。万历三十二年,陈继儒跨鹿游钱塘,恰遇八岁的张岱随祖父到访,继儒指着《李白骑鲸图》屏风出上联考他:“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疾对:“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继儒大笑夸他:“灵隽如此!”打秋风属灰色收入,无非凭借名望与影响,一方暗示,一方明送。故相徐阶之孙徐元普在眉公次子出生时以馆饩为名馈田五十亩;眉公在东佘山营筑生圹,工部主事章宪文赠地四亩,都有打秋风的味道。
返观眉公的财路,第一条可视为在新兴文化市场中知识产权的早期试水,当时非议纯属偏见;第二条诗文书画的润笔酬劳古已有之,虽说山人爱财,也算取之有道。第三条打秋风虽有愧于隐士的高洁,但与体制性贪腐下的滥赃索贿毕竟两码事。总之,以往对眉公的苛评,无非数落他高挂隐士招牌,却不像陶渊明那样真隐;但正如鲁迅所说,这“也是一种‘求之太高’的误解”,因为“‘隐’总和享福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 (《隐士》)。
[明]张琦、项圣谟《尚友图》(上海博物馆藏),正中手持画卷者,穿红衣服的是董其昌,穿灰衣服者是陈继儒。
二
如果说,眉公的前述面相久已定格,而且深入人心,那么,在《陈继儒全集》里却能读到他少为人知的另一面相。
蒋士铨借眉公之口将其成名归于董其昌的“极力推尊”与王世贞的“多方延誉”,这些因素诚然不假,却非决定性的。在江南文化圈里,陈继儒虽无科名,却多才多艺而各擅其能,黄宗羲说他“上自缙绅大夫,下至工贾倡优,经其品题,便身价重于一时”,这才是其出圈的根本,扬名的实力。仅据《全集》附录《陈继儒年谱》,除去董其昌与王世贞,与他往还的同时代文化名人还有王世懋、程嘉燧、顾宪成、李日华、李流芳、王思任、屠隆、王穉登、赵用贤、王时敏、冯梦祯、周履靖、郑鄤、钱士升、祁承㸁、王肯堂、陆树声、张大复、张岱、曾鲸、臧懋循、锺惺、袁中道、钱谦益、宋懋澄、朱国桢、徐霞客、施绍莘、沈德符、陈子龙、万寿祺、李雯、汪汝谦、汪道昆、文震孟、黄宗羲、黄道周、吴伟业、冒襄、陈贞慧、宋徵舆、杨文骢、夏允彝、夏完淳、张燮、倪元璐、张溥、顾起元、瞿汝稷、赵贞吉、何乔远、马湘兰等。纵观这张不完全名单,其中人物涵盖领域之广泛,享有声誉之卓荦,都让人刮目相看。倘若眉公没有点真才实学与绝技奇艺,如此众多的文化名流岂能都趋之若鹜,识荆为荣的。其中顾宪成、陈子龙、黄道周、黄宗羲与夏允彝等,或思想高迈,或气节卓绝,与眉公结交不可能没有对其人品的掂量。
当代学者潘景郑别具只眼道:“今世重先生文章楮墨,而于其行事功业犹多忽视,读先生遗集,庶几其可肃然深思矣。” (《眉公先生全集跋》)明确提示应关注眉公的另一面。
二十一岁那年,陈继儒应试途经镇江,冒雨拜谒因伏阙上书、直谏时政而惨遭宋高宗杀害的陈东墓,显露其年轻时的郁勃之气。然而,自宣告隐世后,他竭力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万历朝国本之争搅动朝野,万历三十一年穷究“妖书案”,株连甚众,高僧紫柏也被逮入狱,拷讯至死。陈继儒与紫柏有交往,遂有密告说“妖书”出自其手。所幸有朝臣为他力辨,否则如其所说,“且不知死所矣”。他次年有吊紫柏诗云“莫怨网罗弥世外,凤麟只合赤霄游”之句,心有余悸地大发出世避祸的感慨。惟其如此,眉公力避在时政大是非上表态站队。他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交谊颇深,曾为其父母作传,而前者邀其讲学东林时,他托疾婉辞。南京为魏忠贤立生祠,他也不写捧场文章。从万历三十五年起,眉公屡获有力之臣的推挽,黄道周竟然一年两荐,谦称“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华亭布衣陈继儒”。但他屡征不出,不蹚这道浑水。所幸崇祯帝接锦衣卫密报,说他“务虚名,无实学,事奔竞,而衣服、饮食、器皿,俱用务以诡异”,认定“此妄人也”,征聘之议遽尔终止。眉公外以示人的那一面相,无形中帮他解了套。
尽管如此,眉公仍有忍不住的入世关怀。他关心乡邦公益事业,参与修纂《松江府志》,亲撰各门小序;对东南赋役、漕运、抗倭与赈灾等,也或提建议,或有行动。万历三十二年,他曾谋划修建秀州海塘。三十六年,松江府饥荒,“将有揭竿而起者”,他首发倡议,捐资设灶,煮粥赈饥;并利用声望与人脉,吁请华亭与青浦两县知县设粥局救灾,还写了《煮粥条议》,条分缕析,思虑周瞻。在他的策、论、议中,有《边务》《马政》《建州》《辽左》等篇忧心边防,有《国是》《国计》《言路》《士风》诸篇评议朝政,有《水利》《均役》《田税》《加派》诸篇关注民生,足见他并未忘情于国事民瘼。有记载说,袁崇焕在崇祯元年(1628)督师辽东时诛杀跋扈之帅毛文龙,就是眉公在大学士钱龙锡入阁前过访时所献之策,尽管此策是非功过存有争议,却表明他对边事的关切。当然,眉公“用事而度世”,绝非有人揄扬的那样,是所谓“山中宰相” (王思任《晚香堂品序》),主要见诸文章。
说到文章,眉公晚年提出两条评判的原则:“曰能言,曰立言。能言者以笔锋为主,如嘲风弄月之类,此花草之文章也。立言者以世道为主,如指佞斥奸之类,此节义之文章也。” (《杨忠烈遗集序》)也就是说,“能言”仅以文笔为标准;“立言”则以世道为鹄的。这两条标准同样适用评价他的文章。眉公写小品,编笔记,多属花草文章,也是其文传世的主打印象。但全集里也确有指佞斥奸的节义文章,却为人轻忽,有必要特别拈出。
陈继儒自书诗作墨迹
眉公不以史学名世,有一段说史的议论却值得重视。他说:
天地间有一大账簿。古史,旧账簿也;今史,新账簿也。……未出仕是算账簿的人,既出仕是管账簿的人,史之官是写账簿的人。写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国家之事了如指掌矣。(《古今大账簿》)
在他看来,无论历史的老账,还是新账,都应该明明白白,经得起查账;他所说“未出仕是算账簿的人”似乎指平民百姓,也就是说他们心中自有一本账;眉公不是史官,却慨然自许“职稗史” (《吴葛将军墓碑》),把自己视为写账簿的人。那么,他是怎样记老账与写新账呢?
对前代老账,试以宋代为例,他最倾心的是邵雍,辑有《邵康节先生外纪》,既辑其大隐隐于市的轶事,也辑其在野不忘世的谠论。他指出,当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还未登场时,范仲淹“能洗发眼目于诸子之前,疏通道脉于语言文字之外,宋氏文明实肇基于此” (《范文正公全集序》),大有真知灼见。他论宋高宗说,“其书虽工,顾岂卧薪尝胆必报父兄之仇者乎?武穆家御笔数十箧书,不能敌‘莫须有’三字狱,可恨也!”也显出怒目裂瞋的那面。
针对本朝老账中的大是非,眉公立论也算堂堂正正。他曾辑集《建文史待》,盛赞靖难之役中慷慨赴死的烈士:“一腔热血,十族游魂,上可以与夷齐争光,下可与田横比烈。” (《建文朝野汇编序》)华亭县拟议设立求忠书院,祭祀冒死掩护方孝孺幼子转移华亭的那些孤忠义士(此事可信度另当别论),眉公作书院记卓然褒扬“此古今一大榜样也” (《求忠书院记》)。眉公还为重修于谦墓作记,歌颂于谦“真古大臣之用心也哉”;将其与岳飞比较,“风波之狱抅而岳祠尊,迎立外藩之冤酷而于墓惨”;直斥夺门之变“乃变局,非正局;乃劫局,非迟局;乃纵横家局,非社稷大臣局也”,让历史的公论压倒了帝制的强权。他为青浦重修海瑞祠作记,强调嘉靖朝“直言极谏者,无如忠愍椒山杨公、忠介刚峰海公”,说明之所以表彰劾论权相严嵩而死于狱中的杨继盛,推奖冒死进谏嘉靖帝的海瑞,完全旨在“前为父老慰,后为今君劝” (《重修海忠介公祠记》)。
令人更感兴趣的是眉公如何记录亲身经历的本朝新账本的。苏州织工葛成(葛贤)领导著名的抗税监斗争,囚禁十二年才出狱,百姓称之为“葛将军”,眉公出于敬重与之订交。崇祯三年(1630),葛贤去世,眉公慨许“不可无一言以志其实”,为作《吴葛将军墓碑》,摹写义士“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举止謦咳,栩栩动人,足与张溥《五人墓碑记》同为名篇。天启朝阉党专权,熊廷弼被冤杀弃市,传首九边。陈继儒愤懑难抑,私作挽诗云:“男儿万里欲封侯,谁料君行万里头。家信不传黄耳犬,边人多唱白浮鸠。一腔热血终难化,七尺残骸未敢收。多少门生兼故吏,何人陇上插松楸。”约略同时,杨涟与黄尊素接踵抨击魏忠贤,相继酷刑瘐毙狱中。崇祯即位,黄宗羲赴京为父尊素讼冤,眉公与他相遇杭州,为其“随笔改定”《讼冤状》。这年,他还为杨涟的遗集作序。次年,黄宗羲来访,眉公为其题扇,即书自作熊廷弼挽诗。其时,熊廷弼业已赐谥平反,自然不存在政治风险,但从其挽诗原题《挽经略熊公》,而不书“襄愍”谥号,应作于熊廷弼死后不久。由此可见,他对一笔笔大是大非的本朝新账,尽管在尘埃落定前从不作公开的臧否,私下里却自有标尺的,甚至还有金刚怒目的那面,并非只是出世的静穆飘逸。面对极权的淫威,眉公不可能像葛贤、杨涟与黄尊素那样,成为舍生取义的孤勇者,但仍把持住是非的底线。在专制政体下,这种态度也是绝大多数良知分明的士人的无奈选择。
三
眉公称得上是晚明的异人。然而,在晚明学术文化史序列中,他的地位却有点尴尬。在文学上,他诗词曲文,无所不能,但诗词不足以自成一家;文章以小品著称,比袁中郎、张岱仍见逊色。在艺术上,他的书迹画作有名于时,《中国美术辞典》说其画与董其昌“同时齐名”,但总体上只是董其昌的陪衬。在学术上,他的文章虽出入经史佛道与诸子百家,但“大都皆日用切实之务” (张大复《闻雁斋笔谈》卷一《眉公语》),换句话说就是浅,论学术精深他难以比肩黄道周,论思想深刻他更难望尘黄宗羲。总的说来,眉公虽多才多艺,但还称不上一流的大家,只是一位引领时尚的文化名流。
陈继儒《云山幽趣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然而,倘若将眉公置于晚明大变局里审视的话,作为异类,他就有特殊的意味。首先,基于对晚明大势的烛照与权衡,眉公自绝仕途,以“山人”自居,向现实政治宣示了疏离,对正统权力表明了不合作。这种清醒的认知,在晚明士人中虽非唯一的特例,却是引人注目的典型。其次,眉公活动在晚明的江南,这一地区社会经济高度繁荣,文化市场充分发育,他凭借一己的才艺游刃其间,获得了优裕充实的物质基础,得以精心经营其高雅舒适的日常生活。这有赖于他的眼光与见识,因缘际会地将个人技艺与市场经济适时对接。最后,在时局窳败的历史大背景下,眉公虽以隐居遁世相标榜,但审时用世之志未泯,臧否是非之心犹存,其内心深处自有难以排遣的纠结与撕扯。
眉公晚年曾作《空青先生墓志铭》,自述未殁之前预先召集子孙宾朋,对他们说:“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亲朋遵命如仪,雁行举杯,依次敬献,宛如生祭。他仰天大嚼,叱曰:“何不哭泣之哀!”于是左右大恸。他却像小孩那样婆娑起舞,簪花帽上,令人尽醉方许散归。眉公自为生祭,貌似旷达,却分明是佯狂。由此及彼,其养鹤跨鹿的山人风貌与吟风弄月的闲适小品难道就没有故作潇洒、佯装轻松的成分吗?他的临终遗训很值得品味:
启予足,启予手,八十年履薄临深;不怨天,不尤人,百千秋鸢飞鱼跃。
人之将死,其言亦善。这段遗训才是其一生经历与内心世界的真实告白。眉公所说的“天”,应该既指他冷眼洞烛的晚明世运,也包括他厕身混迹的江南社会。对前者,他宣布隐世而保持着相当的疏离;对后者,他拿捏世情施展出浑身的解数。身处晚明的江南,面对多元的文化时尚,活跃的市场经济,他确实没怨天尤人,也说得上鸢飞鱼跃,活得很滋润。
至于眉公说的“八十年履薄临深”,内涵恐怕是复杂多歧的。其中固然有周旋人际关系小心翼翼的那一层面,但也包括应对日趋险恶的政局与坐视陆沉的时势。以个人而论,眉公的“适世”是成功的,他总算完整享受了社会大崩溃前江南烂熟的繁盛与虚幻的太平,不无自足地感叹“人生江南,是极乐国” (《太平清话序》)。
眉公死在明清易代的前五年。其时,农民大起义早就星火燎原,满清铁骑也已兵临城下,所幸他没有等到崇祯吊死煤山的讣闻,也未亲历繁华江南与板荡中原的玉石俱焚。作为个人,眉公总算润过了一生,但时代没有那么幸运。就在他死后第六年,且不说距离略远的“扬州十日”,华亭附近就有生灵涂炭的“嘉定三屠”。明清之际的华亭与嘉定都在今天的上海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