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的武装大游行：占领了延安，却陷入了泥潭
周明
摘要：1947年3月，国民党军在解放战争中对陕北和山东进行重点进攻，胡宗南的二十万大军攻占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表面上看这可是空前的大胜利，但是随后胡宗南的部队在陕北的山谷沟壑中却如陷入泥潭，有力使不出，最终在只有两万的解放军打击下连战连败，一年多以后解放军收复延安，重点进攻被彻底粉碎，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图1：解放战争中的陕北战场，国民党军虽然一度占领延安，最后却输了个干净
重点进攻的目标：延安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让出延安、甘泉、富县三地给红军，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于1937年1月10日进驻延安，由此延安开始成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所在地。
1937年10月，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的决定，将陕西省延安、安塞、保安（今志丹)、安定（今子长)、延长、延川、旬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富县、米脂、绥德、佳县、清涧、吴堡，甘肃省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等23县，以及宁夏花马池（今盐池县)及神（木)府（谷)区、关中区部分地区，划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陕甘宁边区东靠黄河，北至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约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总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80万。
延安以及陕甘宁边区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相当崇高，既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更是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转折点”。从1937年到国共内战开始时的1946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之久，整个陕甘宁边区更是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典范，各级地方政权健全完善，深得民众拥戴，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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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延安的宝塔山和延河水，已经成了革命圣地的象征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战争的最初阶段，是国民党军全面进攻，陕甘宁边区自然也遭到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到1947年2月，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共歼敌1万余人，击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2月，在国民党军八个月的全面进攻中，损失了正规军66个旅（师）共54万余人，非正规军约17万人，合计71万人，占领解放区105座城镇，平均每占领一座城镇要付出7000人的代价。至1947年3月，国民党军虽经补充，但总兵力还是从开战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94万人。而解放军则伤亡约25万人，总兵力却从开战时127万增加到170万人。
对国民党军来说，除了总兵力有所下降，同时随着战线的拉长，需要守备的兵力也相应增加，在第一线的机动兵力从1946年10月最高峰时的117个旅93万人急剧下降到85个旅68万人，几乎减少了四分之一！因此到1947年2月，兵力不足的问题便骤然突出，为此国民党军不得不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重点进攻的方向就是陕北和山东，陕北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首脑重地，而山东则是解放军在关内最大的根据地，而且和东北还有海上交通，可以得到来自东北的援助，所以选择陕北和山东这一东一西的两头，也确实是解放军的要害命门所在。
在陕北，国民党军投入了34个旅约25万人，计划从南、北、西三面夹击陕甘宁边区，其中南线20个旅16万人为主攻，西线12个旅7万人为助攻，北线2个旅1.2万人配合，另外还调集94架作战飞机，驻扎在西安、太原和郑州，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而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1947年2月刚成立的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张宗逊，政委习仲勋，下辖第1纵队（辖独立第1旅和第358旅）、新编第4旅、教导旅、警备第1旅、警备第3旅等总共6个旅，总兵力约2.7万人。解放军不但兵力薄弱，而且装备低劣，几乎没有大口径火炮，迫击炮就是最重要的支援火力了，弹药也很匮乏，平均每支步枪30发子弹，每挺机枪500发子弹。
如果仅仅是从纸面上看，解放军在兵力、装备方面都是处在绝对劣势，加之陕甘宁边区面积较小，又有河流山川阻隔，回旋余地很小，无论怎么看，解放军几乎没有任何赢面可言。
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
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主帅就是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5月改称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胡宗南。胡宗南黄埔一期毕业，在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当上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和战区司令长官，最早得到中将军衔，在大陆惟一得到中将加上将军衔，在中央军嫡系部队中，黄埔系出身的将领主要有三个小派系，陈诚系、汤恩伯系和胡宗南系，而陈诚和汤恩伯都是黄埔教官出身，只有胡宗南是黄埔学生，因为他也被称为是蒋介石的“第一门生”。
图3：胡宗南被公认为蒋介石的“第一门生”
1945年7月，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成为黄埔一期中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战区司令长官。此时第一战区统辖的部队有5个集团军、25个军，总兵力达50万人，控制着陕西、甘肃、宁夏以及河南、山西的部分地区，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此次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胡宗南自然是当仁不让。他的派系核心部队是第1军，也就是由黄埔学生军发展而来的部队，血统最纯正的嫡系部队，所以第1军虽然因为在抗战中参战不多，战功稍逊一筹，没能排进五大王牌，但无论装备、训练，还是综合战力，在国民党军队中都算得上是头等主力。
1947年2月中旬，胡宗南在占领关中地区后就开始积极准备以关中为跳板进攻延安，解放军决心以教导旅、警备第3旅第7团和延属警备区独立团组织防御，以警备第1旅反攻关中，集中主力第1纵队、新编第4旅出击陇东，以迟滞国民党军对延安的进攻。3月初，解放军主力突然猛攻西华池，守军整编第48旅拼死顽抗，经两天激战，因敌援军迫近，不得不撤出战斗。此战虽然歼敌1500人，还击毙了48旅少将旅长何奇，但解放军伤亡也高达1200多人。对于兵力本来就不雄厚的陕甘宁解放军来说，以伤亡1200人换取歼敌1500人实在算不上胜利，因此彭德怀拍了桌子：“跟胡宗南这么拼下去，我们这点家当经得起几回拼？”
3月6日，胡宗南确定了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整编第1军7个旅为右兵团，整编第29军4个旅为左兵团，齐头并进向延安攻击，另外以6个旅为二线部队，还以正规军1个旅和6个保安团组成陇东兵团，以营为单位组成游击支队，在主力出动前向保安、安塞、甘泉等地区展开袭扰，策应主力行动。
第二天，也就是3月7日解放军就获悉了国民党军的计划，立即针锋相对决定充分利用陕北有利的地形条件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诱敌深入，歼其有生力量。必要时可以放弃延安，采用“蘑菇战术”，牵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据此，以教导旅及警备第3旅第7团共5000余人的兵力，在延安以南临真镇、金盆湾及牛武、茶坊地区展开，在延属警备区独立团和民兵的配合下，实施运动防御，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以第1纵队和新编第4旅为预备队，配置在鄜县（今富县）西南地区待机。
3月12日凌晨，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撤离延安。3月13日，胡宗南所部整编第1军和整编第29军共11个旅分两路开始北进，采取密集队形多路攻击，企图三天占领延安。解放军教导旅和警备第3旅第7团等依托既设阵地组织防御，节节抗击，给敌以杀伤。
1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止播音，由瓦窑堡的备用电台接替广播。
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在陕甘宁边区的所有部队，其中包括以第1纵队（辖独立第1旅、第358旅）、第2纵队（3月下旬从晋绥军区调来，辖独立第4旅、第359旅）、教导旅和新编第4旅共6个旅约2.6万人组成的西北野战兵团，以及警备第1旅、警备第3旅、新编第11旅和骑兵第6师共1.6万人组成的地方部队。同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签署保卫延安作战命令，要求西北野战兵团“在防御作战中达到疲劳与消耗敌人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图4：彭德怀在进行战斗动员
同日，胡宗南部进至甘泉县麻子街至金盆湾一线，随即改变战术，步步为营谨慎推进。彭德怀、习仲勋随即增调第1纵队、新编第4旅加入战斗。解放军利用有利地形，实行积极防御，适时组织反击，并利用夜暗主动出击，袭扰、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
18日，胡宗南部进至延安以南10公里的二十里铺、杨家畔一线；西线助攻的马步芳、马鸿逵部也进占盐池、庆阳等地；此时解放军在延安的各机关、学校已安全转移，群众也已疏散完毕。当晚，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
至19日上午，西北野战兵团经六昼夜激战，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完成了预定任务，也主动撤出延安。
图5：延安的城门，国民党军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
在撤离延安前，毛泽东要求各部队一定要把房子、院子都打扫干净，因为“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来的。”据说，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延安，发现毛泽东的窑洞桌上，茶杯尚有余温。
战后，国民党军的战报称“前锋部队只差400米没追到毛泽东”。本来，胡宗南在进攻前还特意嘱咐部队，进入延安后一定要注意搜捕南方口音，手指被香烟熏得焦黑的人——这显然是中共高级干部的特征，他以为攻入延安肯定会有大收获，但是经过整整六昼夜的激战之后，这种可能就几乎不存在了，留给国民党军只有一座空城。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虽然占领了延安，但却没有找到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解放军主力，因此两天后的21日，胡宗南就以整编第1军的5个旅由延安向安塞方向推进，企图围歼解放军主力于安塞地区。另外以整编第27师的第31旅（欠第91团）由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掩护主攻部队的翼侧。
毋庸讳言，放弃延安对解放军来说，肯定会挫伤士气，于是毛泽东在动员大家撤离延安的时候就极为豪迈地说，“蒋介石打仗是为了争地盘，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为了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今天我们放弃延安，是为了拿延安换取全中国”。
似乎是为了印证毛泽东的话，就在解放军撤离延安后的第六天，3月25日解放军以第2纵队、第1纵队第358旅、教导旅及新编第4旅共5个旅的兵力，在青化砭伏击了正由咸（阳）榆（林）公路北进的第31旅，只经过1小时47分钟的战斗，将干净利落地全歼31旅旅部及第92团共2900余人，俘虏旅长李纪云，取得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个胜利。
虽然取得了青化砭伏击战的胜利，但2900人的损失对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20多万国民党军来说，根本算不得伤筋动骨，也没有改变双方兵力相差悬殊的状况，对解放军来说，局势依然十分严峻，因此3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精干人员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和朱德率领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和杨尚昆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部分人员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前往晋绥解放区开展工作。
图6：毛泽东率领总部精干人员继续留在陕北
4月初，国民党军在延安以北地区连连扑空，十多万重装部队在陕北的山谷沟壑中武装大游行，兵疲粮罄，只得以整编第76师守备延川、清涧，整编第15师第135旅守备瓦窑堡，主力于4月5日南返蟠龙、青化砭休整补充。6日，整编第29军第12旅在永坪遭到解放军攻击，损失600余人。后来又发现解放军主力位于蟠龙西北地区，立即以8个旅的兵力，于12日由蟠龙、青化砭地区直扑蟠龙，并以整编第76师第72团接替第135旅在瓦窑堡的防务，第135旅沿瓦窑堡至青化砭大路南下策应主力，以围歼解放军于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解放军将计就计，以第1纵队2个旅伪装主力，牵制胡宗南主力向蟠龙西北地区进攻；集中第2纵队和教导旅、新编第4旅共4个旅于14日在子长县城西南羊马河地区伏击了孤军南下的第135旅，经过六小时的激战，全歼第135旅4700余人。
羊马河战斗后，解放军迅速秘密转移至瓦窑堡附近休整。国民党军则错误判断中共中央机关及解放军主力仍在绥德地区，便调集整编第1、第29军共9个旅的兵力，于26日由蟠龙、永坪地区分两路向绥德地区急进，并命令驻榆林的第22军南下，企图南北夹击，将解放军消灭于葭县、吴堡地区，或逼过黄河。但这样一来，胡宗南在陕北最重要的前进补给基地蟠龙就只剩下整编第1师第167旅（欠1个团）和陕西保安第3总队等部队守备，兵力相当空虚。解放军立即抓住战机，以第2纵队第359旅一部、第3纵队独立第5旅及绥德军分区部队伪装主力，引诱胡宗南主力继续北上；以第1纵队独立第1旅、警备第3旅各一部组成南进支队，威胁其侧后；集中第1纵队第358旅、独立第1旅和第2纵队独立第4旅及新编第4旅共4个旅的兵力攻取蟠龙；另以教导旅位于蟠龙以南，第359旅主力位于永坪以东准备阻敌主力回援。
5月2日，胡宗南主力进占绥德。但就在当天黄昏，解放军突然对蟠龙发起攻击，经过两天激战于4日午夜攻占蟠龙，全歼守军6700余人，缴获面粉1.2万余袋、服装4万余套及大批武器、弹药，使解放军获得了大量物资补充。
解放军在放弃延安之后，短短五十天之内三战三捷，总计歼敌约1.4万，扭转了被动局面，也用事实诠释了“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而国民党军在占有十倍以上的兵力优势情况下，却如无头苍蝇一般在陕北高原乱冲瞎撞，就是找不到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主力，完全就是陷入泥潭有力无处使的节奏。
8月7日，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来到延安，第二天他还特意去看了毛泽东在枣园住过的窑洞：门窗没有任何油漆，窑洞里墙面斑驳剥落，榆木桌子的桌面坑洼不平，院子里居然还有架纺车，看着这样近乎简陋的窑洞，蒋介石感到十分震惊，他无法想象毛泽东是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中指挥战争，当天就离开了延安，这也是蒋介石一生中唯一一次到延安。
图7：蒋介石抵达延安视察
而蒋介石来延安的时候，陕北的战局正向国民党军越来越不利的方向倾斜。7月31日，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扩编为西北野战军，下辖3个纵队9个旅，总兵力4.5万人。8月6日，也就是在蒋介石到延安的前一天，西北野战军发起了对陕北重镇榆林的攻击。紧接着，西北野战军集中3个纵队在沙家店伏击国民党军整编第36师，歼灭36师师部及123旅、165旅共6000余人。沙家店一战不但重创胡宗南部队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36师，更彻底扭转了陕北战局，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至此被粉碎，解放军在陕北开始转入了战略反攻，至1948年4月22日，解放军收复了沦陷一年多的延安，更是标志着国民党军在陕北战场的失利已经无法挽回，仅仅一年时间，就已然是天上人间。
胡宗南的渣指挥
胡宗南指挥34个旅约25万人，重点进攻陕北，虽然一度占领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延安，但最后却被只有2万多人的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打得连战连败，损兵折将，最终丧师失地输了个干干净净。这样的结局自然令人难以相信，因此1950年5月，台湾“监察院”陕西籍委员李梦彪等46位“监察委员”联名以胡宗南“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贻误军国最巨”提出弹劾，在当时轰动一时。时任“行政院”院长陈诚与胡宗南长期不和，在接到弹劾后，陈诚不愿给人公报私仇的口实，就先去探探蒋介石的口风，见蒋介石并无意处置，也就不想借此事加深彼此矛盾，便将弹劾案交“国防部”处理。同时胡宗南的朋友和部下四下活动，108个“立法委员”联名上书，为胡宗南评功摆好，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应免议处落幕。
虽然胡宗南逃过了被弹劾，但对于他在西北战场的表现用“志大才疏”（周恩来对胡宗南的评价）甚至用能力太烂也是很难解释得通，因此近年来出现了认为胡宗南是共产党卧底的说法。
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有：第一，在黄埔军校时期，胡宗南就和同学共产党员蒋先云过往甚密，并且和其他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所以被国民党右派同学称为“跨党分子”；
第二，早年推荐胡宗南出任教导第2团团长的胡公冕，就是共产党员，两人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到了抗战时期都有来往；
第三，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是共产党地下情报人员，被誉为地下战线的“龙潭后三杰”之一，是他把很多重要情报传递出去，让解放军在陕北战场完全掌握了国民党军的动向，但熊向晖是胡宗南一手提拔的，而且在熊向晖身份暴露后，胡宗南继续向在美国公派留学的熊向晖定期寄生活费，对于在自己身边工作长达12年的熊向晖难道胡宗南就没有丝毫察觉？
最大的疑团是胡宗南在军事指挥上，几次三番将部队送入解放军的口袋里：青化砭之战四天前，解放军就已经在青化砭设伏，而胡宗南的整编31旅是在前一天，才接到胡宗南的命令赶去青化砭。据31旅少将副旅长周贵昌的回忆，他们还未到青化砭，就已经发现有解放军设伏，当即电告胡宗南请求改道，但胡宗南却回电斥责：“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概，绝对要按计划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31旅只好明知有埋伏也硬着头皮往前，结果被全歼。
图8：胡宗南在占领延安后向部队讲话
青化砭战斗等于暴露了解放军主力的位置，但胡宗南却仍然不向东北方向进军，反而借口中共首脑机关要过黄河，命令部队向东占领距延安近100公里的延长，然后再向北占领延川、淸涧。而此时毛泽东率领的中央机关却在向延安西北的瓦窑堡进发，毛泽东在向西进发时，还规定了“行军计划”：一天走六十里，十五里一小休，三十里一大休。轻松愉快就像是去远足郊游，直到毛泽东离开瓦窑堡七天后的4月3日，胡宗南的部队才由清涧姗姗来到瓦窑堡。
蟠龙作为全军的补给基地，如此重要的地方，胡宗南却只派167旅的一个团加旅部直属队守备，而把原来在那里的七个半旅派往远在北方的绥德，主力从蟠龙出发两天后就发现解放军好几个旅的大部队正朝蟠龙运动。他们提出“部队不宜继续向绥德前进”，但胡宗南仍坚持命令“向绥德急进”，5月2日到达绥德，那里当然没有解放军的主力，而就在同一天，解放军开始围攻蟠龙。
蟠龙守军167旅更是在几天前就已经发现四周出现解放军大部队，立即报告胡宗南“我们判断解放军主力确已在蟠龙地区集中，并有积极围攻蟠龙的企图。”但胡宗南却认为167旅是“有意夸大敌情”根本不予理睬。
解放军占领蟠龙，囤积的物资便全部落入解放军手里。据国民党军的连长徐枕回忆：“由于物资尽失，部队主食靠空投，天气热了，还脱不下充满血腥味和汗臭的冬衣，单军装都因为储存在蟠龙而落到共军手里。士兵没有鞋穿，只好从腐尸中脱取布鞋，虽然竭力清洗，依然恶臭扑鼻。疾病蔓延，但是药品也都随蟠龙失守而丧失，对战力之损耗，实难以估计。”
从撤离延安到沙家店歼灭整编36师，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活动范围非常狭小，西距瓦窑堡50公里，北距瓦窑堡100公里，其中在瓦窑堡以西的王家湾住了一百天之久，每天大功率电台和全国各地无线电联系不断，为什么胡宗南就发现不了呢？
最典型的是宜川战役，解放军围攻宜川，胡宗南指定整编第29军走经过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增援，途中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已经发现解放军主力在瓦子街设伏，便要求先打伏兵再去解围。但被胡宗南一口拒绝，要求刘戡按照原定计划迅速前进。于是明知前有口袋也不得不走，全军士气沮丧到极点，刘戡失望地对部下说：“算了，算了，打完了事！”两天后，整编29军3万人在瓦子街陷入重围遭到全歼，刘戡自杀。整个西北战局也为之一变。
再加上胡宗南出身贫苦，早年思想左倾，即便后来身居高位仍是艰苦朴素，在国民党军中也素以清廉著称。胡宗南不爱钱财、不好女色。这样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为人处事，更是让人不得不产生是不是共产党卧底的猜想，但现在一切都已经无从查实，成了隐没在历史迷雾中的争议话题。
全国一盘棋中的大臭着
国民党军用于重点进攻陕北的部队为34个旅约25万人，占当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18%，占两处重点进攻总兵力的36%。相比之下，重点进攻山东的为60个旅45万人，但是山东解放军就有64.2万（其中华东野战军27.5万），兵力并不占优，而陕北解放军总共还不到3万！
本来以十倍优势泰山压顶之势，毕其功于一役，一举解决中共首脑机关，无可厚非。但在具体执行上昏招迭出，陕北地区面积小，回旋余地也小，25万部队又是三面夹击，南线主攻不需任何花招，只要采取密集队形、步步为营、一线平推的战法，压缩解放军的活动空间，碾压式的扫荡，解放军要打就会被拼光，要退就只有东渡黄河彻底放弃陕北。但胡宗南最选择了最蠢的战法，以捕捉解放军主力为目标，十多万部队在陕北高原来拉过来调过去，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到不到向导和民夫，行军宿营还时不时会遭到地方部队和民兵的袭扰，非但没有找到解放军主力，反而把自己拖得疲惫不堪，士气日益低落，生生把战力强劲的精锐部队拖疲拖散，最后被解放军逐个击破。
将25万机动部队投入陕北一隅，要是实现“斩首”行动还好，要是实现不了预定目标，对于在机动兵力上已经捉襟见肘的国民党军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浪费。陕北解放军的对策就很清楚，牵制住这25万部队，为全国其他战场创造有利战机。正是基于这种思路，毛泽东才坚持留在陕北，因为一旦中共领导机关撤过黄河，那么陕北也就失去了诱饵的价值，25万国民党军必然会分兵增援其他战场。
正是为了在陕北和山东两头的重点进攻，国民党军不得不从其他战场抽调兵力，导致整个战线形成了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态势，1947年6月30日，也就是放弃延安后的一百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3个旅12万余人从“哑铃”中间的薄弱之处鲁西南强渡黄河，开始了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设想一下，要是重点进攻陕北的部队中抽出10万加强黄河防线，刘邓挺进大别山必然还要困难；要是这10万部队转用到其他战场，无论到东北、山东、华北、晋绥的任何一处，都将对战局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产生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决定作用，结果却陷入了陕北的泥潭，非但一无所，最后还被拖垮歼灭，从全国的大局来看，实在是个大臭着。
从解放军角度来看，以2万多人牵制25万国民党军，实在是太划算了，就全局而言，虽然“压力山大”但却是如同田忌赛马中的下驷对上驷，是以局部的困难来换取全局的有利，因此陕北战局转危为安，就意味着解放军在全局已经渡过了最艰难的坎。
本文首发于《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