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东力
中国艺术研究院
【导读】人类社会正进入一个各种冲突交织的阶段。多点爆发的矛盾和冲突，消耗着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注意力也被引向各种具体而棘手的事务。但宏观而言，所有的爆发点，依然处于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框架内，从国际政治经济角度看，表现为全球化退潮或碎片化，从社会文化精神角度看，则表现为后现代文化问题集中爆发。本文就从文化精神层面，重新梳理“后现代”这一概念，揭示当前社会精神动荡的根源。
作者指出，理解“后现代”，首先要阐明“现代性”。“现代性”与资产阶级密切相关，“现代”是新事物、新经验、新发展不断出现，社会全方面提速的时期，“现代性”就是追新逐异，不断寻求进步的一种精神，“新”是现代性的核心；资本主义则是永远追逐资本扩张，不断用新的产品、服务和新的交换方式去追求利润，一旦资产阶级成为支配性的社会主导力量，社会就进入现代。然而，资本主义有其根本困境，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同步兴起，二者的激烈矛盾引爆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后现代”就是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作者分析，历史上曾出现三种解决方案：革命、战争、改良。最终，欧美国家的改良方案成为主导，即把工人阶级纳入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流中，赋予大众政治权利，而现代社会求“新”的本质仍包含其中——去中心、去权威、去等级，颠覆中心与边缘、主流与少数、男性与女性等传统关系。这种改良在西方社会内部最终达到资本、政府、宗教、伦理、公民社会等代表不同价值相互竞争、制约和平衡的效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民族国家将资本关进笼子，全球化却打破笼子，将资本释放出来，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是平衡打破而出现的问题。全球化进入调整，没有人能确切知道未来走向如何，但后现代精神生成的环境土壤，已经被削弱了。
本文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6期，原题为《资产阶级的危机与后现代的多个版本：以现代性概念为起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资产阶级的危机与后现代的多个版本:
以现代性概念为起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简体中文学术界，尤其在人文艺术研究领域，现代性概念被频繁使用，其核心涵义却经常暧昧不明，以至于许多概念或现象，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为艺术而艺术／文艺为政治服务，诸如此类，尽管内涵彼此对立，却似乎都可被归入现代性范畴。一个人文研究领域的基础性概念，长期处于含混多义的状态，作为概念工具实际已失去效用，同时也影响到人们对其他相关重要概念—例如后现代的理解和阐释。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现代性概念的辨析出发，分析现代性与资产阶级的结构性关系，并由19世纪末资产阶级的危机讨论后现代的由来及其相互竞争的多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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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涵义
关于“现代性”，常被引用的是波德莱尔的著名论述：“现代性就是短暂、易逝、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短暂、易逝、偶然”，更多的是对快速流逝的碎片式时间的体验，大体如福柯所归纳的：“现代性常被归结为对时间的非连续性的意识：与传统断裂，新奇感，面对逝去之瞬间的眩晕。”[2]这种断裂的碎片式的时间意识往往被视为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但实际上，这只是现代性呈现在主观意识中的一种表象和征候，需要我们逐层递进地探究其背后的实质和因果。
（一）翻译问题
“现代性”不用说是对西文，例如英文“modernity”的翻译。就中文而言，“现代性”一词具有“现代的本质规定性”的涵义，可以说是一个抽象而难解的概念。而实际上从英文看，“modernity”只是形容词“modern”的名词形式，本身并没有什么抽象高深的涵义，可直译为“现代”，以区别于形容词“现代的”。《新思想史词典》对“modernity”的释义是：“modernity最好理解为一种状态，而非对某个特定时期的称谓。现代状态（the modern condition）的各方面可能出现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但通常与之相关的是笛卡尔哲学、工业资本主义、革命政治及18—19世纪之交的文化变革汇聚而成的那些历史趋势。”[3]所以，“modernity”可指称一种社会状态，以及一种同古代、中世纪相对应的历史分期，而并不具有“……性”的抽象义。但另一方面，“现代性”这种一定程度上的“误译”，却似非而是地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现代的本质规定性”这个问题，从而要求我们深入追索“现代”的本质，对之进行哲学式的思考。因此，本文仍将沿用“现代性”这个约定俗成的通行译法，只是申明它的所指其实就是名词形式的“现代”。
（二）界定
在本文看来，现代性包括逐级递进的三层含义：第一，现代是这样的时代，它的每一个“现在”都会出现新质，从而使每个现在区别于以往，使当下时代区别于以往时代。第二，依此类推，未来会不断出现更多的新变从而区别于现在；因此未来高度不确定，需要更主动积极地规划和筹谋；由此产生了“现代”的一系列其他特征，如理性、焦虑、线性时间观等。第三，由于现代的特性是“新”，即埃兹拉·庞德所谓“make it new!”[4]（“使之新！”），因此追求资本无限增殖的资产阶级成为“现代”的人格化载体；所谓“近（现）代的超克”“反现代的现代性”中的“现代”所指的都是资产阶级社会。以下将展开讨论这些含义。
（三）词源
众所周知，“modern”一词并非产生于现代。马泰·卡林内斯库指出：“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及其成功，在早期中世纪拉丁文中出现了形容词‘modernus’，它源出‘modo’这个重要的时间限定语（意思是‘现在’、‘此刻’、‘刚才’和‘很快’）。这个词被用来描述任何同现时（包括最近的过去和即至的将来）有着明确关系的事物。它同‘antiquus’（古代）相对……”[5]这里的脉络很清晰，“modern”源于拉丁文“modernus”（“现代的”），“modernus”则出自拉丁文“modo”这个日常时间概念（现在、此刻、当下）。正是这个“modo”构成了“现代”的起点。
（四）从“modo”到“现代”
无数个“modo”即“现在”汇成时间之流，如果当下的这个“现在”平淡无奇、毫无特征，就会瞬间湮灭在时间之流中。只有当“现在”产生某种令人瞩目的新质，才能从时间之流中脱颖而出。一个时代也是这样：庸常时代会被视为过去时代的延续，只有无数个“现在”产生的新质汇聚起来，形成足够规模和力度，这样形成的时代才会被看作新的时代并获得命名。拉丁文“modernus”出现之际，正是欧洲民族大迁徙、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全面确立的时代。因此哈贝马斯指出：“‘现代的’（modern）一词最早在5世纪晚期被使用，当时是为了将刚确立正式地位的基督教与之前的异教-罗马史区分开来。”他接着说：“‘现代性’这一表述的具体内容因时因地而异，但它所传达的总是一种时代意识：回溯古典的以往，从而将自身视为从旧到新的转折之结果。”[6]所以，在哈贝马斯看来，查里曼大帝时期、12世纪、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时代，都将自身看作“现代的”，就是因为它们都发生了这样的新旧变迁。前引《新思想史词典》认为现代状态“可能出现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讲的是同样的道理：一旦某个时代产生的新质足以标志一个新的开端，这个时代就可以被称作“现代的”。“新”“新变”“新质”是“现代”的本质。
（五）无数的“新”产生瞬间感
那么，5世纪晚期、查里曼大帝时代以及12世纪的“现代”为什么没有延续下来?为什么没有成为“现代”，而最终成了“中世纪”？这是因为没有源源不断的“新质”持续地出现在历史进程中，或者说，曾经推进历史的动力消失了，于是历史重新回到自我重复的停滞状态。但是，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以来，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新事物、新经验、新知识日新月异、连绵不断，历史开始提速，迄未停止。
哈贝马斯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新的时代’（neue Zeit）就是‘现代’（moderne Zeit）。黑格尔的这种观念与同期英语‘modern times’以及法语‘temps modernes’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致的，所指的都是大约1800年之前的那三个世纪。1500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即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则构成了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7]实际上，现在一般把黑格尔所说的“新的时代”称为“early modern period”（早期现代），它相当于“现代”的初级阶段，以18世纪中晚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转折点，之后才是真正的“现代”。因为英国工业革命意味着人类生产方式的巨变，法国大革命则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
19世纪的欧洲可以说是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两个主题的一系列变奏和交响：一方面是普遍的产业升级、城市化、人口激增以及新阶级的成长，另一方面是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意大利独立、德国统一以及资产阶级政体的建立。81801年拿破仑执政府进行了法国首次人口普查，巴黎市总人口为547756人，到1851年巴黎人口翻了一番。[9]大都市是各种“新”的汇聚之地—新的市政规划、建筑风尚、时装潮流、社交方式、报刊媒体、交通工具以及新的人，意味着过快的生活节奏，意味着繁忙和喧嚣。这就是“短暂、易逝、偶然”这种现代性体验出现的背景。19世纪中叶正是波德莱尔（1821—1867年）活跃的时期，他见证了大都市人口的激增。本雅明在论述波德莱尔时指出：“人群是抒情诗的一个新主题。”“他笔下的人群永远是大城市的人群，他笔下的巴黎永远是人满为患。”[10]在都市喧嚣的街道上、人流中，各种机缘、各种偶遇和各种可能的新变，一切都稍纵即逝、难以把捉、不可预见。时间加速了，人处于时间的急流中。时间加速的声音表象是喧嚣，“喧嚣”是波德莱尔笔下反复出现的诗歌意象：“熙熙攘攘的都市”（《七个老头子》），“穿过巴黎的熙熙攘攘的画面”（《小老太婆》），“大街在我的周围震耳欲聋地喧嚷”（《给一位交臂而过的妇女》）。[11]瞬间感源于碎片式的时间，时间的碎片需要一个支点才能连缀和整合起来，这个支点就是“未来”。
（六）未来与进步的信念
无数的“新”使时间加速，使未来高度不确定。哈贝马斯说：“现在是依赖未来而存在的，并向未来的新的时代敞开。”[12]前半句话适用于所有时代：人总是依据对未来的预期来评估当下境况。传统社会也知道未来的重要性，“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问题在于，传统社会的未来往往是确定的、封闭的，因为在传统社会，人员、信息、物资往来、传播和交易的流量及频率非常有限，新事物、新经验、新知识很难产生。“现在”是“过去”的重复，“未来”是“现在”的延长。古人当下淡泊宁静，是因为已有的经验、传统和教诲hold得住未来；而今人当下焦虑紧张，是因为已有的经验、传统和教诲hold不住未来。所以上引后半句只适用于现代：所谓“向未来的新的时代敞开”，意味着已有的经验把控不住未来，未来不确定，人们只能凭借理性积极筹划未来，使未来成为可稳定预期的前景，由此便产生了“进步的信念”。哈贝马斯说：“进步的观念不仅用来以世俗的方式呈现末世论的希望，并开启乌托邦的期待视野，而且借助目的论的历史构造，使未来不再成为不安之来源。”[13]所谓末世学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基本内容是历史不断迈向终点，届时基督将第二次降临并拯救世界；所谓目的论指历史目的论，即认为历史有终极目标，历史本身是实现其终极目标的过程。因此上段引文的意思就是：进步的观念是世界必将终结这一末世论神学的世俗表达，未来成为希望之所在，不再以其不确定而使人忐忑不安。
综上，“新”是现代性的核心内涵，现代性的其他特征均可从这个内涵推导出来。而这个“新”，这个“make it new!”的冲动和追求背后，存在着一个人格化的载体，这就是资产阶级，它是现代性在社会历史结构中的支点。
▍现代性与资产阶级
阿诺德·汤因比是一位思想复杂而独特且具有神学维度的历史学家。他的10卷本巨作《历史研究》考察了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远东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叙利亚文明等26个文明体的兴衰，包括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等，共13个部分。由于卷帙浩繁，后来通行于世的是英国学者索麦维尔（D.C.Somervell）节录的上下两卷缩写本。在第9部分“诸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中，汤因比写道：
考察我们刚刚描述过的诸文明的彼此交往，其中最有意义的结论就是：把“现代西方文明”中的“现代的”（“modern”）转译为“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即可获得更具体准确的含义。西方一旦产生一个能够作为社会的主导因素的资产阶级（bourgeoisie），它就成为“现代的”了。[14]
这是一段重要的论述。但是，为什么资产阶级一旦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支配性的力量，历史就进入了现代？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汤因比没有进一步说明，本文尝试做一点解释。
（一）阶级特性
简言之，资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级，它以“资本”定义自身，以追求“资本”无限增殖为目标，精于计算，富有进取心和冒险精神。19世纪中期英国工会领导人托马斯·登宁有段话，经马克思引用后成为名句：“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5]这种愤激之辞，当然针对的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恶行。因此以往一般人们关注的是资本的野心、贪婪和冒险性格，而可能忽略了这段话包含的另一方面：资本追求的是利润，利润只能通过商业即买与卖的过程获得，而不是依靠强制或暴力。按照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的归纳，“社会控制的基本方法”，即一个人或组织机构支配他人的基本方式，分别依靠权威（authority）、交换（exchange）、说服（persuasion）。[16]实际上，权威—例如下级服从上级，往往内含着某种说服的因素，因此，剔除掉这种异质成分，“权威”的更准确表述就是“强制”。这样，涵盖所有社会控制方法的三种基本类型，就是强制、交换、说服。当然，任何现实中的支配行为大多是这三种方式的某种混合体，只不过会有所侧重。其中“交换”无疑是市场经济运行，或者说，是资本实现增殖的基本方式。交换，更确切的表述是：形式平等基础上的自由交换。这是资产阶级时代一切社会关系（契约式关系）的基础及内核。这种形式平等基础上的自由交换当然经常内含着实质上的不平等，但它仍然区别于直接的强制，或者用马克思所说的概念，区别于“超经济强制”。因此，资产阶级也就在两个方面区别于其他统治阶级，例如封建贵族和官僚阶级。一方面，封建贵族和官僚阶级都主要以“强制”作为其统治方式。另一方面，封建贵族以血统、等级（爵位）和土地为标志，官僚阶级以职级和权力界定自身，二者均有官方制度保障，或安分止争，或各司其职，均不得僭越。资产者则不然，其升沉起伏没有制度作为保障，同时也没有制度给予限制，他们永远以“资产的量”为依据来获取和维系其社会地位，而“资产的量”源自“利润”，永远是不稳定的。
在资产阶级时代，停滞或守旧就意味着灭亡。因此，资产阶级的野心和冒险精神不折不扣地均属于其阶级性格。同时，由于资本只能以形式上平等的“交换”，而不是赤裸裸的强制作为其运行方式，从而逼迫资产阶级更多地以更新产品和服务，或者说以更新技术的方式来完成交换、实现利润，因此“创新”（“make it new！”）就不得不成为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以及资产阶级时代从国家到个人生存发展的前提。无止境地追求利润，无止境地追新逐异，资产阶级就这样与现代性同在。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7]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这句摘自《共产党宣言》中的名句，被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用作书名，其副标题就是“现代性体验”（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即对现代的体验）。[18]一切都在快速变迁，一切都是短暂、易逝、偶然，波德莱尔的现代性体验是以一个特定阶级为支点的。
（二）资产阶级的起源及词源
资产阶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后期。中世纪欧洲社会由三个等级组成：“僧侣祷告、赞美上帝并在精神上救济人类；贵族保护秩序、行使警察权并防御侵犯；民众（people）劳作，以供养这两个特权阶级。”[19]早期的资产阶级就脱胎于这个第三等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20]“资产阶级”的英文词“bourgeoisie”出自法文“bourgeois”，原意就是市民，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尽管广为使用，但它显然是一个法语单词，其更早期的英语化形式burgess源自古法语burgeis以及中古英语burgeis、burges、borges，意为自治城市的居民。”[21]资产阶级与城市互为表里，它的起源也是城市的起源。
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中期，特别是11—12世纪，农业复苏，人口日繁，工商业随之成长，在封建体制外形成了一系列城市。以布鲁日城为例。962年后，鲍尔温伯爵在今比利时西北部利斯小河的转弯处建造了一所城堡（castle）。不久，在城堡大门外横跨河上的桥头前面出现了一座新“城”或“外城”（a new burg or faubourg），聚居着商贩、手艺人、酒肆店主及其他外来客。人气日渐汇集，很快形成了一座大城，被称为“布鲁日”（brugghe），其意源自“桥”（bridge）。城堡用石头建成，石料取自几英里外废弃的古罗马城市，新城则截至12世纪中期以前一直用木栏围护。[22]作为资产阶级的前身，“城关市民”居住在旧城堡之外，其居住地再环以围栏；“城关市民”为僧侣和贵族服务，既托庇于旧城堡，也受其统治和盘剥。而城市往往就是“城”（城堡，即政治军事中心）与“市”（市集，即工商贸易中心）这对矛盾的结合体。
上引《共产党宣言》中的“城关市民”，德文是“Pfahlbürgers”，一般德汉词典的释义是：（欧洲中世纪）居住在城堡外的市民。该词由两部分构成：“Pfahl”原意为桩或柱，在此代指旧城堡外用桩或柱围护市民聚居地的栅栏；“Bürgers”是市民的复数形式。[23]因此，“Pfahlbürgers”一词可以说缩影了早期资产阶级的起源，以及他们同封建领主之间在社会空间意义上的结构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英译本赋予该词进一步的含义。《共产党宣言》的英译者为Samuel Moore，该译本曾经恩格斯亲自校订、写序并做附注，其权威性不容置疑。“Pfahlbürgers”英文译作“chartered burghers”，指获得了特许权利的市民。这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一种改写，它指向的是这一历史事实：中世纪中晚期，市民通过赎买，即支付货币，由王侯或主教颁发特许状，从而获得城市自治权，例如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经营权、征税权，以及获得独立的行政司法权，包括选举治安官、市长和法官等。[24]这是早期资产阶级摆脱封建主义桎梏的历史性的一步。汤普逊指出：“城市的兴起，看过程是渐进的，看结果是革命性的。长期的交往和共同的利益及共同的经验，最终在聚居者（引者按：指市民阶级）中间养成了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这表现为以和平方式要求领主，不论是男爵、主教还是修道院院长，承认其自治权；如果被拒绝，就以暴力方式反抗封建威权，要求特许的自由（chartered liberties）。”[25]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chartered burghers”内涵的阐释。
（三）资产阶级时代
如果说，自治城市是中世纪母腹中孕育的新社会胚胎，那么，地理大发现则成为早期资产阶级进入新时代的入场券。地理大发现作为第一桶金，使资产阶级通过东西方贸易和大西洋贸易（即商业革命），逐步掌握了世界。“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南北美洲和东欧（与西伯利亚一起）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商品，而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活动，并愈益倾全力于工业生产。”[26]世界范围的资源、市场和财富，成为工业革命的前提。也就是说，近300年的全球贸易带来两个结果：迅速积累的财富和迅速扩展的市场，或者说充足的资本和巨大的需求，这为提高供给、扩大产能提供了必要条件，于是革新技术、升级产业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工业革命加上政治革命，19世纪西欧、北美进入了资产阶级时代：大机器制造（产业）、自由放任主义（经济）、议会民主制（政治）、契约式人际关系（社会）以及进步主义的历史观（线性时间）。资产阶级不仅成为本社会的统治阶级，而且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社会也面临持续不断的危机。
▍危机的解决方案与后现代
后现代的字面含义就是“现代之后”（after modernity），因此对它的理解取决于对“现代”的理解。如前所述，汤因比指出了现代与资产阶级的内在关联，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了有关后现代的实质和因果的见解，这种见解表面看相当古怪，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具启发性。
（一）汤因比：后现代始于1875年
卡林内斯库曾说：“‘后现代’（post-Modern）这一称谓显然是由历史学家和先知阿诺德·汤因比在1950年代早期创造的。”[27]这一说法略嫌武断。《历史研究》第1—3卷出版于1934年，第4—6卷出版于1939年，第7—10卷出版于1954年。检索这十卷本可以发现，在1939年出版的第4、5、6卷中，汤因比已多次使用“post-modern”一词。例如在第4卷中他说，梵蒂冈教皇在1929年、1933年分别与墨索里尼及希特勒签署协议，屈从于两个世俗政权，由此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比喻为“‘极权主义的’地方政权的两个‘后现代’使徒”（“two ‘post-modern’ apostles”）。[28]实际上在《历史研究》第1卷，汤因比尽管未使用“后现代”一词，却在“现代”之后为“后现代”预留了位置，称之为“西方文明第4期”—按他的理论，西方文明与之前的希腊（罗马）文明尽管有血缘关系，却是两个不同的文明，而西方文明本身则分为4期：第1期“黑暗时期”（675—1075年），第2期“中世纪”（1075—1475年），第3期“现代”（1475—1875年），“现代”之后的第4期始于1875年。[29]因此，汤因比最早使用“后现代”一词并非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而且这个概念也并非汤因比首创，早在19世纪70年代英语世界中的“postmodern”一词就已出现，直到20世纪早期不断有人使用，并已用作历史分期的概念。
汤因比的贡献不在于发明了后现代一词，或用后现代概念进行历史分期，他的贡献在于提示了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真正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在《历史研究》第8卷中“现代西方与其同时代文明相遇的诸特征”的小标题下，汤因比写道：
将现代西方文化定义为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其特点是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这一定义揭示了：在西方进入以城市产业工人阶级的兴起为标志的西方后现代时期之前，接受这种现代西方文化的任何外邦国家都可以成功地将其转变成自己的文化。[30]
汤因比从未系统地展开讨论后现代，“以城市产业工人阶级的兴起为标志的西方后现代时期”（the West of a post-Modern Age marked by the rise of industrial urban working class）代表了汤因比关于后现代的最重要见解。但是，这甚至不是一个完整句子，而且与我们耳熟能详的“后现代”的诸特征简直风马牛不相及。我们所熟知的“后现代”—所谓去中心、去权威、去等级，多元、包容、异质，扁平化结构，反宏大叙事，混合、杂糅的风格，对少数族裔的尊重，等等，与1875年，与城市产业工人阶级崛起有什么关系？
的确，我们后来所见证的，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与汤因比当年心目中的“后现代”截然不同。但汤因比的“后现代”可以这样理解和阐释：工人阶级的兴起其实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危机。换句话说，既然资产阶级意味着“现代”，那么现代性危机以及克服这一危机的各种尝试就意味着“后现代”。或者说，一旦资产阶级发生持续性的危机，历史就进入了后现代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多种彼此竞争的克服现代性危机的方案，最终，欧美的改良主义路线通行于世。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后现代的各种表现和特征，所谓去中心、去权威、去等级，包容、多元、异质，扁平化结构，反宏大叙事，混合、杂糅的风格，以及对少数族裔的尊重等等，这些不过是“欧美方案”盛行后在社会文化方面的表征。
（二）资产阶级危机
19世纪，资产阶级成为西欧、北美社会的主导性阶级。而一旦资产阶级社会降临，即暴露两大顽疾：贫富分化与经济危机。
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大面积贫困出现在英国工业区。恩格斯曾详尽调查并描述了“这个人间地狱的可憎的状况”[31]。极度的贫困随处可见，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工业化过程中，由于生活和劳动条件的恶化，人口平均寿命明显降低，婴幼儿死亡率显著上升，过度劳动导致许多人身体畸形（最常见的是脊柱和两腿弯曲），恩格斯写道：“当医生们在工厂报告中几乎一致肯定，他们发现工厂工人对一切疾病的抵抗力都特别弱，生活力普遍减低，整个智力和体力都在不断衰退，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了。”[32]曼彻斯特是当时英国工业的中心，所谓“现代工业城市的典型”，恩格斯援引官方调查员的话说：“曼彻斯特的居民，特别是工厂工人，一般都矮小、瘦弱而且脸色苍白。在大不列颠或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我都没有看到过人们在体格和脸色方面这样显著地够不上民族标准。”[33]因此，这已经不单纯是贫困问题，而是出现了因生活和劳动条件恶化而导致人种退化的危险和趋势。
贫富分化与经济危机有着内在因果关系：资本为追求利润将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而大量贫困人口则意味着消费能力相对不足。这一结构性矛盾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产能过剩→库存积压→资金链中断→企业和银行破产。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成为资产阶级的梦魇。尤其是从1873年延续到1895年的经济危机，被称为“大衰退”：1873年维也纳的证券交易所破产，紧接着奥地利的银行倒闭，随后德国的分行倒闭。1874年德国铸铁生产减少21%，价格下跌37%。美国1873—1875年间铁的价格下跌27%。英国1872—1875年出口减少25%；1873年钢铁厂商生产250万吨铁轨，消费量下降到50万吨，1872—1881年铁轨价格下降60%。在1873—1896年，所有商品的批发价格下降：英国32%，德国40%，法国43%，美国45%。[34]这次“大衰退”的起始点大体与汤因比的后现代的时间点重叠。持续20年的“大衰退”也为后来的“30年战争”（1914—1945年）做了历史铺垫。
工业化导致大量人口聚集。英国工业当时集中于郎卡郡，在工业革命发生后的80年内，这里人口增加了9倍，其中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属于工人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人群进入工业化进程，其文化教育水平和自组织能力逐步成长，成为一种蕴含着巨大动能的力量；他们在生产巨量财富的同时跌入贫困谷底，存在极大的心理落差，悲哀和愤怒情绪不断积蓄；与此同时，进入城市后，传统亲缘、村社的小共同体瓦解，在原子化的社会关系中，人们普遍缺少安全感、归属感、存在感。这一切都在促使工人们团结起来。恩格斯指出：“人口的集中……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35]如果说，这种论断在19世纪前期一定程度上还带有预言性质，那么从19世纪后期以来便已成为现实。以英国为例，1876年工会会员总计110万人，1900年达220万，1913年410万，1892年第一批工人代表进入议会，1900年英国工党成立，1914年160万工党党员中有157万工会工人。[36]
工人阶级的崛起与资产阶级的危机是一体两面，彼此助长、相互强化的关系。这的确预示着时代的更迭和转折。关于后现代的起始点，除了1875年，汤因比有时也提到其他时间，例如，他在《历史研究》第5卷中说“我们自己的‘后现代’时期发端于1914—1918年的全面战争”[37]，在《历史研究》第8卷中又说“后现代”开启于“19和20世纪之交”[38]。实际上，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崛起或资产阶级的危机，这才是理解汤因比的“后现代”的关键所在，具体的时间划定是一个枝节问题。另外，面对这种时代更迭，需要说明的是，汤因比囿于保守立场，其态度相当负面，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说，在汤因比看来，后现代“意味着非理性、无政府和危险的不确定性”，“如果完全放纵这些力量，它们将推翻现代西方文明的结构”。[39]可以说，这种忧虑得到了那个时代当事人的印证。由于工人阶级的成长，资产阶级也在筹划如何避免大规模阶级斗争。谢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是英国著名殖民主义者，他在1895年说的一段话成了名言：“为了使联合王国四千万居民避免残酷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领土，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业出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40]罗得斯指出的是向外求取的方案。
克服资产阶级的危机，从经济学角度看是怎样合理配置资源，使投资、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顺畅和均衡运行；从社会学角度看，关键在于怎样“消化掉”底层广大人群，即把愤怒的群众纳入主流体制中。对此，主要有三种方案：革命、战争、改良。
（三）后现代的三种方案
第一，革命方案。城市产业工人阶级兴起，将直接导致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在此基础上，有可能带动其他阶级，发动暴力革命直至建成无产阶级专政，即上引罗得斯所谓“残酷的内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消灭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实行计划经济（解决盲目生产所带来的生产过剩问题）、建立阶级共同体（克服原子化的市民社会），这是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俄国革命和东方落后国家的道路。它曾取得巨大成功，所带来的问题是，官僚统治产生特权阶层，导致新的不平等，同时社会缺乏活力，经济发展缓慢，从而不可持续。
第二，战争方案。这是二战期间德、意、日的道路。市场经济的高度竞争和波动，使大批普通人被甩出主流体制，充满挫败感和漂泊感，形成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绪，在危机加剧时更易于被法西斯主义所招募和收编—通过社会动员，建立种族共同体，并以暴力手段向外汲取。如前所述，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形式平等的自由交换原则，法西斯主义摒弃了这个原则，而采取直接的强制手段，向更野蛮的社会形态倒退。战争方案短期内曾同样很有效，但它的问题是，对外暴力汲取的过程不能停止，因此也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改良方案。克服资产阶级危机的关键，就在于把工人阶级或底层群众纳入政治经济的主流体制中来。仍以英国为例，在政治方面，英国从1832年进行选举改革，分阶段放宽选民的财产和身份资格标准，经过1867年、1884年的改革，到1918年最终取消财产限制，普选制基本确立，政治权利逐步从贵族寡头扩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最后到普罗大众。在经济方面，英国吸取历史教训，二战期间即着手制订战后重建社会保障计划，完成了《贝弗里奇报告》，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1948年，英国建成福利国家，对所有人提供疾病、事故、失业、养老、伤残、生育等保障。改良方案曾相当有效，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四）后现代的因与果
西方社会的改良方案，对普罗大众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赋权（如选举权和工会）和经济赋权（如最低工资和福利制度），在缓解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危机的同时，形成了一个相对扁平化的社会—也可以说是一个“后资产阶级社会”。等级和壁垒一定程度上销蚀了，大众涌进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公共领域和空间，带来社会文化生态的巨变。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成了所谓后现代文化。就是说，正是在这样的大众社会，在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中—对比恩格斯所描述的19世纪前期的英国社会，更容易形成去中心、去权威、去等级，多元、包容、异质，扁平化结构，反宏大叙事，混合、杂糅的风格等文化立场、倾向、形态，于是电视、畅销书、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形式应运而生，代替了需要更高文化教育背景即所谓精英阶层才会欣赏的传统诗歌、戏剧、芭蕾、交响乐等等。也就是说，先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扁平化，然后才有文化上普遍的去中心、去权威、去等级，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内部的扁平化过程之外，主要在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还存在着去殖民化的运动。佩里·安德森评论汤因比说，汤因比并不能确定后现代的具体内容，“但是，后现代时期以两项进展为标志：西方产业工人阶级的兴起，以及西方以外的知识分子持续地努力掌握现代性的奥秘并以此反抗西方”[41]。实际上，这“两项进展”毋宁是安德森自己的归纳，汤因比并没有这样明确的概括，尽管他对日本、俄国、土耳其、中国等国家学习并抵抗西方的情况都有所论述。[42]去殖民化当然是欧美后现代文化的一个背景，因此美国前卫诗人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把“后现代”与“后西方”（post-West）相提并论。[43]但是，对于上述后现代的形成，去殖民化以及男女平权运动所起到的作用，与政治经济的扁平化相比，只具有从属、派生的性质。
应当指出，后现代是现代的改良，不是现代的颠覆，后现代时期仍延续着现代的“求新”的本质。同时，所谓去中心、去权威、去等级，包括颠覆中心与边缘、男性与女性、主流人群与少数族裔的传统关系，其实仍是把启蒙价值中的平等原则推展到极致。所以，后现代只能以加前缀方式来命名自己，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
后现代的上述文化特征，既然是某种大众社会的产物，那么只要这样的社会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存在，这些文化特征就会表现出来，而不会只局限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欧美社会。所以俄苏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民间文化，从中提炼出狂欢化、脱冕、颠覆等级制等概念命题，其旨趣会与后现代主义声息相通。另一方面，在扁平化社会，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也会在极端精英主义的领域，例如60年代以来的解构主义哲学和某些当代艺术中，得到概括和表达。
回到汤因比。如果说，他主要关注的是后现代的“因”，即工人阶级兴起或资产阶级危机的历史时刻，那么，战后欧美社会呈现的则主要是后现代的“果”，即危机缓解后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状貌，当然，这个“果”是彼此竞争的多种“果”当中的一种，其他版本的“果”与克服危机的方式，或者完全湮灭，或者严重受挫。
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增殖”为中心而构成的社会体制。但是，现实中的社会总是由多种社会力量，例如政府、资本、宗教、伦理、公民社会等相互作用而组成，不同的社会力量遵循各自不同的原则运行，例如资本追求利润，政府追求秩序，宗教追求内心安宁。西方国家通过改良，形成了某种资本与政府、工会、舆论、教会、公民社会等既彼此冲突和制约、又相互支撑和互动的局面，一定程度上把“资本”关进了社会的笼子。全球化打破了笼子，资本突破民族国家的藩篱，在全球寻找投资场所，中低端产业大规模转移，包括发达国家在内，越来越多人口被甩出全球化进程，贫困化和民粹化成为普遍现象，危机和战争重现。全球化正在被全球分裂所代替，尽管对于前景还会有不同的判断，但是，形成后现代的那种多元、包容、异质的环境土壤正在削弱的趋势，则已经明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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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柯：《什么是启蒙？》，顾嘉琛译，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2页。译文参照英译文略有调整，见Michel Foucault,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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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8] 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外溢”，可被视为18世纪的延长。
[9] 贝纳德·马尔尚：《巴黎城市史：19—20世纪》，谢洁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10] 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199页。
[11] 波德莱尔：《恶之花·巴黎的忧郁》，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209、215页。
[12]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6页。
[13]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15页。译文根据英译本重译，见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7, p.12。
[14]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24页。译文根据索麦维尔的英文缩写本有改动,见Arnold Toynbee, D.C.Somervell,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of Volumes VII-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616。这里的中产阶级是相对于贵族和劳动阶级而言的，有别于今天的含义。雷蒙·威廉斯：“‘中产阶级’（middle-class）这个翻译词提供了bourgeois在19世纪前的大部分意涵”，它的来源是“古老社会阶级的三种区分—上层、中层、下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页。恩格斯也指出：德文（Mittelklasse）和英文（middle-class）的“中等阶级”“同法文的bourgeoisie（资产阶级）一样是表示有产阶级，即和所谓的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页。另按：《历史研究》还有第11册《地名录和地图集》、第12册《再思考》，属于附录性质，一般很少被提及。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下）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16]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王逸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林德布洛姆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该著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最重要的政治学著作之一。
[1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18]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9]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3页。译文根据原文重译，见James Westfall Thompso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28, p.707。
[2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252页。
[21]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25页。译文根据原文有较大改动，见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4。根据维基百科，古法语“burgeis”原意为“有围墙的城”（walled city），见期。
[22]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第417页，参看James Westfall Thompso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p.772。“faubourg”（现通译为郊区）来自法语，最初写作forsbourg，源于拉丁文，意为在“城堡外面”，见。
[23] 中译文“城关市民”借用了既有汉语词汇，应该说巧妙而生动，但由于中欧历史存在差异，中文读者很难领略到其原有含义。近年来，有知乎网友“李Geek”将之译作“桩内市民”。
[24] 见冯正好：《中世纪西欧的城市特许状》，《西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5]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第424—425页。译文根据原文有改动，见James Westfall Thompso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p.779。暴力反抗多针对教会领主，而非世俗领主，如在西欧的琅城、维兹雷、图尔、康布雷等城市都发生过反抗教会领主的武装暴动，见冯正好：《中世纪西欧的城市特许状》。
[26]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页。这里的“工业生产”指广义的制造业，包括当时的工场手工业。
[27]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144页。译文根据英文版有所调整，见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33。
[28]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ume IV,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217.
[29] 见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ume 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1, pp.170–171。索麦维尔根据汤因比后面几卷的论述，在缩写本对应于第1卷上述内容的位置，将汤因比原作的“西方文明第4期”冠以“后现代”之名，见Arnold Toynbee, D.C.Somervell,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of Volumes I-V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51。中文版译作“近代后期”，见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9页。另按，汤因比把古希腊和古罗马统称为希腊文明。
[30]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ume VII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338.遗憾的是，索麦维尔并不重视汤因比有关后现代的论述，其缩写本删除了上引的段落。
[31]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92页。
[32] 同上，第202页。
[33] 同上，第204页。
[34]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152页。
[35]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66页。
[36]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第163—164页。
[37]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ume V,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43.
[38]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ume VIII, p.338.
[39]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146页。
[40] 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99页。
[41] Perry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Verso, 1998, pp.5–6.
[42]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ume VIII, pp.338–346.
[43] Perry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p.7.
本文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6期，原题为《资产阶级的危机与后现代的多个版本：以现代性概念为起点》。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