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人，他虽然长着一张洋面孔，却拥有一颗最标准的“中国心”——他2岁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八十多年几乎都生活在中国；他42岁时选择加入中国国籍，49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少数几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裔；他一生多次受到毛泽东、邓小平等多代党中央领导人的会见，并与宋庆龄成为挚友，成为唯一一个被其本人允诺撰写宋庆龄传记的作家；90岁去世后，他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他是一名生在国外、长在中国、葬在中国的中国知名作家、记者；他的名字很有名——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常被误认为是另外一位美国亿万富翁，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两人相差十万八千里。
为方便阅读，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以下简称为“爱泼斯坦”。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一、犹太人在中国
爱泼斯坦是一名犹太裔，犹太民族的高智商全世界闻名，但不幸的是，爱泼斯坦出生在了一个不和平的时代——1915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反犹狂潮中，爱泼斯坦一家辗转来到了中国的哈尔滨，当时是1917年。
当时的哈尔滨其实更像是一个俄国味道的城市，或者更准确说是西伯利亚味道的城市，因为当时哈尔滨连街道的名字都是俄文。爱泼斯坦就跟着父母居住在哈尔滨城里一座俄国风格的，木结构的房子里，外面还有一个小院子。
在哈尔滨的整整三年多时间里，爱泼斯坦虽然生活在中国，却几乎与中国没什么关系——他学的是俄语，看的是俄国书籍，感受的是俄国文化。这是他的父辈为保护自己免于迫害的一种特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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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哈尔滨街头
1920年，爱泼斯坦跟着家人从哈尔滨迁到了天津——这里又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说在哈尔滨，爱泼斯坦的世界是俄国式的；那么在天津，爱泼斯坦的世界则换成了西方式，更准确说是英美式——他们住在英国租界里，爱泼斯坦最擅长的语言从俄语换成了英语，看的电影从俄语换成了英语，看的书籍从俄国换成了英美。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当时西方文化价值观在中国很流行，中国仿佛就是“落后”、“愚昧”、“贫穷”的代名词。爱泼斯坦虽然在天津生活了18年，却期间从没有读过任何一本中国书籍，看过任何一部中国影片或戏剧；他虽然生活在中国，却被完美地封闭在了租界里。这是半殖民地时代在华外国人的典型生活状态。
不过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爱泼斯坦有一个很“清醒”的父亲——他时常会主动给儿子讲述中国的悲惨现状，讲述中国人民正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比如北伐战争，爱泼斯坦一家统统认为这是一次正义之战，而事实上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天津外国人家庭中是极其罕见的。因为父亲，爱泼斯坦从小拥有很强的反殖民主义的同情心。
当时他的父母也许并没有料到，自己的儿子以后会成为一名中国人、会永远生活在中国。
▲1934年，青年爱泼斯坦担任《京津泰晤士报》的记者
二、参与中国革命
大约从记事起，爱泼斯坦就梦想成为一名记者，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成功实现了——他成为两个英文刊物的兼职撰稿人，一个是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创办的北京月刊《民主》，一个是由宋庆龄幕后支援的上海杂志《中国呼声》。
通过这段工作经历，爱泼斯坦与斯诺成为了一生的好友，同时也成功引起了宋庆龄的注意。不过当时爱泼斯坦并没有见过宋庆龄本人，更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了宋庆龄的挚友。
大约是1937年7月末，年仅22岁的爱泼斯坦还干了一件足以在中国革命史上留名的“好人好事”——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成功帮助邓颖超——周恩来的妻子，以及两外两名党内同志，一起离开了被日本炮火轰炸的天津。这是过命的交情。
▲邓颖超与爱泼斯坦在中南海
当时邓颖超正在北京治疗肺结核，“七七事变”爆发后，邓颖超离开北京，迫切需要即刻返回延安，但怎么走呢？这是一个大麻烦。为此，她找到了曾在延安见过的美国记者斯诺，后来，斯诺又带着邓颖超找到了爱泼斯坦，请求他帮忙购买从天津到去上海的船票。
当时爱泼斯坦并不认识邓颖超，只知道她是一名中共高级领导人，但当时他没有犹豫，成功帮助邓颖超等三人买到了去上海的客轮票，在一片炮火中逃离了天津大沽口。后来，邓颖超辗转回到了延安。
这本是一件大好事，但事实上爱泼斯坦从没有对任何人提起，直到1973年，在斯诺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的仪式上，邓颖超突然走到他面前，追述了35年前从天津脱险的那段往事。当时邓颖超说话的声音很大，似乎是故意的，就是要让周围人都听到，爱泼斯坦后来终于明白了其深意。（当时爱泼斯坦刚从监狱出来，身份还比较敏感，很多人不敢和他接触，邓颖超此举是为了打消其他人的顾虑，让爱泼斯坦可以顺利恢复正常生活。）
▲爱泼斯坦采访邓颖超。
时间来到1944年。2月，在多方的呼吁下，国民党当局终于同意了外国记者的延安之行；巧合的是，爱泼斯坦也是其中一个。5月末，他们乘着一艘平底木船，听着船夫的号子——黄河大合唱的基调，跨过了奔腾的黄河，正式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延安。他们在这里生活了一个半月，直到7月中旬才离开。
多年后，爱泼斯坦在自己的著作《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中，回忆了当初抵达延安的情形：“我们一路上所遇见的农民看来都能丰衣足食——有的人衣服上还打着补丁，但没有衣衫褴褛的样子。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到大兵就躲开，如果躲不开就愁眉苦脸地瞪眼看着他们，但在边区，在我们这支部队休息的地方，景象就完全不同.....老百姓对待这些战士，就像对待出门在外的自家人，要让他们好好休息，还要让他们开心。”
延安老百姓的热情、淳朴和善良，让爱泼斯坦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很好的印象。
▲1944年，爱泼斯坦作为“中外记者采访团”的一员，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采访。
在延安，爱泼斯坦采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其中让他印象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无疑是毛泽东。爱泼斯坦对毛泽东的平易近人、自信善言感到震惊。
当时毛泽东走在延安城内，从来不带警卫，随时随地跟老百姓攀谈；同记者团合照的时候，毛泽东也不会刻意站中间位置，向来是随便找个位置站着，有时站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后边；接受爱泼斯坦采访的时候，毛泽东也从来不限定时间，有时甚至会延续好几个小时，这让爱泼斯坦非常喜欢；采访中，爱泼斯坦常常会遭到毛泽东反问对一些时事的看法，所以爱泼斯坦明着是采访毛泽东，却常常被毛泽东反客为主，这也让爱泼斯坦佩服至极。
▲1944年在延安，毛泽东会见爱泼斯坦（前排右二）和其他外国记者。
不过最让爱泼斯坦印象深刻的，还是毛泽东强大的分析问题的能力——他能将非常复杂的政治军事问题简单化，简单到一个从没有上过学的农民也能听懂，这是他的能力，也是他的魅力。比如当说到共产党部队的军需供应时，毛泽东诙谐幽默地说，中国人民的军火库不在中国，而在美国，蒋介石就是我们运输大队的大队长，“帮助”我们把军火从美国运过来。
临别时，爱泼斯坦获赠了一张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画像——这是在延安照的，画像上的毛泽东神采奕奕，显得聪明睿智，富有领袖魅力。后来，这张照片一直被爱泼斯坦珍藏着——不管是1945年到1951年住在纽约，还是1951年回到北京后，一直都挂在客厅的墙上，直到晚年去世。期间，爱泼斯坦甚至还骄傲地将其带外国去展出，让那些没见过真人的外国人，也可以领略到毛泽东的魅力。
▲1944年，毛泽东接受爱泼斯坦采访后，将一副亲笔签名的画像赠送给他，这幅画一直挂在爱泼斯坦家中。
三、加入中国国籍
从1945年到1951年，爱泼斯坦在美国居住了五年；1951年，在宋庆龄的邀请下，爱泼斯坦决定返回新中国，帮助宋庆龄筹办英文杂志《中国建设》。
当时中国正值战后恢复重建的时代，爱泼斯坦也热情投入到了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潮中——他每隔两个星期，都会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用扁担把泥土往山上挑，用小车把石块运到山坡上，活儿很累，但心情很愉快。他还参与了短期的插秧、割麦、荒山造林、挖运河等劳动。
这是一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共同目标的行动，这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普遍精神状态，爱泼斯坦积极投入进去，并享受着快乐。
后来在担任《今日中国》编辑的期间，他于1957年自愿加入了中国国籍，后又于1964年自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少有的几个外国裔共产党员。期间，他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被邀请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编辑工作。
▲1964年，毛泽东接见参加《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工作的专家，左三为爱泼斯坦。
不过后来，随着形势发生变化，爱泼斯坦也遭遇了严峻考验。1968年3月中旬，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浪潮中，爱泼斯坦和妻子被关进了监狱。他在铁窗里待了五年时间，期间他的母亲在国外去世，他没有办法亲自到现场悼念，这是他终生的遗憾。
五年后，1973年爱泼斯坦得到释放。出狱后，爱泼斯坦又回归往日的生活中去。令人钦佩的是，遭遇了如此厄运——他的双腿受到严重损害，稍微活动就会颤抖、发僵甚至痉挛；他的心理常常陷入抑郁，但爱泼斯坦并没有因此而心生怨恨。他在写给国外朋友的书信中，依然声情并茂，热情地歌颂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维护着祖国的尊严和荣誉。
▲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爱泼斯坦（左三）与其他外国裔委员。
四、火热的中国心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患白血病去世，去世前几年，曾有无数人找她，希望为她撰写回忆录或传记，但宋庆龄都因为不放心而拒绝了。
大约是1975年，她亲自找到了自己的挚友爱泼斯坦，请求他在自己死后为自己撰写传记，并表达了对爱泼斯坦的充分信任。爱泼斯坦深感责任重大，在1981年宋庆龄去世后，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才终于完成了《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这本书，算是完成了宋庆龄的遗愿。
▲宋庆龄与爱泼斯坦握手
1985年爱泼斯坦70岁寿辰的时候，他受到了邓小平、邓颖超的热情祝福。当时邓小平、邓颖超亲自来参加了爱泼斯坦的生日聚会，这让爱泼斯坦备感荣幸。
当时邓小平已经是81岁高龄，他亲切地拥抱并亲吻爱泼斯坦的6岁的孙子宁宁。而邓颖超也在这次聚会上，再次动情地提起当年爱泼斯坦帮助自己和友人从天津脱困的经历。中央领导人的热切关怀，让爱泼斯坦深深感动。
▲邓小平与爱泼斯坦
爱泼斯坦直到晚年，始终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妻子黄浣碧至今仍保存着爱泼斯坦当年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书和入党申请书。泛黄的纸页上，一个个英文单词背后，是一颗火热的中国心。
2005年5月26日，爱泼斯坦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同年6月3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爱泼斯坦遗体告别仪式。2019年9月25日，爱泼斯坦入选了中国“最美奋斗者”名单。
▲爱泼斯坦一生曾四次进入西藏采访，非常喜爱西藏。
爱泼斯坦见证了中国近90年的巨变，他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